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沧海横流，一群精英聚江城

　　孙中山去世后，在国民政府最高层的领导群体中，还没有能够驾驭国民政府的人选，左派与右派的斗争激烈，虽然国民党左派在国民政府中占有较大优势，但是国民党右派的力量不可低估。在此期间，国民党右派之所以敢公然与左派唱对台戏，主要原因还是他们有蒋中正暗中撑腰。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继续执行孙中山遗嘱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会议谴责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活动，给西山会议派几个顽固分子以开除、警告的纪律处分。会议还通过由共产党人提出的联络世界各被压迫民族、开展工农运动等决议案。大会选举产生36名中央执行委员，其中有李大钊、林伯渠、吴玉章、恽代英等7名共产党;候补执行委员24人，其中有毛泽东、邓颖超等7名共产党员。
　　虽然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但是蒋中正在心中并不认同。把李大钊、林伯渠、吴玉章、恽代英、毛泽东、邓颖超这些共产党人都弄到国民政府，到时候肯定要出乱子。但是现在已经形成了决议，公开反对是不行的，得想想办法。于是蒋中正就弄出了一个“中山舰事件”。
　　“中山舰事件”取得满意效果，一方面把中山舰上的共产党全部清理出去，另一方面也试出了共产党人的软弱。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面对中山舰事件，表现得很沉稳，不敢轻易表态，其实陈独秀有退出国民党的想法，但是当时如果共产党退出国民党，也会带来一系列的不利影响，于是陈独秀就奉劝党内同志保持冷静，维护国共合作的局面。在蒋中正看来，陈独秀这种态度，说明他陈独秀对我蒋中正有几分忌惮，虽然有毛泽东等人提出要反击，但是陈独秀不同意，此事也就马马虎虎过去了。
　　中山舰事件后，蒋中正开始策划从国民党的领导机构中排挤共产党、全面控制国民党的党权。1926年4月1日，蒋中正与谭延闓、朱培德、宋子文等提出“整军肃党、准期北伐”的建议。4月6日，蒋中正向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提出召开国民党第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案。
　　国民党中央接受了蒋中正的提议。鲍罗廷与蒋中正会商国共合作问题时，未经与中共中央商量即同蒋中正达成“整理党务”的8项协定。
　　这时，张静江、吴稚晖、孙科等聚于广州，为蒋中正出谋划策，制订整理党务案的具体计划。邵元冲等西山会议派分子也纷纷云集广州四处活动。5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会议选举谭延闓、蒋中正和谭平山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蒋中正为主席团主席。
　　蒋中正宣布开会理由，说：
　　“自从先总理逝世之后，本党内部，日益纠纷，一般跨党党员，时有轨外行动……”
　　随后，由蒋中正、谭延、孙科等九人，提出《整理党事案》，核心内容为四项原则：一、改善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二、纠正党内跨党党员之轨外行动及言论。三、保障国民党党纲党章的统一权威。四、确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之地位与其意义。
　　蒋中正借口要改善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扬言为避免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力量发展引起“党内纠纷”，应有一个“消除误会的具体办法”,提出了《整理党务决议案》。内容包括：
　　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高级党部的委员比例不得占1/3以上；共产党员不得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共产党；共产党须将其加入国民党之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央保存；第三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示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指示，均须先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讨论通过等。
　　在对《整理党务决议案》进行表决的时候，国民党左派何香凝、柳亚子等都投票反对。中共中央领导人陈独秀等和苏联顾问鲍罗廷都采取妥协退让的态度，表示同意。他们派张国焘等到广州指导出席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张国焘强迫共产党员接受这个提案，使《整理党务决议案》得以顺利通过。随后，原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离职，换上了国民党右翼分子。张静江代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叶楚伧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顾孟余代理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元冲任中央青年部部长，蒋中正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兼军人部部长，随后，又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开始掌握国民党最高军事权利。自此蒋中正一手控制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从此，右派势力在国民党中央占据了优势。
　　接下来就是北伐战争了。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平举行特别会议，明确指出党在目前的主要任务是推动广东革命势力向北发展。为了实现国家统一，结束军阀割据的局面，1926年7月9日，广东国民政府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十万人正式出师北伐。
　　在沿途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北伐军势如破竹。到9月6日、7日，两湖战场的北伐军分别占领汉阳和汉口。10月10日攻克已被围困月余的武昌，全歼吴佩孚部主力。江西战场的北伐军也于11月初歼灭孙传芳部主力，占领九江、南昌。福建方面，12月中旬不战而下福州。北方冯玉祥部于9月17日在绥远五原誓师，挥军南下。11月间，国民军联军已控制陕西、甘肃等省。到1926年底，国民革命军已控制了除江苏、浙江、安徽以外的南部各省。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也已控制西北地区，准备东出潼关，响应北伐军。北伐战争胜利的大局已定。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工农运动以空前的规模迅速高涨起来。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广大农村，农民建立自己的政权和武装，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把统治几千年的封建特权和土豪劣绅打得落花流水，真正做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的局面。在城市，工人在工会组织的领导下，仿效省港大罢工的经验，组织武装的纠察队。一些城市相继举行罢工，大都取得胜利。1926年10月和1927年2月，上海工人两次发动的武装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在革命群众中产生很大影响。群众性的反帝斗争蓬勃展开，推动国民政府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高涨，未能遏制革命阵营内部的危机。蒋中正进一步加紧对军队和政权的控制，实力迅速膨胀。帝国主义列强认定蒋中正等所代表的势力同样是反共的力量，开始对他们进行拉拢。不少原来属于北洋军阀或地方军阀的军队纷纷接受蒋中正的改编，一批批政客、官僚也投靠到蒋中正身边。
