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二章 秋收之时

　　皇太极登上汗位的公元1626年农历九月，大明帝国的辽东经略高第致仕，天子朱由校“罢经略不设”，大英雄袁崇焕出任辽东巡抚一职，主持整个辽西走廊的抗金大局。
　　新任辽东巡抚的袁崇焕，首先对关宁军的领导层进行了一轮“大洗牌”，核心领导岗位全部换上了原属孙承宗手下的部将。除了参加过宁远大捷的满桂、祖大寿、左辅、朱梅、程维楧、孙元化、何可纲等人（因与袁崇焕性格不合，蒙古人满桂在当年初冬调离了辽西走廊），被孙承宗称为“英才”的赵率教，亦被袁崇焕招进了关宁军的核心领导层。接着，就连类似于黄龙这类参加过宁远大捷的中低层校尉，都被提拔到重要的军队岗位，“袁家班”至此成型。
　　黄龙高兴极了，短短两个月内，他从百户官连升两级，成为了一名关宁军的从四品千总。黄龙的好运还没有到头，在其生死之交孙元化的积极争取下，袁崇焕把黄龙以及黄龙的的原部众全部划分到孙元化新组建的“鲁密铳队”。
　　公元1626年秋天，东江镇的长山群岛迎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秋收”。早在1625年秋天，葡商包法德的船队到达皮岛时，葡人陈亨利给老朋友耿仲明带来了“番薯”。
　　番薯，最早种植于墨西哥，是当地的印第安土著所钟爱的农作物，后由跑到美洲殖民的西班牙人携带至菲律宾种植。万历年间，福建籍商人陈振龙冒死把番薯株偷渡回福建种植。史称，陈振龙“取薯藤绞入汲水绳中”，“始得渡海”。上海大儒徐光启把陈振龙偷渡番薯株回国的精彩故事写进了不朽名篇《农政全书》，并且把番薯从福建带到了上海种植。
　　番薯，是一种非常粗生的农作物，适用于救荒。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对番薯非常推崇，称“（番薯）一亩数十石，胜种谷二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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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到陈亨利带到长山群岛的番薯株真能结出番薯！”东江镇总兵毛文龙一边生吃番薯仔，一边啧啧称奇。
　　原来，耿仲明在长山群岛试种番薯前，东江镇曾进行过多次农作物种植实验，包括试种玉米；结果，全部失败。
　　“我们能在长山群岛种出番薯，葡人胡安功不可没！”耿仲明回应平辽将军毛文龙。
　　胡安，耿仲明高薪聘请的外籍顾问，曾在日本长崎当过耿仲明的贴身保镖兼翻译，后于1625年秋天跟随葡商陈亨利到达东江镇，长驻不走。胡安在跟随陈亨利混迹于澳门前，曾在西班牙殖民地菲律宾谋生，当过管理大庄园黑奴的监工头目，掌握番薯的种植技术。
　　“可惜缺乏淡水的灌溉，番薯仔的个头普遍不大啊。”胡安用熟练的汉语对众人说。
　　得知长山群岛“秋收”，尤景和、毛承禄、陈继盛、陈有时、陈良策、沈世奎等东江镇核心人物，全部跑到“耿家军”的总部小长山岛，观摩与学习。
　　毛文龙拍了拍葡人胡安的肩膀，说：“你能在东江镇种出农作物，已经是奇迹了！你的薪水从这个月开始，由本将军毛文龙支付！明年春天，整个东江镇全面推行种植番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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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天启六年（1626年）十月，大金汗国的新任大汗皇太极发动西征，直指“内喀尔喀蒙古”。新上台的皇太极急需一场外部战争的胜利，巩固自己那来之不易的汗位；同时，提振失去努尔哈赤的八旗军之士气。
　　内喀尔喀蒙古，来源于达延汗时代（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的“喀尔喀万户”。喀尔喀万户后来分裂为“外喀尔喀”、“内喀尔喀”，而内喀尔喀的全称为“内喀尔喀万户左翼”。
　　在16世纪中叶，内喀尔喀万户左翼从漠北蒙古地区迁移到漠南蒙古地区（今天的内蒙古），史称“左翼蒙古南迁”。外喀尔喀没有选择跟随内喀尔喀南迁，他们留在了漠北，逐渐演变成7个相对独立的漠北蒙古部落，即著名的“外喀尔喀七部”。另一方面，南下的内喀尔喀左翼逐渐演变为5个相对独立的蒙古部落，他们分别是扎鲁特、巴林、巴岳特、弘吉刺特、乌齐叶特，史称“内喀尔喀五部”。5个部落中，乌齐叶特的势力最大，大明的边军称其“炒花蒙古”。
