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饿死了人的三年自然灾害

　　第19章饿死了人的三年自然灾害
　　这天，四婶向我回忆了六十年前闹饥荒、挨饿、饿死了人的一些事情。在一九六零年前后吃公社食堂、人人挨饿时候的滋味确确实实不好受，她心情沉重的向我述说道：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的事情是在一九五八年年底就开始了的。在那个时候，和全国一样岷县各个乡镇人民政府变更了称呼，都成立了人民公社。家家户户开始停止自己做饭自己吃，生活集体化，吃饭全部在公社各处公共食堂吃。
　　刚刚开始的时候，食堂的饭菜办的还可以，能够勉强吃饱肚子。后来，慢慢地食堂做的饭菜越来越差，清汤寡水、没有油水、也几乎没有一点营养。各个食堂的伙食越来越差，到了最后时刻，大人小孩人人整天都处在饥饿中。大家都饥肠辘辘的度日子，小孩子饿得哇哇哭闹、大人饿得整天没精打采、面黄肌瘦，有些人时不时饿得面部浮肿非常疲倦，卧床不起。当时那种天天处于极度饥饿中的滋味，确实让每个人的内心都不好受。
　　岷县是甘肃挨饿比较严重的县之一，饿死了不少人。在那个时候，时不时会出现路边饿死人的传闻。那时小南门是岷县城最繁华的地方，一些被政府打击的“投机倒把”小商贩们会偷偷做一点馍馍，以高于粮食价格几倍极的高价钱出售馍馍（只是那时几乎所有商品实行统购统销，根本没有粮食市场），来获取暴利。
　　小南门附近那些地方，经常会出现抢馍馍的事情，而且时有发生。我就亲身经历过那样的事情，记得那是秋后的一天下午，放了暑假我在县医院教场分诊处维修房屋工地上，辛辛苦苦做了十几天泥活挣了五元钱。刚领了钱急急忙忙回家途中，路过小南门的时候，看到一个人在卖刚刚出锅的热洋芋，对于处在饥饿中的我们，那味道闻起来太香了，我就买了两个，打算让我母亲尝尝鲜。给了钱刚刚将热腾腾的热洋芋拿在手里，突然背后一个全身、满脸、双手脏兮兮，满脸胡子拉茬的中年人一下窜了出来，将我手中的热洋芋狠狠抢了去，飞一般向前跑去。我手心里留下几道血渍渍的那人指甲印，我内心既害怕又伤心难过，我自己都舍不得吃这香喷喷的热洋芋，想让母亲尝鲜吃一口热洋芋。周围人们看我满脸泪花，伤心难过的样子，就劝解我不要伤心了，说那人头脑不太好使，一阴一阳的，好像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你就不要计较那样的人了，你还是赶紧回家去。
　　在那时候，出门乞讨要饭的人特别多，几乎每家一天能遇上好几帮要饭的。还时不时会有人传说路边出现要饭的被饿得走不动路了，或者今天还在路边某某某家屋檐下躺着歇息，第二天就被饿死成了死人的传闻。你想想，当时家家户户人人整天都处于饥饿中，依靠在公共食堂打来的那么一点清汤寡水的饭食，哪里还有食物能够给乞讨要饭的人给一口饭食，路上必然就会出现饿死人的现象。居委会负责人就会时不时千方百计找人，将这些外面来的不知根底没名没姓被饿死者，拉到某处山脚底下就近挖坑深埋，不留坟头。
