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的歌（七）

　　据官方消息：官员的腐化是一个世界性的大难题，在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内，好国家只有十多个，一般性的有十几个。其余的统统的不尽人意，有的政府甚至以贪腐为荣、致国家穷困潦倒、民不聊生！
　　看中国的历史，各王朝都讲励精图治，但始终摆脱不掉几千年封建腐朽模式，历朝历代在污泥浊水里治国理政，让国民在水深火热中熬日子。
　　新中国，是共产党领导人民打下的江山，国家的领导者还愿于民，让人民当家作主，但也仅是在概念上以及民主程序方面，真正坐在位子上的大部分还是那些握有实权的官员。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从血雨腥风的战场上一路走来，赫赫的战功铸就了他们的官位。大权在握的他们在和平环境下，是否能守住了“清廉”，考验着大大小小的每一个当权者。怎么能保持住红色江山永不变色，避免“李自成”式的结局，成了高层政治家们的一道难题。
　　世界上第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苏维埃联邦，到赫鲁晓夫统治时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平演变为修正主义。
　　残酷的现实给新中国的领导人敲响了警钟。联系到共和国诞生后的十几年中，腐败的潮汐曾三起三落，在“打老虎”“反右倾”和“四清运动”之后，就有了大革命。
　　运动的起因，是因为政治家们，在建国理政的方向和路线上，具体说就是再次分田单干，还是坚持走集体发展的道路，两方面产生了分歧，致矛盾逐渐激化，最终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是西风压倒东风，还是东风压倒西风？在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的大问题上双方较劲。后来的情况正与大多数国人所了解的一样，运动在极其微妙，又顺其自然的情况下就发动起来了。
　　刘家庄是农村中的一个小村庄，与大地方和城市不一样，在1952年的打“老虎”运动中没有找到运动的对象，1957的反右倾也是同样的情况。尤其是刚从连续的自然灾害中刚刚走出来的农民，对季节性很强的农业生产不敢有一点点怠慢，随着运动形势，把大小队长和小队会计审查了一下，无非就是他们多记了几个工分或多报了几块钱差旅费，水过地皮湿教育一阵，把多得的东西退出来，再在社员会上检讨检讨就算过了。
　　
　　有一天，兰德田与高朋义去公社汇报运动情况，因没有实际成果，被原来的刘社长新上任的革命委员会主任抓了落后典型，二人被刘主任训了个“狗血淋头”，搭拉着脑袋从公社回到村里，苦思冥想了一天一夜，终于想出了事来：
　　大脑袋有个大爷叫李成全，解放前就在青岛港干二把头，解放后作为工人身份继续被留用，一九六四年突然被下放回原籍，这其中是什么原因村里一直不清楚。
　　次日，兰德田与高朋义带着介绍信，从县城坐火车去了青岛。好在那年代不讲究什么级别，只要是办公事对方就一视同仁给予接待。
　　青岛港的档案显示：李成全的下放，是因为牵涉一桩地下党员被暗杀的案件，因李成全是从犯并有揭发立功表现，没有给他刑事处分。全家被下放回原籍，就算是处理了。
　　当日的晚上，村里召开村民大会，给李成全戴上了大纸帽子，被勒令交待隐瞒了许多年的历史问题。
　　李成全被人架着刚进入会场，就被“打倒反革命分子李成全！”的口号吓得浑身哆嗦。在几名壮汉的“护卫”下，把腰弯成了九十度一把鼻涕一把泪，交待了当年事件的经过：
　　青岛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有一个叫王明斋的地下共产党员。他暗中组织工人起工潮闹罢工，经常致货轮不能如期装船和卸货，军需物资经常遭到“破坏”。因此，让当局伤透了脑筋，想方设法要除掉这一隐患。
　　因王明斋是工人，地下党的身份十分隐秘。国民党当局费尽心机也没能找到他，于是就生了一计：把封建把头为首的右翼分子暗中组织起来，在上万名工人中逐个摸排，终于摸到了他们要找的人。
　　国民党当局为了不引起内乱和哗变，想出了个“两全其美”的妙招，让工头们凑钱买了两名刽子手和几名工人当中的败类，把王明斋骗到工人宿舍里，用绳子给勒死了。
