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秋菊（下）

　　那年秋天，我带着秋菊去银城看花卉，回来的路上我们出了车祸。那次车祸我记得很清楚，我骑着助力车载着秋菊正常行驶，昏暗的路灯下，对面突然出现了一辆摩托三轮车，我猝不及防，连人带车摔在马路上。当时我就感觉自己的左腿疼痛难忍，而右腿早就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我第一时间抱住了躺在马路上呻吟着的秋菊，低声问了一句：“你没事儿吧？”她看上去表情痛苦，张了张嘴巴，轻声回道：“我怕是撞到头了。”我认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即刻掏出手机拨打了110、120之后，指着那个傻呆呆站着的女人喊了一声：“你怎么逆向行驶，你别跑啊！”
　　这个女人就是摩托三轮车主，她显然被现场的境况吓坏了。她没觉得这次车祸有多么严重，也没受伤，车速也是非常慢，可车祸现场却为何如此惨烈呢？一个倒在地上昏迷不醒，而另一个似乎更严重，一条腿都被撞到了八尺开外。
　　我摔飞的那条右腿只是一条假肢，其实我并无大碍，只是左腿的小腿骨折，膝盖骨挫伤，需要打石膏。可秋菊却被诊断为颅内出血，必须做开颅手术。这需要高昂的治疗费用，这对于身无分文的我来说无异于雪上添霜。
　　和我撞车的女人到交警队录了材料以后就回家了。按照交警队的办案程序，需要察现场、卡责任，甚至是起诉法院，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有结果。而现在的医疗费必须由我先行垫付。我身上仅有的三千块钱在急救室的时候就已经花光了，医生说必须再准备至少三万块钱，才能给秋菊做手术，怎么办？我一时陷入了沉思。这个时候我想起了肖治，他还欠着我七八万块钱。我没好意思给他打电话，只是把我出了车祸、紧等用钱做手术的状况编辑了一条短信发给了他。肖治很讲究，一会儿就把电话给我打了过来，问我需要多少钱。我说需要三万。半个小时后，他就把钱打到了我的银行卡上。我很感激他，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在一个人最困难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我深知，这样的朋友得珍惜。
　　有了肖治的帮助，我总算是渡过了这道难关，秋菊的开颅手术也做得很成功。一个月之后，我俩出院了，回到了那间租赁房。
　　我一条腿打着石膏，行动不便，而秋菊刚做了开颅手术，躺在床上动不了。没办法，我还是给老家的母亲打了个电话。当天下午，母亲就来了，可怜她一个年逾八旬的老太，给我俩当起了保姆。那段时间，母亲很少说话，一直尽心尽力地照顾着我和秋菊。有时候，她也流着眼泪跟我说说知心话，她说：“孩子，你的命咋就这么不顺呢！我觉得夏荷挺好的，虽然你俩生不了孩子，但她毕竟是跟你踏踏实实过日子的啊！如今，却闹了个这……”母亲说到这里，低头看了看头缠绷带眯眼不睁的秋菊，把要说的话咽了下去。
　　我知道母亲的心思，她是一直不肯接受秋菊的，不管怎么样，秋菊在我这份婚姻中，始终占着一个不光彩的角色。第三者这个身份，对母亲这个年龄段的人，实在是难以接受。母亲嘴上这么说，心里还是疼我，这么多年了，她也一直由着我，从不说教我。我不知道这是她对我的一种溺爱，还是她本身具有的包容之心。
　　母亲照顾了我们一段时间以后还是走了，回了农村老家。她离不开那个家，我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这么多年母亲一直一个人守着那个家，我知道她对老家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
　　那段时间，实际上秋菊已经能下地了，而且也可以洗衣做饭，虽然我还不能动，但她已经能照顾我了。秋菊当初做手术的时候，满头乌发被尽数剪去，一个多月的生长，她光秃秃的脑袋上蹿出了一指多长的黑发。那段时间，我都戏称她为“尼姑”。尼姑即使到了今天这种地步，仍然没有把她的现状告诉她的家人。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或许是不想让家里人替她担心。我对她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她外表看上去柔弱，实际上内心强大，是个不甘向命运屈服的女人。
