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边敌挑衅 战争爆发(第二部分)
作品名称:抢来的皇位 作者:柴瑞林 发布时间:2020-11-11 13:07:09 字数:8130
宋徽宗也应该知道宋朝河湟吐蕃的战争是这样马拉松式的:吐蕃6世纪时,兴起于今西藏山南地区泽当、穷结一带的藏族先民雅隆部,已由部落联盟发展成为奴隶制政权。其领袖人物达布聂赛、囊日论赞父子,逐渐将势力扩展到拉萨河流域。
7世纪初,囊日论赞之子松赞干布以武力降服古代羌人苏毗(今西藏北部及青海西南部)、羊同(今西藏北部)诸部,将首邑迁至逻些(今拉萨),正式建立吐蕃王朝。
虽然按照藏族历史的传统,松赞干布是第33任吐蕃国王,但是因为在他即位之前藏文尚未创制,所以很难肯定在他之前的吐蕃王的历史正确性。
在《贤者喜宴》等藏文历史书和在敦煌发掘的古藏文历史文献里记载着在松赞干布之前的吐蕃赞普的许多传说。
吐蕃在其赞普(首领)松赞干布时期崛起,由山南匹播城(今西藏琼结县)迁都逻些(一作逻娑,今西藏拉萨市),兼并了苏毗、羊同等部,又破党项、白兰,击败吐谷浑,取得其旧地,向西征服了在今克什米尔地区的大、小勃律,向南取得了泥婆罗(今尼泊尔)等地,不仅统一了青藏、康藏高原,而且占有今四川西部、滇西北等地。
安史之乱后,吐蕃向东、向南扩展,取得了唐朝大片土地。8世纪后期至9世纪初,吐蕃的疆域达到极盛,西起葱岭,东至陇山、四川盆地西缘,北起天山山脉、居延海,南至喜马拉雅山南麓。
9世纪中叶,吐蕃发生内乱,国势衰落,以后内部分裂。
10世纪时,河陇地区只剩下一小部分,祁连山南麓的阿柴是原臣属于吐蕃的吐谷浑部落,在今青海地区的吐蕃族称为脱思麻,在原吐蕃中心地区的称为乌思,其东为波窝、敢,其西为藏,今阿里地区、克什米尔地区分为纳里、古格、布让、日托、麻域等部。
松赞干布的吐蕃王朝适应奴隶社会的需要,制定法律及职官、军事制度,统一度量衡,创制文字,与唐朝及天竺(今印度)、尼婆罗(今尼泊尔)广泛交往,引入封建文化,佛教也于此时正式传入吐蕃。
8世纪后半期,墀松德赞为赞普时,吐蕃实力最为强盛,统辖范围除青藏高原外,远达安西四镇(今新疆天山南路)及河西陇右(今甘肃省)等地。
此时,佛教在与本教不断斗争,并在王室的大力扶植下,势力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王朝开始设置“却论”(僧相),开佛教僧人掌政之先声。
在吐蕃社会中,王室和贵族是奴隶主阶级,其余的人都是属民。属民包括平民和奴隶。
8世纪中叶以后,不仅属民反抗奴隶主阶级的斗争迭起,在奴隶主阶级内部,王室和贵族之间的权力角逐也很激烈。王室和贵族的斗争,往往以宗教上佛教和本教的斗争反映出来。
牟尼赞普在位期间,曾三次下令平均属民财富,以缓和阶级矛盾,毫无成效。
9世纪初,墀德松赞、墀祖德赞父子两代赞普,相继大力发展佛教。
其时,王朝政务把持在佛教僧人钵阐布之手。
墀祖德赞规定了一人出家为僧,七户平民供养的制度,还制定了严刑峻法,镇压反佛势力,又极力与唐朝和盟(公元823年所立“唐蕃会盟碑”,一称“甥舅和盟碑”、“长庆会盟碑”,至今在拉萨大昭寺前保存完好),以抑制贵族势力,最后遭到崇信本教的贵族权臣杀害。其后,达玛在贵族势力的拥戴下即赞普位,厉行“禁佛崇本”的政策,旋被刺杀,王朝崩溃。