　　青岛港照常日出日落，工人们照常出工劳作，一切都显得风平浪静；但当局最大的隐患就这样无声无息的给解决了。
　　此案直到解放后的“四清运动”中才被老工人揭发出来。案件的几名首犯被依法惩处；几十个出资买凶的工头，被判刑或劳教，唯独李成全被教育了一番就无罪释放下放原籍。共产党员王明斋同志由以前的失踪，改为正式追认为革命烈士。
　　接二连三，李成全几乎是天天晚上挨批斗，翻来覆去的交待的都是同一个内容，尽管口号上喊他为“反革命分子”，但案子终归是青岛给定的，这顶帽子要给他戴上还真是不容易。
　　有一天晚上，兰德行的老婆受李成全家委托来到高朋义家，直截了当的说出了一桩事：
　　高朋义的大女儿高思燕与李成全的儿子李小朋已恋爱两年，眼前已经有四个月的身孕，请求高家成全俩个年轻人的这段姻缘。
　　高朋义一听头立刻大了，这是那里跟那里，什么乌七八糟简直是乱弹琴！当即就给兰德行老婆说：“你告诉李成全，让他别做梦！我高家的女儿再不值钱，就是踹到茅坑底下，也不会嫁给他李家！”
　　当晚，高朋义的大女儿外出回家，其父亲板着铁青的脸当即对她过堂：“坐下，把你跟李家小子的事，说给我听听！”
　　高思燕一惊之后，小心翼翼的坐下，但不敢开口说话。虽之前有所思想准备，但最近社会上及村子里的政治动向，让她俩的私事受到影响，心里乱糟糟的不知道如何回应父亲的问话。
　　“事情我都知道了，你给我照实说！”
　　女儿还是不说话。她不说话是因为不知道说什么好；而她父亲则认为是她在抗拒！因此，就加大了声音和问话的力度，并且把自己身上系着的皮带给抽了下来。高思燕一看这阵势，抽泣着对父亲说：“你知道的就是我做下的，你看着办吧！”
　　“你……”高朋义把皮带一扬，又收了回来：
　　“跟我说，现在到什么样了？”话说出来，自己也知道不太合适，没娘的女孩子怎么对父亲说这类话题。
　　原来，高朋义的老婆有严重的哮喘病，五年前的三伏天里他老婆又犯了病，请来邻村一个会针灸的“赤脚医生”给针疗。其实那医生还没有多大能耐，许多的医术都还在摸索当中。
　　女人平躺在闷热的炕上大口喘着气，老诉说自己的气不够用。赤脚医生在她胸部、咽部和四肢上下满了针，并不时的询问病人的感觉加大针灸的深度。当胸上的针加深到第三次的时候，那女人“嗷……”一声惨叫，带着浑身的银针从炕上蹿了起来，几步就蹿到了屋门外由鹅卵石铺就的地上，“嘭”地向后一躺就再没反应了。
　　赤脚医生慌忙取下了所有的针，令高朋义赶紧找人送医院抢救。十多人轮流抗着躺在门板上的女人，一路小跑赶到县医院。检测结果告诉他们说：“人早就没了生命特症。”
　　过后听业内人士说：“女人的死因是误在心脏部位上下针，并在加深过程中剌穿了心包，导致心包破裂让跳骤停。”依现在的话来说是一次典型的医疗事故，但在当时却没有这种说辞。病人无论在什么样的抢救过程中，死亡都归属于“抢救无效。”死了、死了，人死了就算了结了，几乎没有被追究的范例。
　　多年来，高朋义既当爹又当妈、又担当村里的工作实属不易，面对着这不争气的女儿，依也不是、管也不是，但多年的涉事经验告诉他，事情的成败往往取决于力度！
　　“我告诉你，你给我听明白，无管到什么程度我只有一条，‘你立马给我一刀两断！’”
　　女儿哭出了声来：“爹，晚了，我已经是他家的人了。”
　　“我再次跟你说，‘无管是什么情况，你立刻给我一刀两断！后边的事后边再说！’”
　　“爹，我已经没法断了！”
　　“你断得断；不断也得断！有件事你还不知道：当年咱家里你大爷与李成全同在青岛港当工头，并且是你大爷为副他为正。在杀害王明斋的案件办理中，李成全把罪责都推到你大爷身上，而自己只负担着寥寥的一点事情。结果是你大爷被罚了十年劳改；而他赚得了一身清净。因此，你大娘也改嫁了他人。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就叫‘国恨家仇！’如果咱与他家结了亲，不仅仅是咱们与他家无法处，连亲戚邻居都会背地里骂我们是‘熊种！’你知道吗？”
　　“我求您了，爹！我活是他家的人；死是他家的鬼。是死是活您看着处置吧！”说完，嘴和眼一闭再不说话，豁出去了……
　　高朋义愤怒的又举起了皮带，在空中上下晃了几晃，但终于没有落下来，一跺脚就出去了。到院子里见其余的三个孩子都在听动静，命他们轮换看好他大姐，没他的准许，一步不也不许离开家！
　　令高朋义没有想到的是：自家的孩子看他大姐，是打断了骨头连着筋，况且他们还都是孩子。
　　不到两天，高思燕与李小朋私奔了。虽然他们出去了只住了一星期就回来了。但事实是在昭告世人，我们已经将生米煮成了熟饭。爱谁谁了……