　　饿死人的那个时期，城里人们每天天刚亮就早早出发，去县城周围山上、周围农田里面，寻找各种能吃的野菜、遗留的萝卜和萝卜缨，捋能吃的植物种子，带回家千方百计做成食物充饥。大家还在农业社人们收割完的庄稼地里详细寻找麦穗，用镢头反复挖找、耙（读：ban）洋芋（农业社洋芋地里挖完洋芋后，人们又在挖过的地里再次挖来挖去寻找丢失、遗留的洋芋），人们非常辛苦挖的满身满头大汗，挖了好大一片地还找不到一个小洋芋，但他们仍然仔细的挖来挖去寻找农业社人们遗留剩余的零星、极个别的洋芋。随后，拿回家给一家人解决饥饿。记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我父亲联系关系很不错的县粮食局面粉厂的杨厂长，给我家前后买了二十多麻袋加工后的荞麦皮，饥饿中的一家人非常高兴，立即用筛子反复筛这些荞麦皮，筛下极少带荞麦皮渣的荞麦渣滓，然后再用清水反复洗去苦涩味，洗出来的黑红色水慢慢变清后，就用这些荞麦渣滓做成馍馍来充饥。
　　人们挨饿、饿死了人的事情被中央知道了。一九六一年年初，在中共中央指导下，中共西北局兰州会议召开。会上纠正了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代表甘肃省委的路线，重视了甘肃基层农村严重的饥饿问题，提出了“救命救人”的口号，组织了中央工作组下到各县农村开展工作。中央西北局组织投放粮食到各县基层，实施“救命救人”。
　　曾经参加过渭源和岷县救人救命工作组成员的郝天魁先生，他在《人生百味话沧桑》一书里面，有一个章节“岷县苦旅抢救人”。这篇文字仔细描述了他参加岷县秦许大族沟工作组时，那地方饥饿死人的情况（现将文章部分内容摘录如下。此文内容来源于孟万春先生《似水流年》一书，供大家参阅），内容如下：
　　我们来到岷县后，开了大约一个星期定策略的会。参加会议的有工作团和县、乡干部几百人，深入学习了中央“十二条”，传达了兰州会议、陇西会议精神。会议上不断的讨论，发现岷县的问题十分严重，五风盛行，干部特殊化和违法乱纪行为非常突出，死的人很多，社员大量逃荒、外流，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抢救人命是急不可待的工作。之后，会议显出两种倾向。一是县乡干部恐慌与紧张，运动的矛头和锋芒明显地针对他们；二是工作队队员们心情沉重和困惑。
　　随后，工作团分几路大军，东征、南下、西进、北伐。我参加了南下部队，队长是北京一机部来的一位保卫处长，他是打过游击的三八式干部，四十岁左右的东北人，他腰间挂着手枪，并配以警卫员。
　　我们六十多人的南川工作队，由两辆卡车送行，沿叠藏河南去，一路阴雨，寒气逼人，人们的冬衣未脱，迎风斗雪地站在车上，车子颠簸在泥土中。
　　远处，隐约能看见村庄，却听不见狗叫鸡鸣，有的院落空空荡荡，行人欲断，除了汽车轰鸣声之外，四周一片寂静。
　　一个小时之后，车开到南川公社门外。
　　南川，又名寺儿沟（今寺沟镇，现已搬迁至兰渝公路路边），坐落在背山朝水的一片空地上，约有百户人家。
　　南川是武都、宕昌通向岷县和兰州的驿站。
　　有好些旧店铺门窗紧闭，只有一个供销社开着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八个字写在门面墙上，生意十分清淡。
　　后山有座小学，学生只有十几人，学校对面是座山神庙，有两棵松树，早已死去，只留下枯树，门窗破落，砖瓦满地。
　　公社是征来一家阔人的院落，已改为有玻璃窗的三排房屋，公社范围的供销社、粮站、水管所、种子站、畜牧站、卫生所、财税所、储蓄所等都在这个大院子办公。
　　大军到来，威震南川。第一件事就是公社书记的自杀。公社书记就吊死在我对面的房子，他是害怕运动而上吊自杀的。他有什么罪行？为什么自杀？工作队首长们做了保密性的处理，没有在群众和工作队员中公布。在三天以后的夜里，将死尸拉出去埋了，家里人也没有看见过一个。
