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家小院前言

　　记不清哪位大师说的，阅读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世界。然而，在我肤浅的认知里，阅读丝毫改变不了我的世界，就象知识改变不了我的命运一样，反倒使我负债累累。在这个破烂的世界里，我自己同样破烂，信息如潮的时代令我无从思考，只有盲从与接受。
　　沸腾的网络总在给我们创造想象，包括灰姑娘和烟囱工式的童话，似乎只要有梦，就会有成功。事实果真如此吗？
　　根据某种研究，绝对成功者和绝对失败者都是少数，保持中庸的，才是绝大多数。这个情形就象两个底部相互黏合在一起的金字塔，又象个纺锤；而中国人是最先认识到这一点的，所以五千年之前才有了所谓的中庸之道，才有了竭力维护某一体系的理论孔孟之道。根据前一种研究，我们不难在人丛中寻找到各自的位置。占据某些话语权优势位置的人们一直在宣扬积极向上的世界观，似乎社会前行的方向一直如此；因为这些人垄断着话语权，使得几乎所有的舆论，甚至大部分教材都渗透着他们的思维，从而形成一个不可反驳的假象，这也是为什么日本右翼要极力篡改历史教课书的缘故。由此一来，就造成一个令人迷惑的现象，满世界都在积极向上，丝毫看不出任何让人沮丧的东东；即便有一个骆驼祥子，那也是被旧社会压榨的代表人物。其实我倒认为，《骆驼祥子》中的祥子和《围城》中的方鸿渐同时被两位不同的作者无形中赋予了另一重鲜为人知的社会意义，那就是中国人，尤其是那个时期乃至直到现在中国人真实的写照。人活着做什么，为了什么，这问题看似很简单，貌似只要活着的，有大脑的人类就能够体味到；但要是用几句话来总结，却不那么容易。来自社会底层的祥子其生存最大的目标，是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洋车，能挣到足够的钱，来过好他的小日子；而俨然属于中产阶级的方鸿渐则向往着安逸，这些和现在社会，人人向往好日子的愿望大致相同。我们希望拥有自己的房子，再营造一个其乐融融的小家，这本身就很有积极向上的内涵；但我们的工薪够吗？要知道，追求幸福并非纯粹属于精神领域，还需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无法想象，或者至少以我们自身的角度无法想象一个真正的沿街拾荒者会存在真正的幸福。幸福，说句大白话，就是吃饱饭之后在这个社会上享受的一种感觉，也即拥有物质多寡的心理感觉。那当然，拾荒者可以在刹那体验到类似的幸福，例如躺在某个街角晒太阳的惬意，或者其他。在这个社会里，我们能得到的，总是和期望得到的形成一个巨大落差，就象观看黄果树大瀑布，我们只能在下面仰望，我们永远在为一套住宅，或者为一项工作活着，而失去了应有的快乐，甚至忘记欣赏身边的美丽。祥子最终退却了，从他的满腔理想中悄然退却至一种混沌状态，不再有梦。他的梦被现实无情地撞碎，这就不是积极向上，而有着灰的色彩，悲剧的色彩。读过老舍这部震撼人心的小说，我不禁掩卷沉思。假如现在老舍还活着，他会写什么，房奴，卡奴，孩奴，还是一次虚拟的网恋之旅，抑或描述一个官场人物的百态百味，或者干脆仅仅是一个纯文学片断？未央湖水泛起阵阵涟漪，关于一切的假设，仅仅是个假设，不会也不可能成为真实，因为历史就是历史，不容改变。