9世纪后半叶,在经过一场席卷吐蕃全境的奴隶平民大起义之后,吐蕃奴隶制社会全面瓦解。
唐朝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先后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和墀德祖赞联姻,促进了唐朝和吐蕃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与二公主嫁入吐蕃的同一时期,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科学知识陆续传到吐蕃,对吐蕃社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与此同时,吐蕃的畜产品及装饰、游艺等,也传入中原地区。
松赞干布曾接受唐朝官位(驸马都尉)和封爵(西海郡王、賨王),奠定了吐蕃与唐朝政治上的亲密关系。唐朝与吐蕃之间虽然长期处于和战不定的局面,但双方交往密切,民间接触更为频繁,“金玉绮绣,问遗往来,道路相望,欢好不绝”,是唐、蕃关系的主流。
吐蕃社会生产以农、牧业为主。农作物有青稞、小麦、荞麦等;牲畜有牦牛、马、驼、羊等。有烧炭、冶铁、制胶、毛织等手工业。冶铁有较高水平,能在江面上架设铁索桥。
吐蕃时期的碑铭、木简、文书、经卷等,尚有大量保存至今,是研究吐蕃社会、历史的宝贵资料。
吐蕃王朝崩溃后,宋朝、元朝和明朝初年的汉文史籍仍泛称青藏高原及当地人民为“吐蕃”或“西蕃”。
唐朝以后,中原形成了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青海汉蕃杂处,不复统一。
回纥、党项族又阻塞通往中原的道路,这种局面达150多年。
宋时,唃厮啰势力渐强。
十世纪下半叶至十一世纪,在甘青地区兴起了两个吐蕃族地方政权,一个是六谷地区的潘罗支政权,另一个是河湟地区的唃厮啰政权,潘罗支政权不久即被西夏吞并,而唃厮啰政权在青海东部相传4代,经历了一个多世纪。
宋仁宗景元年即公元1034年,唃厮啰迁青唐城,后又建临谷、宣威、宗哥和邈川4城,与中原进行茶马交易,河湟地区的经济、文化有了新发展。
宋徽宗崇宁3年即公元1104年,宋改鄯州(即青唐城)为西宁州,是西宁名称见于历史之始。
第一任西宁知州赵隆在西宁引水灌田。
元代,公元1227年春,成吉思汗亲率大军攻积石州,2月攻占洮州,3月攻占西宁州(《元史•太祖本纪》),后设“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于河州,管辖今甘南、青海、川西北藏区。
至元18年即公元1281年,设甘肃行中书省,辖西宁诸州。
唃厮啰生于今新疆高昌,系吐蕃赞普之后。
唃厮,即佛子之意,啰是尊称。公元1008年即其12岁时,被客居高昌的河州吐蕃人接回河湟地区,当时河湟一带吐蕃“族种分散”,“无复统一”,常受西夏侵扰,大家把他看作是当然的赞普(国王),欲恢复吐蕃旧地。
其时,宗哥(今平安)大首领李立遵、邈川(今乐都)首领温逋奇以武力将其劫持到廓州(今化隆),“立文法”尊之为赞普。
不久,李立遵又独自挟唃厮啰至宗哥城,并将女儿嫁与。
