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臆想（下）

　　我喜欢写一些小文章，不过只为了自娱自乐，从没想过要在哪里发表。特别是春桃和四个女儿离开我以后，我更觉得空虚，打发时间的唯一爱好就是坐下来写写东西。那天，安营看了我写的一些稿子，不断地表扬我，说我写得很好，可以推荐发表。后来，我的一篇散文真的在一刊杂志发表了，还收到了一百多块钱的稿费，我高兴不已，从此我的创作欲望被激发了。
　　我不断地写啊写啊；我就是这么一种性格，只要爱上一行，就会拼命。我一天能写上万字，一个月能写几十篇短篇小说。后来，我在文化圈有了点儿小名气。某一天，有一个老师给我打电话，是个女人，她说她姓高，是金城文学社的社长，还说非常赏识我，喜欢看我写的作品，她还约我在某个地方见面。
　　那天我就去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高社长，感觉她满脸慈祥，和蔼可亲。我就与她大谈文学创作，觉得和她有说不完的话。高社长鼓励我说：“你是棵好苗子，只要努力，将来在文学方面，肯定会有成就的。”
　　我听了她的鼓励之言感到很高兴，说：“我一定会努力的，还望高老师以后多多指点。”
　　她笑着点了点头：“你这么能写，为什么只写小段子，不尝试一下创作长篇小说呢？”
　　听了她的话我眼睛一亮，随即使劲儿点点头：“好的，回去我就写。”
　　回到家以后，我开始尝试着创作长篇小说。刚开始写，我不知道该从何下笔，便给高社长打电话。高社长总是不厌其烦地教我一些创作长篇小说的技巧，譬如如何设扣子，抖包袱，置悬念；如何运筹大框架，酝酿故事情节。她讲了一大通，最后说：“创作长篇小说，很大成分上还要靠天赋，技巧可以学，可是天赋学不到，灵感也学不到，我相信你一定能行的。”
　　那段时间，我和高社长不但经常打电话讨论文学创作方面的事儿；我还经常跑到她家里去看她，与她面对面地交流沟通。在我眼里，她是个正直豪爽的人；在我心里，她是我的良师益友。我无比尊重她。随着和她不断地交往，我对她也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高社长并没有什么正儿八经的工作，搞文学社纯粹是业余爱好，而且我知道，她做这个也赚不了什么钱，做出来的期刊杂志一般都是免费赠送。这个物欲横流媒体发达的年代，谁还看什么书啊！
　　可高社长靠什么做经济来源呢？据我所知，她还有两个正在上学的儿子，这一切都得花钱啊！后来我听说了，她在网上炒期货。多年前我曾经听老家的涛子说起过“炒期货”的事儿，这是一个风险很高的行业，不是一般人能做得来的。凭着我对高社长的了解，我觉得她炒期货绝对不是行家里手，因为她是一个大大咧咧的性格，更没有网络市场的前瞻性。搞文学的人可能在文学方面有一番造诣，但是并不见得他们的经济头脑就好使。我就是这么认为的。
　　不出我所料，一年后，高社长果然出事了——她投在网络期货的二百万资金尽数赔光，分文不剩。更让我惊讶的是，她所投资的这些钱竟然全部是从左邻右舍的村民手里借来的。每有往她那里存钱的村民，她都许以高利息，而且还都能如期还账，后来往她那里存钱的村民趋之若鹜。直到今天她赔了个精光，那些人才返过神来，都跑到她家里去讨钱，她却一分都拿不出来了。
　　做生意赔钱本来是无可厚非，可以理解，可后来我听说的一件事儿，彻底让我对这个人失去了好印象。有的村民前天往她那里存了钱，今天再去拿却取不出来了，她说已经投到期货上去了。投钱的人很是怀疑，怎么投得这么快？是不是她把钱窝藏起来了？高社长有没有窝藏钱谁都说不清楚，可她以后的日子注定要不好过了——催账的人天天上门堵，家里经常坐满了讨账的人，还有的人起诉到了法院，把她家里搞得鸡犬不宁。高社长无奈，和她的丈夫办理了离婚手续。谁也不知道他们是真离婚还是假离婚，但办了这个手续，她的丈夫和儿子起码能过上相对安稳的生活了。
　　好事不外传，坏事传千里，高社长的糗事像一股强旋风，瞬间就刮遍了金城文学圈的角角落落，正能量的文学圈从此一直流传着关于她的传说，经久不衰。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虽然也不是什么好鸟，但我觉得再继续跟着她学习下去，怕是会讨到金城所有文学界的口诛笔伐，随后我就退出了他们的圈子。从此，我对所谓的文化人也没了什么好印象。
　　钱龙说到这里，瞅了瞅安营。安营的脸已经羞得绯红，低低说了一句：“我也没想到，高社长会是这样的人。”
　　现在我终于明白，我和安营为何一直不受钱龙待见的原因了。
