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灵活的斗争策略

　　（一）
　　仕云做卧底
　　自从得知仕云有个汉奸哥哥在警务科特务股做事以来，陈子珍就一直思考在敌人内部安插仕云做眼线的问题。
　　这太重要了。回想游击队取得的这几次胜利，每一次都历经艰险；如果有了内应，那就不一样了，就容易多了！陈子珍曾和袁山商量过，打算派仕云去做这件事。袁山说：“此事困难重重，很难操作。别的不说，首先仕云必须具备强大的心理素质和随机应变的能力。你认为仕云具备吗？”
　　陈子珍也觉得仕云太嫩，估计很难承担此重任，就搁置了此事。如今，他们来到了卜克川，这是满洲国的有效统治区，以后的斗争将会更加困难。必须有崭新的斗争方式，才能取得战果，才能生存下去。而且，他也觉得：经过几个月的锻炼，仕云已经老练了许多，尤其是去宋家吃饭获得情报这件事，说明了这一点。所以，陈子珍就重提此事。这次袁山也同意了。
　　两个人正好去大西沟检查工作。他们先是和新加入的几个战士见了面，晚上又和马山见了面，夜里，他们就住在营地里。那营地设在一个小山沟里，依山而建，沟底有一汪泉水，营地距泉水不远。所谓的营地，不过是一座低矮的小茅草房，只能容纳七八个人睡觉。他们就在那里和仕云聊起了这件事。
　　屋子里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清，但仕云仍感觉到情况很严重，似乎是一个重大问题。
　　陈子珍和仕云聊了一会儿就入了正题，问仕云：“你的那个哥哥，叫什么哩？最近回家哩吗？”
　　仕云心里一紧，忙说：“叫关仕君。”
　　“噢！听说他对你挺关心的，是嘛？”
　　仕云犹豫了一下，想知道政委问话的意思，但又猜不出，索性就直说：“还行吧！”又补充说，“他给鬼子做事，是汉奸。”
　　陈子珍和袁山听后都笑了。陈子珍又问：“他在什么部门？”
　　“在县公署警察科特务股。”
　　“噢——警务科——特务股。”陈子珍嘴里念叨着，仿佛这个警务科特务股不是敌人的部门，而是自己的部门似的。
　　仕云觉得哥哥给鬼子做事，实在是丢脸。暗想：政委和队长不会拿汉奸哥哥说事吧。
　　为了打消仕云的紧张，陈子珍轻松地说：“上次你对我说，你哥哥能给你找个营生（工作）。”
　　仕云一听可急了，忙表白说：“我可不想当汉奸，我当时就回绝了。其实，我哥也不想给我找，只不过是我爷爷提的，我当时就回绝了。”
　　袁山和陈子珍见仕云急了就都笑了，陈子珍继续说：“你没有答应就说明你对八路军是忠诚的。我们信任你。但现在的形势变了，我们越来越困难，所以打算派你到鬼子那里做卧底。”
　　仕云闻听此言，顿时懵了。原来他们是让自己去到鬼子那里做事。忙说：“我可不想去给鬼子做事。”
　　陈子珍笑了，说：“这可不是给鬼子做事，是给我们做事。”又语重心长地说，“我们每一次行动，都非常危险，因为我们不了解敌情。要是你能到鬼子那里，那情况可就不一样了，不但能对敌情了如指掌，还能做内应。比方说，我们这次攻打大店，要是你在炮楼里，趁别人都睡觉的时候，给开了门，我们就轻而易举就把炮楼拿下了，何必又费那么大的劲呢！”
　　仕云忙说：“我哥不同意我去。而且我也对他说了，我不想去。”又强调说：“白搭！我哥肯定不会答应的。”
　　这次袁山说话了：“事在人为嘛。上次他不同意，这次咱们想办法让他同意呀。”
　　仕云说：“我爷爷也得埋怨我，说‘上次让你去你不去，这次又想去’……”
　　陈子珍止住了他，说：“你说的那些事都不是个事。上回说不去那是上回，这次咱想通了，想去了，那又能咋地？”又说，“这事就这么定了。马上就要过年了，说不定你哥哥就会回家过年，到时候你要把这事儿挑明，让你哥哥给你找个‘营生’；要是你哥哥不回家过年，那你就去县城找他，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事做成。”
　　仕云马上又有了一个推辞的理由，说：“李组长（李连田）让我和宋秀文接触，把他争取过来。”
　　陈子珍立马说：“那个任务取消了。”
　　没办法，仕云只好实话实说：“一想到要和日本人打交道我心里就发怵。”仕云怕陈子珍误会自己又解释说，“其实，我也不是怕日本人，要是在战场上和日本人相见，我也敢和他们拼刺刀。可是让我单独和他们……我就……”说到这里，仕云就不说了，屋子里一阵沉寂。
