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闯警局（下）

　　如此反复几次，何沈也有些受不了了。他辛苦赚来的所得，根本就赶不上他们的狮子大张嘴。更要命的是，刑警队的人高兴了抑或是没钱了都去请他，隔三差五地去，还都是夜半三更的时候去，去的次数比何沈上茅厕都勤快。何沈怀着身孕的老婆有些受不了了，拉着他的胳膊央求道：“老公，这样的生意咱们就不干了吧？被这帮鳖孙盯上，甭想有安生的日子过，赚两个钱还不够俺们担惊受怕的。”
　　何沈也在思索这件事情，妻子说得不无道理。他决定改行，彻底与刑警队那帮人划清界限，只有如此，赚来的钱才是真正属于他自己的。
　　有一次，我和何沈喝茶聊天，无意中提到了刑警队的唐三。提到唐三，何沈一脸愁苦。我问他怎么了？他便和我说起了唐三与他之间纠结瓜葛的事儿，说着说着，叹了一口气。
　　“莫非就是刑警队的那个唐三？”我问。
　　“是啊！他是刑事科的，这个人坏着呢！怎么，你认识他？”
　　“我已经把他办挺了，现在你不用怕他了。”
　　“你办他？”何沈神情惊讶。他吃尽了唐三的苦头，对这个人只恨得牙根痒痒。迫不及待地问，“快说说，你怎么办的他。”
　　陶达的姐夫孙大明在金城副食商场做着酒水批发生意，为了多赚几个钱，他也卖一些假烟，前些日子犯了事。孙大明正在仓库捯腾烟箱的时候，突然闯进去了几个人，其中一个瘦子拿枪指着孙大明的脑袋，把他逼上了一辆停在门外的桑塔纳轿车，其余的那些人便把仓库里的存烟倒腾一空。陶达给我打电话，语气急躁：“兄弟，我姐夫被人绑架了。你得帮帮我啊！这里我人生地不熟的，只能求你了。”
　　我问明了情况，当即打110报警，说有黑社会的人绑架。过了一段时间，有人给我打电话，问我是否报警了。我反问他是谁，那人回道：“我是刑警队刑事科的唐三，是我把孙大明抓来审讯了，他卖假烟犯了罪。你胆子不小啊！还敢报警？”
　　我回道：“你抓人的时候穿着便衣，开着私家车，连搜查证都不亮，还拿枪指着别人的脑袋，我怀疑你是黑社会绑票很正常。”
　　唐三听了我的话，一时无语，过了好一阵子，回道：“现在你知道了吧？孙大明的事儿属于正常提审。”随即挂了电话。
　　我即刻给陶达打电话，跟他说明了事情真相。第二天上午，我又接到了陶达的电话：“我姐夫住进中医院了。”我感到很惊讶，他不是被刑警队抓去审讯了吗？怎么会住进医院？那一刻我觉得事有不妙，即刻开车去了市中医院。
　　到了医院，我打听到孙大明住院的病房号，急匆匆向着那里赶去。走到病房门口，见门外站了好几个陌生人。其中一个身形消瘦的年轻人一直盯着我看，最后主动走过来打招呼：“你就是陶经理的朋友？”我盯着他，点点头。
　　那人又说：“我是刑警队的唐三，昨天夜里陶达的姐夫逃跑，从楼上跳下来摔伤了。”
　　我没回话，只是推开了门进了病房。我看着孙大明躺在病床上眯眼不睁，鼻孔里插着一根氧气管，脸色煞白。陶达早就站在病床一侧，表情愤怒。我盯着陶达问道：“到底怎么了回事儿？”
　　陶达回道：“我也不知道怎么了，火车站的警察给我打电话，让我过来处理案子。”我听了愈发觉得奇怪，孙大明不是被刑警队的人带走了吗？怎么火车站的站警还掺和进来了？这个时候，躺在病床上的孙大明醒了过来，微微睁开了眼睛。我忙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儿，孙大明还没说话，眼角滚下了两行热泪，看上去好似受了天大的委屈。
　　我一再追问，孙大明才道出实情。原来，唐三这帮人把孙大明带走之后，并没有把他带到刑警队，而是把他关押到了一处比较隐蔽的酒厂二层仓库。十几个人吃了晚饭之后，一个个都喝得醉醺醺的，对着孙大明拳打脚踢，直到午夜时分方才散去。孙大明熬不住，瞅着值班人员打瞌睡的间隙，一个小跳蹦上窗台，从上面跳了下来。多亏这只是二楼，孙大明跳下之后屁股先着了地，就觉得尾椎疼得厉害，他依然一瘸一拐地跑了。
　　孙大明并没有跑回家，他觉得生活无望，一时想不开，便想着一死了之，便登上了不远处的火车道，瞅着即将开过来的火车，把脑袋搭在了铁轨上。多亏火车司机提前发现了这个状况，及时踩了刹车，孙大明才得以保住了一条性命。
　　听着孙大明的叙述，我当时就火冒三丈，拉着陶达从病房里蹿了出来。我要找那个唐三算账。但此时的唐三自知理亏，早就率领着那帮便衣警察逃之夭夭了。唐三这一跑反而让我心里有了底气，我知道现在公安部三令五申，严禁酒后执法，严禁酒后打人。唐三显然犯了这一条禁令。本来理亏的一件事情，反而让我抓住了把柄。我很明白，必须牢牢抓住这个把柄，借题发挥，扭转对己方不利的形势。那一刻我就下定决心，紧追不放，直接去刑警队找他。