　　政治不仅改变着历史，也左右着文学，成为某种特定价值与特定目的的风向标。我至今记得中学时的一篇著名课文《包身工》，实际上那是篇向帝国主义宣战的檄文，是工人阶级的控诉书；可事实究竟怎样，我们谁也不知道。倒是最近披露民国时代的工薪状况，令我大吃一惊。在《银元时代生活史》中，可以读到一个纺纱女工的月薪居然高过居然比上海市公安局巡警和巡长还要高，而且这位纺纱女工还处于实习期，还是第一个月上班；《中国近代史通鉴》则披露，一个“苦极了”的小工的年薪可以在汉口置办一亩地；更具体的还有鲜为人知的《寻乌调查》。那是一篇写于1930年调查，当时寻乌属于赤色政权；这样的事实在当代中国是不可思议的，也是不能想象的，尽管我们的社会在四处高调宣传劳动最为神圣，但在高薪养廉的口号下，公务员所攫取的，远远大于普通劳动者，甚至依旧腐败丛生。当然，这类轶闻旧事，因为年代久远，或者因为我本身就从没置身其中，所以也就无法去考证；但这从一方面证明了《包身工》这篇文章里多少有些虚假成份，或者至少从某一方面指出当时国民党政权至少处于一个上升期，没有那些被政治感染掉的文章所宣传的那么破烂。
　　文学可以制造假象，可以将一桩原本无意义的小事渲染成为具有典型意义的大事，从而左右人们的思维。难怪后人分析说，如果没有摇旗呐喊的戈培尔，就不会有希特勒的当权，更不会有纳粹德国的肆意扩张与疯狂排犹。戈培尔是政治宣传的开拓者，但他仅仅是通过广告手段的政治宣传，并没渗透进文学这一领域。也许，将文学强迫进政治圈子的，应该是布勒东。那位伟大的超现实主义者本身就向往政治，试图以自己的言论来干涉政治，并自认为是个类似于中世纪的主持正义的骑士。他这位骑士捍卫的不是某一位名媛或贵妇，而是正义与公理——这在今天看来是个奇怪的现象，但那是那个时代公知们的伟大抱负，以为真理是可以用文学来左右的，以为自己的呼喊可以成为一面纠错的旗帜，以为政治也可以在文学呐喊之后皈依入正义的轨道。当然，在此之前，还有中国的左翼运动，以及更久远的大清朝的文字狱。在文字狱的阴影下，《红楼梦》这部旷世奇书也不得不缩水，成为残缺，因为能留存于世的，都是经过八股式考究后钦定的删节本。当然，八股这种形式的文章原本是个优秀的体裁，原本是隋唐时期突破门第观念的一种取士办法。根据这种办法，庶民与寒族同样可以和士族大家子弟坐在同一个朝堂上，议论国政。但到了明代以后，八股居然成为一种文人邀宠，从而进入仕途的工具与禁锢。
　　偶尔，读过宋代的一些逸事，我忽然钦佩起那位马上取得天下的赵匡胤。无论来得及来不及，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大概他是唯一一位没有鸟尽弓藏的帝王，而且还在太庙里竖起个石碑，明令子孙不得为难读书人。于是，大宋王朝，无论是残缺不全的北宋，还是厮守半壁的南宋，对待文人都是极度宽容的，哪怕包拯争论时将唾沫溅到天子的脸上，也不会被降欺君之罪。哪怕再怎样政见不合，苏轼也不会被陷于牢狱之灾，照旧有一席可以施展抱负的舞台，那可是真正开明理性与文明昌盛的时代。科技进步，文化鼎盛，经济繁荣。假如不是蒙古人的铁骑，打断了它前进的步伐，兴许会诞生出世界上第一个议会制的民主国家。如果那样，中国就真正成为世界中心，成为无法撼动的中华帝国，人人沉浸在小资情趣中，过着其乐融融的小日子，享受着物质昌盛与科技进步带来的伟大成果。我想，那个时候，文人们一定会无比自豪地在文字与文学里释放着绵绵不尽的小资情怀，字斟句酌，推敲不已，而不必关心其他，因为只有在危世乱世时才会置身其中，担忧家事国事天下事，就象人们在遭遇到不公时，才会渴望公正一样。
