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靳水镇安居移民点

　　靳水镇要建全镇最大的安居移民点，征地六十亩。
　　对边远山区，交通和居住条件差的贫困户移民安置，各级党委与政府领导，意见是有分歧的。县委常委会上，部分常委主张就地安置。即在乡村交通、自然条件好的地方分散安置，搬迁安置点离家三公里以内；部分常委主张城镇集中安置，双方各抒理由。主张就地安置的一方认为，中国目前工业化进程没赶上城市化进程的脚步，大量农业人口进城，就业问题，一时难以解决。分散安置，农民原则上没离开土地，仍然可以依赖土地而生存，减轻政府的就业安置压力；主张集中安置的一方认为，城市化进程，终究是要走的一步，不如现在一步到位。集中安置，便于管理，进城人口的就业问题，政府可以逐步解决。大量人口进城，城市更加繁荣，可以衍生许多自由职业岗位，就业压力，没有我们想象的大。
　　双方各执己见，进行激烈辩论。县委常委会，四套班子的领导都是常委，在意见难以统一的情况下，雷书记请大家下到各乡镇，征求各乡镇的意见。再次召开常委会，集中安置一方占了大多数，于是决定，在各乡镇和县城建设移民搬迁集中安置点。
　　靳河镇是洛西县城关镇之外的第二大镇，全镇贫困人口一千三百多户，经各村调研，需要搬迁的人口九百多户，近千套住宅；加上道路、绿地、配套服务设施，经省住建局设计院的专家设计计算，征地六十亩，基本满足需求。
　　靳河镇成立移民安置点征地领导小组，由镇长范宏任组长。
　　范宏，市农校毕业，早年在农技部门工作，一步步走上正科级领导岗位。四十多岁，中等身材，讲话抑扬顿挫、铿锵有力，工作雷厉风行，反对拖拖拉拉。与鲁书记共同领导靳河镇工作，许多方面，都走在全县的前列。
　　全镇贫困户集中安置，建大移民点，范镇长是不赞同的。全县工业发展滞后，将来安置就业难度大，是其一。其二，靳河镇区域面积大，最远的村组，距靳河镇三十公里。贫困户移民全部集中在靳河镇，农民无法顾及土地。而靳河镇，只是个集贸小镇，没有可以安置就业的工厂企业。大量人口集中在一起，不仅给小镇带来人口压力，在治安、教育、交通、以及基础设施方面，都将面临新的考验。他最担心的，是集中搬迁的贫困户们，在就业没有着落的情况下，依然返归乡下农村。那样，移民集中安置点将流于形式，成为空巢。政府的好意，不仅不能使这部分贫困人口走向富裕，反而越折腾越穷。农民离开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无异于鱼离开了水。对此，鲁书记批评他说：“你的思想还停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农民单纯依赖土地而生存的时代过去了，咱们的新一代农民依靠进城务工致富。土地对他们来说，已成为食之无肉、弃之可惜的鸡肋。充分解放他们的手脚，有利于他们走得更远。”
　　“老一辈的农民呢？走不出去的弱势群体呢？这些人老了，打工没人要了，返回家乡呢？”范镇长问鲁书记。鲁书记说：“国家养老政策在逐步完善，农民像城里人一样，已经有养老金养老。走不出去的弱势群体，政府安置公益性岗位，安置就业。年轻打工，老了返乡的农民，他们手头积有财富，他们长大的子女，可以继续父辈的道路。你呀，工作上能放开手脚，思想却跟不上时代。杞人忧天的忧患意识，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
　　“我讲求实事求实嘛。靳河镇的现状，仍然是农村供养城镇。”
　　“我问过小马秘书。”鲁书记压低声音，“雷书记在移民搬迁问题上，是倾向于集中搬迁安置的。我们下边的，要领会领导的意途。”
　　范宏不再坚持己见。全身心投入到征地工作，却面临新的困难。
