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写书

　　所过者化，所存者神。
　　
　　——题记
　　
　　1、写书
　　
　　我动笔写这些文字是在二零二零年二月，大山正在焕发春色，清风吹拂，淡淡的草木香味丝丝缕缕钻进房间。小区已经封闭起来，进出都要盘查，住户也不得随意走动，严防死守着新冠病毒，可我的思维却四处乱窜。十多年来，我的思想一直异常活跃，总在不断纠结。纠结的核心是要不要活下去。纠结的起因是老在想为啥大地震会降临到自己身上，因为无论从什么角度讲，我和我的家庭都该远离这场灾难。讲籍贯，我该是仪阆的人，仪阆与石泉相隔三百余里，在大地震中毫发无损。从地震前的生活看，我在外打工，彩妞儿和儿女都长期生活在涪城，涪城与石泉相距虽然只有百余里，但是在地震中也只受轻微伤害，受伤的人很少，更不用说死亡。到底做错了什么，走错了哪一步，上天如此残酷的惩罚我！阴差阳错，竟然在地震前两年，举家定居石泉，地震一来就与家人阴阳相隔。当然，人一出生就走向死亡，人死后说不准真有轮回。生和死相生相伴，生就是死死就是生，死亡也并不可怕。如果地震中，同妻儿一同遇难，一家人早已重生，不至于这样精疲力竭，生不如死。
　　白天稍微好一点，人来人往，忙着各种事情，没时间思考如此重大的问题，感觉很好人很正常。夜晚就迥然不同，天地万物都入睡了，我却浑身上下充满激情，抛弃了世俗杂务，进入忘我的境界，各种想法充斥大脑不断膨胀，烦躁狂乱，只好用导引之术，将那无名之气向四处消散，结果进入脏腑，腹部又开始膨胀。膨胀的气流在全身上下乱窜，呼之欲出，坐立不安，只能趁着夜色，干些乱七八糟的事，要不然会活活憋死。我试过各种办法，跑步打牌看书喝酒看电视，甚至上山挖地砍树，点亮院子的大灯，拆旧墙垒新墙。折腾得整个寨子都不安生，还是痛不欲生度日如年，太痛苦了！
　　这是病了，得找医生。先找张家场的医生，后找石泉的医生，再找涪城的，都没效果。涪城有几家三甲医院，有门诊费两百元的专家。我崇敬有知识的人，挂了专家号，从头到脚检查了几遍，都说我没病很健康，只是太郁闷了，只要心情高兴，啥问题都没有。不过，每次都给我开上千元的药，开始我还遵医嘱，认真服药，可一点作用也没有，也就懒得吃了。到后来，干脆药也不取了。我对着专家们将病的来龙去脉叙述一遍，再听听他们不同角度的说教，起到的效果同服药相差不多。我用了两百元，就尽量物超所值，向医生不停地诉说，幻想着一直说下去，直到把所有想法都表达出来，以便专家能找到真正的病因，自己能从此得到解脱。三番五次后，接待过我的医生都不再愿意为我诊断。真是世态炎凉，用钱买人听说都不行，我替他们难过，也生自己的气。那时，我还不想去找专门的心理医生，我还觉得自己是生理疾病。后来才知道抑郁症是心理疾病，生理上是解决不了的。
　　心病难治。我知道抑郁症是治不了的，也就更加郁闷。专家的诊断是正确的。不仅我郁闷，大地震后，石泉的人百分之九十几都郁闷。八级地震，谁经历谁郁闷。郁闷的人还算强大，有人一死了之一了百了，承受能力就弱多了。好死不如赖活着。死亡很简单，眼一闭心一横就可了结。我不想死，我喜欢挑战，要认真活下去。地震夺去了一切，人生从零开始，我一边郁闷一边奋斗，这些年又创造了一切。可还是郁闷，而且越来越郁闷，我生活在两个世界。奋斗的世界，充满朝气，阳光灿烂。郁闷的世界，阴暗沉重，死气森森。心灵穿行其间，慢慢撕裂着躯体。
　　死也要死得明白。我得搞清楚前因后果，偶然的一天，阳光明媚，坐在石家沟的吊脚楼，望着莽莽苍苍无限生机的大山。下意识在纸上乱写乱画，居然写下了爷爷、家族、石家沟等字眼，想着夜间纠缠我的各种问题，笔尖越画越快，一股气流从大脑出发，在四肢百赅流转，从笔尖冒了出来，全身舒畅一片轻松。原来，抛去现在回到远古的历史可以让我快乐。从此，我将两个世界颠倒过来，在阳光下思考郁闷世界的问题，在黑暗中灯光下完成奋斗世界的工作，慢慢的好受了许多。看来，现在不只在此时，还在过去与将来；历史不只是讲过去，还有现在和未来。就如生命的价值人生的意义，不只在自己，还在父辈和后辈。一切的一切，只能从长长的过程中去追寻探索，只有真正认识了过去、现在和将来，才可能认识自己认识现在。认识理解了这一切，就会清醒明白，就不会抑郁，才能活得自由自在。
　　既然书写让我平静快乐，整个过程充满趣味，也许不久我会痊愈成为正常人。那就写本书吧。

　　2、民师
　　