　　毋庸置疑，文字狱是儒家思想结合中央集权意识的一个了不起的发明，仅次于横行中国千余年的八股。这种奇怪的发明，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思想趋向于统一，实现了自董仲舒以来独尊儒家的理想。其实，儒家思想之所以被汉武帝采纳，在黄老之术之后渐渐成为皇家理念，大致是和当时罗马皇帝采纳基督教为国教的道理一样，因为这种思想可以为统治者所用，可以软化臣民们的反抗，可以巧妙激发起臣民们忠君的荣誉感，并把此荣誉感钦定为积极向上的精神鸦片。换句话，无论孔子，还是基督，都是统治者驯化民众的辔头与缰，一旦威胁到统治者的根本基础，就会受到攻伐，甚至是诛灭，包括精神和肉体。而文字与文学，无形中成为了缰绳和马鞭与马刺。正是在这种状况下，某些大师利用文字与文学开始了其艰辛的隐晦之旅，中国章回小说鼻祖罗贯中就是个中高手，其传世之作《三国演义》其实就是部影射之作，魏吴蜀相应地成为明吴汉，曹操、孙权、刘备相应地成为朱元璋、张士诚、陈友谅。当然，这不过是借史影射而已，就象盛唐魏征期望太宗以史为鉴有着异曲同工的作用。同样政治高压下，20世纪拉美众神们采用的是另一种形式，《百年孤独》式的魔幻现实，虚构市镇马康多（Macondo）不过是那个大陆的一个缩影，这实际上比《三国演义》又进了一步。而另一位俄罗斯大师则在斯大林红色恐怖的阴影下创造出《大师和玛格丽塔》，运用亦真亦幻的技法，展现出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当然，这种叙事技巧并非马尔克斯和布尔加科夫的独创，在他们之前，曹雪芹就利用了这种虚拟手段，叙述了一座繁华都市贾府的逸事；至于那座城市，属于中国哪个区域，江南或北方，曹雪芹并没说明；至于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曹雪芹更加没有说明。
　　有时我想，如果罗贯中不识时务地写出一纸声讨朱元墇的檄文，那会遭遇到什么样的境遇，会不会也和骆宾王一样，不知所踪；或者会遭到和大将军常达一样的命运？当然，罗贯中最终也不知所踪，逃遁于世外；不过他的文字却留下了，巧妙地替他不断呼吁着正统。这声声的呼吁透过重重时空，一代又一代地传递下去，直到现在也不曾停息过。有时，文学与文字可以述古；有时，文学与文学连述古都不可以。既然如此，那就弄点虚幻，虚构出一个虚构的时代，诸如《红楼梦》的时代背景。
　　文学与文字总是可以虚构的，只是有些文学与文字被贴上现实的标签，有些却被指责为胡闹与无聊，从而流露出满脸的不屑；但这些横加指责者却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文学与文字必须要承载的责任，现实的意义。在我看来，《三国演义》的意义在于弘扬正统，《红楼梦》的意义在于嘲讽现实。这两部名著，一个从历史入手，一个则从虚拟进境，俨然两种路数，却同样竖立为不朽。我们能考证出诸葛的身世，但谁也不能考证出荣国府究竟在哪里，以及贾府皇考的源头，因为那不过是个虚拟，一个莫须有。可以说，《红楼梦》是一部虚拟了场景与时间的小说，这在当时，甚至以后很长时间，都绝无仅有的，属于一部超前之作，直到现在，还没有哪部作品能全面地超越它。客观讲，《红楼梦》摒弃了大清朝时期以及之前文人们所追求的文体与形式，而转向下里巴人的语言，也就是说它没有向当时的主流文化屈从，没有取悦那群高高在上的读者，虽然在其文本里也体现了诗词格律这些东西；用现在的语言来讲，曹雪芹没有理论基础，也没有任何文化的认同，他的这本书，无论从思想上，还是文体上，都是大不逆的产物，打破了固有模式，将一个酷似真实的场景与时代介入文字之中，进行一次大胆的叙事冒险：太虚境界，渺渺真人，甄家，贾府，哦，原来一切都是“原应叹息”，原来一切都是“假话”——这既和《金瓶梅》的游戏之作有所不同，也和之前据史演义的评话有所不同，那些著作似乎都在标榜查有此事的真实，只有曹雪芹模棱两可地言有所虚，刻意回避一个真实的背景。