　　靳河镇附近，只有一片满足此次大移民的土地，分属两个社区——即靳河街道社区和东坡社区。这片平旷的水浇地，历来是靳河镇的蔬菜产区，满足集镇居民的蔬菜消费，土地产值高，菜农视为养家之本。政府征用土地，地价从每亩三万谈起，上涨到十二万，才与社区干部和少数菜农达成初步意向。而大部分菜农，把期望值定在二十万。其中还涉及到三户农民的搬迁：一户是三层楼的院落，一户五层，还有一户是家庭汽修部，占地一亩多。
　　范宏与征地领导小组的黄副书记及周干事，首先去做汽修部的工作。这家汽车修理部老板姓朱，四十多岁，因早年开大货车出了车祸，左腿膝盖以下截肢，改行做汽车修理。靳河镇独此一家，近年，又与多家保险公司签约，兼营事故车辆定损业务，生意十分红火，日进斗金。
　　面对范镇长一行，胳肢窝夹着单拐，早已知晓领导目的的朱老板笑容满面，殷勤地把三人请进办公室，吩咐人散烟泡茶。范镇长直叙此行的目的，请朱老板顾全大局，配合靳河镇的脱贫攻坚工作。朱老板不假思索：“脱贫攻坚，是中央的大政策，我举双手赞成。靳河镇领导们为了全镇的贫困群众有好房子住，亲自到我家来做工作，我只能积极配合，绝不让领导们为难。”
　　“感谢你理解我们的工作。所有群众都像你这样懂政策、顾大局，我们的工作也好做了。”年轻的黄副书记称赞说。征地工作开展以来，三个人日日入户，苦口婆心做动员，可谓磨破了嘴，跑断了腿。朱老板微微一笑：“不用领导给我戴二尺五，我草民百姓一个，哪敢与政府对着干？老百姓的细胳膊肯定拧不过政府的大腿。明知拧不过，不如做顺民百姓。我呢，领导们也看到了，一级残废，不靠政府救助过日子，自主创业，开了这个汽车修理部，靠点小手艺，自谋生路。残疾人自谋生路、自主创业，政府是大力支持的。我这修理部，六个员工也是残疾人，解决残疾人就业，县残联发奖状，市残联领导多次下来视察，鼓励我多解决残疾人就业岗位，为社会做贡献。残疾人是社会的弱势群体，贫困人口也是弱势群体。我希望领导们解决另一个弱势群体生存困难的同时，别忘了这个弱势群体的生存问题。”这个一条腿的修理部老板伶牙利齿，思路明晰，好像在前方设了陷阱，一步步诱导干部们往里跳。
　　“你的情况我们是了解的，你的事迹我们也知道，对社会，你是有贡献的人。直说吧，政府征收修理部这块地，你有什么要求和想法，咱们开诚布公。”范镇长不喜欢说话、做事绕弯子、挖坑的人。朱老板喝茶水润润喉，说：“我不要一分钱。有些人狮子大张口，一口想吃个胖子，我没那么大的胃口。我只希望领导别砸我饭碗，在镇子附近，交通便利的地方找块地，把我的修理部挪过去。我的要求合情合理吧？”
　　三位领导干部面面相觑，难以直面回答。鲁书记早有指示：能用钱解决的问题，绝不用其它方法。谈钱解决问题，快捷，投入精力少，没有后遗症。周干事试探着问：“直接赔你一笔钱，你自己找地方把修理部挪去。损失和费用都算上。你看行不？”
　　“我这一条腿，能搬走这些？这个条件，没有商量的余地。领导们也忙，仔细商量吧，我不奉陪各位了。”朱老板说着，扶着沙发扶手站起来，夹上单拐，往门口走。
　　范镇长将问题与鲁书记沟通，鲁书记发了一通脾气，要求范镇长再做朱老板的工作。
　　再次登门，朱老板毫不松口，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三层楼农家院落的主人姓姚，是个木匠。手艺人不差钱，小日子红火，口气也大。黄副书记和周干事去他家协商，姚木匠长胳膊挥大斧：“有啥协商的，简单得很。房子面积量量，拆我多少，赔我多少。你们不是盖移民小区吗，多盖几套分给我。院子空地，我铺地砖，建花池子，修凉棚，花几十万。按土地面积赔我，我肯定不干，加上我花费的钱。政府有的是钱，也不缺赔我那三瓜两枣。”
　　“房子依你说的没问题，院子你说的不靠谱，请人评估再做出具体金额，可以吧？”黄副书记说。黄副书记年轻，干工作有股狠劲，但不擅于迂回。姚木匠冷笑：“评估个锤子，我花多少钱多少精力我不知道，当干部的坐在空调房里纸上谈兵，知道老百姓是如何流汗流血的？我说多少就多少。这院子，房子按面积赔过，再给五十万。少一个钱角，免谈。”
