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1、2）

　　（一）
　　尽管春寒料峭，尽管白雪皑皑，但春天的脚步正缓慢却又十分坚定地一步步地走来。春天！以它的温情化解掉了寒潮的一次次的反扑。然后又用它那慈爱温情，温暖了大地，温暖了河流，温暖了花草树木，温暖了鸟兽蛾虫；同时也温暖了人们那一颗颗冰冷的心。
　　一九八一年的春天，携带着温情和中共中央的一个重要的文件精神，一起来到了大庙公社营盘大队。
　　
　　那天早晨，营盘大队第一生产队的胡队长吹响了哨子，不过却不是上工的哨子。社员们听见胡队长喊道：“今天不干活啦！吃完饭全体社员到队部开会！”
　　“什么？不干活了！大白天不干活却要开会，这可是少有的事。看来要有大事发生。”社员们嘀嘀咕咕。“昨天胡队长到大队开会，不知上级又有什么新指示、新精神。但愿不要瞎折腾了，我们老百姓实在是受不了啦！”
　　像往常一样，吃完饭后社员们无精打采地来到了队部。有的进了屋，有的蹲在屋前，有的坐在马棚的石槽上，有的坐在马车上……
　　胡队长忧郁地从屋子里出来，站在队部的门口说：“今天人多，屋里装不下，我就在院子里传达一下中央的文件。”其实“睡队长”斗大的字识不了一升，中央的文件精神他根本就领会不了，他甚至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几字都颠三倒四说不全。但文件基本的意思他还是知道的。那就是：“不搞集体了。要单干。要把集体的东西分掉。”
　　“什么？要散集体？这是中央的政策？”
　　社员们大吃一惊。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散集体”这是对社会主义的最大的攻击，在以前这可是死罪。想当年国家主席刘少奇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落了个什么下场。难道又要有人步刘少奇的后尘。这真是一位不怕死的主呀！怀疑归怀疑。可事实就在眼前，谁敢在这个问题上胡说八道呐？
　　也有人怀疑胡队长得了精神病。于是就上前打量他、观察他，觉得他很正常，不像是有病。老胡接着说：“这不是散集体，集体还在，就是把集体的地包给你们。到秋天你们还要交公粮。”
　　“噢！明白了。就是大包干。就和当年刘少奇搞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差不多。原来这是真的。真的要单干了。”
　　人们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之中。多少年了，人们就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如今这一天真的来了。消息很快就散播开来，全队的男女老幼，凡是能走路的全都来到了队部。他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讨论着如何分地、如何分物、如何分掉队里的一切。
　　社员们怀着急切的心情把生产队的财物匆忙地分掉，生怕制定这个政策的中央领导人，睡了一宿觉之后再来个反悔。他们把队里的牲畜、树木、房子全分了，又把队里的土地也分了，然后忐忑不安猫在家里，观察着时局的变化。他们既紧张又兴奋，心想：如果政策反复，也不会追查他们的责任。政策不是他们制定的，而且每个人都参与分东西哩，天塌有大家呐。他们不会付出任何代价却得到了那么多的好处，这可真是天大的好事。
　　过了些日子，“散集体”的事没人反对。看来这事已成定局。社员们那种忐忑不安的心情渐渐地变成喜乐。那可真是来自心底的喜乐呀！
　　
　　再见了——我那亲爱的的生产队！再见了——我那亲爱的的胡队长！
　　