　　袁山听了仕云的心里话，就给他做思想工作，说：“害怕是难免的。但是只要你树立必胜的信念，无论什么样的困难都能克服。任务已经确定了，你就不要犹豫了。现在咱们一起想一想，都会遇到哪些困难，以及如何克服这些困难。”
　　仕云还要推辞，陈子珍想：“仕云做事婆婆妈妈，必须狠一点他才会接受。”就严厉地说：“说到底就是你就是怕死！我真没想到这样的话你也说得出口。作为一名八路军战士怕死是多么的可耻；要是你连死都不怕，就不会发怵，就不怕见到日本人！任务已经定下了，你必须完成；能完成也得完成，不能完成也得完成。否则你就死路一条，我们都死路一条！”
　　袁山继续耐心地做仕云的工作，使他明白这个任务对于游击队的重要性。在陈子珍和袁山的软硬兼施的作用下，仕云心里便没有抵触情绪，也打消了顾虑，横下一条心要去了。
　　此后的几天，陈子珍、袁山与仕云一起，就卧底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进行研究并找出解决的办法。其中有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保证仕云必须成为一名警察，而不是国兵。（按着满洲国颁布的《兵役法》规定：年满20岁的男子，可接受国兵检查，合格者经训后入营成为国兵或警察；不合格者则被编入“勤劳奉公队”，参加警备路、矿山和大型工程建设；再不合格者则为劳工。）如果仕云当了国兵，被派往前线，对于游击队没有一点帮助。只有仕云成为了警察，并留在本地，他才能为游击队提供情报、作内应；第二个问题就是，仕云如何与游击队联系。这个问题就让大家感到很棘手。因为一旦有紧急情况，警察每月两天的休假就取消了。仕云说：“一旦进去了，我怎么和你们联系？”接着又说，“我在农民补习学校念书时，日本人就非常严格，根本就不让随便出入。如果我当了警察，日本人的管理就更严格了，就更不能随便出入了。我怎么能将里面的情况及时告诉你们呢？”
　　陈子珍和袁山很快就想出了办法。一天，他对仕云说：“你去把杜勤给我找来。”
　　杜勤来了，陈子珍问杜勤：“平时，你妈和你们怎么交流呀？”他见杜勤不解，就继续说：“是不是用手比划呀？”
　　陈子珍的话让仕云和杜勤都感到迷惑不解，政委今天怎么问起这个事干啥？杜勤说：“是呀，我们就是用手比划。”
　　陈子珍似乎对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继续问：“她比划的你们能明白？你们比划的她也能明白？”
　　“能啊！平时我们就是这样说话的。”杜勤很淡定地说，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陈子珍有些得意地对杜勤说：“那你给我比划比划，有三十个警察。”杜勤不知道政委为啥要他这样做，但这是命令，于是就傻傻地比划比划。陈子珍高兴地一拍大腿说：“行了，解决了。”
　　原来，陈子珍和袁山就仕云如何同外界联系的问题一直在苦苦地思考。不知怎地陈子珍一下子来了灵感，突然想到利用“哑语”让仕云对外传送信息。两个人仔细地盘算这件事，觉得可操作性很强。试想：仕云无论是当警察还是普通的职员，都会值班站岗；在他站岗时用哑语将敌情说明，他们用望远镜从远处就能看清，非常安全可靠。
　　四个人一起研究起哑语来。说来杜勤在这方面也有天赋，加上信息较少，只涉及到武器、人数、时间、方位等几个信息，只三两天的功夫，他们就研究出一套非常实用的哑语。仕云也熟练掌握了。
　　
　　现在，仕云在家里已经成了可有可无的人物了。他走，没有人问要他去哪里。他回家，没有人问他从哪里回来。他成了家里人的厌恶的对象。不过这次回家，他却像变了个人似的，不但爱说话了，还积极热情。他给爷爷关德才送了一份礼：一个狐狸皮的帽子，还有二十元满洲币。说，这是做买卖挣的，当然要首先孝敬给爷爷。仕云还送给仕君的父母一份礼物：一个玉石烟袋咀、一个乌木烟袋杆和一付半两重的银镯子及一百元的满洲币。仕君的父母假装不收，说你在外面挣钱不容易，千万不要破费。仕云管仕君的父母叫三大爷三娘。仕云说，三大爷三娘最疼我了。我才来孝敬你们是应该的。仕云把几位长辈哄得都很高兴。