　　在这种背景下，蒋中正提出要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到北伐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南昌，以便置于他的直接控制之下。在他的指使下，赣州、九江、安庆等地都发生杀害共产党人和捣毁总工会、国民党左派控制的党部等严重事件。南方革命阵营分裂的明朗化，表明蒋中正右派集团的公开叛变只是时间问题了。
　　1927年3月20日晚，北伐军东路军进入龙华，完成对上海的包围。3月21日，上海工人在陈独秀、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汪寿华等组成的特别委员会领导下，发动总罢工，随即转为武装起义，由周恩来担任总指挥。经过三十多个小时的战斗，占领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地区，并建立起一支2700人的工人纠察队。并成立上海特别临时市政府。
　　3月22日，北伐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率军开进上海。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驻扎在上海南郊的北伐军开进市区。3月24日，北伐军占领南京。当天下午，游弋在长江江面的英、美军舰借口保护侨民，猛烈炮轰南京，造成中国军民严重伤亡。南京事件后，蒋中正加快了勾结帝国主义实行反共的步伐。4月初，蒋中正等在上海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用暴力手段实行“清党”。
　　3月25日，北伐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对上海工人纠察队发出警告：旦有扰乱，驻军必将负责缴械。
　　3月28日，蔡元培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吴稚晖提出发动“护党救国”运动，控告共产党且谴责鲍罗廷，阴谋使中国变成苏联殖民地。认为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部势力日益膨胀，“党中有党”，如不早日剪除，今后难以控制。再加上共产党人在北伐军攻克的地方搞“打土豪、分田地”，杀光地主全家的恐怖政策被大量国民党员反对，蒋中正准备发动清党。3月29日，中共请示苏联，强调准备抵抗。4月5日，蒋中正指使青帮、洪门头目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等出面，组织右派团体中华共进会和上海工界联合会，以对抗上海总工会。
　　4月6日，北洋政府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在公使团签字，批准北洋政府军警可以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进行搜查的情况下，率领军警对于苏俄使馆、远东银行和中东路办事处进行了9个小时的搜捕，逮捕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并搜出共产国际发来的大量指示、训令、颠覆材料和武器弹药。其中一份训令内称“必须设定一切办法，激动国民群众排斥外国人”，“不惜任何办法，甚至抢劫及多数惨杀亦可实行”，证明苏联确实全面指挥了中国的颠覆政府的运动。当时的政界和媒体一致认为，这个训令就是不久之前发生的南京事件的直接原因和最终动机。
　　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对蒋中正的阴谋活动有所觉察，力图巩固革命成果。但共产国际仍对蒋中正抱有期望，不赞成同蒋破裂。这样，由陈独秀出面，同刚从海外归国的汪精卫于4月5日发表联合宣言，把“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说成是谣言，要求不听信任何谣言。汪陈宣言的发表，使一部分共产党员放松警惕，误以为局势已经缓和下来。
　　4月12日凌晨，受蒋中正指挥的中华共进会和上海工界联合会的帮派分子从上海租界冲出，向上海总工会纠察队的驻地闸北、南市、浦东、吴淞等处发起攻击。之后蒋中正下令淞沪戒严司令部所属国民革命军第26军借口“工人内讧”对工人纠察队强行缴械，造成三百余人伤亡。
　　4月13日，上海总工会召开工人大会，声讨蒋中正。会后，十万多工人、学生到宝山路国民党26军第二师周风歧司令部请愿。士兵向人群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不计其数。接着，蒋中正下令解散上海市临时政府、上海总工会和一切共产党组织，搜捕共产党员及支持者，逮捕千余人，并将首要人员当场杀害。至15日，有三百多人被杀，五百多人被捕，五千多人失踪。4月14日，李济深主持广州陆海空将领开会，决定“清共”，第二天，广州全城大搜捕。在厦门、福州、宁波、南京、杭州、长沙等地，也开始大力缉捕、屠杀中共党员。
　　4月18日，蒋中正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和亲共的武汉汪精卫政权对立，史称“宁汉分裂”。鲍罗廷及中共中央仍寄希望于汪精卫、唐生智及北方的冯玉祥。鲍罗廷主张第二次北伐，接应冯玉祥，会师中原，占领西北。
　　随后，在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也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仅广东一地，被捕杀者就达2000多人。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捕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4月28日，李大钊在北平被杀害。
　　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武汉联合发动了讨蒋运动。4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号召人民群众为“推翻新军阀”、“打倒军事专政”而奋斗。4月22日，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谭平山、吴玉章、林伯渠、毛泽东等39人，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候补执监委员名义联名通电讨蒋，指出：“凡我民众及我同志，尤其武装同志，如不认革命垂成之功，隳于蒋中正之手，惟有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各国民革命军涤此厚辱。”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国内政局迅速逆转。除以张作霖为首的北京政府外，蒋中正于4月18日在南京另行成立“国民政府”，以与武汉的国民政府相对立。这就在全国形成了北京、南京和武汉三个政权对峙的局面。
　　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终于全面破裂，持续三年多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后失败了。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屠杀，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共产党最高领导群中的一部分人于8月7日在汉口俄租界三教街41号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中央委员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李震瀛、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杨匏安、王荷波，共青团代表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省委代表彭公达，湖北省委代表郑超麟，中央军委代表王一飞，中央秘书邓小平等22人。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及另外两位俄国同志也参加了会议。
　　“八七会议”撤消了陈独秀在党内的职务，选出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决定发动湘、鄂、赣、粤等省秋收起义。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并在会议上发言，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