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人民公社好

　　曾见鸟宿路边林，有人遇灾离老屯。
　　更盼久旱逢甘露，背井离乡无故人。
　　众多乡亲盲流去，移居异地仍苦贫。
　　遭遇坎坷离故土，思念老家想乡亲。
　　出走农友探亲回，去留两难思家门。
　　终有丝竹喧嚣日，庆祝丰收露欢欣。
　　生养故土离时难，更念曾经好乡邻。
　　有识之士应立志，攻克时艰定乾坤。
　　（那时的顺口溜）
　　
　　一九五八年中华大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变化，其一是六亿神州人心所向。全国农村绝大多数成立人民公社。中央政府指导方针十分正确，但层层走样，把一大二公扭曲到成了吃大锅饭、懒惰虫天堂。唯有山西的大寨、河南的南街村等一些社队，一直坚持基本路线不走样。
　　尤其是河南的南街村，直到2020年的今天，还是人民公社体制。为什么一样的政策，两样的结果？暂且不去追根溯源，但人人都心里有数；最简单道理是有什么样的领导人，一定会有不同的结果。这样去分析就简单了，也就是说，一个单位好坏，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带头人，看他怎么带。
　　人民公社成立的会场，是由永加管理区，决定设在安边堡村前杨树林中一大开扩地方。会场布置的很原始，入场处、用木杆捆绑上黄蒿，打冷眼望去有点像少数民族村寨大门似的，还有点古色古香味道。
　　在入场门的两边立木捆绑上黄蒿的基础上，然后用纸壳贴红纸方块字组成的对联。上联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下联是：伟大中国共产党万岁。大门上横杆也是捆绑的黄蒿，横批是条幅，也是红纸贴在木板上。上面写的是：人民公社好。
　　从场面上去看，县政府是大力支持这次庆祝大会的。那时农村还沒有通电，是由县政府指示，县电影放映队派人带着全套设备，于前一天晚上赶到会场地址即安边堡村。
　　白天开会时，用电影队的汽油发电机组发电，做讲话麦克电源。领导讲话是官方语言。
　　最引人注目文艺节目，有很多是去年庆祝国庆时由各大队在区政府汇演时演出过，各大队事先并沒有准备，只有平时或上期汇演时的大部分文艺节目。这些来自于群众中的文艺团体，上演的节目多是正能量、百姓喜闻乐见的宣传《婚姻法》、宣传人民公社好等新节目，很受广大百姓欢迎。
　　接下来有那些打擂项目，让人看了眼花缭乱。
　　一尺多长的玉米穗，下面纸条写的是产地的大队和亩产量。呵，按这穗玉米去计算，亩产一万斤沒问题，十五亩一公顷（垧）垧产是多少？那时是没有化肥和优良品种的，可能这个队长的牛皮吹的有点大！
　　二十多斤的甜菜疙瘩、六十斤的菜地里长的大倭瓜、一尺二寸直径的葵花盘等等，全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农产品，摆满了展示台。
　　唉！好东西太多了，真不知道在这样大旱年头里，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淘来的？
　　十五岁的李弘文，这次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是不再记到纸上的腹稿，今天才有幸让它见一见天日。其实，好东西拿来让农民朋友欣赏，也是大家喜欢的大好事。
　　有理有据的宣传，会使观赏者人人都有个奋斗目标：把玉米穗子都让它长成尺把长，甜菜疙瘩都二十斤，葵花盘像小锅盖似的，这些都是农民期待已久的。
　　但在国力沒有恢复、科技还不配套、农耕系列化的电影都沒看过的耕耘极其落后时代，大面积达到，暂时可能是痴人说梦、吹牛皮不交税吧？
　　用打擂形式一宣传，人人都想争第一，有些人会想出歪点子，亩产多少斤是状元。一部分基层干部，开始弄虚作假、谎报战绩，达到平步青云。那几年有好多农村干部就是这样步步晋升的。久而久之，形成吹牛。六零年中央文件反浮夸风，说的就是这种现象。
　　从上次爸爸教导以后的李弘文，心里有一种不详感觉，基层的不真识情报，报到中央政府的数字还有用吗？但是他再也不会写到纸上了的，担心会气着爸爸。