　　过完年，鬼子在虎山“扫荡”就基本结束了。各地的警察、自卫团都回到了原处。康德八年（1941年）正月十五关仕君就骑着马从县城回来了。仕云知道必须趁仕君在家期间抓住机会把事情搞定，否则就不好办了。他把要找“营生”的想法跟爷爷讲了，并求他爷爷出面求关仕君。关德才就揭露他说：“我早就看透了你小子这点儿鬼心眼儿，你们肚子里有几根蛔虫我都知道，还假装给我买礼物给你三大爷三娘买礼物，其实就是为了这件事儿。”然后他又把仕云埋怨一通，说，“上次我上赶门要给你说这事，你是死活不干。要是上次你别那样穷刚强，你现在都有‘营生’干了。这回你想通啦？不让你吃点苦头儿就还以为自己了不起呢！”
　　关德才嘴上埋怨可心里非常高兴，毕竟仕云想通了，愿意出去做个“正经事”；如果他的两个孙子都当了官，那关家可就风光了。谁还敢欺负他们，宋家他也不放在眼里。所以关德才极力说服关仕君，给仕云找个“营生”。不仅如此，关德才还要求关仕君，必须给仕云找个不上前线的营生，比方当个警察什么的，就是不能当国兵，说：“当国兵就要上前线，不安全。要是那样的话，话不如在家呆着。”还说，“你给你兄弟找个营生，你们哥俩儿在外面也有个膀臂，能互相照应，我就放心了。不然的的话，我到死也不放心。”仕君的父母更是卖力地给仕云说情；加上仕云这次也想通了，想到日本人那里谋个差事，仕君就勉强答应了。说：“这事儿我说了也不算，日本人说了算。我去说说，能行就行，不能行我也没办法。”
　　仕云见关仕君答应了，就悄悄地塞给他一百元钱，说：“办事肯定还会需要钱，先给这些，如果不够再说话。”关仕君犹疑地收下了。说：“事情肯定不好办。”
　　既然关仕君答应帮忙了，他就和仕云一起着手准备工作。哥俩儿骑着马到警察分驻所和村公所开政审材料，有仕君的关注他们是一路畅通无阻。
　　办完了相关手续，关仕君说：“你去趟营房（三甲），告诉姜宏琳，就说咱俩明天走，让他明天早晨起早来，咱们一起走。”关仕君见仕云不解，就说，“他也找我哩，也要让我给他找个营生。还有杨玉山。都找我，太多啦，不好办。”说着就叹了口气。
　　仕云就想起了当年他们在宋家土城读私塾的一些事情来。那个时候，江宏琳读书是非常用功的，起早贪黑地背书，大家伙儿拜把子他也不参加，可他却没有考上农业补习学校。他问自己：“但是，我们拜了把子又有什么意义呐？我现在和他们是两个不同的阵营，我们之间是仇敌了。要是有一天，我们在战场上对上面了，该怎么办呢？算啦！不想这些了。”又想：“杨玉山也找关仕君办事。看来他对当村长助理不满意呗！你们这些可悲的人呀，你们明白吗？你们是当汉奸呀！将来有一天，我们八路军胜利了，你们都成俘虏，如果让我来处理你们，我该怎么办呢？是枪毙你们还是放你们一马呢？算啦，这些事情也别想了。”
　　第二天，江宏琳起早来到关家，关家兄弟也准备利落了。于是，关仕君骑着马，仕云和江宏琳步行跟在后面，三个人就一起去了县城。
　　
　　（二）
　　粮食供应站
　　杨贵整日处于惶恐之中，几乎要崩溃了。尽管他心里愁苦，可面对着这些“土匪”，脸上还要装出一副灿烂的样子。种种迹象表明，这伙儿土匪似乎要长期住下去。“勾结土匪”，这可是死罪呀！可他又有什么办法呢？难道他敢到警所报告，说土匪就住在自己家里？那岂不更麻烦了。这些“土匪”都神出鬼没飘忽不定的，得罪了他们，自己和家人将会死的更惨。他想：“不过话说回来，这些‘土匪’也挺讲理的，给了很多钱，但是就是给我一座金山，我也不希望住在自己家呀！唉——他们什么时候离开呀？”
　　杨贵觉得在这三个“土匪”头子中，袁山最好。与袁山相比他觉得陈玉虎杀气太重，只要心里不高兴，就面露凶光，口里也经常说些打打杀杀的事；而陈子珍太工于心计了，整日皮笑肉不笑，看似和和善善，实则非常阴险；只有袁山说话诚恳，心口如一，事事都能替别人着想，他最喜欢袁山。
　　如何赶走“土匪”，成了杨贵的一块心病，可他昼思夜想也只想出了一个他认为最妥善的办法：那就是不供给“土匪”粮食。其实也不是不供给粮食，而是他实在是没有粮食了，他那几千斤存粮已经被“土匪”们吃光了。他想：没有了粮食，难道他们还在这里饿着，总算该走了吧。可他的如意算盘又落空了。
　　这一天，杨贵正在自己的屋里犯愁，突然听到袁山在窗外叫他：“老杨，老杨，过来商量个事儿。”
　　“唉唉——”杨贵赶忙痛快地答应着，可心里却犯起了嘀咕，不知他们又要耍什么阴谋。
　　袁山他们和杨贵住在同一栋房子里，也就是最后一排房子的西面三间屋。杨贵出了自己屋见袁山正在等他，赔笑着说：“长官找我有事。”