　　我年龄还不是很大，身心总体上还算正常，不至于老得糊涂，过去的一切记得清清楚楚，写一本关于自己的书应当不是难事。我生于六三年。按照主席“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要求，小学上了五年，初中和高中都是两年，学习生涯眨眼结束。七八年高中毕业时，我还太年轻，什么也不懂。头一年冬天，人们兴高采烈去高考，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样激动。七月二十日，该自己参加高考，我也不激动。我知道自己考不上，初中两年高中两年，在课堂上学到的东西，比小学多不了多少。况且，我本身就不爱学习，抽象的东西让我劳累难受，故事和劳动才能刺激我的热情，高考的试卷不合我的口味，希望早早地结束一切，回到山里去，那才是我熟悉又热爱的天地。
　　石家沟离张家场三十多里，一条羊肠小道伸入大山，直上直下，半挂在山腰。没有一位公办教师愿意常年住在山沟沟里，村里一大帮读书的娃娃像现在幼儿园的小朋友，常常随心所欲上上停停。注重子女教育的梁氏族人吵吵嚷嚷，最后决定由村上请代课老师，教娃娃们识文断字。爷爷是老村长，虽说前几年被夺了权，但爷爷作为外来户，一生行事低调，谨小慎微闷声做事，口碑很好。新上台的村长，志得意满，熟悉口号和指示，经常下达各种任务。两相比较，大家还是觉得爷爷实在，便请爷爷承头，兴办建设一所村小。场地桌椅好解决，凡是有小孩读书的家庭，将自己家的桌子凳子搬到梁家祠堂。弄上一块上好的木板，找漆匠刮灰上漆，往墙上一支，就是黑板，简单的学校就算建成了。
　　难在找教师，公社派来的公办教师，在祠堂里上不粘天下不着地，吃住生活不方便，来了又走走了又来，走马灯一样。直到七六年，高中毕业的梁勤荣回村代课，学校才有了固定教师，开始不断扩大规模。七八年秋，我和远房长辈梁勤宝高中毕业，作为最好人选，一起当上代课老师，村小才真正有点儿学校模样。
　　我们家是烈士家庭，根红苗正。勤宝是崇伦爷的儿子，比我长了一辈，算是我叔。崇伦是石家沟的大忙人，他有文化通礼仪，会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各种规矩。谁家红白喜事，请他出面都处理得妥妥贴贴。几山几沟的阴阳道士，风水先生，到石家沟来开坛做法，定穴治丧，都要主人家请崇伦来，相互协商帮衬，确保万事无虞。崇伦敬重文化人，铁了心要儿子读通书好博功名，求个光宗耀祖。勤宝和我一起上小学，考入初中高中，是真正的铁哥们儿。只是他辈分比我高，当着众人只能称他一声宝叔或宝满，背地里也就不管辈分尊卑，常常一起上窜下跳。用母亲的话说，我们是鸭子脚板儿一连，穿的是连档裤。结果高考结束，勤宝同我一样，升学无望，只得打马回家。我读文科，勤宝上理科，加上早几年回乡任教的负责人梁勤荣，村小有了三名固定老师，能够有模有样开齐各门课程，便逐渐热闹繁华起来。往日在坡上坎下，放牛割草的男孩女娃儿，端端正正坐进教室，从“山石田土”开始，吚吚呀呀念起书来。我也摆开架势，端坐在教室前面，摊开笔墨纸砚，执起教鞭，做起了先生。
　　我很喜欢这个工作。一方面教师受大家尊敬，石家沟的梁姓族人，本就是文墨世家，对文化有一种天然的崇敬，骨子里对识文断字的人充满尊敬。教书先生是文化的代表，每家的神龛上都张贴着“天地君亲师位”，老师是家家户户礼拜的对象。另一方面，一大群小孩儿把你看作是无所不知的圣人，再调皮捣乱也听从你的指挥安排，家里有啥好东西，都拿来巴结你。这是一个人能得到的最高认可。况且，当了教师不再下地劳动，天晴下雨都在屋檐下，少了风吹日晒的辛苦。年底算工分收入，却是排在前几位。我很享受这一切，认认真真教书，任劳任怨。
　　除去这一切，还有一个最直接的想法。我要争取做一名优秀的代课老师，争取最快转成民办教师。如果经过努力，成了一名优秀的民办教师，争取再从民办教师转成公办教师。如果这一切都成功，也就完成了曲线救国。条条大道通罗马。不考大学也能吃上国家粮，成为公家人，脱了这身农皮，就创造了历史。当然，这个想法只能埋在心里，不能说出来。虽然人人都清楚，每个人都知道，一旦说出来就失去了味道，让人觉得太世俗。我在心里强化作为教师的高尚品德，蜡烛成灰无私奉献，为了山区孩子的未来无怨无悔。
