我眼里的老子 之六十五、之六十六

　　我眼里的老子之六十五
　　
　　这个周末，正赶上农历辛丑年的正月初二。因为与李耳老君周末有约，所以我不得不早早起床赶来赴约——不管到了什么时候，爽约总是件令人感觉不爽的事情。何况李耳老君知不知道今天是我们的大年初二也还未可知。他在世的时候如果实行的是周历而不是夏历的话，他老人家一定会认为今天已经是农历的三月初二了呢。因为夏历是从十二地支排序第三的寅起正月，而周历是从十二地支排序第一位的子起正月。这样算起来，周历的正月正好比夏历的正月早两个月。今天要探讨的是李耳老君的政治哲学“智”与“愚”的问题。如果不对李耳老君的著作加以审视，就此二字选择的话，我们一定是喜欢“智”而讨厌“愚”的。因为谁都想成为一个绝顶的聪明人，哪有人想成为一个愚蠢的笨蛋呢？不瞒你说，我这大半辈子都想着让自己如何变得聪明些，对于那个“愚”字，我恨不得把它抛进太平洋去才好。我这样一说，也许李耳老君就撇嘴了，笑我无知小儿只会望文生义，只是想得天真而肤浅。人家李耳老同志可是大哲学家思想家，哪能如我辈如此简单思考问题呢？他一定有他的深意，不然，老先生的著作也不会历经了两千多载还为世人崇拜，还熠熠生辉啊！以至于到今天，那些自认为有着先天优越感的黄头发、高鼻梁、蓝眼睛的欧罗巴哲人学者，还想从老君的五千言里发掘深邃的思想宝藏。
　　如果我们能够知道李耳老君论述的“智”和“愚”一定有着不一般内涵的话，那么就让我们开始探讨他五千言第六十五章的内容吧。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当我第一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颇有些无奈，伟大的李耳老先生怎么能替统治者说话，不让人民更聪明，反而要让他们变得更愚昧呢？他为什么要倡导实行愚民政策呢？我相信不仅仅我一个人，也许有许多人都会有这种认识，所以，李耳老人家不得不在我们这种望文生义的认识下躺枪。他因此被无数次扣上没落的奴隶主贵族阶级思想的帽子。可当我们在通读老人家的五千言之后，通过冷静深入思考就会发现，按照我们表面的理解，李耳老君的这句话，与他惯常“哀民生之多艰”的思想背道而驰。我们不得不对他的“非以明民，将以愚之”的言论，重新思考定位。“非以明民”里的“明”字，本意指明白、清楚，此处指聪明巧诈。“愚”本义指傻、笨，这里作厚敦、朴实讲。解老家王弼注解：“明：谓多见，巧诈蔽其朴也；愚：谓无知，守真顺其自然也。”那么，这句话的内涵就可以理解为：古时候善于以道行事的人，不是让人民精明巧智，而是使他们敦厚淳朴。到这里，我们会想起第三章之“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这段话，是对该章“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这句话的最好注脚。智多则欲多，多欲就会为私欲而起争夺，以致陷入危险之中。无疑，这里的“智”就是“大伪”的同义词，而“愚”则是“自然”的替代词。如果统治者能够按照道的“无为”理念治国，不去玩弄权术，耍奸诈智巧，老百姓就会保持本来的厚朴纯真，邦国就可以走向大治的顺途。
　　“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民众为何难以治理呢？就是因为统治者所用巧诈智谋太多，你作为邦国的管理者，在治国理政上玩弄权术，施行巧智，耍心眼，不实在，以达到满足私欲的目的，老百姓怎么能够俯首听命呢？他们怎么不生出活的想法呢？他们怎么会不用和你一样的“聪明”巧诈行为来对付你呢？这就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所以，李耳老君说民众之所以难治理，乃是因为他们有太多的智巧心机。也因此，李耳老君接着下结论说，所以用智巧诡诈治国是国家的祸害，不用智巧诡诈治国是国家的福分。这句话里的“贼”字，原义为盗贼，此处引申为灾祸讲。俗话说：“将心比心。”要是你对人家不实在，就别指望别人对你实在。如果上上下下都耍心眼，用巧智，那不是国家的祸害又能是什么呢？各级管理者都是如此，靠玩弄权术、耍伎俩管理下属的，归根结底是害人害己，即便你玩得再高明，诈伪终究是诈伪，你的下属终有一天会识破你，想法子对付你，如此这般，怎么会不把局面弄得一塌糊涂呢？