　　随后，在揭发批判中，我们逐渐了解到南川问题的严重性，因此联想到书记的死因。揭阶级斗争的盖子，发动群众诉苦，批判、斗争违法乱纪乡村干部的运动在南川各大、小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公社几十名干部也集中起来学习，揭发公社和本单位的问题。
　　我当时分在公社队部工作，参加了一些大小会议，并做了详细地记录，听了来自各队的汇报，看了各种材料，当了一段时间的秘书。当时，我整理过一份对农民所采取的种种“刑法”的材料，令人触目惊心。克扣工分、克扣口粮、迫使断炊、罚钱、罚粮、充物、捆、绑、吊、打、唾水、狂骂、抄豆子、罚跪、罚站、隔离反省、限制自由、揪头发、脱衣受冻、烈日下暴晒、罚劳役、检讨、反省、写材料、批判、斗争、搜仓、抢粮、拆房、挑拨婚姻、抢占民妻、强奸妇女、婚丧事不请假等几十种“刑法”，有的做法野蛮残忍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因此，出现了“阎王爷”、“催命鬼”、“恶霸”等名词。以上反映出在岷县的问题是何等严重。
　　高征购、集体食堂、大锅饭，一切苦难都降临到这里百姓的头上。
　　作为乡村干部，在上面的指示下，不得胡作非为。干部们为了不致饿死或保住权力而不得不昧着良心去干坏事，损伤别人的牙眼。这些事情的发生故然令人痛心疾首，但在那种奇特的历史时期和奇特的形势下所发生的奇特的事，似乎令人困惑不解，然而仔细琢磨，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过了一个月，当机关运动告一段落时，我被调去扎那大队大族沟生产队工作。有幸去基层看看，亲自经历和了解农村大饥荒的真实情况，对思考人生、研究社会问题有很大的意义。
　　来这里之前大队工作队组长向我谈了大族沟生产队的基本情况，指出：这地方大队干部违法乱纪的问题特别突出，死人的事也非常严重，阶级斗争也十分尖锐。组织上决定派你到这个队工作。你要向群众宣传中央工作组代表中央前来救命救人，发放粮食，收容鳏寡孤独、救济群众的政策。
　　随后，我背着一支三八式步枪和行李，涉水渡过迭藏河，走过中堡大队，随后来到扎那大队报到。这是一个靠山面水的大村子。干枯的土地，地埂子上有枯黄的野草在风中摇晃，村子里零落寂静，路上行人极少，一种劫难后的景象使人不寒而栗。
　　搞这种工作，我已经做过好几次。但使我困惑的是阶级敌人是哪些？以张仲良为首的原甘肃省委是刮五风的源头，是造成农村如此严重后果的当事人。对此，西北局兰州会议、陇西、岷县会议都提出了指责和批判，要将这一精神贯彻到群众中去。当然，还要警惕地、富、反、坏等的破坏。
　　那是一个夕阳西下的黄昏，我向大族沟村走去。
　　我先进入孤独的一间又短又破的房子，门没有了，由草捆扎下的门挡住风寒，我判定他是一家贫苦人。一间约十平方米大的房间，屋子里的光线虽很阴暗，但大致轮廓还能看见。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农民躺在炕上呻吟，炕只能睡一个人，铺的是麦草，身上盖半截破席，腿和脚都是露在外面，墙壁屋顶都被草烟熏的黑黑的，房子除了一个土泥的火灶而外，一无所有，连吃饭的锅碗都看不见。
　　我靠近他的炕边，轻声地向他问道：“老乡，贵姓？你有病了？哪儿不舒服？”
　　我向他介绍我们是中央派来的工作组，抢救人命来的！