　　虽然我读书不怎样，但教书还不错，毕竟教的只是小学生。因为读书时成绩一般，现在我教书就站在差生的角度想问题，讲课深入浅出，山里的野草杂树，村里的牛羊猪娃，常常进入我的课堂，成了举例打比方的对象，差生最容易理解。谁让我自己本来就是差生，他们怎样想的，我心里有数！差生都能理解，其他孩子就很容易接受，我教书自有一套自己的办法。经常在张家场中心校的考试评比中拿到好成绩，领了无数的奖状。但不能上台去交流经验，如果把这点小秘密讲出来，还不让人笑掉了大牙。我心中暗暗得意，很快就从代课老师转为民办教师，待遇也从8元钱一个月，变成了15元一个月，又涨到30元一个月。再努力一点，也许就能从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可以拿到100元一个月。前途一片光明。我怀着无比美好的心情，天天兴高采烈的去学校，工作中满是阳光雨露。哪知道这种情绪一直延续了十年，我也没能等到转为公办教师的那一天，只是工资慢慢在上涨，逐渐每月可以领到100多元。可我年龄大了，眼看就快三十岁，三十而立，我除了会上课，什么也不行，不知道怎样安身立命。父亲的修理厂办得红红火火，整天一股金水往家淌。我却在石家沟的村小里，坚持着拿每月一百多元的工资，实在不是滋味。
　　“这个班莫上头，不干了哦。”我同媳妇儿彩妞儿商量了几次，决定向父母提出来。
　　“钱是少，但有盼头，转了正，吃上国家粮就对了。”父亲说：“当初让立斌接班，你留在农村，有点亏你。吃国家粮旱涝保收铁饭碗。我这个钱是多挣了些，终归不稳当，政策一变就要糟。”
　　想想也是，打工一个月可以挣几百，打不了工找不到活又咋办?办厂一年可以挣成千上万，不准办厂或是亏了又咋办?民办教师钱是少，可一旦转成公办，就捧上了铁饭碗，吃喝拉撒生老病死国家会兜底。真是块腊肉骨头，莫肉但很香。徘徊在中间，下不了决心。
　　“家里也不缺你挣的几个钱，安心上班，看长远点。要用钱就给你妈说，喊她给你拿。熬一熬，转了正就对了。”每次父亲总是用这句话安慰我。每年都有民转公的名额，一个乡镇几十个民办教师，一年却只有两三个指标，比参加高考的竞争还激烈。冲着这个目标，一年又一年去努力，可我还是民办教师依然没转正。
　　爷爷也常常给我讲石家沟几十年的折腾变迁，最后总落脚在共产党的远见卓识和坚韧不屈上，时常感叹生不逢时，劝我要跟上时代，早入团早入党，才有好未来。直到了解了爷爷的历史，我才体会到爷爷劝我入团入党的复杂心理。其实，根本不用爷爷的劝告提醒，为了早日转正，我积极要求上进，早早地入了党。还时常提醒自己严格遵守各种规定，害怕自己一时不慎犯了错误，丧失了参加民转公的资格。八八年女儿德馨出生，一家人都期盼着生二胎，最好能生个儿子。儿女双全赛神仙，是人生最大的满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山里的家庭，凡是头胎生女儿的，天天同计生干部打游击，挖空心思要生儿。我因为想转正，只得把这种想法活生生的掐住，不让他冒头。全沟人总是有意无意地关心着我们一家人的选择，当面或背着我们一家人，讨论着吃国家粮强，还是生儿强。一家人承担着巨大的压力。每次参加民转公竞争失败后，心中都想：“算了吧，不争了。东方不亮西方亮。生个儿子比啥强！”可又做不到，有民转公的机会，还是尽心去努力。就这样反反复复，还是一事无成。
　　到了九三年，开始传言要下放民办教师，才知道自己苦苦追求的一切都将成为过眼云烟，心里反倒轻松快活起来。于是下定决心生二胎，一家人仿佛都从某种桎梏中解脱出来，生活中多了许多欢欣快乐。彩妞儿挺着大肚子，手里缝制着娃娃的棉帽棉衣棉鞋，骄傲的在寨子里穿行，东家坐一坐，西家停一停，要堵了全沟上下那些长舌妇的嘴。生下来真的是儿子，一家人欢天喜地，满月酒竟然摆了十多桌，全寨子的人都来了。父亲守着山里人规矩，每一桌都去敬酒，喝得走路都不顺畅，还见人就举杯倒酒，咕咕哝哝，一句像样的话也说不出，直到第二天下午才清醒。
　　父母收入高，不需要我们负担，常常还会给我们补贴。一儿一女父母当心肝宝贝带在身边，住在涪城，吃穿用度玩具零花钱一概包干。我和妻子住在石家沟，五个人三十多亩承包地，大多种了药材，几亩地种着玉米土豆瓜果小菜，够吃够喝。一百多亩林地，全部栽了家杉水杉，黄柏杜仲。农活不多，日子清闲，无忧无虑，毫不忙乱。米面食油，都从市场购买，农村生活过成了城里人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