　　口气之大，像五十万是一包香烟钱，人人口袋里都不缺那点散碎银子。也难怪，老姚木匠生俩儿子，读书不长进，都继承了父辈手艺，一门三木匠，一年下来，收入三五十万不在话下。平日里扯闲淡，多是赖蛤蟆吃天的口气。占地超不过二分的院子，要价五十万，赶上西安市的地价了。
　　五层楼这家经营麻将活动室和旅馆，生意好。要求拆迁到安置期间，政府赔偿其损失。同时要求，安置房有一楼的商铺，且所有安置房连体，可以继续做老行业。房子问题可以答应，按要求安置，但拆迁到安置期间的损失赔偿，对方漫天要价，开口二百万。几轮磋商，定格在一百五十万，再不让步。
　　镇党委和政府针对以上问题，召开专题会。鲁书记觉得范镇长工作魄力不够，工作方法存在问题。一味协商，没有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对刁钻的人，应软硬兼施，不能让这些小问题阻挡了靳河镇脱贫攻坚的步伐。
　　范镇长有苦难言。会后，在繁忙的工作间隙，继续与这几户周旋，艰难谈判。像菜市场购物的大妈一样，一分一分地磨价。
　　太平村组织全村村、组干部，对二百一十三户贫困户展开摸底，主要是对住房进行鉴定，确认需要搬迁安置的贫困户。
　　这项工作展开的第二天，村委会大院便门庭若市，仿佛集贸市场。杨晓和张治国两人，被陆续赶来的群众围住，无法进行正常工作。
　　针对贫困户搬迁安置，县政府出台的政策标准为：贫困户人口，一人户不予搬迁，两人以上户，每人交纳2500元，安置分房25平米。四人以上户，只交纳10000元，都享受搬迁25平米住宅。如此利好的政策，不仅多数贫困户趋之若鹜，一些非贫户也到村委会来要房，理由五花八门。也有少数住在偏远、交通不便、住房条件差的贫困户抵制搬迁。
　　杨晓第一个面对的是大清早骑着摩托车，车后座上驮着八十二岁老爷爷的谭奎。
　　“杨支书，我家住在银溪沟沟垴，一院破瓦房。爷爷八十多岁，妈妈一身病，老婆带两孩子。一家六口，我一人打工养活，欠一屁股债。我家这条件，为什么不能进入贫困户？”谭奎开门见山。谭老爷子双手拄拐杖站一旁，一边呻吟，一边帮孙子质问:“你们评定贫困户，政策依据是啥？谁认定的？”
　　杨晓扶着谭老爷子，安置在沙发上坐下。杨晓的办公室，二十平米左右，进门靠墙一个长沙发，沙发前一张茶几。对面一方墙，靠墙四个文件柜，摆放着满满的党支部各种文件资料。后墙窗户下，一张大办公桌，桌上一台电脑和许多文件。安置好谭老爷子，杨晓去便民服务室为两人泡了两杯热茶。祖孙两人坐沙发上喝着茶，杨晓才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坐下，面对祖孙两人，耐心解释:“你家的情况我们开会分析过。老爷子年龄大，没有劳动能力。但老人三个儿子，你爸虽然不在了，另外两个儿子仍然瞻养他。与你住在一起，只是需要你们照料他生活，并不需要你们在经济上负担多少。你的两个叔叔，都在靳河镇子买有房，生意做得也不错。你妈妈五十多岁，仍能帮你们带娃。你和你妻子都三十多一点，正是年轻力壮的年龄，整年在外边打工。两口子打工，一年收入五万块钱，是最低标准吧?六口人，年收入五万元，人均年收入八千三。我们村2015年认定贫困户，人均年收入三千块钱以下。你说，以你的收入，够贫困户标准吗？”
　　“你把我家的情况倒是打听清楚了。但我们银溪沟组组长的小儿子，两口子，三个娃，一个老的，也是六口人；两口子打工，收入情况与我差不多，住房也差不多，他怎么能进贫困户？”谭奎质问。杨晓解释:“他妈一条腿残疾，丧失劳动能力。三个娃，一个上大学，一个上高中，一个上初中。收入虽然不差，但支出大，人均纯收入低于三千块，所以认定为贫困户。他家的致贫原因是因残、因学致贫。”
　　“你说的理由，我不同意。他能进入贫困户，完全是因为他老子是组长。近水楼台先得月，这就是原因。”谭奎说。