因此，还是本本分分、朴实纯真来得长久，且不要自以为聪明，而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这里的“稽式”指法式、法则，有的版本为“楷式”。“玄德”，玄妙的德行，也就是合于道的德行。“与物反矣”的“反”通返，此句意为“德”和事物复归于真朴。也有的人把此句里的“反”字解读为相反。“大顺”指自然。这段话是李耳老仙对上面论述的总结。所谓“知此两者，亦稽式”就是知晓“以智治国”和“不以智治国”这两种差别，也就是治国法则。所谓“常知稽式，是谓玄德”就是通常懂得这两种治国法则的差别，就叫做合于道的德。所谓“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就是这种合于道的德深不可测，广不可言，它同万物同返归于本真，这样一来就可以大大顺应自然。这里李耳老君想要阐明的就是，作为统治者，一定要明白何种方式治国是国家的祸害，何种方式治国是国家的福分，要长久把这种区分铭记在心，去做国家福分的事，这就是合于道的德行，这种德行会对你产生深远影响，会引导你一步步顺应自然，顺应大道。
　　一言以蔽之，李耳老君所要倡导的就是：以道行事，无为而治，返朴归真，顺应自然，这才是治国理政的最高法则。
　　
　　我眼里的老子之六十六
　　
　　半月前过了立春的节，昨日是雨水的气，这正月里的一节一气都如时而至，原野开始绿色氤氲，春天正朝着我们快步走来。阳光格外好，明媚得让人心扉透亮，这该是一个平静而怡人的周末。我临窗而坐，缓缓翻开李耳老君的五千言，继续探讨领悟老先生关于“上下、先后、不争”的政治哲学，有人也称作“王者”之道。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江海能成为百川汇聚之所的原因，是它善于处于低下之处，所以它能成为百川的首领。李耳老君善于拿自然喻人事，善于把江海比喻为处下居后，包容大度。百谷就是百川，这里比喻众多的山涧溪流。我们平时好说：“百川东到海，何日复西归？”为什么这些众多的溪流能够流进大海呢？因为大海处在低洼处，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百川是由高处的涧溪汇流至地势较为平坦的江河，再由江河汇聚于地势最低处的大海大洋。如果我们把江海能够成为百谷之王的缘由扩充一下的话，就是它不但善下，而且格局大、不挑剔、不拒绝，哪怕是污浊之水它也照样接纳。那么作为王者，就应该像江海一样，既听得进好话，也要听得进各种批评，甚至咒骂，有海纳百川的胸怀、气度，才配得上真正的王者称谓。我们平常爱说某某人小肚鸡肠，没有大格局，就是看穿了他的胸襟，这样的人是做不成大事的。所以要创大业，成大事，就要有大的格局、大的气量，就要能够接受、吸纳各种意见和建议，就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有了上面江海因善下而成就了百谷之王的前提，李耳老君接着就由自然过渡到人事，他说统治者要想稳坐在万民之上，就必须对民众说话谦下，要想做万民之先的领袖，就一定要在利益面前把自己放在百姓之后。一个有上德的统治者，就是李耳老君所谓的圣人，该怎么对邦国施行有效的治理呢？那就是要处理好上与下、先与后的辩证关系。你要想让百姓拥戴你，你就要先有一种谦虚的态度，最起码体现在言语上，要让大家感觉到你的谦下，而不是高高在上，唯我独尊，视民众如草芥，唯如此，你也才能够真正在百姓中树立起自己的形象，民众心理才能感到舒服，才能够发自内心拥护你，才能够认可你的地位。也有的学者把“必以言下之”理解为一定要以政令体贴百姓使其乐于归附，这似乎也可以说得通，但如果这里的“言”和后面的“身”统一起来看的话，我还是倾向于这里的“言”指言语或者语言。
　　“欲先民，必以身后之。”你要想成为百姓的首领，就要把自身利益放在百姓之后，当然，有了苦事难事，你自己就要往前冲，走在百姓的前面了。也就是范仲淹所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老百姓有了忧愁，你要及时站出来为他们分担、解忧；有了好事，你要先让给老百姓，把自身放在后面。如果总是先考虑自己，把自身的利益放在第一，怎么会有人拥护你呢？这就是欲上必先下，欲先必先后的辩证法，也是李耳老仙劝诫统治者要效仿百谷之王的江海，甘居下位，接纳包容的一片苦心。