　　他似乎才发现了有人来到他家，微微睁开眼睛，在阴暗中上下打量着我，又困难地倾身爬起来，然后问道：“你是干部？党中央派来的？救我们的？”
　　“是的！”
　　我拉着他那干瘦如柴的手，冷如冰块。接着我问了他的姓名、成分、家庭生活情况、吃饭没有等等。
　　他开始顾虑重重，后来看我和他亲热，才说他叫周双双，又对我说，他已经两天都没有吃饭了。当我再三向他说明来意，保证明天送来粮食，送他到救济院去之后，他才慢慢地断断续续地向我述说了很多真实的情况。
　　他上半辈子一直受苦，给别人种地，后来土改时分了三亩地，合作化的时候都入了社。老伴是卓尼的一个寡妇，带一个儿子，三个人在一九五一年组成了家庭。前几年三个人挣工分，吃饭还能过去，他当饲养员给队里喂着几十头牲口，但一九五八年以来，情况越来越不行，儿子上洮河边修引洮工程一直未闻音信，后来听人说饿死在路上，老伴春上也饿死了，就埋在院子前面的路边。生产队的粮食少了，十几斤、几斤的伙食，吃不饱，连菜叶都吃光了，但队长家里还有粮食。秋天，粮食还未熟，我们夜里就去偷来生吃，一旦被队里发现就要受批斗，村上死的人越来越多。唉！实在活不下去了！
　　我听着，一股冷气逼人。
　　我安慰了老人之后，赶快步入村里。
　　夜幕降临了，房里没有灯，路上也没有亮光，只有人走过的土路隐约可见，周围死一样地沉寂。
　　我丢开村干部，找了一位中年农民和一位妇女一同察看了村子。
　　这是一个有45户的小队，现在只有39户人家了。
　　这几十户人家分住在一个三角地带逐渐伸向山坡的地方。我从来没有看见如此惨败的村子，没有狗、没有鸡、没有牲口，村头、村尾、村巷几乎看不见几个人，好多人家没有门，断墙、碎瓦、院子空荡荡的，有的人家屋子连门窗都没有了。
　　偶尔看见老汉老太婆疲惫的在墙角下蹲着，蓬头散发，衣不裹腹，光着脚丫，脸黄肌瘦。又很少见到年轻人，他们都到哪里去了?
　　陪我的一男一女农民，他们也是破衣旧鞋，脸色苍白蜡黄，明显看出是从饥饿中刚走出来的人。
　　他们向我一一介绍了这里的情况。这里连一家地主、富农都没有，上中农只有四家。大部分都是贫下中农，在外干事的只有两人。90%的人不识字，队长小学毕业，是中农，保管和原来食堂管理员粗识字。大饥荒时(去年最厉害)队里没有粮食，家里也都没有粮食，人们把鸡、猪、狗都杀了吃了肉，牲口也瘦死了，被人吃了，菜也吃光了。入冬以后饥寒交迫，社员吃草根、草籽、麦秆、树皮，甚至连老鼠、乌鸦都抓上吃。死的人很多，几乎死了一半多，有六户人家全家死绝。
　　二位还给我说：人活时容易，人死时也容易，说不行就不行了，上午还好好的，下午一跌倒就起不来了。饿死的先是年轻人尤其先是男青年，因为他们消耗量大。最能忍耐的是三四十岁的妇女，因为有乳房积蓄。一个大族沟从西到东埋满了人，从路口一直埋到村子。死绝的人家尸体最后没有人抬，只好臭在家里的炕上，绝大多数人没有棺材只好用席子卷了埋！
　　我这才明白好些家院内连一个人都看不见和很少见到年轻人的原因，我禁不住打起冷战，一种阴森恐怖之感笼罩在心头。
　　除了接触少数村干部而外，我和其他群众也进行了一些接触。我走门串户，访贫问苦，广交朋友，发现积极分子。也利用吃派饭(由公社下达我们的口粮指标到生产队，到最后分配粮食时候分给吃饭人家)的机会，了解到更多鲜为人知的情况。
