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3、4）

　　（三）
　　第二天是八月节，桂东、王玉芝及桂东的女儿晓芳在营盘村（二队）的新家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午饭。晓芳已经十六岁了，正在读高中。长得简直就是一个十六七岁的桂东，只是比当年的桂东要多上几分娇美和任性。
　　到了中午，周文秀、周吉桐则从东甘井（一队）步行去新家吃饭。王玉芝见周吉桐手里拎着一盒子，就问：“提着个盒子干啥？”
　　周文秀抢过话说：“你们说着笑不？头晌儿来了一个生人，说要买药。我说要买药去营盘吧。我们的药铺搬营盘去了。那人就在家里坐一会儿，打听了一些刘山的事儿，好像是认识刘山。说了一会儿闲话，临走时把这盒月饼忘这儿了。我想呆会儿他肯定要回来拿，见东甘井没人，就得找到这里，就把这盒月饼带来了。”
　　大家都觉得这个人荒唐。大过节的竟把送礼的东西丢了，说不定这些月饼还是瞧岳父岳母的，可到了丈人家却发现东西没了，岂不让人笑话。刘山问：“那人叫啥？”周文秀说：“我问他，他没说。也没说他是哪的。”又问：“那人长的什么样？”周文秀说：“他戴着口罩，没看清。”
　　
　　第二天，客车就开始营运了，王志成开车，桂东卖票；刘山继续作他的医生。每天晚上，刘山和桂东都要点钱，把那些破损的人民币修补好。特别是冬季，客运和药铺都进入旺季，每天竟有几百元的进帐，相当于当地一个职工的两、三个月的工资。到了后来，点钱竟成了一件令人心烦的工作。桂东每天出车回来非常疲倦，就把皮包里的钱倒出来让刘山数；刘山也烦了，把钱往箱子里一塞了事。后来国家发行了百元面额的大钞，以分、角为单位的小额货币逐渐退出市场，事情才好办了。
　　
　　却说八月节那天有人将月饼丢在了刘山的家里，几天过去了仍是没人来取。刘山见那包装十分精美，知道里面的月饼一定是上等品。是从城里买来的。他有些好奇，就开了盒子，却在里面发现了一张字条。展开字条，只见上面写着：送给刘山小兄弟，祝全家人身体健康。“哎吆！原来这些好月饼是送给我的。世上竟还有这样送礼的人。送完了礼不留下姓名，然后神神秘秘地走了。这位送礼的人到底是谁呢？莫非是我给他或他的亲人治好了病，他来感谢又觉得礼物太少，不好意思当面说明，就用这种方式送礼？可这不合乎情理呀。”刘山仔细地想呀想，也想不出这人是谁。再看看字体，“噢！字写得还不错。”他觉得这事有些蹊跷。“莫非是有人想害我，送来有毒的月饼？”刘山马上想到朱兴旺，“是他派人送来的？可这种害人方法太蠢笨了。”刘山认为自己的种种设想都不合情理。都说不通。但为了安全起见，他们还是没有吃，而是一块一块地喂鸡了。不过鸡吃了也没有被毒死。
　　
　　进了腊月，无论是客运还是药房两方面都忙的不得了。王玉芝和周吉桐就去帮忙。周吉桐每天早晨帮他女儿烧水烫车，王玉芝负责给全家人做饭。晚上他老俩口再回到东甘井去住，这样跑了一个冬天，竟把王玉芝的身体跑结实了，连一次感冒也没得。
　　却说这年腊月二十八这天，天气是出奇的寒冷，呼啸的北风夹杂着零星的雪花持续不断地刮过去。那风似乎是积蓄了太多的怒气，好像永远都发泄不完。天上的寒云摆出一副玩命的架式，一大块一大块地随着寒风向南撞去。寒冷好像要把这个世界彻底冻透，绝不留下任何一个角落。从门从窗从任何一个能渗透的地方钻进屋子里，冻坏放在地上的土豆、白菜，将水缸冻死。对于刘山一家人来说，越是到了年关就越是忙的不得了，桂东每天都要出车，拉回一车车在外面打工回家的人；刘山的病人也是络绎不决前来造访。
