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铁石心肠的妈妈

　　儿子送回病房之后，真正属于我的战场来临。
　　“一定要仔细看着孩子的嘴唇，如果出现紫绀色，立刻来护士台，不能只看生命监护仪上的数值，血氧饱和度很重要。”责任护士开始交代术后护理的注意事项。
　　“孩子出现喷射状呕吐是正常的，那是颅内压增高引起的，次数频繁就要来告诉我们。如果不频繁，就保持密切观察。”
　　“尿袋里的尿液，你们不要放掉，我们要统计孩子的排尿量。不能给孩子用枕头，头尽量放低。出现高烧不要慌乱，超过三十九度，来护士台告知一声。今晚很关键，必须时刻看着孩子。”
　　我认真点了点头，也做好了所有准备，今夜通宵不睡，我也要看护好儿子。
　　护士刚刚离开，郭斌把我叫到了病房外面。
　　“我得回去了，明天还得上班。”这么关键的时刻，孩子的父亲竟一刻也不肯多留。
　　“你去吧，上班重要，孩子有我。”心凉透了，也就不会再感到伤心。
　　“你跟爸爸好好说说，不是我不在乎孩子。你们三个人在这里，多我一个少我一个，也没有什么区别。”原来郭斌还在乎我父亲的评价。
　　“你放心！我不会说你什么。”我只说了这一句话，就回了病房。
　　我绝不会说什么，没必要为郭斌的行为浪费口舌，孩子才是最重要的。
　　“小郭呢？”爸爸没有看到郭斌回来，很意外地看着我。
　　“他回去了，明天还要上班，东东不是还有我们吗？”对着自己的爸爸，我真的笑不出来，心里觉得好委屈。
　　“妈妈，妈妈。”睡梦中的儿子，手开始胡乱挥动。我赶紧握住他的手，他才能安稳睡觉。
　　爸爸有些心疼地看着我，嘴唇动了动，终究什么也没说。
　　半夜两点，儿子的体温升了上来。我用电子体温计测了一下，三十八度。
　　我去接了温水，拿出行李里的小纱巾，沾了温水后，开始擦拭儿子的全身，给他进行物理降温。这种方法，全是从我爸爸那里学来的。
　　妹妹先睡了觉，明天白天要劳累她，我们姐妹俩必须轮班，才能照顾好孩子。
　　“我来，你也去睡一会。”爸爸接过了我手里的小纱巾，麻利地给东东做物理降温。
　　“爸爸，还是我来吧，我不放心。”我重新拿起小纱巾，一个妈妈，这个时候应该肩负起孩子的希望。
　　爸爸叹了口气，他选择坐在躺椅上，看着我忙碌，等我需要他的时候，他随时接手。
　　那天夜里，东东吐了两次。每次他呕吐，我都把他的头侧向一边，防止呕吐物进入鼻腔，发生窒息。
　　呕吐物的污渍爸爸也快速清理，一夜的忙碌，我们父女俩的脚都肿了。
　　术后二十四小时，鲍南教授掐着时间来到病房，亲自蹲下看尿袋里的尿液有多少，责任护士报的数字，这位教授根本不听。
　　“小朋友，握握我的手。”鲍南教授分别检查孩子的四肢力气。
　　我发现儿子的右手仿佛使不上力气。
　　“右手和右脚没有力气，左侧还可以，要抓紧时间开始复健，不能因为心疼，就让孩子一直躺着。”检查过后，鲍南教授叮嘱了我。
　　医生护士查房走了，儿子的体温在三十七度，我给他换上开襟睡衣睡裤，把尿袋用别针别在他的衣服上。
　　“妈妈，我不去，我头晕。”穿鞋的时候，儿子已经开始落泪。
　　“东东，妈妈知道，东东一定不舒服。可是，妈妈希望东东以后好好的。来，妈妈扶着，再教东东学一次走路。”这很残忍，开颅手术后二十四小时，就起来走路，整个脑外病区，没有一个妈妈这么做。而东东是整个脑外病区肿瘤最大的患儿。
　　“坏妈妈！”在东东的哭闹和责备声中，我扶着他下了床。
　　他已经不能自己站立，我只好从背后架住他的腋窝，用我的脚推着儿子的脚往前挪动。
　　病区的走廊不长，我扶儿子走一个来回，也用去四十分钟。