　　躺在床上不能动弹的那段日子，我又有了十年前的感觉，这种感觉比那种感觉还深刻。还是那束阳光，透过玻璃偷偷照射进来，在狭小的租赁房里点了一抹光亮儿，但这抹光亮并不能给这间租赁房增添丝毫的温暖。秋菊坐在床头看电视，看《长江七号》，看得高兴了，她就会摇着光秃秃的脑袋“咯咯”地笑，映在她秃脑袋上的光点儿没了定数，胡乱地反射到白色的墙壁上，屋里很像是安装了练歌房才有的旋转灯球。
　　看到她开心的样子，我就喊她：“秋菊。”她扭过头，仍然大张着嘴巴，露着满嘴的白牙，眼角夹着一堆纹道，嬉笑着看着我：“咋啦？”我说：“没事儿，你笑吧！你笑了，我也开心。”这个没心没肺的女人啊！我接触的这样的没心没肺的女人太多了，她们似乎都没心没肺，可她们又都很精明。什么是精明？什么是没心没肺？这个概念我不好划界限，但我相信一句话：热恋中的女人的智商严重低下。这种情况不分年龄段，而是看她对这份情感付出的多少。
　　转眼到了年底，年底就面临着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她要回家过年。问题是，她这么短的头发，该如何面对她的家人，向家人解释这件事情？我知道，出车祸这件事儿，她一直瞒着她的家人。
　　那天，肖治来了，送来了一箱奶、一条鱼，说让我好好补补。转天，陶达又来了，拿来了一瓶酒，说要好好跟我喝两口。秋菊亲自下厨，把昨天肖治送来的那条鱼做了一道好菜——红烧鱼。我没想到秋菊做菜的手艺如此绝妙，那条鱼还在锅里慢炖的时候，屋里已经尽是飘绕的香味儿。
　　我要好好尝尝这道好菜，还要好好和陶达喝两口，虽然大夫一再嘱咐我养伤期间不能沾酒，但我心情好了，还是控制不住嘴巴的欲望。我拖着一条假肢，一条打着石膏的断腿在床上努力坐了起来。陶达戏说道：“兄弟，你这下半身的零件都报废了啊！”我回道：“谁说的？我那玩意儿还好使。”他突然乐了，对我这句话很认同：“对对对。我就服你那个玩意儿，到处留香啊！”秋菊一直在旁侧站着，她听了我俩的谈话也没在意，看着我说：“把假肢摘了吧！戴着这玩意儿碍事。”
　　我空着一条裤管，直伸着一条腿，终是在沙发上坐了下来。秋菊将红烧鱼端上了桌面，我和陶达开始品酒吃鱼。酒过三巡，陶达看着坐在对面的秋菊，说道：“妹子，你若是想跟钱龙在一起，就把避孕环摘了，他不就是想要个孩子吗？”陶达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低头不语，但不得不说他替我说出了心里话。秋菊也垂着头没说话，似乎有所顾虑。陶达见秋菊低头不语，随即转移了话题：“妹子，以我之见，今年你就到钱龙老家去过年。”秋菊沉默不语，有了些犹豫。我觉得陶达说的不无道理，看着秋菊说道：“小菊，陶哥说的有道理，不如你就去我老家过年吧！”秋菊思索了一阵子，最后摇了摇头：“不去！”她似乎已经下了决定。秋菊的心思我不懂，有时候男人考虑问题就是简单。秋菊凭着女人特有的那种敏感，似乎预想到这个年肯定不会那么简单。她认为夏荷不会就此罢手，她很可能会到钱龙老家去过年。秋菊猜得没错，事实上，那个年，夏荷真回了我的老家。
　　大年二十五的那天，我和秋菊去了假发店。必须要买一个发套，不然，凭着她现在“尼姑头”的造型，回家很容易就露了怯。挑选假发的时候，她表现出一副无比欣喜的样子，对各种各样的假发都感兴趣，一会儿戴戴黄毛卷发，一会儿试试黑毛直板儿，最后她挑选了一个齐耳短发，再配上一副黑框眼镜，看上去显得很有文化范儿。
　　大年二十九的那天，送走了秋菊，我就回老家了。母亲上了年纪，已经赶不了大集，年货都是等着我置办。过门钱，对联，吃货，以及各种各样的响货，我买了两大箱。我喜欢回老家过年，喜欢老家过年的那种气氛，这么多年了，这种习惯一直未曾改变，这源自于我小时候对过年的一种难以释怀的情结。那时候，父亲还健在，他会带着我赶大集买年货，蒸鱼炸丸子，炒花生打肉冻，张贴对联和过门钱。年三十的夜里，他还会在院子里的白杨树上高挂一盏气死风灯，用一根细绳将挂了松枝的气死风灯拉到树梢上去。