　　到了午后，前来诊病的人渐渐地少了，刘山觉得屋子里有些冷，便到外屋给炉子填煤。他觉得又有人进来，扭头一看只见一个裹得严严实实的人正站在门口看他。刘山直起了腰热情地说：“来！今天可够冷的。”来人也不理会刘山，只是不住地打量他，好像要在刘山的身上看出个所以然似的。刘山邀请他进里屋，那人才迟迟疑疑地进了里屋。两个人站在一起，刘山比那人高出半头。
　　来人坐在长条椅子上，刘山也在桌子旁坐下，好奇地等着那个人搭话。那人一面看着刘山一面慢慢地脱下厚厚的手套，又慢慢地解开围在脸上的围巾，把结着冰霜的围巾在长椅子上摔了摔放下。刘山一见是个陌生人，又寒暄说：“这天儿真冷呀！”那人点点头，说：“是呀。”刘山又有些疑惑地问：“你是——哪儿的？我怎么不认识你呢。”来人只是笑了笑，然后把皮帽子也脱下来，把眉毛上的霜抹了抹，不自然地微笑着看着刘山反问道：“你不认识我吗？”
　　“不认识。”刘山摇了一下头，“你是——”
　　只见来人大约五十来岁，人很白净，不像是干农活的。
　　“甭问了。”来人咳嗽了两声，说：“我感冒了，想买点儿药。”
　　“你坐这儿，我给你量量体温。”
　　来人却阻止说：“甭量了，我的病不要紧，不吃药也没事。我到这儿来是想打听一个人。”
　　“打听谁？”
　　“你们这儿有个叫刘山的你认识不？”
　　“我就是呀！”刘山疑惑不解，不知来人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你就是？”那人犹豫了一下，接着又问：“那你认识刘永福不？”
　　刘山立刻警觉起来，忽地一下站了起来，盯着那人不解地问：“你打听他干啥？”
　　那人一直微笑着看着刘山，然而他的微笑十分僵硬。如今见刘山如此反应，脸上掠过一丝不易被人察觉的奇怪表情，他缓缓地站了起来，说：“这么说刘永福就是你的父亲啦！”顿了一下又接着说：“你问我是谁？你真的看不出来吗？但有一样东西你一定会认识。”说着他从小提包里取出一个木匣子来。那是一个用几条木板简简单单钉成的木匣，匣子没有涂漆保持着本色，但已发旧发污。他把木匣放在桌子上，又向刘山那边推了推。
　　刘山的意识中好像是在哪里见过这个小木匣子，但又一时想不起来。他也觉得很奇怪，本来这个小木匣子他似乎是非常熟悉的，怎么就一时想不起来呢？他想呀想，突然脸色大变，他那关于于耀的记忆一下子复苏了。他又看到了那张木讷疲惫的脸，就像是一个化作人形的妖怪突然现出了原形。来人原来是逃循多年的杀人犯于耀，那个给刘山带来种种不幸、让刘山家破人亡的于耀。刘山张大嘴巴结结巴巴说不出一句话来，只是说：“你……”
　　“我是于耀。”来人带着一种好玩的神情说。“你想不到吧。”
　　刘山向后退了一步，有些害怕地说：“你、你来干什么？你没死？”
　　“别害怕，别害怕。”于耀轻松地说。“我已经把你们给害苦了，我还能再来害你们吗？我是来看你的。”
　　刘山的心绪全乱了，他的心突突地跳着，由于紧张身体有些颤抖，他仍是结结巴巴地说：“你、你还活着？你没死？”
　　于耀毫不在乎地笑了，说：“小兄弟，你干嘛老咒我死呀！看来我真是把你们害的太惨了，所以你才这样恨我。不过，我是真的想你们呀，这么多年我一直是忘不了你，我总是把你当成我的亲人一样想你。你说这怪不怪？每次我回来，我都打听你的情况，还来看过你两回，只是没有见到你。这回我想，咱们该见见面了，我想你总不至于还耿耿于怀吧。”于耀惆怅地说。