　　每一天的早上，社员们再也不必到生产队的队部里去了；每一天的早上，再也听不到胡队长的哨音了；社员们不必再为生产队干这干那了；也不必担心胡队长的呵斥了。他们可以呆在家里，而队长却管不着；他们可以去走亲访友，而不去请事假；他们有病也不必请病假。他们走在路上觉得身体轻飘飘的。见到了队长虽然还有点怕他但也可以不理他。啊——自由啊！你真他妈的好！
　　唉——可怜的胡队长耶，这些日子可真难过哟。尽管脖子上还挂着哨子，但却不能吹了，因为吹了也没有人听；再也不能对社员们指手划脚分配他们干活了；再也不能在社员面前表演他那将军的风采了；再也不会有副队长、会计向他请示工作了。虽然不必为队里的事操心。不必担心饲养员克扣牲畜的料粮，然后拿回家去吃掉；不必检查社员们耪地时是否落下了一棵草；不必为困难户糗粮的事而烦心……但这闲下来的日子实在是难熬。
　　
　　好消息接踵而至。国家又允许个体商贩经营手工业、修理业、饮食业、服务业等，渐渐地那些胆大、有头脑、资金充裕的人就行动起来了。他们经营小旅馆、小饭店、理发铺、自行车修理铺等。在以前干这些事都是违法犯罪呀！
　　
　　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让刘山潮澎湃斗志昂扬，他想：“在过去，我即使再有本事，也只能被拴在生产队里，挣工分。现在好了，挣大钱的门路这么多。只要肯干，就不会受穷。”最让刘山激动的是：“成分论”似乎真的被废除了。自从恢复高考后，就没有人提起过“成分论”，如今已经过去好几年了。“成分论”就像被人遗忘了一样。他分析：“是呀！现在允许个人养牛养羊，允许个人经营旅馆饭店，允许做买卖。过几年，这些人就会很有钱，就会成为地主、富农，要是国家继续坚持‘成分论’，那‘成分论’就会和当前政策发生矛盾。”最后，刘山认定：“成分论”是真真切切、确确实实地被废除了。
　　是谁废除了“成分论”？是谁制定了现在的经济政策？是邓小平呀！刘山内心充满了对邓公的感激之情。他卖了一幅邓公的画像，挂在家里，天天拜谢。
　　“啊！我不是地主啦！该死的胡长顺！我再也不怕你啦！”只要一看到胡长顺，刘山就迎面上前，大摇大摆地从老胡的身边走过去。有时候，他围着老胡转圈。气得老胡干瞪眼却拿他没办法。
　　刘山想：“我这样气他（胡长顺）没意思。只有自己混得风生水起，才能气死这个龟孙子。”于是，他就把注意力转移到“发家致富”上来。他想了很多挣钱的办法。但又被他否决了。因为，这些办法都受制于资金不足及老头儿周文秀的拖累。比方说，他想当一个走街串巷的小货郎，挣足了钱后，就去县城开个理发铺。可是，把老头儿一个人撂在家里行吗？明明说要养活人家，却把人家撂下不管，那就是言而无信。但得益于国家英明的经济政策，刘山很快就有了一个稳妥的致富办法。
　　刘山被这种致富办法弄得神魂颠倒。他不吃饭也不觉得饿，不睡觉也不觉得困，因为他太兴奋了。干活的时候也常常出错，明明要去耪地，却拿着挖锨出去了；明明要耪断那棵草，却锄掉了一棵棒子苗，因为他的脑子完全被这种想法所左右着。他想：“这真没想到呀，这才几天的功夫，中央的政策就又向前迈进了，竟然允许私人开诊所、开药铺。要说开药铺，我的条件太好了。七太爷是这方圆几十里有名的老中医，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只要我的诊所一开张，来诊病的人肯定会络绎不绝。而且七太爷手里还有一些本钱。”
　　他庆幸自己事先把七太爷接过来养活。这大概是命中注定的吧，要不然为什么自己当时就产生了要养活七太爷的念头呢？他一遍一遍地盘算，他想像着他的药铺的样子，他未来的生活。“到那个时候，我让七太爷坐堂，他老人家当然得坐堂，因为他是先生嘛。自己就负责进药卖药，并一面和七太爷学习医术，过二年我也就是先生了，也能给人治病了。到那时还有谁敢瞧不起我，每一人都会对我刮目相看的。”