曹雪芹的巧妙，就在于此。其实，虚拟一个环境，是写手逃脱政治惩罚的巧妙手段，一旦有所追究，就可以瞪大眼睛，掩耳盗铃般地嚷起那句耳熟能详的段子：虚构情节，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写手进入那个自我创造的虚拟环境，就象进入桃源，自说自话般完成自己心目里的那个伟大理念，尤其在这乱糟糟令人无法辨别的网络。物质在不断昌盛，社会在悄然进步，只是文字狱的影子还在持续存在，许多字眼都成为禁忌，许多事情都不可以议论，否则会惹祸上身，轻则遭遇人肉搜索，重则会有牢狱之灾。但反观许多言论，其实始作俑者并没挨到板子，因为始作俑者的脑袋上顶着个大红帽子，属于半御用专家，打板子的没力量打到臀部坐在那个位置，只好拿散播者开刀，似乎他们是维护正义的刽子手。换句话，他们只敢拍苍蝇，不敢打老虎，只顾维护成功者的利益，只会去打击失败者的尊严。这种情形到了网络，也一模一样地被复制，专家们拥有至高无上的话语权，可以矫诏，可以胡说八道，可以信口雌黄指责说出真相的人是个巨骗，可以在真相暴露之后拍拍屁股走人，不必承担任何责任。但普通网民假若重复了，或者说错了就要杀无赦，就要删贴，就要被人肉搜索，就要被某机关传唤，警告，说服，谈话。诸如此类不堪重负的骚扰，甚至专门制订出一条法律（诽谤罪）来限制某些言论的流传，使之担负起本不应担负的法律惩罚，来维护所谓的言论自由与事实真理。在这种状况下，许多写手开始规避一些敏感字眼，竭力回避活生生的现实，从而坠入玄幻、穿越和架空一类的迷途，空喊些正义与侠气，或者干脆蒙上眼睛，为自己打造一个伪现实主义，去利用一些富有弹性与精制打磨的文字，营造一种自以为是貌似真实的虚假氛围，来阐述自诩为小资情趣的场景与隐秘情感。其实这种揭露个体私密的小文学，是某种不可言说的共谋体，在引诱着有才华的愤青进入那个只用显微镜观察世界的小圈子，然后设立一整套莫须有的美学概念来禁锢思维，使之自我陶醉于文字的酒精中。
　　和这种主张小资情趣的家伙们如出一辙，另有一些人在竭力促使娱乐至上，试图引导大众避开那些敏感话题，去品尝物质的盛宴：造星，追星，球迷，以及高涨的奥运情结，诺奖情结，和其他乱七八糟的情结，其实那都是追逐功利的表象。这些看似无害的娱乐精神正将整个社会拖向浮躁的深渊；而高明的政治家巧妙利用这些娱乐精神来转移公众的注意力，并成功地将公众潜移默化，把公众的视野从精神上的追求，转向对物质的占有欲上来，对名誉的争夺上。于是，网络兴盛了，物质充沛了，人们的信仰也与此同时严重流失了，诚信只是挂在嘴边的说辞，廉洁只是遮挡腐败的遮羞布，迫使某些机构或自诩为维护传统者重新祭起孔夫子的大旗，试图来个思想回归，诱惑人民再度皈依。对于这种现状，究竟是悲剧还是喜剧，谁能说得清？但不管怎样，部分逸于安乐的大众不再成为既有的上层建筑的威胁，反倒成为集体共谋，否则大众的安逸就会被颠覆，重新堕入一个动荡的社会。于是，绝大多数成为了噤声的沉默者，并且害怕自己会成为某个命运多舛者的翻版。
　　出声者，必定被潜规则般地T出局，或者干脆冷冻起来，使大家对之视而不见。这是中国式特有的太极，也是中国式特有的和谐；如此一来持异议者就相应减少，甚至归于零。这不禁让我想到生物学的物种入侵，一个单一物种肆虐疯狂地排他，致使世界失去物种的多样化，从而渐渐恐龙地成长，从而独霸地球，从而进入一个假繁荣时代。但最终，一场简单的流感，一次突如其来的小行星碰撞，就将之湮灭。这种现实是可怕的，也是令人不敢也不能想象的。