　　但他已牢牢存在心里，这样的腹稿最安全。人在、稿在，别人见不到，自己不说出去，永远不会引火烧身。今天把它公开化，那是历史，没人去为它负责，只是个真实故事而已。
　　社会主义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随之而来的垢病——吹牛、浮夸风，也是从那时兴起，给人民公社大好前程蒙上一层尘埃……
　　人民公社成立的一九五八年秋，生产大队统一核算。有点心计的人都明白，这样的核算，在经济上就是一锅粥，好坏都熬成一个味儿，所以，很难调动人的积极性……
　　组织形式也有所改变。黑山屯的八户人家，合并到苍翠庄（忠信庄）主屯，原来的两个生产队，也合并在一起，在编制上以军事化方式执行。
　　有关全民食堂的大事，四零后、五零后都身临其境，这里不必细说。没坚持不到两年便自动退场，因为那是百姓的日常生活必须的，众口难调，放在一起用餐是好事，谁去操心是大事。况且还是在生活物资极端缺乏年代，所以它的存在是短命的所必然，只有一年多……
　　原二队某队长，摇身一变是一连某连长，林景森为连副。原黑山屯队长董春海贬了一级，是一排长（打头的），其它组长一级的都封个班排长，总之，万变不离其宗，人人有官做。对了，李弘文还是个半大孩子，还没步入青年行列。所以，这些与他无关。
　　五家子为二连，原土改工作人员那些老干部，像靳国臣、滕甲林、高德贵、刘忠生、李景荣等人，都被纳入二排干部。刘忠生是排长、靳国臣副排长，其他人也都是排里鼓干，排长、保管员、会计等。骆支书是什么？行政上没他官号，仍然是党支部书记。
　　午达之是什么呀？想让他做指导员吧，他还不是党员，让他入党，他还死活不干，怕国军来时搞清算。所以又临时变动了一下，他是连长，某队长又成了连指导员。
　　这就是那时苍翠大队的核心力量，有文化的人，寥寥无几。能读报纸的也就是骆支书、周会计。没有文化就没有远见，不要说去和大寨、南街村去比，多数人连自己家的小日子都安排不好。这些核心领导除支书和会计两家小家，过的还算有模有样，那些人争权夺位还占先，发展生产，要画个大大问号。
　　黑山屯合并到苍翠庄主屯时，刘喜庭一家四口，住进李弘文家西屋。李弘文那天去管区替尹会计办购进荞麦种贷款手续，一天没在家。
　　他七岁前和爷爷住过的西屋，又搬进来一家人，他没太在意。吃完晚饭又拿起他前年亲手做的二胡，去了后树林拉了起来。
　　刘喜庭会拉二胡和四弦琴，听他自已说，六七岁是经名人指导过的。刘喜庭晚饭后喜欢在窗外拉四弦胡琴，美妙的琴音，招来很多人倾听。
　　搬进来那天晚上，他听到后树林有人拉二胡，便找到弘文的妈妈问道：“大婶，后树下是您家的我弟弟在拉二胡吗？嗯，很有可塑性。”
　　妈妈一笑说：“七侄子啊，我那小文总也闲不住，拉二胡、吹笛子，有时也吹箫。”
　　刘喜庭一笑说：“今年才十四五吧？正是好时候。干活不知累、累了吃顿饭工夫就歇过来了。大婶，以后我教一教他，他的琴音不正，太贼，所以，学不出好手来。”
　　妈妈一声长叹说：“唉！七侄子，小文命苦啊，家里沒钱供他上学，还要他挣工分养家。等到点灯期间，他还要看书写字，真苦了他了。唉，他那个二胡，是他前年自己做的，等以后有钱一定给他买一个。”
　　刘喜庭惊讶的表情说：“您说什么大婶？前年他才多大呀？自己能做二胡？那我可要去看看。大婶，您先忙着，我去后树林看看我弟去。”
　　李弘文在爷爷在世时，经常去沙滩写字那棵杨树下，拉着自己做的二胡。看到有人来，刘喜庭已经走到他面前。一笑说：“唉！兄弟，我叫刘喜庭，今年三十岁，指定比你大。我家叔伯弟兄多，我排行老七，你叫我七哥就行，今天搬到你家西屋，咱是一个屋檐下的朋友。呵，自己做的还是从哪弄来的宝贝？嗯，不错，也能弄出点响动。”
　　“七哥，我今年十五岁，这个胡琴是我十三岁那年做的。喜欢拉二胡，没钱买，照着骆丰君大歌那把胡琴样子做的。学着拉，也是消遣一下一天的劳动疲劳，拉着玩，等有钱了也买一把，再拜个名师给指导一下。”
　　刘七哥把弘文手里自制的二胡，拿过去又仔细欣赏一番笑了说：“呵，还真是那么一回事，听琴音不错，就是音筒稍微短一寸多，所以发出的声音不伦不类，也就是有些贼。”