　　他想到了自己的母亲，想到那些因缺医少药而死去的人。他们死的太冤枉了。他也想到了桂东姑姑，她为他付出那么多的代价。只要开成了药铺，他就能让她扬眉吐气，就能过上好日子。到那个时候老奶王玉芝也会转变对他的看法的。不但不会干涉他和桂东之间的事，而且说不定还会主动巴结他。当然了，他对王玉芝一点儿也不记恨，毕竟他们在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是王玉芝把他拉扯大的呀。
　　（二）
　　刘山把自己的想法对老头儿说了。满以为他老人家会心情激动地满口答应，没想到他对此事并不太热心，而是笑呵呵地看着刘山说：“先别忙，看看再说。”
　　可刘山急得连一刻钟也等不下去了，他恨不得马上就把药铺开起来才好呢。见老人家不紧不慢的样子，他很失望，说：“还等什么？谁先干谁就抢了先儿，晚了让别人开了怎么办。”他似乎觉得大队里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开药铺似的。
　　老头儿郑重地说：“这国家的政策你看得准吗？这么多年来就是这样，先放后收”继尔解释说：“先放开，就有一些人先干起来了，然后再一收紧，先干的那些人可就倒霉了，都给整个胡秃子样。”老人家深沉地说着。他要让刘山明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是有经验的。
　　刘山痛苦地说：“这事又不是咱们挑头先干的，是国家让干的。难道说国家说话还不算数嘛？”
　　“算什么数！刘少奇呢？是国家主席，按说他说话该算数吧，结果怎么样，连他都给整死了。”接着他又向刘山列举了很多事实来说明这个问题，从“反右”一直到“反击右倾翻案风”，从中央的大干部一直到他们大队的四类分子，都是这样的情况：先松后紧。老头儿说得有板有眼，以显示他阅历的丰富，知识的渊博。
　　“干的人多了，又不是咱们一家，贺清都不怕。”刘山反驳说。
　　“他是什么成份，咱们是什么成份，咱们俩都是地主成份。更何况他本来就是大队的赤脚医生，是大队让他干的，咱们是主动要求干的。一场运动下来，说不定他什么事都没有，咱们可就不一样了。”老头儿见刘山很失望就安慰他说：“甭着急，是咱们的买卖它跑也跑不掉，不是咱们的你争也争不来。等过个一年半载的看看形势再说。”
　　“什么？过个一年半载的？那不要急死我吗？”刘山心想。他什么话也不说，只是哭丧着脸在一边蔫着。在他的意识中，七太爷所描述的那种“运动”是再也不会来了。他认为七太爷太过于谨小慎微，真是愚人之见，可他又说服不了他。他呆在家里哭丧着脸也不出去干活。
　　老头儿见刘山如此可受不了了。他这辈子没受过多少委屈，虽说成份不好，可在家里老婆儿像侍候少爷似的；在外面，别人也不敢小觑他。如今竟然落了个要看人家的脸色的地步，他感到极不舒服。心想：“这要是自己的儿孙骂他一顿他也得算着，可这就不行啊，不但不能打他骂他，相反却还要顺着他。本来自己是替他着想，国家的政策一变，挨整的首先是年轻人，自己一个快入土的老头子又能把我怎么样呢？可人家刘山不领这个情。唉——话说回来了，要是我真的把药铺开来了，谁敢对我不恭而敬之。就拿王玉芝来说吧，如果我有药店的话，她早就把我接过去小心周到地侍候起来了。邻居们也会对我笑脸相迎，就不是现在的情形了。有谁敢瞧不起我这个糟老头子呢？不就是因为他是个吃闲饭的吗。”
　　唉——窝囊了这么多年，按理说也该痛痛快快地活他妈的一回了。把药铺开起来，可这该死的政策还真是拿不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变。虽说自己是个快死的人了，可那些干部整起人来可不管你是老是少，更何况自己是坐堂先生呀。所以说还是小心为妙，过二年再说。可又想到自己还能活几个二年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说不定明天自己就不行了呢。难道自己这一辈子就这样交待了？就这样窝囊一辈子？就凭自己这一身的能耐竟然没有伸直过腰？守着个金饭碗却要饭吃？他越想越不服气，越想越觉得自己活得憋气。人家年青人都不怕，自己一个糟老头子还有什么可怕的。又嘲笑自己替这个着想替那个着想，快替自己想想吧，快痛快痛快吧。老头儿这样一想，说也奇怪，不但觉得心里痛快了，人也精神抖擞起来；对政策也不过分担心，觉得那种担心确实是多余的。