　　“我们的村、组干部，不是你想的那样自私自利。贫困户评定，都是召开了全村群众大会的。群众投票表决，不是哪个村、组干部私自决定的。”
　　“啥时召开过群众大会？怎么没见通知我？”谭奎咄咄逼人。杨晓说:“你回去问你妈。2015年贫困户评定大会，你妈来开的会，村上保留有大会群众签到花名册。”
　　“我妈大字不识一升，她知道啥？你们为什么不通知我？我才是户主。”
　　“这不是理由。我们希望每家的户主能参加村上召开的每次群众大会。但是，如何通知你？你长年在外，没有给村上留联系电话。再说，村上既使通知到你，你会赶回来开一次会吗？”
　　谭老爷子缓过气来，又质问:“你是村上的一把手，大当家的，村上的工作，我们老百姓无权过问。我只问你一件事，你们的搬迁政策，为啥只针对贫困户？我家住的地方银溪沟沟垴，偏僻、交通不便，房子也是烂瓦房。搬迁，是不是首先应该考虑最偏远的农户？住在公路边，土地条件好，交通条件好的人，只要是贫困户，也搬迁。这政策有没有问题？”
　　“老人家问得好。”杨晓尽力心平气和、恭恭敬敬，“国家计划是这样的，首先解决贫困人口的住房问题。非贫困户的住房问题，放在下一步。困难得一步步解决，饭得一口口吃。政府的财力、人力，无法一步解决所有问题。”
　　“你这是空头支票，糊弄我们老百姓的。政府给老百姓画饼充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见得多了。我老头子不听你糊弄。”谭老爷子耳不聋脑子不糊涂，有见识，不乏对世事的洞察力。
　　“老爷子，您也是我爷爷一辈的老人了，过去的政策，我不能乱说，但我可以保证的是，现在的中央政府是务实的。国家利用一半的财政收入发展民生，带领全国人民脱贫奔小康，实现小康社会，是习总书记向全世界的承诺。领导人是这样说的，各级人民政府也是这样做的。咱们不收农、林两税了，不仅不收，政府还给咱农民发种粮补贴。以前农民没有医保，现在不是有了？过去农民没有养老金、高龄补贴，如今不是也有了？过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交学费，现在不是全免了？不仅免学费，小学学生还免费享受营养早餐，一个鸡蛋一袋牛奶。这些惠民政策，放上世纪，我们谁敢想？惠及到一个人跟前，看似不多。老人家，全中国八亿农民，国家花了多少钱？您一年的高龄和养老，也有两千多块钱吧。国家的惠民政策，正一步步加大力度，走向完善。过去城、乡二元制社会体系正在一步步走向统一，我们农民享受到的好政策越来越多。您住在银溪沟，自然条件是差些。但银溪沟也有我们村得天独厚的优越资源，我们针对银溪沟，正在思考一个大的发展计划，付诸于实，将为一条沟的群众造福。老人家，请您给我们一点时间。我杨晓和全体村干部，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到时候，我请你搬迁，恐怕你也不愿意。”
　　老爷子还算懂理，他说：“我暂时相信你的话。”
　　好不容易打发走了谭奎爷孙两人，杨晓口干舌燥，没来得及喝口水，又进来两个妇女。
　　两个妇女，两家贫困户的主妇。一个丈夫患脑梗，拄拐杖能在门外走走，丧失劳动能力；儿子老实，患轻度癫痫，村上安置他公益性岗位，做保洁员；全家五口人，上有八十多岁老人，仅女儿打工，丈夫姓汪，妇女姓秦。另一个妇女，家住公路边，住砖混结构平房，两个孩子上学；三年前，因丈夫打工出工伤事故，伤了大脑，如今成痴呆，家庭缺劳动力，认定为贫困户。丈夫姓林，妇女姓程。
　　秦姓妇女见到支书，开口是请求的口吻：“杨支书，昨天组长动员我家搬迁。我家就那样几口人，搬到靳河镇，住楼房里，离家二十里，我靠啥生活？我求求领导，别让我搬迁。”
　　“你家住房太差，不搬迁，你自家也盖不起房。脱贫攻坚，我们要让每户群众都住安全住房。你家住房问题，咋解决呢？”杨晓问她。