　　“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这句话还是接着上面的论述说的，为什么圣人能够居于高位而百姓不感到是压迫，成为百姓的首领而百姓不感到是祸害呢？答案就是上面的“言下之”“身后之”。如果圣君能够虚怀若谷，吃苦在前，享受在后，那么老百姓哪里还能不拥护他、爱戴他呢？对于他的统治和治理怎么还会觉得是压迫和祸害呢？其实，中国的老百姓很好满足，特别是那个战乱频仍的春秋晚期，老百姓能够有一个不祸害他们、比较开明的统治者，能够过上安稳的日子，就是万幸了，他们不会再有太多奢侈的想法。也就是像鲁迅说的，只要让他们做稳了奴隶，那就是皇恩浩荡了。
　　“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为何百姓能够乐于推举拥戴他而不嫌弃厌烦他呢？答案仍是上面的两句话。就是因为他能够“言下之”“身后之”以及“民不重”“民不害”，所以老百姓才乐意推举他。看起来，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你要想被大众推举为领袖的话，就必须先用自身的言行造就良好而广泛的群众基础，大家都认为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你，他们自然就会推荐你、选举你。当然，我们如回过头来瞧瞧当下的所谓西方民主国家的总统选举，他们不是靠自己良好的德行、业绩、作为让民众来推举拥戴，而是靠不择手段的虚假宣传、尔虞我诈、相互攻击，甚至大打出手，来骗取选民的选票，手段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他们的政治道德理念和我们的先哲李耳老先生倡导的政治道德理念，真是高下立判呀。
　　“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正是因为他们不与民争利，所以天下的其他人没有办法与他们争夺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记得列宁说过：“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此，一切政治问题，归根到底都是经济问题。人们各种争夺的背后都是为了经济利益。如果能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大公无私，或者公而忘私，把好事让给别人，孬事留给自己，不压迫人，不损害人，那么谁还能和你争呢？中国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几千年，很少能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统治者能做到这一点，“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也只能是李耳老同志对当时的统治者一种政治愿望罢了。
　　思考到此，又想抓一抓李耳老头的小辫子，那就是你在这里说来说去的，不就是在为所谓的“圣人”们出谋划策吗？不就是从如何维护好他们的统治着想吗？这样一问，还似乎真的可以把李耳老头问出一头冷汗来。如果我们揣摩他的表情，一定是雪白的须发飘然，面朝远方峻然而立，沉默不语。他能说什么呢？为自己辩驳？他做不到，也不可能去做。然而，他内心一定是充满苦痛的。如果对他的五千言全面感悟理解后，我们就会觉得，即便是他在倡导统治者怎么做才是道德的，才能够让“天下乐推而不厌”，那也是他一个文人，人微言轻，看到百姓的苦难，内心生出悲悯和哀怜，可又爱莫能助。因为他没有超越时代的政治觉醒，不可能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揭竿而起，为天下劳苦大众打出一片人人平等、天下太平的天地。所以，他也就只能从底层老苦大众的念想出发，希望统治者能够仁慈一些，对待百姓好一些，如果能够实现“圣人”而不是暴君治国，那就是他的理想境界了。如果我们以唯物史观看待李耳老头的话，他也只能如此了，因为，他的思想觉悟超脱不开当时的社会现实。
　　说到这里，我就想把老君的小辫子松开了，两千六百多年后一个无知小子的这句质问，也就算作跨越时空和不苟言笑的李耳老人家开的一句无恶意的玩笑吧，还望老君海涵。因为你思想和胸怀毕竟是“江海”，而我最多也只能算作万川中一条时常断流的小溪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