　　袁山亲切地批评他，说：“老杨你也太可气了，以后不要再‘长官长官’地叫了！”
　　杨贵一边随袁山走一边说：“不敢不敢！”
　　杨贵袁山进了屋，所有的陈设都是自己熟悉的。方砖铺就的地面，摆着两张大大的八仙桌，桌子四周放着太师椅。本来这两间屋子是作餐厅用的，是用来招待贵客的。如今却给这些“土匪”头子用上了。餐厅与厨房有一道门相通，做好的饭菜就从那里送进来。只见陈子珍和陈玉虎都坐在椅子上，他就向他们点头致意。陈子珍看了看杨贵，像是这里的主人似地客客气气地说：“老杨，来啦，坐，坐。”
　　杨贵侍立在那里，努力现出谄笑，讨好地问：“长官有什么吩咐？”
　　“不要客气嘛，咱们都是老熟人啦，干嘛要那样客气呢，坐下，坐下说话。”
　　杨贵便小心地拖过一把椅子远远地坐着，然后看着陈子珍说道：“长官们这些日子休息的可好？我这里一切都简陋，有照顾不周的地方，请你们多担待点儿。”
　　“不不，挺好的挺好的。咱们都是自己人，就不要客气啦！”陈子珍和袁山都赶忙纠正。陈子珍改变成严肃的语气问：“最近有什么困难吗？”
　　杨贵闻听此言顿觉轻松无比，那压抑在心头的郁闷终于可以发泄了，于是他急忙说道：“不瞒长官们说呀，我这里快要撑不下去了。”
　　“啥，撑不下去啦？”陈子珍故意吃惊地问。
　　“可不是嘛，眼见的就要揭不开锅了。没粮食了。这几天我心里就这个急呀，又不敢对长官们说。我们饿着不算个啥，要是饿着你们，我心里可过意不去。”
　　陈子珍早已料到杨贵会这样，就故意语重心长地说：“老杨啊，我跟你说，我们八路军早晚有一天要得天下的；到那时，必然要论功行赏。谁帮助过我们，哪怕是给我们提供一点点的帮助，我们都不会忘记的。老杨你呀，为我们八路做了很多好事，你放心，我们不会忘记的！”
　　“长官你可真是的，老是提那事儿干啥，就我做那点事儿算什么，那是应该的应该的！”杨贵急忙表白。“为了抗日，你们连性命都不在乎，我还在乎什么，我只不过是拿出点粮食，那算个啥，和你们相比，那算个啥？而且，你们还给了我补偿。其实我不想要……”杨贵本想说：只要你们现在就走，永远别来，我现在就把你们给我的东西都还给你们。但他不敢说。
　　袁山对陈子珍说：“老杨够意思呀。我们在他家住了这么长的时间，人家始终没有嫌过咱们，为我们提供吃住，还保证我们安全。”
　　陈玉虎对着杨贵竖起大拇指：“老杨，够意思！”
　　尽管杨贵满心厌恶这几个家伙，但他面对着这几个人夸赞，心里还是产生了一丝快意，他想：“马上就没粮食了，我看你们怎么办！”可嘴上却说：“应该的应该的。不过，我家要没粮食了。饿着我们倒没什么，可是一想到你们吃不上饭，我心里就不好受。”
　　陈子珍盯着杨贵有些疑惑地问：“没粮食了？”
　　“瞧瞧长官说的，我还能说假，我这么大的岁数从来没说过假话。是真的没粮食了。眼见的就要揭不开锅了！”
　　“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没有没有，我都想很长时间了，是真的没有办法。”杨贵急急忙忙地说，生怕别人说有办法。他心里暗想，惟一的办法就是你们马上滚蛋。
　　“老杨啊！看能不能这样，咱们花钱买一些；我们出钱，你出面，比方说从你亲家那里买一些，他肯定有粮食。”
　　没等陈子珍把话说完，杨贵就把头摇得拨浪鼓似的，说：“使不得使不得万万使不得。”然后他解释道，“你想呀，我到他那里买粮食，他们肯定会问我粮食都哪里去了，这不一下子就露馅了嘛！”
　　乍听起来，觉得杨贵说的也不无道理，陈子珍沉思了片刻，接着说：“俗语说的好呀，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你想想，人为了财，可以去死。只要我们出的价钱高，就一定会有不怕死的。”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这要是把你们暴露了，我可是担待不起呀！我不去。”
　　见杨贵如此坚定地否决，陈玉虎就面露杀气，脸色阴沉得很难看。袁山好言劝慰说：“老杨啊，其实你不必担心暴露我们。只要你不说，他们哪里会知道我们在你这里。”陈子珍则接过话说：“我看这样：我们知道你的亲家病得已经很重了，你明天去瞧瞧他，顺便再看看情况，探探虚实。回来我们再研究研究。”
　　杨贵听陈子珍的话，仍然摇着头说不去，他说：“我现在哪都不去，万一走漏了消息你们就会怀疑是我干的，我不出门，免得落下嫌疑。”