公元1034年,唃厮啰发动夺权斗争,并把首都从邈川西迁至青唐城(今西宁)。
从此,河湟地区的吐蕃政权被其牢牢掌握。迁都青唐后,唃厮啰进一步发展与宋王朝的关系,他沿用吐蕃赞普称呼唐朝皇帝的惯例,称宋朝皇帝为阿舅天子,宋王朝也累封其为保顺军节度使兼河西节度使等职,与宋王朝形成联盟,共同对付强悍的西夏。
公元1036年,西夏王李元昊起兵攻青唐,被角厮啰打败并活捉其主帅苏奴儿。元昊恼羞成怒,又亲督大军攻河湟,被唃厮啰再次打败。“自是,数以奇计破元昊。”使其不敢轻易犯境。联宋抗夏的成功,使唃厮啰声名大振,河陇诸部落一时纷纷集合在其麾下,强盛一时,幅员3000余里,人口100多万户,“吐蕃遗种唃厮啰最盛,惟西夏亦畏之。”
唃厮啰执政50年,于公元1065年病逝,享年69岁。
此后他的继承者董毡、阿里骨等世世皆受宋朝授官和册封,有力配合了北宋的抗夏斗争。
董毡嗣位后,西夏曾进行拉拢,被其严词拒绝,宋神宗称赞说,“观其情辞,忠智兼尽,顾中国食禄士大夫存心公家者不过如此。”
公元1081年,董毡以15万之众与北宋会师夹击西夏,一举收复兰州。
公元1099年,宋神宗派洮州安抚使王瞻进兵青海东部,先取邈川改名湟州,继取青唐改为鄯州。北宋孤军深入,后援难继,此时唃厮啰曾孙投降后又反攻下青唐城。北宋便采取安抚政策,给他赐名赵怀德,知鄯州,其弟邦辟勿丁瓦赐名赵怀义,知湟州。
唃厮啰不仅在“河湟里打出个名声”,而且对河湟地区的经济与文化发展,也作出了贡献。
唃厮啰人饲养的良马驰名华夏,为与宋贸易的大宗和向宋进贡的主要品种。社会相对安定,农业有了相当发展,“部族繁庶”,赵隆任西宁州知州时,有约18万人口。以民间传统畜产品加工为主的手工业也有一定发展,如鞣皮张、纺毛线、织氆氇、擀毛毡、织毛毯、制帐篷、酿美酒、冶铁器、雕银器等,尤善制弓弩刀剑,所制甲胄,“强弩射之不能入”,为贡品。唃厮啰时,丝绸南路青海古道重新兴旺,对过往使者和商人加以保护,青唐东城常有“于阗、回纥往来商贩之人数百家居之”。
《宋史•吐蕃传》说:“唃厮啰居鄯州,西有林谷城通青海,高昌诸国家皆趋鄯州贸易,以故富强。”唃厮啰继承吐蕃传统文化并有发展,崇尚佛教并大建佛寺,佛教僧侣受到尊崇。
1099年(元丰二年),哲总以迎接初立的吐蕃王溪巴温,抚慰青海一带,附汉名义,命王愍、王瞩率军进攻湟水流域。
经过一个多月的斗争,吐蕃战败,将他们的首领大将等押解到京师。
一路上,数九寒天,大雪纷飞,一向养尊处优的主儿们,胆战心惊地住在沿途的小旅馆等待大宋朝廷处置,一个个认为他们的头颅已经存在不了几天了,可是,大宋有关官吏和随从,并没有虐待他们,一礼相待。
他们怎么知道“上天有眼”,恰逢哲总病危,久治不愈,于1100年(元丰三年)正月驾崩,大宋朝廷纷乱如麻,一手难遮两耳,在那几日之内,新的人主赵佶又要登基上位,无暇顾及他们那些投降的残兵败将。
一直到了春暖花开的三月时节,新即位的皇帝才接见了他们。
宋徽宗心中明白,自己才即位,想使自己的位置先稳定下来,不好对他们怎么严重地处理,以怀柔态度对待,只好把他们当作远方亲戚相处,使他们受到感动,安定下来。宋徽宗这一次的策略可以说很知道理,很明智。
真是这样,对方没有料到不但没有受到大宋的侮辱和残害,还受到如此的宽容和款待。这些还不算,宋徽宗还说:“我不但不让他们受到任何浅看和薄待,还要为他们加官和晋升。”宋徽宗对吐蕃的一系列政策确实很正确很到位。