　　如今的年早就不再这么讲究了，旧时隆重的“过年”随着父亲的辞世似乎也已经远遁了。很远很远，远得就像是年三十即将沉没于村西的那抹红日。母亲见我回来了很是高兴，她并没什么奢求，只要我能陪她过好这个年就行。
　　十年前，我还在看守所羁押的时候，母亲不得不一个人过年，她包几个水饺下锅，捞出来供养天地，再点燃一挂鞭炮，自己听鞭炮的炸响声。那两个年她过得很无助。
　　母亲照旧准备着上坟该准备的祭奠品，她正忙着的时候，听到背后有人喊她：“娘——”母亲回头望，脸上顿时挂上了喜悦之情，是夏荷。她还是来了。
　　夏荷真的来了。她出现的那一刻，我感到很惊讶，我没想到她会来，但她的出现又在情理之中。我俩还没离婚，她就是这个家里名正言顺的主人，过年回家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那个年，夏荷对我母亲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好。我看得出来，她在极力表现自己，给老太太端夜壶、洗脚、打饭、刷碗，非常勤快；而以前的她，却从来没有这样过。
　　年三十的夜里，夏荷帮着我母亲包好了水饺，拾掇好了供祭品，随即上了楼，在楼顶小屋的床上倒了下来。外面传来稀稀疏疏的鞭炮声，时而炸亮门窗口的玻璃，屋里忽明忽暗。窗外新贴的过门钱随风飘扬，敲打着玻璃发出轻微的啪嗒声。除夕之夜总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
　　夏荷对二楼的小屋感情特别深厚，这里留存着她的欢乐和幸福时光。前些年的时候，因为我的工地上停了工，我和她便早早回了老家。我们在二楼小屋生起小火炉，打扑克的、下象棋的玩伴们蜂拥而至，把这间小屋天天塞得满满当当，小屋里时刻充盈着快乐的笑声。西邻的涛子更是这里的常客，一天三顿饭按时回家吃，吃饱了就跑过来凑局。他们两口子到我家从不走正门，涛子从他家屋顶的小屋钻出来，直接扎进我家的二层小屋，省时间又省脚程。当年涛子盖房子专门在屋顶设计了这么一个朝天口，预防以后接二层楼用，我跟他盖得一模一样，只是平房顶上的这栋小屋比他家的大了好几倍。
　　说到这里要插一句将来发生的事儿。没过了几年，涛子死于一场横祸，他的老婆也差点儿命丧黄泉。风水先生瞅着房顶的小屋说：“这间小屋是一座凶宅，要盖就盖得大一些，要不盖就直接拆除，如今它不大不小地杵在房顶的正中央，看上去像一座冥楼，这叫做凶神压顶。”涛子老婆慌忙找人拆了房顶小屋。随后我也拆了，我不知道我为啥拆，只看到他家拆了，我就跟着拆。
　　我自从和夏荷闹矛盾，她已经很久没回过这个老家了。此时的她倒在楼顶小屋的婚床上，感受着这个不一样的大年夜，眼里不由得滚落了几滴心酸的泪水。
　　我在楼下看了一会儿春晚，随即也上了楼。我瞅了瞅倒在被窝里的夏荷，并没说什么。现在的我不知道对这个女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回想起她领着她的哥哥姐姐在公园打人夺车的一幕情景，我心里就憋了一肚子火。但此时的她就倒在床上，曾经咬了千次牙发了万次狠，如今的我却没什么脾气了。她现在毕竟还是我的合法妻子，她睡在这里似乎是无可厚非。
　　“过年”总能发生一些稀奇古怪的事儿，还能打一副不按套路出牌的牌。过年还能给人一种启迪，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只要勇于面对，敢于挑战，就有可能收到预想不到的结果，尘世诸事的死结往往在于人心所想，而不在于现实实施。人与人没有所谓的仇恨，只是欠缺了沟通。
　　我脱衣上床，掀开那床被子倒了进去。夏荷就在被子的里角，我从没有想过还能和她睡在一起。这个和我睡在一起的女人，似乎已经离得我太远了，远在天边，朦胧不现。这是一床鸳鸯戏水的大红棉被，这床棉被还是我们当年结婚的婚被。
　　八年过了去，婚被没有任何褪色，还余留着八年前的那种味道儿，那种喜庆的味道儿。我仿佛看见了大红的盖头，大红的绸缎花，大红的鞋子和袜子，大红的脸颊和嘴唇儿……
　　外面有人放鞭炮，房顶小屋被映得忽明忽暗。映着忽明忽暗的亮光，我一直盯着床侧的那面墙，墙上挂着一张硕大的照片，那是我和夏荷的婚纱照。
　　小屋的设计不合理，从前年开始就已经下雨漏水，婚纱照经历了无数次雨水冲刷，湿了干，干了湿，如今早就把上面的两个人洗礼得失了原型，我的半边脑袋模糊不清，她的一双眼睛流眼泪。