　　说实在的，这些年来刘山在心里还没有太恨过于耀。相反他却希望于耀还好好地活在世上，最好有一天能见到他，好解开他心中的迷团。他不止一次地猜想过，他父亲为于耀做的、他替于耀拿到手的那小木匣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如今那个小木匣子就静静地放在桌子上。在刘山的眼里那个小木匣子已经被赋予了生命，正不怀好意地盯着他，仿佛在说：“来吧！我会让你明白的。”
　　（四）
　　于耀当然明白刘山的心思，知道他想知道真相，就意味深长地说：“这个就是给你们带来灾祸的那个小木匣子，也是给我带来灾祸的那个小木匣子，咱们俩家的不幸都与它有关系呀，咱们俩家倒霉都是它造成的。”
　　刘山紧张地拿起那个木匣子，匆忙地看了一眼，然后就抽开盖子，又慌忙地合上，放回到桌子上，不解地看着于耀。于耀平静地说：“那些都是你的。木匣子是你父亲做的，应该物归原主，匣子里那一万块钱也是给你的，就算是我给你的一点补偿吧。”
　　刘山的心里一动，没想到这小子还挺有钱，一出手竟要给他一万。不过他所关心的可不是钱的问题，而是这个匣子里曾经有过的秘密。他非常急切地想知道，父亲究竟和他参与了什么阴谋？他也想知道他是如何发财的？这么多年他又是怎样混过来的？坐在他面前的这个于耀已经在刘山的眼里充满了传奇色彩了。
　　于耀今天来的目的就是把真相告诉刘山。“我知道你想听什么。我还是从头说起吧。”于耀叹了口气说。“你知道，那个年代，咱们都很穷。穷到什么程度，一句话‘穷掉底了’。由于太穷，我都快三十了也说不上个媳妇，后来终于搞上了一个，是东岔的（于耀住在砬子沟的西岔，所以和他的未婚妻的家相距不远）。她家的成份不好，所以也找不到合适的对象，就和我订婚了。可没过几天她又后悔了，要退婚，原因还是穷。我家太穷，穷的炕上没有炕席，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但我那时却坚信我会富起来，一定能富起来。为了安慰她，我就把这个木匣里面的秘密对她说了。”
　　于耀瞟了刘山一眼，说：“这个小木匣子是你父亲给我钉的。那是牛万山家盖房子时，我也去帮忙，我要用下脚料钉个木匣子，你父亲见我笨手笨脚的，就主动给我钉的。”
　　刘山想听木匣里面的秘密，可这位于耀先生偏偏不入正题，把刘山急得心里发狠。他想：“你到底快说是什么秘密呀！你和我父亲到底搞没搞阴谋呀？”于是就急促不安地地问：
　　“你和我父亲搞没搞阴谋呀？”
　　“阴谋？”于耀轻蔑地说。“三根肠子闲着两根半，哪里还有心思搞阴谋。再说了，搞阴谋是那些掌握大权的大人物干的，咱一个小老百姓哪里有什么阴谋。你爹就给我钉了一个小木匣子，这也他妈的算个阴谋嘛！”
　　“可你用这个小木匣子装的是啥东西？”
　　“现在的人不知道那会儿的事，也不一定能理解那会儿的事。现在的人要到外面打工，自己想走就走，想到哪就去哪，想在外面呆多长时间就呆多长时间，可那会儿不行；那会的人没有这个权利，更不会有这个自由。那会儿你要到外面去打工，必须经过生产队和大队的批准，还要有大队和公社开的介绍信（身份证明信）”于耀近一步解释说：“现在咱小老百姓都有身份证，那会儿没有；那会儿要出远门必须有大队开的介绍信，盖上大队和公社的公章，就相当于现在的身份证。我那时就想，咱老百姓不是由于懒才受的穷，也不是由于没能耐才受的穷，而是国家不让你动弹才受的穷，无论干啥事都受到限制才受的穷，我那会儿早就想好了，在这个死山沟子里糗一辈子就得受穷一辈子，我要出去，到外面闯闯，出去挣大钱；可我得有大队和公社开的介绍信呀，那介绍信我能开出来吗？