宋徽宗对吐蕃的和怀柔政策迎来了朝野和少数民族的好评,他的威信大增,可是,只要他的宠臣蔡京晋升为尚书左仆射吉安中书侍郎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宋徽宗底气十足地说:“我要绍述父兄之志,我意愿采纳邓洵武的建议,重臣蔡京的计议朕一定重用,因为蔡京是一位少有的运筹帷幄的帅才,非他主持定夺莫属。”
这么一来,宋徽宗对蔡京言听计从。
对边事情本来不完全掌握的蔡京说:“皇帝既然要绍述,就应该参见前帝神宗和哲宗曾经对河湟的战争,这一代吐蕃势力比起辽夏来,是一个薄弱环节,皇帝如果愿意攻打出兵,稳操胜券。”
宋徽宗哪里知道这是蔡京想取得功名的手段,心下暗暗谋划政策,要宋徽宗就范。宋徽宗还再三嘉奖蔡京,对蔡京心满意足,一百个放心。
蔡京明明知道,如果重新开战就涉及到对元丰年间用兵河湟将领的评价问题。当年宋兵放弃河湟后,王瞻因为放纵兵士烧杀掳掠,杀河湟将领牟钦毡以灭口,对方怨恨极大,等待报复。
大臣曾布等极力上疏弹劾。
王瞻被贬官千牛将军,命其到房州(今河北房县)定居,以后在继续弹劾中,奔赴几地,最终自缢身亡。
另一位大将王厚也遭到贬职,如果今天再度攻打河湟,不得不给二位大将恢复名誉,其中一些大臣为了自己的利益纷纷符合蔡京说事。
明明在受蔡京的欺骗,宋徽宗却说:“由此看来,不能失去对河湟开战的机会。”问题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定下来了。
恰好,这时候河湟发生了内乱,宋徽宗说:“这样更好,给了我们攻打的理由。我们对河湟可以说仁至义尽,可是在被俘回到河湟以后,要杀来使赵怀德,怀德奔河南,也就是青海东部黄河南岸一带地区。”
这时候,大宋主张出兵的文武大臣们说:
“这还了得,我们大宋难道受对方如此无礼的侮辱吗?”
“是啊,一定讨还耻辱,更待何时?”
“是啊,给以重重的打击!”
“一举歼灭!”
……
宋徽宗说:“朕,一意恢复绍述,决心恢复已弃之地。”
大臣们说曾经跟随王瞻出师河湟的王厚可以承担这一重任。
这时候,王厚立即表态,愿意为大宋效力。说话间还站起来抱拳谢恩,跃跃欲试。
他分析当前形势说,“恢复故地,应当以恩信招纳为本,如果顽固不化,就应该诛杀不惜。以河湟之地地处偏僻,人情限额,出兵可以轻而易举地拿下。”
宋徽宗专门在崇政殿召见王厚,细心听他谈出边塞战事情况,听后,觉得靠谱,立即任命他为河州兼洮西延边安抚司公事,并且告诉他,要命令童贯前往协助。王厚随即提出,今后大臣们如果言论涉及到青唐的利害关系,臣下迫切希望都能通过本路经略司讨论。
宋徽宗痛快地答应:“朕批准卿的要求,朕现在就把熙河兰会路经略司的职事交给卿监管。”
王厚很高兴,向皇帝叩拜谢恩。
不久,童贯奉命奔赴熙州,也就是现在的甘肃临洮之地,协助王厚做事守边,为战事筹措。
原来王厚等到了熙州后,了解到自从大宋放弃湟、鄯之后,吐蕃人在原有的城堡囤积粮食,增兵买马,长久占据,休养生息。这里地势险要,有一夫当道,万夫莫开之势,之所以说,有大臣早说过,要收复不是那么容易。
可是王厚以为,他们地势虽然险要,但是,他们政治不和,人心散涣,不能团结一致对付我们大宋军队,我们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一定可以取胜。即就是有一点抵抗力,在我们的大宋强兵强将的威逼和攻打下,也会仓皇逃命。