　　我躺在被窝里静静地看着，过了好一阵子，我还是伸出一只手拉住了她的手，但我一句话都不说，我觉得对她似乎已经无话可说。她猛地侧过身子，紧紧抱住我，突然“呜呜”地哭了起来。哭声盖住了外面炸响的鞭炮声。
　　无论如何，大年夜总会过去，带着一些人的忧伤或者伤痛转入到新的一年。新的一年开始了，新年新气象，但愿那些不愉快的事情能随着辞旧远去，这是每个人的梦想，也是每个人在大年夜里默默许下的愿望。
　　大年初一，夏荷照旧跟着我出门去拜年，拜完了年又跟着母亲去了机井。农村的风俗，每年的初一都要祭井；大年初二，我没有照旧带着她回娘家，她也没说什么，在母亲屋里看了一天电视；大年初三，天空下起了鹅毛大雪，雪花飘飘扬扬满天飘洒，把地上过年余存的那抹红色尽数遮盖了起来。我和母亲还有夏荷围着圆桌吃早饭。夏荷将筷子递到母亲手里，笑着说：“今年的春晚真不错，赵本山的小品很逗人。”我看了她一眼，语气冷冷地说道：“你该回去了。”她顿了顿，夹着土豆的筷子微微抖了抖，还是填进了嘴巴，慢腾腾地咀嚼着。土豆咽过喉咙的当隙，显得有些困难。看得出来，她的心情起了变化。
　　我吃罢了早饭去了朋友家里，中午在朋友家喝醉了酒，随即回了家。回到家的时候天色已经不早了，母亲看着我说：“中午的时候，夏荷走了。”母亲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里噙着泪，“小龙，夏荷对你也算是痴情，你能不能和她将就着过啊！只要两个人感情好，没有孩子又咋啦！”
　　我没说话，只是默默地上了二楼小屋，趴在那床大红色的婚被上突然“呜呜”地哭了起来。那一刻，我感觉到这间小屋好似一个囚牢，将我的身心紧紧包裹住，又不断地压榨着，我猛地爬了起来，迅速下了楼梯，连外套都没穿就跑出了院门。我顺着村前的土路向东不断地奔跑，脚底下是“噗嗤噗嗤”的踏雪声。我跑啊跑啊！一直跑出了村口。这个时辰，南北公路上已经没有了探亲的人流，东边是一片白茫茫的雪原，其间的一条小道上印着一行清晰的脚印，那是一双高跟鞋的脚印。我想夏荷是从这里抄近路走了。看着那行脚印，我的心底蓦然升起一股酸楚，泪水迎风摆舞。
　　夕阳露出来了，就挂在村口的那个高挑的大红灯笼上，阳光把雪原辉映得金灿灿的，我踩着这片金色回了家。第二天一早，我收拾行李，与母亲告别，准备回市里。我走到村东十字路口的时候，望着那串尚在的脚印呆看了一阵子，最后毅然踏上了那条小路。我也想走这条路，不单单是因为这条路更近一些，更重要的是，我想踩着这串脚印，踩出一种只有我才懂的心情。
　　走了不多远，我发现留在雪地上的那串脚印不见了。我又返回身察看，发现脚印拐了一个弯儿，一直连接到路边的一个蔬菜大棚。我很诧异，顺着脚印向着蔬菜大棚走了过去。脚印消失在大棚的门口，门口挂着一块遮风的草帘。我俯下身，猛地将草帘掀了起来，凝神向里望去，大棚土墙过道里蜷缩着一个人的身影。看着那个浑身沾满霜雪、正在瑟瑟发抖的身影我突然就泪眼蒙眬了，那个人正是夏荷。我躬着腰钻进土墙过道，一把将她抱了起来，口中喃喃说了一句：“夏荷，我对不起你——”随即紧紧抱着她，“呜呜”地哭了起来。夏荷仿若被冻僵了，保持着原来的姿势一动不动，过了好一阵子，她才回过神来，伸出双手抱住我，放声大哭，边哭边说：“钱龙，我爱你，你不要抛弃我——”她边哭边擦眼泪，眼泪却是越擦越多。从昨天下午算起，夏荷已经在这条过道里蜷缩了将近二十个小时，那时候的她，既冷又饿，已经不能走路了。我背着她回了老家。
　　第二天一早，她还是走了，这次她没有再钻进大棚，而是坐车回了她的家。夏荷一走，我在家里就待不下去了，这个家总给我一种压抑的感觉，这是我最难熬的一种惯性心态。我随即也踏上了去往金城的路。
　　不管怎么样，夏荷还是陪着我和母亲过了这个年，给这个家带来了融洽和谐的气氛。我赶走她，是想告诉她，打消她继续这份婚姻的幻想，我已经下定决心要和她离婚了。
　　其实，此时的我很矛盾也很迷茫。这段时间我听了母亲太多的说教，我知道离婚后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将会一无所有，从头来过，而且还是一个人孤零零地往前走。我经历过这种生活，这种茫然不知未来的生活，所以，我害怕再过这种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