　　偶尔，我在想，如果美的追索一直都那样单一，如果文学史上没有悲天悯人的德莱塞，没有追逐理想的海明威，没有疾呼呐喊的托尔斯泰，没有耽于内心流动的普鲁斯特，有的只是梅花三弄，或者坠于六朝骈文格律般的文字陷阱，那会是什么样？再换个方式说，如果死魂灵里出现一位正直无私的官员，来做一番雷厉风行的反贪腐，那效果会怎样，还会具有其独特的讽刺锋芒吗？如果文学继续夏多布里昂式的讲究文字的排列，还会有雨果、巴尔扎克这些大师们的出现吗？如果法国文学不包容子夜出版社的存在，还会有新小说众神们缤纷多彩的文学探险吗，还会展现出多彩的社会吗？这一连串的问题貌似不能摆在一起，现在却被迫归到一个篮子里了。
　　基于传统，大中华向来有着大统一的理念。当然，这要排除掉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不过，那个时代，是中国思想史与文化史最为灿烂与辉煌的时代。此后每个朝代，都在试图利用种种资源，进行一次又一次不懈的统一，无论从思想上，还是版图上，甚至是表达交流的文字与文学上。所以，任何打破固有模式的内容与形式出现，都会受到打压，受到歧视与冷遇，受到不公正待遇；在这种不公正之下，许多人选择了沉默。
　　也正因为有着我这样沉默的大多数，也正因为有着迫使我与其他人一起噤声不语的伟大潜规则，才会有了许多虚构与虚拟。王小波的白银时代成功地逃逸于未来，曹雪芹的红楼梦成功地逃逸于虚幻，我却逃逸不掉，只能躲在某一角落，进行一次又一次黑色幻想，小孩子般模仿伟大先辈们的技俩，在文字里面虚构一个不是真实的真实，再造一个不是虚拟的虚拟，以欢娱一些能认同或欣赏我的读者（偶尔，我在想，如果让苏武出现在当代，他还是位民族英雄吗，或者只是一位普通的、知名度颇高的爱国者，抑或只是位沽名钓誉的家伙；如果让曹雪芹生活在当代，他还是位落魄的才子，或者只是位勉强生存的老百姓，抑或仅仅是位不修边幅的自大狂和屌丝男，蛆一样生存在社会底层。这种种假设，多棱镜般在我的脑子里四散，弥漫，纠结，形成一扇又一扇艰难开启的门），并自以为是地认同自己的伟大，自以为是地认同自己的卑微。伟大与卑微同时流淌在我的血液里，就象一条奇异的虫儿，咬噬掉我的自尊，将我拖入怯懦与无奈的深渊，促使我用文字来表达出我的思考与观点。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士为知已者亡，文为知己者生，所以也就没奢望能被多少人认同，只希望能有人记得，或者至少沉默地在内心里认同我的看法与观点。当然，黑色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严肃，另一种是沉重，就象蓝有清澄和幻想两种解释一样。沉重与清澄相对，是天和地，是空气，是全部；严肃与幻想相对，却是一种无奈的滑稽。而我，只能选择后者，拼凑起古人的名字与事迹，啼笑皆非地进行一次绝非戏仿的戏仿，就象一个孩童跑到海边拾拣起一块又一块贝壳，瞧着天上的云，空中的海鸥，以及海面上的浪花，试图拼凑起一个心目中的美，试图营造一个瞬间即逝的沙堡般的图案，尽管自己知道这些贝壳都是死去的生命，在某些人眼里，不存在任何有意义或无意义的价值。仔细琢磨，我的这些言论其实都是别人咀嚼过的口香糖，咀嚼了N次，已经味如嚼蜡了；但在我的心目中，我还是坚定地认为，真理总得需要反复咀嚼，才能吐出蚕丝，才能有那么一点点儿用处，去做遮羞的原料。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都是原始人，都需要一些树叶之类的东西来遮挡私处，以维护自己脆弱的自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