王厚之前曾经在这里带兵打仗,这一次一落脚,羌人名豪相继出来投降,王厚一边款待他们,一边给他们分官受爵,分发财物贿赂感化,这么一来,大宋的好名声在他们的宣传下闻风而走。
接下来,王厚上书汇报宋徽宗取得的成就和现在的优势。
宋徽宗很高兴,放心地用兵湟鄯了。
初战取胜,大宋大喜。
大宋上下经过一个阶段的准备,公元1103年(崇宁二年)六月,宋徽宗说:“朕已经想好了,我命令王厚、童贯从熙州出发向惶州进军,这是卿们的意见,朕莫过加强一下意义而已。有一些大将主张我们直趋惶州,朕,觉得这样靠谱。”
可是,王厚,不这么以为,他说:“陛下,下臣还有些顾虑。下臣以为、惶州地势险要,加上阻隔在我们中间的那条大河,我军一下到不了对方地方所在,有可能被分兵死守的羌人、耽过我们大宋军队宝贵的力战时间,这么一来,西夏有空隙出兵援助羌人。”
宋徽宗说:“将为上,只要卿认为不行,可以另作运筹。”
王厚有了皇帝的恩准以后,果断地兵分两路:南路交岷州将高永年统帅,权知兰州姚师闵辅佐,另有王厚胞弟王端率兰、岷州及通远军汉蕃兵马2万开出京玉关(今甘肃兰州西北),北路由王厚、童贯亲帅大军出安乡关(今甘肃灵夏附近),神秘快捷地度过黄河,直趋巴金岭(今青海东都县以南),这是一支主力军,不可轻看。
虽然吐蕃人已经成了翁中鳖,可是,他们不甘心束手就擒,双方进行了你死我活地艰苦斗争。
早说过,这里地势艰险,本是兵家要地,对方死死坚守。在四面艰险,深不可测的情况下,吐蕃人却打开山门,迎接童贯,大宋的偏将不幸坠天险牺牲,另一位偏将差一点被活捉。正逢天公着急,大雨瓢泼,天崩地裂,双方当然互不相让,各自收兵,不在话下。
经过一夜地喘息,吐蕃人士气嚣张,背城整理好队伍,在城墙上大呼交战,显现出一副不战不休,要战必胜的气焰。
王厚几次派人以柔克刚,说明双方攻打,两败俱伤,希望他们体面地投降,每一次遭到对方的拒绝。
王厚一边鼓励士兵勇敢顽强地强弓射击,一边派遣偏将皱胜帅骑兵由小路绕道至吐蕃军队背后,使吐蕃军队腹面受敌,招架不住,大将几个被杀,有的遭受严重地的杀伤,中间来援救的队伍,也在大将的统帅之下慌忙逃之夭夭。
这一次战争出奇制胜,宋军占领了巴金岭城,斩对方首级213颗,俘虏98人,自动投降者500余户,军威大振,远近纷纷降服。王厚又诛杀了强悍首领数百人。
由于多罗巴父子恃强凌弱,以往欺压吐蕃其他部族的首领,使他们不敢声张正义。王厚打败了多罗巴,现在降服大宋不在话下。
王厚领兵乘胜占领了洮寨,又与其他大将一鼓作气战胜了一些阵地,二十二日便到了惶州城下,与分别取胜的高永年会师。
惶州吐蕃大首领抵抗失利,弃城逃跑,留下的将士招架不住,不知如何对抗,二十四日,宋军占领了惶州。在这一次战争中,宋军斩首864级,抓活的41人,哭喊着投降者183人。就以高永年为州事立刻抚慰已经投降的酋长。
在京城的宋徽宗接到王厚的奏疏,看到王厚一一列举的战功:收复惶州并管下城寨周围土地1500余里;收复湟州并管下城塞数十所;招安接纳惶州下部族大小首领数百人,户口大约是10万余人。
整日书情画意、美人环身、游山玩水的宋徽宗心花怒放地说:“那么一群靠得住的大将精兵,我大宋还有什么忧愁的事情?只管在太平中享受天伦之乐!朕,一定要大加庆祝,嘉奖他们!”