　　护士站的护士有的捂住了嘴巴，有的看着我和儿子，目光中全是诧异神色。
　　“这真的是最铁石心肠的妈妈！十五床的孩子，切了0.5公分的脑肿瘤，都躺了两个星期了，她的妈妈也不舍得让孩子起来复健。这孩子的肿瘤，在我们病区是最大的，这个妈妈怎么舍得？”就连护士长都这样说我。
　　最铁石心肠的妈妈！
　　如果躺着对孩子好的话，我也舍不得让他起来走路。
　　他已经不会挪步了，全靠我支撑他的身体，他又哭又闹地慢慢挪步，没有任何方向感。
　　病区里的妈妈，都站在各自病房门口，有的交头接耳，有的沉默不语。
　　我知道，一般的妈妈狠不下这个心。
　　“郭豫东真棒！来，朝着叔叔走！拉住叔叔的手，郭豫东就赢了！”在所有人看笑话的时候，脑外科副主任杨波教授，走出了办公室。他在走廊倒退着走，就在我儿子前方不到半米的位置。
　　儿子开始努力去抓杨波教授的手，他的腿开始自己用力往前挪。
　　“真棒！加油！”杨波教授一直笑着鼓励儿子，所有人的目光，集中在我们三个身上。
　　四个来回走下来，儿子已经可以只抓着我的一只手走路，歪歪扭扭，就像刚学会走路的孩子。
　　但他会走了！
　　“谢谢！”我不知该怎么感谢杨教授。他本可以像其他医护人员一样，就站在护士站里面看的。而他主动走出来，帮了我。
　　“你做的是对的，现在心疼孩子，就是毁了孩子一生。”杨教授说完后，看了护士站的护士们一眼。
　　“去动员你们负责的患儿家长，不能再让孩子躺着了，做了手术只是第一步，再躺下去，孩子就留下后遗症了。”杨教授的语气像是责备。
　　护士们走进了不同的病房，很快，有五个妈妈拉着自己的孩子，在病区走廊开始练习走路。
　　“妈妈，我是奥特曼。”东东不再哭闹，拉着我的双手，小声说道。
　　“那当然，东东是病区最高的小朋友，要给弟弟妹妹做榜样。”我笑着回答。
　　没有杨教授的鼓励，东东不会有这份荣誉感。
　　一个夸奖，对孩子是那么重要。
　　到了输液时间，我领着儿子回了病房，爸爸已经返回山东，妹妹给东东做了牛奶蒸蛋，很诧异地看着抓着我的手，能够歪歪扭扭走路的东东。
　　“小东不哭了？刚才可是听他哭得声音很大。”连妹妹都听到那哭声了，想来我们吵到了很多人。
　　我只是疲惫地笑了笑，重新教儿子走路，我已经累得汗湿脊背。
　　儿子躺回病床之后，也累得直接睡着。
　　我用温水擦了他的身体，他同样累出一身汗。
　　护士来给他打神经生长因子的小针，儿子也只是看了一眼，就又睡过去。
　　上午儿子的吊瓶量增加了，抗生素有两种。挂完第一种的时候，儿子发起高烧，超过四十度，我给他喂了退烧药。
　　又在退烧药的盒子上记录了时间。
　　我和妹妹轮流给儿子做物理降温，直到傍晚，儿子才退烧。
　　“是不是累到了？”昨天东东发烧还不这么高，妹妹开始怀疑活动量过大。
　　“百度上没这个说法，再继续观察一下吧。你先睡，半夜起来替我。”我觉得不是累的，最大的可能是体质因人而异。
　　我冰冻起来的水，代替了一次性冰袋，在儿子高烧期间，起到了很大作用。
　　只要儿子不发烧，每天早上一次，晚上一次，不挂吊瓶的时候，我都拉着他去病区走廊走上四个来回。
　　这种锻炼是枯燥的，儿子的情绪也一直不稳定，时不时地在练习走路的时候发脾气。
　　有的时候哭闹着打我。
　　这是对一个妈妈的巨大考验。
　　这种时刻顺从了儿子的意思，那么次次他都会这样做。
　　“东东，我这一辈子只能生你这一个孩子，就连你的出生，我也病危抢救了四个多小时。我不希望你有任何事，更不希望你留下让人笑话的地方。你活着从手术台上下来了，练习好走路，你就又成功了一些。你是个懂事的孩子，请像妈妈一样坚强。”