　　我抬起胳膊看了看腕表，下午四点，我们的谈话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将近六个小时。我看着钱龙说：“耽搁了你这么多时间，我们就告辞了，改天再来拜访你。”
　　他笑了笑说：“行，涛子等急了，我也该和他去下棋了。”说着站起了身子。我们三人出了屋门，他径直走到石磨跟前，低头看着磨盘顶上铺开的棋盘，凝神瞅瞄了一阵子，随手抓起棋盘上摆放的一个小圆木盒，说了一句：“拱卒。”他没做这个举动之前，我还真没留意那些乱糟糟的棋子中掺杂着这么一个圆木盒。圆木盒黑黢黢的，跟棋子一般大小，融在那些棋子中很难观察出来。我猜想，这副象棋少了一个卒子，他是用这个红圆木盒当卒子使呢！看着那个圆木盒，我不由得想起了那二十个耳钉，春桃的耳钉。
　　想起耳钉的事儿，我说了一句：“这步棋不对，你不能拱卒啊！你应该跳马。”我说着，伸手抓起棋盘上的小圆木盒往后退了一步。我抓着木盒往后退步的时候，故意使劲儿在棋盘上拍了一下子。木盒里并没有传来我预想的“嘎啦”声，很明显，这是一个空木盒，里面并没有耳钉。木盒里没有耳钉，我并不感到奇怪，这么多年了，他很可能把耳钉取出来收藏到别的地方去了。况且，我想他也不会把盛着耳钉的木盒当棋子用。
　　钱龙笑了笑：“走！我送你们去。”说着，抬脚向着院门口走去，我和安营紧紧跟上。他一直将我俩送出了院门口，临出院门的时候，他扭头瞅了瞅院门后面那条已经咽了气的白毛瘦狗，喃喃说了一句：“警察怎么还不来？”
　　来到院门外，我不自觉地瞅了瞅挂在南土墙上的那几根吊瓜。盯着那几根吊瓜，我的脑子里突然有了一个疑问，禁不住问了一句：“乾隆爷，我还有件事儿没搞明白，你和夏荷结婚的那天，是谁把花圈摆在这里的？”
　　他听我这么问，晃了晃神儿，笑着回道：“其实，这件事儿，到现在我也没搞明白。”
　　我报之一笑，遂不再问。实际上，我怀疑的不仅仅是关于花圈的事儿，他所说的好多事儿都不合乎逻辑，我是写小说的，最在乎关于逻辑的事儿。
　　譬如他所说的“夜莺KTV”，说起他和春桃的故事的时候，夜莺在金城；而当他说起冬梅的时候，夜莺又在银城，他所描述的金城和银城显然不是一个城市，而且相隔应该在四十公里左右，可是，他的故事中的“小月”所说的那番话却是矛盾重重。小月，也就是夜莺的那个坐台小姐。按照钱龙的描述，小月认识春桃，也认识冬梅，由此可见，钱龙在这一方面是思维紊乱的，我不仅怀疑起了这个故事的真实性。的确，这个听上去仿若天方夜谭的故事的确让人难以置信。
　　这个时候，钱龙已经又回到了那盘石磨跟前，跟“涛子”下起了象棋。我实在搞不懂这个看上去疯疯癫癫的男人，到底是真傻还是装傻，到底是愚蠢至极还是睿智透顶。
　　我正犹豫的时候，发现一辆警车停在了钱龙的院门外面，从车上下来了两个警察，其中有一个警察看上去五十开外的年龄。这个人我认识，他是刑警队的王警官。我忙走过去和他打招呼：“王警官。”
　　王警官瞅了瞅我：“咦？你怎么在这里？”
　　我对他说明了来意，问他是不是钱龙报警了。王警官苦笑一下，很无奈地说：“这个家伙，经常打电话报警，报警就说家里死了人，我们又不能不来。”
　　我说：“他家就死了一条狗。”他回道：“我们知道，为了这条狗，我们都往这里跑了两趟了。”
　　我也无奈地笑笑，问道：“王警官，你知道他老婆的事儿吗？”
　　他表情很惊讶，反问：“老婆？”
　　我又问：“是啊！叫春桃，你不知道吗？”
　　他皱了皱眉头，回道：“你说的这个春桃我有印象，是不是耳朵上扎着一排耳钉？”我忙回道：“对对对，就是她。”
　　王警官想了一阵子，说：“她早就死了——”
　　“啥？”我惊得目瞪口呆，手里握着的记录本“啪嗒”一声，掉在地上。站在我身旁的安营更是神色惊慌，伸出双手搭上我的肩头。看样子她不扶着我是站不稳了。
　　王警官继续说道：“二十年前在‘夜莺KTV’曾经发生过一桩命案。当时，钱龙为了春桃和别人打架，那人还动了刀子。春桃为了救钱龙，被那人刺中了心脏，当场就死了。钱龙也刺伤了那个人，为此，钱龙还被判了两年刑呢！”
　　我盯着王警官又问道：“这是真的吗？”
　　王警官对我俩如此强烈的反应感到很纳闷，只是淡淡回了一句：“千真万确，那桩案子是我侦办的，还会错吗？”
　　我不再问什么，却不由得扭头向着那座破旧的门楼瞅过去。我的目光越过长满茅草的门楼，越过坠了几根吊瓜的土墙头，一直望到那座宽敞的大平房。大平房顶的正中孤零零地矗立着一座白墙红瓦的小屋，白色的墙壁映在夕照中，反射着一道银白色的光晕。这时候，院子里隐隐飘出来一声长笑，还夹带着一个男人的呼喝声：“涛子，你这个臭棋篓子，你又输了，这回儿服了吧！不服？不服再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