高枕无忧的宋徽宗认为已经到了天下太平的日子里,在胜利冲昏头脑的大宋将士们的头脑开始发烧起来。他们扬言说:大宋的军队没有用多大的气力,就战胜了惶州,那么,将吐蕃一举扫平,不用担忧。
宋徽宗怎么知道惶州虽然目前失败,但是,他们的实际经济丰厚,大宋虽然收复了一些地土、城池、户口等,但是军心疲惫,如果再连续作者,说不定所期望的都会落空。
更何况,天气寒冷,塞外寒风狂吼,虽然得到城池,不能筑城防守,没有根据地,因此不可以继续采取强攻之战。王厚到底是一位心中有主见的大将,他在运筹帷幄中掂量出来这些分量,于是照实上疏皇帝,并且提出,如果要控制惶州,应该先控制惶州附近的几个重要据点,并且派人屯守京玉关、安乡城两国黄河渡口,用来隔断西夏的司机进攻。王厚送出折奏以后,积极行动。
还没有等到朝廷的恩准,王厚已经在省章峡之西,找到了一个恰当的地方(洒金平),建立了500步城一座,作为“根据地”,宋军驻扎在这里,于是,驻守在宗哥城的大首领带领部下五人,手持蕃书到这里来,提出和解,态度和蔼诚恳,王厚本来打算先驻守惶州,等待开春,天气温暖了进兵,为了使对方放松警惕,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这么一来彰显了大宋的恩德,在吐蕃人中得到了很好的效应。
当朝廷的宋徽宗接到王厚的奏折,喜出望外,便于六月28日下诏嘉奖王厚。宋徽宗嘉奖的美誉是“统帅才出,忽成大功,杰酋既除,一方绥静”。并且心爱地在诏书中告诫王厚说:“要稳慎,不要恃胜轻敌。”再次诏诫王厚说:“强梗者既以授首,柔服者尤在扶绥。切勿怀来,式诏仁信。”宋徽宗的大将王厚可以说德才兼备,出能战。战必胜,大宋王朝安然辉煌。
接下来王厚寻找惶州旧主赵怀德仍然还惶州,以安民心;有继续来投降的首领等,都给以安插,授以职位,一切的做法和行动,都是为了巩固大宋军队在惶州的地位。
坐在朝廷的宋徽宗,到了八月间,旧事重提,对弃惶州的大将等又一次贬官。他们是韩忠彦、安涛、范纯礼、蒋之奇等。
八月间十一日宋徽宗下诏给王厚只留3000人马戍守绥远关,要司机安定河南部族,又下诏童贯招引吐蕃大首领出来投降。
没有使宋徽宗的一意苦心白费,两位大将都按皇帝的意愿完成了任务。宋徽宗高兴地说“我大宋算是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宋徽宗已经轻飘得不知天高地厚了。
这一次战争以后,大宋太平了5个月之后,于公元1104(崇宁三年)年再度向吐蕃发动战争。
这年三月,童贯从东京返回熙州,与王厚一起出师,四月初到达惶州,对吐蕃分三路进军,战争重新拉开了序幕。
从公元1103年(崇宁二年)六月间出师,到1104年(崇宁三年)四月,宋军在一年的艰苦战争中,已经彻底打垮了河湟地区的吐蕃部队,收复了鄯廓,控制了河湟。河湟地区的吐蕃政权,土崩瓦解,不再存在了。宋朝在宋徽宗的下诏下,将鄯州改为西宁,正式属于北宋的管辖之下。
宋徽宗用兵一年,拓地千里,看起来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可是在辉煌中,实际上负面影响特别大:穷兵黩武的浩浩荡荡中,开支了大量的军队费用,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战士羸弱,百姓菜色,战胜了河湟以后,河湟投奔夏国,夏国帮助他们重建家园,所以说大宋的平定是暂时的平定。
宋徽宗上任后,很快就感到了手头拮据。可是宋徽宗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花天酒地,照样寻欢作乐不已。
其实仔细想一想,谁也会替这位风流皇帝犯愁,因为他需要花钱的地方实在太多,也实在太大。
首先是巨额的军费开支。1103年(崇宁二年),前面已经说过了:宋徽宗听了他的“黄金搭档”蔡京的意见,去攻打河湟吐蕃,一年后占领了今天的西宁,但直到1116年(政和六年)才完全控制了河湟地区(基本上是一片不毛之地)。
1105年(崇宁四年),蔡京又一手促成了大宋与西夏的战争,经过十几年的杀伐征战,互有胜负的双方不得不握手言和。
1115年,四川的卜漏起兵叛宋,宋徽宗一怒之下,派大兵讨伐,经过近一年的时间,最终扫平二州八县,拓地千里。而打仗那是要花钱的。
需要注意的是,你不要以为战争中大宋朝只有跑的份,徽宗年间的这些战争,加上后来旨在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北伐战争,除了卜漏反叛,其余可都是宋徽宗主动找事挑起的。
其次是庞大的官俸支出。
宋朝的官僚机构设置原本就是叠床架屋,臃肿不堪,到徽宗时代。
由于徽宗随意提拔赏赐官吏,使官吏人数骤增,徽宗大观年间的官吏人数竟然十倍于哲宗元祐年间(二者相距仅十几年),于是官俸支出也只能随之急剧膨胀。
宋徽宗啊,宋徽宗,你要把大宋王朝送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