　　我承认，这样的要求，对一个刚做完开颅手术的七岁孩子，是过分的。
　　连我自己都是忍着心疼，狠着心拉他出来走路的。
　　“妈妈，累。”东东委屈落泪。
　　可谁又不累呢？
　　“再坚持一下，能走得差不多了，东东就可以去一楼大厅，听义工弹钢琴了。再说，暑假会过去的，东东难道不想同学？”我也清楚，开学的时间，儿子注定错过。
　　但不努力的话，他将不仅仅只是错过开学，还会错过生命中很多的事情。
　　孩子最终不再反驳什么，不喜欢这种枯燥的走路锻炼，忍着头晕的感觉，我的儿子在讨好自己的妈妈。
　　
　　第三天，病理报告的结果出来了。
　　中午午休的时间，杨波教授穿着手术服，高兴地走进我们的病房。
　　“良性的！星形细胞瘤一级，切除了永不复发！不用做后续化疗了！”这个副教授比我还要激动。
　　“再也不会长了吗？”我有些不敢相信，病魔放过了我的孩子。
　　“一般不会了，每年复查一次就可以。长在小脑的肿瘤，也不一定就是髓母细胞瘤！我还得赶紧回手术室，病理报告晚上会放进病历，我一听说结果，就忍不住来告诉你一声。”杨教授带着笑容走了。
　　我感到自己好幸运，我的儿子不会复发脑肿瘤了！
　　手机短信提示音这时响起，我的卡上多出了一百多万。
　　我清楚，公司转让了，孩子的医疗费有了着落，我也没有了事业。
　　我马上把借来的二十万，还给了我的朋友，用微信告诉了他病理报告的结果。
　　“孩子没事就好。”活不多，但我清楚，从小一起长大，这个朋友也牵挂我的孩子。
　　
　　术后第五天，东东的导尿管拔了，除了术后的高烧之外，我和妹妹面临了新的考验：孩子梦中尿床。
　　“这是被吓到了，怎么办？留下心理阴影就糟了。”妹妹有些慌了，网上问医生，问到了这样的结果。
　　我也有些头大，儿子一直有些内向，安全感并不是那么好给的。
　　看着闷闷不乐的儿子，我凑到他的病床边，笑着对他说：“东东，病理报告出来了。”
　　儿子的眼睛瞬间紧盯着我，小嘴紧紧抿着。
　　我终于明白，因为睡午觉，没有第一时间知道病理报告结果的儿子，原来一直担心这件事情。
　　“在你的病历里了，医生说是良心肿瘤，不会复发，也不需要化疗。东东要去看看吗？”我笑着问道。
　　“我要去看看。”儿子选择了眼见为实。
　　我给他穿好衣服和鞋子，牵着他的手离开了病房。
　　儿子的脚步比平时快了一些，他的眼神里有急切，也有恐惧。
　　已经是晚上了，除了值班护士，只有一个值班医生在护士站。
　　“您好，能让我儿子自己看看病理报告吗？我们是三十六床。”我笑着提出请求。
　　“可以。”值班医生答应得很痛快，摸了摸我儿子的头，走去拿出他的病历。
　　翻到病理报告那一页，儿子认真地看着，食指一个字一个字地指着，看了好久，孩子流泪了。
　　“妈妈，我不会死了。”儿子流着泪抱紧了我。
　　我不知该怎么安慰他，所有的恐惧，在这一刻都消失了。
　　医生和护士看着我们母子两个，我读懂了那目光，那种目光叫做：万幸！
　　
　　术后十五天，孩子还是每天高烧，鲍南教授开始着急。
　　抽了儿子的脑脊液做检查，没有感染症状。
　　护士来拨出了手术时，麻醉科医生扎在儿子大腿上的深静脉，也没有检查出感染症状。
　　这种不明原因，又反常的高烧不退，最终让儿子面临住院后的第三次手术：内置引流管取出术。
　　三万块钱白花了，但愿取出这根管子，不会让孩子受到脑积水的影响。
　　“没有任何创伤了，高烧怎么就是不退？”在这种不明原因的高烧面前，鲍南教授也找不出原因。
　　“会不会是万古霉素过敏？每次那种抗生素挂完之后，孩子就会高烧。”我提出了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