　　我领着陶达和他的家属去了刑警队，已经升任为刑警队副大队长的刘晓峰接待了我，我慷慨陈词，当即给唐三列了五大罪状：一、不穿警服不开警车随便抓人；二、不亮搜查证就抓人；三、拿枪随便指人的脑袋；四、酒后审讯，聚众打人；五、犯人在审讯期间发生这样的事情，刑警队保护措施不当，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刘晓峰显然被我这番流利的慷慨陈词给镇住了，他觉得眼前这个其貌不扬的人非同一般，肯定有两把刷子，遂笑吟吟地赔不是：“是我们的人做得过分了。走，咱们先去医院看看病人，这个时候，治病要紧。”刘晓峰这次去没有空口说白话，他极力主张把病人转到较好的医院治疗，还当即拍给了陶达两万块钱，并说道，“这些钱先拿着，不够再要。”
　　何沈静静听着我的叙述，那一刻他心里肯定觉得很痛快，我替他报了一箭之仇，但他的表情仍然是那种习惯性的淡然。在我面前，他一贯如此，从不表现出大悲大喜，始终拿捏着分寸。他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茶水，问了一句：“后来呢？你就这么放过唐三了？”
　　我也喝了一口茶，回道：“后来，我给唐三打电话，问他为什么不到医院来探望病人，他说他去北京学习了，没在金城，至于孙大明案子的事儿，由他们的副大队长刘晓峰全权负责。”
　　何沈微微点点头：“他这是吓跑了。”
　　我说：“是啊！刘大队亲自出面处理这桩事，他还答应我，等孙大明出院之后，再给他十万元的补偿金。人家这么做，我也不好再继续追究，也就这么算了。”何沈不再说话，想着心事，这些年他只往刑警队交钱了，又怎么会想到有人还能敲诈到刑警队的钱，这是破天荒的事儿。
　　那一刻的何沈到底想啥我不得而知，这些年我一直我行我素地活着，一根筋也好，缺根弦儿也罢，我就是要活出一个自我。我做事有我的一套理念，对付政府的个别人员，就得抓住他们的软肋狠狠敲打，一打一个准儿。有句俗话：打蛇打七寸。为人处事也是如此，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方法对待，对付黑社会或者政府官员，我都会因人下菜。当然，我处理诸多事情的高明，离不了一个幕后高人的指点，这个人就是干了一辈子警察的李文昭。想当年我被刘晓峰填进看守所，正是李文昭的照顾让我免去了一顿杀威棒。我对此事铭记于心，感恩不忘，从里面出来之后，每年都去探望李文昭。转天，何沈帮我联系了一处工地。他给我打电话，叫我去五通建筑公司找梁总，说梁总那里有一个工程正在找人做。第二天上午，我骑着摩托车去了建筑公司。何沈早就在梁越的办公室里等我。我能看得出来，何沈和梁越的关系绝非一般，只要是何沈开了口的事儿，梁越肯定会答应他。我就觉得眼前的这个工地是囊中之物了，遂报了价格。梁越爽快地说道：“这个活儿是你的了，你现在就可以施工了。”
　　从五通建筑公司出来，我无比高兴，虽然活儿并不大，也就七八万块钱的工程造价，但这毕竟是我独立完成的一项总承包，原来工程是这样承揽来的，关系到位了，就是大老板一句话的事儿，合同都不用签，而且还不必担心对方会坑钱。
　　那时候，我和夏荷还在一起，在她家人的资金帮助下，工地最终完美收官。正如我所预想的那样，干完了活儿，梁越一分不欠地和我全部结算了工程款。我心里很明白，梁越之所以对我如此仗义，全仰仗着何沈的面子。我知道梁越绝不是那么仗义的人，五通建筑公司在同行业中臭名昭著，这一点不是我杜撰出来的，我曾亲身遇到过。
　　有一次我去五通建筑公司拿钱，梁总不在，我便在他的办公室等他。办公室的会客沙发上还坐着一对中年夫妻，听他们交谈的语气不像是本地人，二人一直讨论着钱的事，我知道他们也是来讨债的。
　　“你们也是来拿钱的吗？”我问道。
　　中年男人看了我一眼，叹了口气，没说话。坐在他身侧的女人或是实在憋不住了，开了口：“拿什么钱，这个工程赔死了。”
　　“怎么了？”我又问。
　　中年女人回道：“我们三年前给他们做的门窗，二百万的工程全部做完了，如今给了还不到五十万，我们在这里盯了他一星期了，梁总才答应给钱，说是要用一辆车抵债，你没看到门口的那辆凌志轿车吗？那辆老爷车能值一百五十万？”中年女人说到这里，话音都带着哭腔，抬起一只袖口擦了擦眼睛。
　　她丈夫感觉出了她的失态，忙用胳膊肘捣捣她，她便抽了抽鼻子，不再说话。中年女人说到这里，我脑子里便有了那辆车的印象。刚才进来的时候，的确看到公司院子里停着一辆凌志轿车，洗刷得倒是挺干净，不过搭眼细瞅，那辆车车漆脱落，轮胎老化，一看就知道是一台超年限的报废车。我虽然对车不是太懂，但我觉得这辆车推到地磅上称称，顶多能卖上十万块钱。
　　不过，我的钱还是一分不少地拿到了。自从那个工地结束以后，何沈再也没帮过我，也没再帮我承揽过任何一处工地。我琢磨着，是不是自己给他的好处费少了？这个工程我只给了他两千元的提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