　　高朋义赔上了女儿还遭了羞辱，一点脾气都没有。李成全在批斗会上反反复复就那件事。隔三差五来上一回，逐渐这会就没法开了……
　　
　　基层小官这种活，真正的好汉不稀干；但实打实的人和赖汉子都干不了。这活计要干好除了真抓实干之外，还要将所有的家庭和人员了如指掌，关键时刻那个萝卜占那个坑都需要落在实处。
　　一天的傍晚，二人破天荒的准备了四两花生米，和一斤当地酒厂用烂瓜干酿出的老烧酒，来到了“大炮”的家中：
　　“大叔！”刚推开大炮家的篱笆门，兰德田就甩给了大炮一个久违了的称呼。
　　大炮与有病卧床的老伴和儿子兰德苗过日子。儿子在外出夫没回来，他从饲养室刚回家准备烧饭，猛听到有人喊大哥，一抬头见是他们二人进来，忙不迭将二人向客屋里让：
　　“哎呀……呀……呀……！想不到是您二位。哎呀……呀……呀……”显然是有些激动，呀……呀的后面就不会说了。
　　客套声中二人被让到了了炕上，高朋义从衣兜里掏出了准备的东西，并把用报纸包着的花生米摊开在炕上：
　　“来、来、来大叔，咱爷们没事喝两盅。”兰德田反客为主招呼着大炮。
　　“这……这……”兰德田虽是大炮的晚辈，但村中的老大和老二同时到访，并且自带着酒、肴，虽话说“没事喝两盅”，但仅就这套礼数让大炮有些受宠若惊。
　　高朋义边拉大炮上炕边向他解释“唉……爷们……”话刚开头，大炮就毕恭毕敬的应承着：
　　“您说、您说！”
　　“俺俩一是想找你喝个闲酒，二是有点事过来找你商议商议。”
　　“找我商议……商议？”大炮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对，就找你商议、商议。”兰德田接上说。
　　大炮迟疑了刹那，立马下坑找了几个酒盅子，并端上家中唯一的半碗萝卜头咸菜。三个人相互敬让着喝了起来。
　　洒过三盅，兰德田把盅子一放，长叹了一口气“唉……”
　　“贤侄，什么事让咱犯愁？你说出来只要我能帮上的……”大炮的“炮”脾气又上来了。
　　兰德田没有说话，习惯地在说话之前先闷上一会，不急不慢的摁上一锅烟，点上之后再慢腾腾的吸上两口，让吐出的烟雾在他们之间缭绕着上升之后，再张嘴说话：“唉，这不，上边给了个指标，咱们怕完不成。”
　　“是……是什么纸的膘？”大炮真的听不懂。
　　高朋义赶忙解释：“指标就是个任务，从上边下来就得完成，完不成不中！”
　　“那咱们使劲干还不行！”“大炮”就是大炮，虽然老了一点，但只要是面子上的事，豁上老命也不想服输，要不怎么能叫“大炮”！
　　“不是使劲干活的事，是要有人给顶个名。”兰德田把事说出来一半。
　　“噢？顶个名，怎么顶？”大炮问？
　　“来……来……来，先满期酒！”高朋义招呼着。
　　第四盅酒下肚之后，兰德田从腰里摸出了一张纸，伸开后纸上面是一个简单的表格。兰德田轻轻的放在了大炮的跟前。“叔，你看就是这么个东西。”
　　“噢，这是个什么东西？”
　　高朋义连忙说“这叫作登记表。”他见大炮听不懂又接着解说“比方每个庄上的人都要分两边站，大部分人应该站在一边，但不能都在一边。就像咱小时候玩那个老鹰捉小鸡一样，都在一边不行。对面必须有一个人，要不没法弄。”
　　“噢……”大炮好象是略有所悟，但肯定是还没弄懂。
　　又一小盅酒喝完，兰德田说：现在就缺个在对面想抓小鸡的。
　　“那您想让谁当？”大炮对这话是听懂了，并且有点着急的问。
　　“这不，我俩找你就商量这个事吗！”兰德田说。
　　“嗨！我当什么大事，就这么点事你让您俩犯愁？”
　　“再容易的事不也得有个人顶名么！”兰德田说。
　　“你俩是不是有意让我顶？这么说吧，只要您俩看得起我我就顶着！反正您不会害了我吧？”
　　“这道是，就算是我高某要害你，您老兰家人也不会答应吧？”高朋义说话间朝兰德田那边呶了呶嘴。
　　“那是、那是，哈……哈……哈……”大炮哈哈的开怀大笑，黑白相间的胡子都兴奋的一抖一抖。
　　“那咱们办办？”兰德田问大炮。
　　“怎么个办法？”大炮问。
　　“你就按个手印就中了”兰德田赶掏出印泥，并向大炮示意。
　　按照他俩的指导，大炮在已添好名字的表格上按上了手印。
　　临走时兰德田撂下一句话：“运动来了就跟着运动走，把嘴管住了少说话！”
　　“那……那是、那是。”大炮若有所思的应答着。
　　几天后，大炮的饲养员被杨春兰的公公王宝山取代。紧接着一顶“反革命”的大帽子批下来，沉甸甸的扣在了大炮的头上！
　　经常挨批斗，天天扫大街，几十年受歧视。大炮又痛苦的挣扎了半生，直到死去都没能进村里的公墓，被指定葬在了一个沟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