　　陈子珍就批评他说：“你天天说支持抗日支持抗日，你不出门能抗日吗，老杨你是个明白人，怎么突然就犯糊涂了呢？”其他两人也你一言我一语地敲打他，杨贵当然受不了啦！虽然他打定主意不出门，但他惹不起他们。最后，在陈子珍等人的“劝导”下，杨贵终于明白：这件事他是逃不脱的。而且如果办事不利，那他就不会有好果子吃。于是他豁出去了并献计说：“如果我的亲家还当家的话，打死我也不敢去。那老东西精明得很，我十个合在一起也比不上他一个。现在，听说他不行了，我就去试一试。我儿的大舅子宋显忠，也不是个善茬儿，这件事最好别让他知道。不过，宋显民那小子有些爱小，不妨从他身上下手。”陈子珍说：“宋家人的脾气秉性，我们不了解。怎样做全凭你做主。”几个人在一起合计了半天儿，最终敲定了一个方案。
　　
　　宋显民又一次接到他伯父宋善仁病危的消息，心里很烦。这老东西一向喜欢折磨人，就是死也不例外。他今天要死明天要死，可翻来覆去地就是不死，害得他一趟一趟地往家里跑。这一次他打定了注意，回到家里就不走了，一直等到老东西死。
　　其实，令宋显民心烦的根本原因是他的永德泉烧锅也像他伯父一样处于半死半活的状态。日本人实行“粮谷统制”，取缔了自由市场，农民所产的所有的粮食必须全部卖给“兴农合作社”，烧锅所需的原料红高粱全由县公署实业科分配，一年只够生产半年左右，企业处于半停产状态。虽然他们宋家城子里存有粮食，却不敢往县城运，这么多的粮食不卖给“兴农合作社”，那岂不是死罪嘛！
　　最让宋显民受不了的是，警务科的日本人像千叶等常年在烧锅吃饭，每顿要五六个好菜，二锅头、玫瑰露随便喝，分文不给，还动不动就打人。那些警察特务也狗仗人势，到烧锅赊欠从不还账，还经常敲诈。气得宋显民牙根儿都痒痒的，恨不得一口咬死他们。宋显民常常愤愤地想：“想当年，我堂堂的宋家是何等的辉煌、何等的耀眼，真没想到会沦落到如此之地步。这该死的日本人，该死的满洲国，对了还有那个该死的千叶，老天爷呀！您快睁睁眼吧，就让八路军一枪把他打死了吧！”
　　惟一令宋显民感到欣慰的是，老东西（宋善仁）已经瘦成了一把骨头，很快就会耗尽心血，看来终于要死了。这么多年来，整个宋家就他一个人说了算，莫说自己是他的侄子，就是他的儿子，在他面前也不敢多说一句话。老东西似乎想明白了，他把宋家爷们叫到自己的跟前，将家产作了分割，而且分割的还比较公平合理。这也应了那句古语：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其实，宋善仁是个精明之人。他知道自己百年之后，如果子侄们为了财产发生内讧，那他们宋家可就真的完了。
　　
　　宋显民作为宋善堂的长子，如今掌管了宋家一半财产，顿时就自满起来，当有人告知杨贵要求见他的时候，他并不感到意外。
　　宋显民对杨贵有一定的好感。按着亲戚关系，此人是长辈；可他从不以长辈自居，对于宋家子弟总是尊敬有加，这让宋显民感到很受用。
　　杨贵进来就恭恭敬敬地和宋显民打招呼：“少东家！”
　　“啊——坐下坐下，坐下说话。”
　　杨贵便坐在一把椅子上，与宋显民寒暄一番，然后送上一份小礼，一只玉石烟嘴和一个长脖雕花男士8钱重的纯银烟袋锅，说：“我知道少东家什么都不缺，但实在不好意思空手见面，就送少东家一个烟嘴和烟袋锅，凑合着玩吧。”
　　“客气，客气啦！”宋显民不屑一顾，但嘴上还是说了客套话。
　　杨贵说：“少东家！最近买卖可好？”
　　提到买卖，宋显民便气不打一处来，不过他是用随便的口气说：“混吧，凑合着混吧。”
　　“我知道少东家宅心仁厚，有事要求少东家。我家没粮了，我想从少东家买一些，价钱由少东家定。”
　　“什么，没粮了？！”宋显民吃惊地说。他想：“杨家怎么会没粮呢？而且老头儿的口气可真是不小，价格竟让我定，吓唬谁呀，我们宋家的爷们可不是吓大的！”于是他提出，用大烟干儿交换，价格是黑市的两倍。他解释说：“现在捣鼓粮食可是经济犯，弄不好要坐牢的。实际上目前的粮食就是这个价儿。”他的意思说，不图三分利不起早五更。冒了这么大的风险，谁不图利呢？更让他吃惊的是，老头儿竟满口答应了。
　　“需用多少？”
　　“千八百斤。”杨贵试探着说。
　　“没问题。”宋显民想：“我他妈的经营烧锅，受尽辛苦和窝囊气，还他妈的赔钱，没成想倒卖点儿粮食，竟有这么大的赚头！”宋显民和杨贵达成了口头协议。