啊——我去大队说‘我要出外挣大钱，你们给我开个介绍信吧，求求你们啦！你看我这么大的岁数了连媳妇都说不上，你们就给我开个介绍信让我出去吧’，我那不是找死嘛！当时那会儿割资本主义尾巴正紧，我这不是送上门了嘛。所以啊，我就琢磨伪造介绍信”于耀看着刘山有些自豪地说：“不是王婆子卖瓜，我这个人啊心灵手巧，什么样活儿我一学就会，看一眼就明白。我无师自通学会了刻戳儿，一开始给人刻手戳儿，后来我就有那种想法，‘伪造大队和公社的公章，给自己开个介绍信，不就能出外挣大钱了嘛’，于是我就开始伪造起公章来。经过两三年的时间，我就把大队的和公社的公章造成了。你不是问我这个木匣子里装的是啥吗？就是我伪造的公章和刻刀。”
　　“你钉这个小木匣子就是为了装公章和刻刀？”
　　“我也是随便的。那天我给牛万山帮忙，我见地上的那几块木板挺好的，就想，要是钉个木匣子装我的公章和刻刀挺好的，也省得扎坏布口袋。你父亲是个快性人，手也巧，就给我钉了这个木匣子。”
　　“我父亲知道你要用它装公章刻刀不？”
　　“他怎么会知道呀！这事我能让他知道吗？让他知道了我不是找死嘛。”
　　“这么说你们俩没搞什么阴谋！”
　　“你们在营盘大队，我在城子大队，相隔八百丈远，哪有功夫到一块呀。再说了，我和你父亲以前根本就不认识，在牛万山家才熟悉的。”
　　“冤枉啊冤枉！真是天大的冤枉！”刘山痛苦地想。这么多年来他一直认为父亲是冤枉的，事情果真如此。小木匣子的秘密经过虚张声势的渲染、夸张，人们还以为里面一定藏着一个大阴谋，说不定是微型电台、微型炸弹之类的玩样儿，所以刘永福和于耀在人们的心目中当然也就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台湾特务了。可谁能想到里面装的不过是为了活命、为了生计的救命稻草而已，这真是可笑、可悲到了极点。
　　“那你干嘛把你未婚妻杀了？”
　　“她要告我呀！”于耀继尔又恢复了平静，给刘山讲事情的经过。
　　“那天是八月十三，头晌儿我媳妇就和我吵了架。过晌儿我就下了决心，打算把我的秘密告诉她，我就伪造了一封介绍信，盖上大队和公社的公章，就去她娘家找她。我叫她出来她不出来，说有啥事就在她家里谈，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求她，她才出来。事也凑巧，我们正谈着碰上生产队长，他交给我一把三棱刮刀，让我去修柴油机。等队长走了我就把我的秘密都对她说了，并把伪造好的介绍信拿出来给她看，说‘别看我这会儿穷，等我出去了就能挣大钱，就等着过好日子吧’。没想到她看了我伪造的介绍信竟翻了脸，说要到大队告我。我急了，就给她说好的，跟她抢介绍信，她就喊‘救命’，边跑边喊。我当时是又气又急，追上前去就捅了她一刀，她就躺下了，我也顾不了那么多，忙从她手里抢出介绍信。这时她娘家人听到了喊声忙出来看，一见我杀了她，便都抄起了家什想要我的命，我就逃了。”于耀看着刘山心领神会地笑了一下，说：“第二天的事你大概还记得吧。”
　　刘山又问：“你让我给你拿这个小木匣儿干啥？”
　　“嗨——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他刚要说刘山笨，又觉得不合适，于是就打住，说：“大队和公社的公章都在这个小匣子里装着，我不拿上它怎么能行呢？我又不敢回去了，只好麻烦你给我跑一趟了。”说完他得意地笑了笑。
　　刘山又问：“那你跑哪儿去了？”