　　在长期的“割私有制尾巴”，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右倾思想的运动中，在吃集体食堂，集体劳动中，干部的强迫命令，打骂群众，违法乱纪等特别严重。动辄批判斗争社员，断绝社员口粮，打击报复，随便使用刑法，剥夺人身自由以及逼迫逃亡，残害人命的情形真令人不敢想象。吃大锅饭时将社员的灶都毁了，将锅碗瓢勺、水桶和所有积粮全部收为公有。不准社员私人做饭，社员中流传有“挖地三尺”到各家挖地搜查粮食。“跟烟窜”看谁家冒烟定是做饭，就追查到那家，如发现煮粥做饭，就没收粮食和炊具，主人则受到斗争或者捆绑吊打。
　　干部的特殊化普遍存在且突出，队里有三种人：队长书记、会计保管和食堂管理员。他们往往都是相互的亲戚关系，队长是父母官又是地头蛇，他们对上极尽奉承之能事，对下面则欺凌霸道。在队长庇护下，他的几家亲戚都占了集体的便宜，他们私分粮食，优先分到救济款，利用会计、保管之便，多分、多吃、多占。当人口大量死亡时，他们都保住了性命，渡过了难关。尽管在物资极其贫乏下没有更多的东西可占，可就这，已分出死与活的界限，其特权价值比金钱贵重得多。是他们执行了上级的指示，伙同公社、县乡干部直接在群众中造成了大量饿死人的后果。
　　新的批判斗争广泛地开展起来，这一次不是县、社、村干部批判斗争群众，而是相反。把群众发动起来诉苦、揭发、批判、斗争有民愤的干部。群众高呼：
　　“向残杀群众的人讨还血债!”
　　“杀人的刽子手张仲良罪该万死!”
　　尽管我们将群众的愤怒行为归结为原省委和“阶级敌人”，但群众知道上级远在天边，不知道张仲良是什么样子？现在，他们只看见他们眼前的“敌手”。饿死儿子的父亲，丧失丈夫的妻子，饿断肠的老人，受过批斗的群众。他们在会上痛哭流涕，泣不成声，有时整个会场齐声恸哭，泪流如注，有愤怒者向队长脸上打去，鼻血流下，脸色青肿。
　　尽管我们竭力阻止这种行为，但还是压不住那种激愤。
　　批斗告一段落。当我整理材料时震惊我的一个数字出来了：全村45户人家共221口人，竟然饿死了121人，占总人口的一半多，死绝了六户。一个多么恐怖的数字啊。
　　当我去扎那大队汇报情况，走在大族沟一条三里长的路上时，果然亲眼目睹了那种惨景。
　　一开始，人们还未消尽精力，将死人抬到沟口埋了，逐渐地人少体弱，只好往近处埋，最后只能就地埋了。
　　从沟口一直埋到村头，一个多么真实的罪恶见证。
　　还有一件令人失魂肉颤的事，好几个人向我低声诉说，饿死了的一位老太太生前将她快饿死的女儿煮着吃了，好几个人都看见了！此事曾反映到上边但无音信。
　　关于人吃人的事，有人还向我说过文斗公社的车路大队，也发生过人吃人的情形。
　　在大族沟队，我们选送了六七个饿得厉害的老人和孤儿，包括我入村当天晚上遇见的周双双，他们拿着介绍信去了公社救济院，从而挽救了他们的生命。
　　有一天下午，我从扎那大队开会回来，在半路上碰见了母子两人，是从卓尼流浪过来的，她们蹒跚地缓缓向我走来，一见到我，就跪倒在我面前连连叩头，苦苦哀求：“爸爸叔叔，爷爷们！”
　　我低头一看，呀！真怕人，那妇女四十岁已过，黄青色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晴眼凹进去许多，衣服破烂的露出肉体。再看那小儿子，骨瘦嶙岣，脸只有皮包骨头，手腕、赤脚如像麻秆，真像从坟墓中刚挖出来似的。
　　他们已经两天没吃一点东西了，我生平没有见过如此可怜的人，我的良心燃起了火，我亲自扶起她们，返回原路，将她们送到了南川公社救济院，这是我有生以来直接救过的两个人。
　　南川公社救济院坐落在离公社一里路的一个院子，这里原来是公社兽医站，有两排房子现在腾出来临时用。中央工作组派一位同志专门管理，有两名公社干部协助。