　　两人说说唠唠，便成了忘年交。在有刘七哥的指导，李弘文在拉二胡上，又上升了好大一节。但他一直沒把拉二胡当成业余学习的主题，只是劳动之余，体乏时的一种消遣。业余大块时间还是读读写写。
　　一晃，五八年秋收完毕，双山公社各管区组织大兵团会战，这次组织者下来宣讲的题目中是全民总动员，上至白发苍苍，下至开裤裆。意思是老少齐上阵，去河套地区搞秋翻。在沒有机械年代，无论干什么，都要靠两只手。
　　这次秋翻会战是动了血本的，不分男女、或有吃奶孩子否，只按年龄，沒残疾者点名必到。当然，这项不是法令，也不是上级下达文件，是苍翠大队自己的规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上级只下达参战人数，是按春季上报人头数而派遣的。因苍翠大队，现有的两自然屯盲流户流失太多，很难凑齐人头，点到名的不去，取消他一家口粮及食用油等生活必须品供应，将供应证上缴。
　　那年秋翻地大会战，双山公社统一到新立管区作战。看，农民的劳动科目，也要军事化。用会战、作战名词，好听顺嘴，就是把真正的军事化意义拉低了一大节。
　　所谓的作战无非就是用铁锹挖、镐头刨的形式搞秋翻地，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涌现出很多劳动模范，如铁姑娘称呼的女性等等。
　　总之，在主流媒体（报纸及人民广播电台）的、以及文化艺术界的大力鼓舞宣传下、广大人民群众，为早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社员的劳动积极性非常高涨。
　　双辽还没有几台拖拉机。就那几台拖拉机的作业日程，据说都排在五九年六月份。
　　一时间，苍翠庄的男女老少，几乎都去了新立管区，因永加管区也归双山公社管。屯子里剩下一些老弱病残，李弘文被留在家，和那部分人在一起打场送粮。
　　因为他要给尹会计当助手，尹会计和老伴要分手，家中闹的热火朝天，他经常躲出去，弘文要经管收支票据。在那个新事物日新月异岁月里，人人都寻求上进。李弘文也不例外，他接到领导给的任务，无疑是他真想为社会做点贡献的大好机会。
　　秋场以玉米脱粒为主，谷豆类要等到上老冻时节才能动石滾子、也就是原始学名的碌碡。玉米的脱粒，在那时也是采用最原始的工具——链枷。就是一根木棍手握的另一端，用铁链或木轴连上另一根短一点的、粗一点的木棍，去抽打堆在一起的玉米穗。
　　那一阵子李弘文的自学被打乱，每天都要夜战放卫星（就是贪黑干活）有时要干到子夜才会收工。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不准回家，集中住宿，吃饭在全民食堂。弘文心里暗自叫苦：“苍天为什么这样捉弄人？想念书沒机会，连自学的机会也不给，是哪辈子造的孽呀！”
　　五八年时，妈妈这位新中国第一代接生员失业了。五七年还接生了二十六例，五八年就一例，还是上年的晚期孕妇。妈妈常对爸爸说：“士元，可能我明后年都要失业，我养家兔怎么样？咱这块地方不缺饲草，出院子满山岗都是。你看行不行？给个准确回答。”
　　爸爸一笑说：“忠秀，这倒是个好主意，明天就去买种兔吧，我也能搭把手。”
　　弘文的二老这项决定做对了，从第二天买回四只种兔开始，三个月以后，开始见到效果，可以宰只兔子给爸爸炖肉，补充他的病体……
　　再回到集体的现实去看看，脱粒下来的玉米都堆在场院中心，马车白天送一点，小学生和小青年，也要用面袋子装上二三十斤，肩扛着送到粮管所后院的。夜晚组成一支队伍，人人扛着粮袋子去送粮。夜间劳动的名称叫放卫星，也是那时的统一用词。
　　有个值得质疑的地方，送去的粮，不过称、不计量、不问是哪个大队的，也沒有个收条类的证据。由粮管所工作人员赵国安领着送粮队，让卸哪就卸哪。这些粮将来往哪运？它的收入记到谁的名下？苍翠大队的账面上没有这笔收入。粮管所原来是行政单位掌握九个大队的粮食政策，从来没有这项经营项目，他们会把堆积如山的玉米，送到哪里去呢？
　　那时弘文看到的怪事，又是记个腹稿，自从爸爸指出以后，这类现象从不再写进日记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