　　没过三天，宋善仁就死了。杨贵借吊唁之名，秘密地与宋显民见面，将买粮的一些细节全部谈妥。他还带一块大烟干儿作为预付定金和标的。宋显民见大烟干儿的成色不错，果然是一级品，心里非常高兴。
　　办完了宋善仁的丧事，宋家城子安静了下来。宋显民找了三名嘴严的长工，在一个漆黑的夜里，打开了一个粮仓（这个粮仓已经分到了他的名下），将一千斤谷子捣鼓出来，放在后院东边的炮楼子里（就是当年宋善仁差点被烧死在里面的那个炮楼）。等杨贵的一来，就把粮食从炮楼上缒下去。但他哪里想到，他等来的却是游击队。
　　
　　却说宋显民见城墙下有几个影影绰绰的人影，知道是杨贵来了，便咳嗽两声，下面也咳嗽两声，果然是杨贵。往下坠粮食吧。他突然感觉好像有人上来了，一回头，早有几支枪抵在他的脸上。把他吓坏了。原来，就在他等杨贵的时候，游击队已经从腰墙借助梯子翻过了墙进来了。除了八路军外，还有保安军的兄弟们，共二十多人。
　　当年，保安军两次攻打城子，都以失败告终。这次，当年参加攻打城子的那几位兄弟，都来了，都说要进城子里玩玩，以解当年不顺的晦气。于今，城子已经是一个不设防的城堡了，用了一个梯子就能进去。
　　宋显民和那三名长工被押到炮楼的一层。炮楼的墙壁上挂着两个灯笼，在微弱的灯光下，那宋显民更显得凄惨惨的。袁山用手枪指了一下宋显民，说：“去把宋显忠和宋秀文找来。”
　　宋显民就在几个战士的押解下出了炮楼，他缩着脖子，担心身后那些家伙们，一个不留神枪走了火，那样的话自己的脑袋可就碎了。到了宋显忠的屋前，他有气无力地说：“显忠大哥，你出来一下，到后院东炮楼里，有急事和你商量。”
　　“啥急事呀？黑天半夜的。”
　　“你就出来一下吧，真的有急事！”宋显民说完这句话，就被几个战士押走，又去了宋秀文的屋前。说，“秀文，你出来一下，到后院东炮楼，有事和你商量。”
　　“啥事呀？”
　　“去了你就知道了。你爸也去了。”宋显民说完，战士们又把他押进炮楼里。
　　不一会儿，宋显忠和宋秀文出来了，刚一出中院就被战士们控制了，然后把他们押进炮楼里。宋家这三位爷们都没了往日的威风，不知道“土匪”们要怎样处理他们。渐渐的他们放心了，因为“土匪”们说话挺和气，只是给他们宣讲抗日的道理，没有要杀他们的意思。他们点头称是。接下来让他们写什么悔罪书，写就写吧。宋显忠、宋显民从“家恨”角度入手，说日本人打死了宋显志，让他们损失了近八成的土地，让他们的买卖，比方永德泉烧锅濒临倒闭。宋秀文的眼界高一点，则从“国仇”角度入手，说日本人强迫中国人种大烟，毒害了中国人。征“出荷粮”、抓劳工剥削中国人。最后，他们一致认为：日本人是中国人共同的敌人。从今后，他们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绝对不帮鬼子做事，要真心为八路做事。
　　袁山把他们的悔罪书收起来，说：“这就是你们私通八路的证据。要是你们胆敢再勾结日本人，我们就把悔罪书给他们寄过去，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
　　宋家爷们忙说：“不敢不敢！”
　　袁山接着说：“既然你们要为抗日出力，那就要有行动，我们也不难为你，你们只须把粮食卖给我们，就算是为抗日出力了。”
　　关于从宋家买粮之事，游击队进行了讨论。袁山说：“如果我们‘借’粮，宋家人肯定会抵触，他们会想方设法把粮食藏起来。我们只能‘借’一次两次的。如果我们买粮，就不一样了，他们就会愿意与我们长期合作。”
　　“什么？什么？要买我们的粮食？要给我们钱？真的假的？”宋家爷们本以为游击队要借粮，没想到却是买粮。不知八路军的价格如何？又一个没想到八路军给的价格还比较合理，比“出荷粮”的价格高出两倍。如此说来，八路军比日本人强多了。日本人征“出荷粮”就和明抢差不多。八路军还真是讲理。
　　本以为要倒霉了，结果却是发财了。宋显民一高兴就有些忘乎所以，他想：“杨贵这个老东西竟和八路搞在一起，还骗我说他要买粮。原来是替八路买粮。”习惯于骂人他，一想到杨贵骗他就忍不住骂了起来。结果把保安军的战士们惹火啦，几个人上前就把他摔倒，把枪戳在他的脸上骂道：“真他妈的给脸不要脸，竟敢骂人。我们杀了你就跟碾死个臭虫一样。从今后，你们都要老实点，要是再胆敢勾结日本人，我们就杀你全家，灭你九族。”
　　袁山知道，对于宋家爷们必需吓唬一下，不然的话，他们的骨子里就傲气冲天，所以没有阻止。默许战士们将宋显民收拾一通。