　　“我就住老房子。老房子住人老三代了，破旧些，还能将就。”秦姓妇女说。杨晓还没想好开导她的话，程姓妇女挤上前，诉说：“昨天组长动员贫困户搬迁，我愿意搬迁，组长说我家住房好，不能搬迁。对待贫困户的政策都一样，我家为啥例外？”
　　“你家住房情况我了解，组长认定的没错。贫困户搬迁，只针对交通不便、住房破旧的户，你若纳入搬迁，是违反政策的，请你理解。”
　　“我不理解。”
　　秦姓妇女也不管支书正对程姓妇女解释政策，挤到桌前说：“我家不想搬迁，请领导别强人所难。”
　　程姓妇女趁机说：“支书，把她的搬迁名额让给我。我两家的问题都解决了。”
　　“我们工作是依据政策，不是农贸市场买青菜黄瓜，各取所需。”杨晓有点头大。程姓妇女说：“政策是死条条，人是活的。灵活运用嘛。”
　　杨晓没好气问她：“你搬迁，把你家好房子让给她家，你行不？”
　　“我家房子是我男人挣钱盖的，又不是村上分的，凭啥让给别人！”
　　面对农村妇女，杨晓有点焦头烂额。
　　
　　村主任张治国坐在便民服务室的办公桌前，也被四五个群众围着，面临的问题，与杨晓大同小异。其中有他的一个远房小姨子，哭哭啼啼，要贫困户。张治国恼也不是，说也不听。
　　面对从天而降的巨大利益，村民闻风而动，大多想分一杯羹。解读政策，安慰群众情绪，成了村两委领导摆脱不掉的工作。其它的工作，只能放下，待晚上加班。
　　村监委会主任贾文化，领着县旅游局局长李平及其它工作人员一行，正式展开对银溪沟旅游资源的考察及调研。太平村两委会上报县委、县政府的银溪沟旅游开发报告，得到雷书记及其它领导的高度重视，批转旅游局考察。
　　县交通局，安排人员评估胡家山组通组公路的重修及硬化。
　　文书赵虹整天盯着电脑，完成镇、县各部门下达村两委的各种工作。信息化时代，省去了许多纸质的红头文件，但电脑却成了政府工作的主要途径。电子资料，铺天盖地。
　　贫困户的各种纸质档案资料，装满了三个一人高、一米五宽的文件柜。这些纸质资料，都是村干部们加班加点，抽空整理的。
　　各级文件指令，下发到村两委，完成了文件的批转及旅行，村两委按文件的要求，做具体工作。村级工作，依贾文化的话来形容，最为贴切：老鼠钻进风箱里，两头受气。工作做不好，上挨领导批评，下受群众抱怨。常常是出力不讨好。
　　只拿半脱产工资的村干部，实际做的工作，比上级脱产干部一点不少，反而更难更累。哪个部门的爷都下来对村干部发号施令，要求村级完成该门部下达的工作任务。但从来没有哪个部门的爷体恤村干部的低待遇和累。晚上加班是常态，周末没假几乎占半数。镇、县组织部门和纪检部门动辄查岗甚至暗访。
　　副主任杜胜利和妇女主任华莹及团支部书记姜山，两男人负责核实全村新播茶叶的地块及面积，华莹负责发放茶种。播种季节，墒情不能错过，要尽力保证群众劳有所获。
　　《人民日报》多次在头版头条刊发批判形式主义的文章，而形式主义在下边，总是大行其道。很多工作，强调工作痕迹。如何留痕？工作群里发工作动态。开会，下乡，入户，领导检查等等，甚至要求村级工作每周发一至三个美篇。干部去贫困户家提一桶油，也要拍成照片发群里，是显摆还是做秀？有时为了完成任务，平时工作多角度拍照片，不时发几张，甚至凌晨午夜醒来，也发几张。有时候没注意，夏天发的工作动态，照片里是冬天的景色，人物穿着棉衣。贫困户档案资料，强调包扶干部一月填写一到两次入户记录、拍入户照片。干部和群众皆不胜其烦。包扶干部除村、镇、县各级行政干部外，还有大量的县各局机关干部，各人有各人的工作，包扶贫困户，只能从日常工作中挤时间，甚至牺牲周末。一年用于各部门干部下乡帮扶的车马费等费用，数倍大于实际用于对贫困户的帮扶。有些干部甚至抱怨说，一年让我给包扶户资助几千块钱，也强于不停填资料、留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