　　县上发给每人每天六两口粮，主要是玉米粉，还有豆类、薯类、荞面等杂粮。白面很少，一周吃一次面条，冬春是没有菜的。
　　救济院共收容了一百多人，大部分是老年男女，也有一半以上的孤儿和体弱多病的青壮年，救济院用几口大锅煮粥，开板时每人一小盆。大家抢着去打饭，饭打上以后，各人狼吞虎咽。
　　教济院十几个人住在一个大房间，地上铺上草，被褥极为简单破旧，大部分是临时募捐的。这里的人大部分黑脸、蓬发，手也瘦得不成样子。根本没有条件刷牙、洗脸、洗脚，虱子、跳蚤，加上气味的难闻，真是环境恶劣。但，救下人命就已经不错了，相比而言这些人每天能吃到三顿饭就很不错了。对救了他们的人感激万分，个个报以感恩的神情。
　　大约到四、五月的光景，救济院的人大部分恢复了身子。各公社、各队都派人领回他们的人，就地安置和照顾，只有个别人，因长期挨饿和疾病，没有救下性命。
　　春耕，是最后一场硬仗。
　　尽管粮食短缺，但农民还是留下了一些种子。
　　有一句话我至今没有忘：“即使把人饿死，也得留下种子”。
　　省上、县上也调下一些种子，黄白色的大豆，土红色的小麦，现在它们比黄金还珍贵。
　　没有牲口，只好用人拉着犁种地，因为人太虚弱了，二十几个人拉一把犁，艰难地往前走着。
　　大族沟全队几十个劳力，分为两个耕种组，我亲自参加到耕种组里去，整整干了一个月。
　　种子下地盼雨水，这里没有水池，只是坡地，靠天吃饭。不管怎样，大家都有了希望，说笑也在人们中间慢慢展开。
　　杏花开了，桃花开了，树叶绿了，芳草年年发。这是我一年多来,心情最好的时刻。
　　一场苦涩沉痛的战斗即将结束，岷县工作团大约于六月撤回。
　　五月中旬，甘肃工业大学一行六人在县上集中，由学校派卡车来接回我们。
　　我道别了大族沟的老乡，还有若干个成了朋友的社员，他们将我送到沟口，还有周双双也来送行。
　　我一个人背着我的旧皮夸包沿涓涓流溪，穿过已经吐丝的柳树，奔小路走向岷县县城。
　　二十多里路的行程，感受很多。
　　我休息在村子对面的坡地上浮想联翩，这一切都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一时答不上来。我们给群众说的那些话有几分是真实的？总是不能自圆其说。
　　我带着困惑和沉痛的心情，蹒跚吃力的步子，走在明镜般洮河之滨，夕阳即将落下岷山。
　　在大饥荒年代，群众遭到了空前的灾难，可以说是伤痕累累，血迹斑斑，白骨森森。农村一片凄惨凋敝，民族在黄土地上负担着最沉重的代价。
　　当时我虽然年龄较小，但亲历和目睹了这些使人为之流泪，悲伤和震撼的时代，它给人提供了一个惊心动魄、丰富的思考磁场。
　　整个民族的这段创伤虽然已经过去，但要留下教训，以防悲剧重演。个人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但历史的教训将会永远保存下去的。　
　　沉痛的时期已经过去。
　　我们岷县饥饿的事件，就这样一直到了一九六一年庄稼成熟后，国家给群众发放了大量救济粮，才略微有了吃的，饿死人的事件也基本再没有出现，各处公共食堂也已停办，国家陆陆续续也向岷县派出了多支工作队，调查饥饿、饿死人的主要原因，设立救助站，紧急救援非常严重饥饿的孤寡病残人员。
　　至此，岷县饿死人、饥饿问题才稍微好转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