　　“走到哪儿算哪儿呗！”于耀叹了口气沉重地说。“这些年我到过的地方可多了，到过新疆、东北；什么样的活都干过，有时我还装成个要饭的，总之吧那日子很不好过。后来政策变了，我的事也时间长了，我就放开手脚去干，没想到钱是那么好挣。唉——”于耀长叹了一声继续说。“要是国家早点儿改革开放，我也不至于犯事呀，我和我媳妇不就过上好日子了嘛！可惜呀——”他紧闭着嘴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我有了钱，就偷偷地回来一趟，一看，老爹也死了，就剩下个老妈，寡妇失业的，我给了她不少钱。后来我的钱是越赚越多，我就想，人家一个挺大的姑娘让我给杀了，我心里不安呀，我就越来越撂不下这事；另外我经常回家，万一让他们给逮着也不好闹；再一个他们也老是欺负我妈，我就想‘冤家可解不可结’，咱把这事了结了不就行了吗！我就让我妈给他们送去几万块钱，她父母一万，三个兄弟每人一万，一共四万块。没想到他们不但原谅了我，而且还认了我这个姑爷，说‘那个时候他们做的也有不对的地方，既然事情都过这么长的时间了，还计较它干啥？’我每次回家，他们都请我吃饭，我也总是给他们买些东西。现在，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是非常好了。”
　　于耀说完这些话，用一种十分热切的目光看着刘山，说：“我每次回家都有打听你的情况，听说我给你们带来很大的不幸，我一直都过意不去。”于耀说到这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后来听说你发财了，我很高兴，也偷偷地看过你两次，但不敢和你见面，怕你认出我到派出所告发我。今年八月节我又到你家去，那时我就打算和你见面，可你不在家，我就给你撂下一盒子月饼走了。”
　　刘山突然想起八月节时无端地得到一盒子月饼，原来是于耀送的，可惜全喂鸡了。
　　于耀回忆说：“当年我让你给我买月饼，曾答应要给你吃，但却把你骗了；这件事我一直忘不了，我想有机会一定要补偿的，虽然现在对你来说几斤月饼已经算不了什么了，但事情可不是用几斤月饼能衡量的。”说着他收住笑容认真地说：“当年一个月饼对我来说太重要了，也不能怪我小气。”
　　两个人正谈着，进来一个患病的，刘山敛神静气给病人号脉、开药方，转身拿药的功夫，于耀趁机走了。那小木匣子却留在了桌子上。
　　
　　于耀的出现印证了刘山坚信多年的猜测：他的父亲是冤枉的。现在，刘山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真相，知道父亲是含冤而死，那么他应该怎么办呢？是不顾一切地为他的父亲鸣冤吗？可是要办理这件事应该从哪里入手呢？有哪一个国家机关是专门处理这种事情的？作为国家的公民刘山他不知道。即使他找到了这样的国家机关，可他的话有谁会相信呢？难道说那位在逃的杀人犯于耀会肯回来为他作证？那他岂不是自投罗网吗？而且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年，有谁会为这么一个没有头绪案件费心呢？那些国家干部都是那样的公务繁忙。刘山思来想去决定算了，因为国家不支持公民的这种行为。如果他不顾一切地为父亲鸣冤，就等于和国家叫板。刘山想：父亲受冤就受冤吧，在那个年代，受到冤屈的何止他父亲一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