　　宋显民吓得忙讨饶，说：“我没骂你们，我哪敢骂你们呀！我是骂杨贵。”
　　战士们说：“骂谁也不行。”
　　
　　八路果然买粮付钱。宋家爷们想：“虽说把粮食卖给八路是死罪，但那些神出鬼没的游击队，我们惹得起嘛！日本人都拿他们都没办法。唉！信天由命吧！”经过一番权衡利弊后，他们便铁了心要跟八路合作，义无反顾地将粮食卖给了八路军，宋家成了游击队的粮食供应站。
　　
　　（三）
　　第一支民兵小组
　　游击队做出两项重要决定：一、不在以卜克川为中心附近的几个村甲内搞武装斗争。变打击敌伪军警为争取他们为我所用。也就是陈玉虎所说的“兔子不吃窝边草”。二、发动群众，创建堡垒户、堡垒村。八路军游击队为此作出明确分工。袁山率一部分战士，完成第一项任务，陈子珍率一部分战士做第二项工作。
　　
　　却说鬼子在虎山“扫荡”结束了，参与“扫荡”的各处军警都回到了原单位，那王连友也回来了，而且还升了官，当上了副警长。袁山得知王连友已经被李连田搞定了，就找个机会和他见了一面。那王连友见了袁山不断地表白：说自己已经是八路军的人了，愿意为八路军赴汤蹈火。袁山想：卜克川的正警长是个绊脚石，如果除掉他，再让王连友花钱把自己捣鼓成正警长，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于是就安排此事。
　　鉴于作恶多端的曹忠警长被八路处决了，这位后继者高警长就很低调。虽然他对老百姓也不敢太过残暴，但是鬼子的各种苛捐杂税他也要催缴的，也逼死了不少百姓，他也该死。因害怕遭到游击队暗算，他谨小慎微，但游击队盯上他了，是跑不掉的。
　　一天，他出外办事，被打了黑枪，一命呜呼了。他这头儿一死，那头儿王连友就花钱托人，还是找的关仕君，没几日，王连友就转正了。
　　接着，袁山他们又去了马场村，查清了新上任的于警长的家庭住址，在他回家时，就把他及他的家人一并拿下，威胁说：要是以后再给鬼子卖命，就杀他全家，灭他九族。当然这只是吓唬。还让他写悔罪书。没想到那于警长挺开明，说：他是中国人，不会真心实意给鬼子办事的。以后需要他帮忙的时候，只管说。
　　就这样，他们一个村一个村地搞，如果搞不定警长就搞副警长或其中的警察。除此以外，他们也对村长及自卫团总团长（民兵连长）下手，半年多的时间，以卜克川为中心的几个村甲的敌伪官员，都被袁山“照顾”了一遍。
　　
　　陈子珍发现：敖喜的策略对于发展堡垒户很有帮助。就是首先寻找那些苦大仇深的重点户，给予他们物质上的帮助，这些人便全心全意地心向八路了。然后再由他们介绍，将其亲戚朋友带进来，这样就形成了以点带面，最后全面铺开的发展形势。陈子珍见敖喜做这件事很有能力，就把工作交给了他，敖喜果然不负众望，不但在卜克川附近的几个村甲里发展，还向北进入了木兰围场。在他所发展的堡垒户中，有一个人需重点提及一下，因为日后他将成为八路军的重要成员。
　　
　　因县警务科取消了各村甲征收大烟干儿的权利，改由警务科派驻在乡下的警察署征收。所以，卜克川、马场、红石砬、大松沟、白杨沟这五个村的烟民，就要将大烟干儿上交到白杨沟警察署。
　　一年一度交大烟干儿的日子又到了。天刚亮，卜克川的烟民们就在警察分驻所的大门外，排起了八路纵队，每甲一队，领头的都是各甲的自卫团甲团长（民兵排长）。全村的烟农统一行动，可以避免半路被土匪打劫。一甲长林沟的自卫团甲团长叫白玉祥，三十左右岁，长得高大威猛；念过二年私塾，识得几个字，也可以算做个文化人。
　　各甲的团长整完队后，警长王连友和几个警察就出来了，王连友简短地训话，要大家注意安全，然后骑着马就带领全村的烟农浩浩荡荡地出发了。直到中午，他们才走到白杨沟警署。
　　白杨沟警署的规模要比村公所大得多。新成立的白杨沟鸦片组合分公司就设在警署院子的南面，那里曾经是一片菜地。交烟干儿期间，大大的院子里人头攒动。为了方便管理，警察用白灰在院子里画出几个区域来，各村的农民要到所对应的区域交烟干儿。
　　因队伍乱了，王连友在院子了大声地招呼：“卜克川的到这边来！卜克川的到这边来！”
　　所有的人都不想先交，都想看看今年的“行市”。拖到最后，或许托人说说情能提高等级。因此那些精明的人就把老实巴交的烟农挤到前面。
　　甲团长白玉祥见质检人员大都给三等，就想：“今年更是压等压得厉害，真黑心呀！”心里正想着，又见前面不远处有个连话都说不清的窝里窝囊的农人，正哀求质检人员，他乌拉乌拉地说着：“老总啊！你行行好吧……”