　　在晚明，内喀尔喀五部有一个死对头，它就是“科尔沁蒙古”。原来，内喀尔喀在16世纪南迁时，威胁了当时的“兀良哈三卫”。兀良哈三卫，亦称“朵颜三卫”，他们是在明朝建立初期归附朱元璋的蒙古部落之后代。朵颜三卫的祖先曾经帮助明成祖朱棣篡位，推翻了建文帝的统治。朱棣夺权后，作为对朵颜三卫的回报，遂把漠南蒙古东部的草原划给了朵颜三卫，作为他们的牧区。
　　“天下既定，徒宁王南昌，徒行都司于保定，遂尽割大宁地界畀三卫，以偿前劳。”
　　——《明史》
　　内喀尔喀南迁，以朵颜三卫的战败失利而结束。战败的朵颜三卫找到了当时的大明朝廷告状与求助，然而，基本没有用。史称“往年外夷（朵颜三卫）尽被胁从，部落远途，或为向导，或随抢掠。”
　　受尽欺凌的朵颜三卫残部，因不堪忍受内喀尔喀蒙古的不断蚕食，最后龟缩到嫩江草原，与当地的游牧部落合流，慢慢演变成天启年间的“科尔沁蒙古”。朵颜三卫作为科尔沁蒙古的一部分，对内喀尔喀蒙古5部有着天然的仇视。
　　“科尔沁等部，乃朵颜三卫之众。”
　　——《西斋偶得》
　　早在努尔哈赤健在时，科尔沁蒙古就已经向大金汗国投诚，公然背叛大明帝国，彻底与漠南蒙古之主林丹汗为敌。天启年间，科尔沁蒙古的首领为奥巴，其在努尔哈赤生前，被大金汗国册封为“土谢图汗”，堪称蒙古族的“蒙奸”。奥巴欲借努尔哈赤的实力，夺回“朵颜三卫故地”；努尔哈赤亦想通过收编科尔沁蒙古，与年轻的林丹汗在漠南蒙古决一雌雄。大金汗国建立后，奥巴、努尔哈赤2人一拍即合。
　　公元1624年，大金汗国因“刘爱塔降明”事件大受打击。手拥实力强大的察哈尔蒙古部之林丹汗，趁机联合内喀尔喀5部，大举讨伐“蒙奸”奥巴；结果，却因八旗军干涉而功亏一篑。林丹汗在那一战的失败，跟其信仰“红教”存在一定关系，皆因当时的内喀尔喀盟主卓里克图是一名坚定的黄教信徒。卓里克图在大战期间，居然跟宣称自己信仰“黄教”的八旗军统帅莽古尔泰、皇太极2人，眉来眼去、通风报信。
　　公元1625年，林丹汗设计捕杀了害其功亏一篑的内喀尔喀盟主卓里克图，兼并了卓里克图下辖的炒花蒙古（乌齐叶特部）。此举壮大了林丹汗手下的察哈尔蒙古部的实力，却让内喀尔喀联盟变成了一盘散沙。
　　公元1626年农历十月，内蒙古大草原秋高气爽、牛马长膘之时，新任大汗皇太极、“蒙奸”奥巴2人为首的西征联军出现了。
　　在残存的内喀尔喀蒙古的扎鲁特、巴林、巴岳特、弘吉刺特4个部落中，扎鲁特部是最坚定的“抗金派”，亦是少数派。新任大汗皇太极、“蒙奸”奥巴在公元1626年出兵漠南蒙古的重点打击对象，正是扎鲁特部。
　　扎鲁特部之所以坚定地抗金，并不是因为这个部落信仰“红教”，而是因为扎鲁特部的前首领昂安台吉，于公元1623年死于八旗军之手，而继任扎鲁特部首领的人是昂安台吉的儿子，年轻的色本。色本仇视杀害其父亲的八旗军。
　　得知皇太极、奥巴2人大举进攻内喀尔喀蒙古，35岁的林丹汗大惊，他迅速地带领察哈尔蒙古部救援内喀尔喀。可惜，晚了一步。
　　尽管英勇抵抗，扎鲁特、巴林、巴岳特、弘吉刺特4部很快被八旗军以及科尔沁蒙古战士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扎鲁特、巴岳特、弘吉刺特3部向西逃窜之时，巴林部蒙古却选择投降皇太极。
　　在兼并了炒花蒙古后，“蒙古之主”林丹汗兼任了内喀尔喀的盟主。察哈尔蒙古救援的不及时，让巴岳特的部落首领鞑达心生怨望，直肠直肚的鞑达心痛自己的部众伤亡惨重，对林丹汗的不满从其言语中表现出来。吞并过兄弟部落“炒花”的林丹汗，食髓知味，遂对巴岳特部动了歹心。入冬前夕，林丹汗借口鞑达对其心怀怨望、图谋不轨，无情地对巴岳特部蒙古操起了屠刀。史称“服从者养之，拒敌者被杀。”
　　眼看信仰红教的林丹汗疯了，弘吉刺特部、扎鲁特部选择逃亡。弘吉刺特部往南逃亡，结果，大明边军拒绝收留他们，后至的察哈尔蒙古把带血的屠刀对准了他们，弘吉刺特部覆灭，；另一方面，扎鲁特部蒙古在部落首领色本的带领下，向东逃亡，科尔沁蒙古部的奥巴收留了走投无路的色本，扎鲁特部最终被皇太极成功收编旗下。
　　自此，在内蒙古东部草原活跃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内喀尔喀五部”，消失于历史的舞台。扎鲁特部、巴林部归附皇太极后，受到了女真贵族们的优待，他们很快被暂时改编至二贝勒阿敏的镶蓝旗下辖，参加随后的八旗军东征朝鲜。
　　初冬，皇太极带领八旗军凯旋而归。当夜，没有参与西征内喀尔喀蒙古的二贝勒阿敏求见沈阳宫中的新任大汗。
　　“大汗，东征朝鲜事宜正在有序准备中……听说，扎鲁特部、巴林部归降了我们大金汗国。”
　　“扎鲁特部、巴林部都会作为新力军，参与东征朝鲜的行动，请二贝勒放心吧！”皇太极回复阿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