　　老人家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拿定了主意：把药铺开起来。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他对刘山说：“快吃饭吧！吃饱了明天好开药铺。”刘山怀疑地看了他一眼，表示将信将疑。老人家就用一种似乎早已解脱的口吻说：“我想好了，把药铺开起来。你说的对，办事情要总是前怕狼后怕虎那就啥事都办不成。不过话说回来了，要是将来政策变了你挨了整，你可别怪我没有提醒过你。”
　　刘山闻听此言顿时笑逐颜开，忙问：“真的？”老人家见此笑了笑说：“这事我能跟你撒谎吗？”刘山见七太爷答应了，用一种胜利的语气说：“现在的形势和过去的不一样了，现在所有的人都搞资本主义，就是将来政策变了，整谁呀？整的过来吗？所以说你就放心吧，政策变不了。”老头儿又盯问了一句：“将来你挨了整你可别埋怨我。”刘山说：“埋怨你？我高兴还高兴不过来呢，哪能埋怨你呢？”
　　
　　开诊所、药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周文秀的行医资质问题。有人可能产生疑问，一个江湖郎中，政府会发给行医资质吗？会的。这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卫生行业人才紧缺。因此国家出台相应的政策，鼓励私人开诊所、药铺。如：在1980年国务院批准卫生部《关于允许个体开业行医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可以允许个人申请开业的三种情况：一是过去领有开业执照，现无工作，仍能继续行医者；二是因各种原因，目前未在国家或集体医疗机构工作的中医、西医、助产士和牙科技工；三是一部分在国家或集体医疗机构工作现已退休的医生、助产士和牙科技工。周文秀就符合第二种情况。而且从《报告》中不难看出，当时开诊所、药铺的门槛非常低。
　　对于开诊所、药铺，周文秀精通此道。需要置办的东西、资金该怎样分配、房间该怎样布置等等，他都心里有数。唯独对于办执照这事不在行。好在桂东和卫生局干部李亚芬关系不错。王玉芝就打发桂东陪周文秀去县卫生局办营业执照。刘山则在家里收拾房间。
　　村中之人听说刘山要开药铺都来看热闹。有替刘山高兴的，也有妒忌的。但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是一件绝好的事。因为以后治病就方便多了。大家伙七嘴八舌议论此事，说刘山接周文秀来养老，绝对是干了一件大好事！不但给自己请来了一个财神爷，而且还给大家伙请来个好先生，因为大家都知道老人家的医道好。
　　很多人主动帮刘山干活的，他们重新装修房间、打造药柜、把屋里的土地面换成水泥地面，以便能防潮。刘山这边干得风风火火，王玉芝则在自家替刘山招待那些帮忙的人，就像当年替刘永福招待发丧刘山母亲的那些人一样。
　　
　　大约过了十几天，周文秀就将从业资格拿到了。刘山也把药房收拾妥当。现在该进药了。老头儿手里有四百多块钱，刘山手里有几十块，两人凑了五百多。老人家明白：别看自己是坐堂先生，但将来支撑起这个药房还要靠刘山。因此，第一次进药，他带上刘山，以便让他熟悉一下有关的情况。
　　噢！经过十几天令人心旷神怡的忙碌之后，小诊所终于开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