　　质检人是县鸦片组合的，没等烟农把话说完就大声骂道：“闭上你妈的臭嘴，烦死了！”然后他看了一眼烟干儿，生气地说：“三等。”
　　那个农民一听便捶胸顿足的说：“老总啊！去年我交的还是二等呢？今年怎么就是三等呢？我可没有掺假，谁掺假谁是王八养的，天打五雷轰！”
　　“滚！”质检人没工夫听他磨叽，一巴掌将他扇到一边，继续给后面的人质检。那农民便哭哭唧唧地去过戥子去了。
　　白玉祥见此就顺口说了一句：“真他妈黑心呀！”他以为院子内人声嘈杂，质检人不会听见，但他见质检人抬头看了他一眼，心想：“坏了，莫非他听见了？”他的话果然被质检人听见了。轮到给他质检了，那人就说：“你小子胆子不小啊，竟敢他妈的掺假！”没等白玉祥辩解，那人就对执勤的警察说：“把他带进去！”
　　白玉祥被带到刑讯室，不由分说就被吊了起来。这时王连友也进来了，忙问：“怎么回事？”
　　其中一个警察头儿就骂道：“王连友啊王连友，你他妈的怎么管理的？你们村净他妈的出刁民，这小子竟他妈的掺假。今天我要不杀一儆百，不然的话就他妈的没法收了。”
　　王连友受到过八路的教育，当然要为村民说话了。就说：“我看他的（烟干儿）也不错，不像掺假。”
　　“没掺假？你他妈的唱白脸让我们唱黑脸是不？卜克川的烟干儿成色不好，看来就说你教唆的。到时候我们交不了差你负责不？”
　　说着话他们抡起鞭子就抽，打得白玉祥妈妈大叫，不住地求饶。那警察就问：“掺没掺假？”
　　白玉祥扛不住，忙说：“掺哩掺哩！”
　　那警察对王连友说：“怎么样？我说掺哩吧！”
　　“掺多少？”
　　“没掺多少。”
　　“到底是多少？”
　　“有一二两吧。”
　　那人“啪啪”又是两鞭子，问道：“才他妈的一二两，骗谁呀？到底是多少？”
　　“有二三两吧。”
　　那警察还要打，王连友上前拉住，说：“算了算了，何必生这种刁民的气呢！”然后又把那警察拉到旁边小声说，“这人是我的亲戚。而且还是个甲团长。”
　　那警察不依不饶，说：“什么亲戚呀团长呀，在我这儿全不灵。咱们公事公办！”
　　王连友一边作揖一边说：“兄弟兄弟别生气，有什么事冲我说。”
　　“没想到你还有这样的混蛋亲戚！你知道他骂我们什么不？他骂我们黑心！”然后那警察又问旁边的警察，“他是不是骂咱们黑心？”旁边的警察纷纷作证说：“是是，我们都听见啦！”
　　王连友说：“大人不见小人怪，他一个山蝎子不会说话，何必生那么大的气呢！不值得不值得。”
　　那警察骂骂咧咧地说：“你他妈的不是掺假哩吗，掺二三两是不是？既然你是王警长的亲戚，我就给个面子，就按二两计算，按规定要十倍处罚，再加罚二十两。”
　　王连友忙把白玉祥卸下来。那警察认真地说：“我把丑话放在前头，你王连友把他卸下来就是给他作保，他要是交不上二十两我可朝你说。”
　　王连友以为意思意思就行了，没想到这家伙还认真上了，心想：“这二十两我上哪儿闹去？”便犹豫起来。那白玉祥被打怕了，忙说：“我交我交。”
　　这时一个日本人从外面进来了，那警察忙过去讨好说：“太君，刁民。”
　　日本人点点头，算是对他的奖赏了。
　　因为一句话，就遭受一顿毒打，还加罚二十两烟干儿，白玉祥心里这个气呀。特别是那二十两烟干儿，上哪儿整去？想想不如死了算了，在路上他就要上吊自杀，被一块儿来交烟干儿乡亲们好说歹说劝住了。
　　
　　每到交烟干儿时节，总是要有一些人遭到逼迫，甚至被逼自杀，这已经是很平常的事了。游击队将各村甲受到逼迫的农户统计出来，进行梳理、研判，哪些农户可以发展，哪些农户不可以。大家一致认为，白玉祥是块好料，就定为重点发展对象。在一天夜里，敖喜带着几个人去了，首先对他给予帮助，给他二十两烟干儿，接下来一番教育，那白玉祥竟跪在地上给战士们磕头，说：“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
　　从此以后，白玉祥就将自己的全部都交给了八路军，吃饭时想着八路军，睡觉时也梦见八路军，凡是八路军交给他的任务，他都会不惜一切代价地去完成。而且，他总觉得身后就站着八路军，也无所畏惧。因为他是自卫团甲团长，有一定的威望，很快就联络了一批人并成立了八路军领导下的第一个民兵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