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九章：训练参谋

　　有些人当个民兵干部资格都没有，却能入党，而既然连党都入不了的人却叫我去搞武装。而且这次特派我去厦门武装部训练。我对他们的话又相信又不相信，我不是对王能胜，而是对社教工作队，因为王能胜他没有那么大的主意，主要是工作队留下来的意见。我感到我还在继续在被人家利用，或说被已经撤出的工作队在利用。去武装部训练那是个苦差使。为什么要让我去？因为是我在这里没有家庭拖累，我又有一定的‘军事才能’，那是六二年战备时被发现的。我又有很大的干劲，且我出身成分好，根子正，所以又让我去担当人家不想想干的苦差使。这些事情我也不能埋怨王能胜。因为王能胜当时在厂里只是一个工会主席，在党内，他虽然已经是第二把手了，但实权还只是制糖车间的一个支部书记，他在他的车间能够做主，但对我所在支部——动力车间支部，他就无法干预了。
　　动力支部自周主任调走后，由一个当年也是从部队转业来的供应科干部替代，而这个支部书记兼车间主任，是1949年起义的国民党海军一艘舰艇艇长转业，脾气暴躁，还有点军阀作风，工作方法简单化，对我的入党问题他只听个别人的话，特别是一个刚从兄弟厂调来的老工人的话，不了解我的整个情况，因此对我的入党问题说是还要考验考验。所以王能胜想让我入党，他却无能为力。
　　而派去我到武装部培训，却是王能胜的主意，王能胜是和我一起来的，他欣赏我的诚恳和努力，也认为我是个人才，出身好，工作积极，应该好好培养，他在派民兵干部使用上他有这个权力，因为他是厂里的民兵连长，所以王能胜派了我去武装部集训。因此我应该感谢王能胜，没有王能胜，我连这个角色也没有资格担当的。
　　为了能够继续争取入党，争取进步，所以我还是愉快地去区武装部培训了。
　　去武装部摸打爬滚，投弹、射击、爆破、剌杀，利用地形地物，步兵的五大技术学习回来后，厂里就叫我教带武装基干民兵练武。我的正式职务是个武装基干排的副排长，王长胜是民兵连长兼武装基干排排长。指导员是厂支部书记。
　　后来厂里又上马了，员工多了厂里成立党总支，民兵连也发展成民兵营，连长改称营长，指导员改称教导队员，我由副排长提升为参谋。我想想可笑，正规军部队营以上的才有参谋，在地方上民兵也设立了参谋，我一时感到很不是味，什么参谋，部队的俗话说参谋不带长放屁也不响。一个普通参谋是没有什么决定权的可有可无的角色。但是我没有想到，这还是王能胜给我争取来的，因为新来的厂党总支书记认为我还不是个党员，不能担任民兵负责干部，但是王长胜舍不得我，而且我培训回来干得好好的挺积极的，叫别人来当不一定能担当起来，王能胜看我当不了副营长或连长，就让我当个参谋，让我多做一些实际工作，也让我锻炼锻炼，为我以后继续争取入党创造条件。
　　但这真是个苦差使，天天早晨起来要带领民兵出早操，做体操，一礼拜两个下午的四个小时的武装基干民兵训练，训练战术技术，我要抱着一支苏式7.62步骑枪滚打爬摸，以身作则做示范。每周还两个下午带着民兵们去海里学游泳。每次带领一百多个民兵去海里游泳时，去时点清人数回来时要清点人数，游泳时又叫几个水性好的民兵拦在外围，恐怕他们游到外海去出事，万一在海里丢个人呢，少一个职工，这责任可大了，所以去海里游泳，我在海里总是提心吊胆小心翼翼的，不敢有半点疏忽。因此我在海里，一会游儿这里一会儿游那里，在浅海上连游带走，有一次在海涂上走，不小心一只脚踩到一块破碗片，我的那右脚底被切开四公分长的一个大口子，流了很多血。走路都一跷一拐的，一个月后伤口才合拢。但是虽一跷一拐我还是带着基干民兵到海上去游泳。
　　这是游泳。遇到市里比赛，则要提前一个月天天带着三十几个基干民兵在丘陵野外中滚打爬摸地练习。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水，更是劳累得气都喘不过来。七月的厦门烈日炎炎，又闷又热，我和民兵们常练得混身湿透，精疲力竭，在陆军部队里当个排长连长也不过这样辛苦罢咧。劳动布的工作服都磨破了好几套，脚踝头都爬出了老茧，身体晒成了像非非洲来的黑人，物质上没有一点优待，到食堂依然早上吃自己的二两稀饭，中午和晚上依然是四两干饭，每月领的依然是四十三元八角钱，我的政治成分依然是个党的发展对象和积极分子，而那些营长教导队员厂党总支书记，则不过是在训练时来看看偶或来训几句话，鼓励鼓励而已。在厦门对民兵特别重视，几乎和整规部队一样受训。基干民兵个个都有一支苏式的7.62步骑枪,还有手榴弹，一个排还有一挺轻机枪。不久又叫我到厦门军分区去学习对空射击，一年里让我三上“军校”深造，我几乎成了专职武装干部。
　　这时候糖厂正式恢复大厂生产，所有设备都要进行检修，在工会担任工会组长，在车间的电工班里还给了我两个人，叫我担任一个电工小组的检修组长，检修成糖车间里的电动机、开关等电气设备。因此我的工作更紧张了。
　　尽管我为厂里做了许多工作，担任民兵营的重要角色，而且几次在全区市民兵拉练比赛反小股演习和反空降演习中都为厂里争来了军分区武装部发的多面优胜锦旗。同时出色地完成了车间里的生产任务，还在业余时间为厦门日报和厦门广播电台写了许多通讯报导。虽然我成了出色的民兵干部、工会积极分子和生产骨干，但我的党组织问题一直解决不了。眼看其他车间不少无声无息的人，一个个都入了党，我却依旧被关在党外讨论一次通不过，讨论一次通不过，成了老大难问题。
　　以前人们认为我孤僻清高，埋头看书不问政治，思想落后，意气消沉。如今人们说我好表现自己，骄傲自大，甚至个别人说我好出风头，野心勃勃想往上爬。总之一句话，是群众关系不好，群众反映很多。
　　这些意见传到我的耳朵里的更使我左右为难，无所适从，工作不干不好，干得太多更不好，这是怎么一回事儿？我更搞不灵清了。我眼看比我迟进厂的人入了党，比我成份高的人入党了，比我工作差的人的入了党，而我干得那么积极，我的成份又好，干了那么多工作，还老关在党外，想想真是叫人灰心。
　　不但如此，有人还在我背后暗暗掣肘，在这样的情况下给我以新的罪名，加以否定。特别是那个去年底刚从木兰糖厂调来的电工大组长胡法鲁。
　　这个人说起来还是我的同乡，也是宁波人。他刚来时，我听说他是自己家乡的人，我对他感到特别的亲切，把他当作自己的师傅一样。因为他的技术等级最高，是个七级电工，而且又是搞电气修理的，和自己的业务正对口，而且在木兰糖厂培训时我就认识他。我想好好向他学点技术。上次我妻子来探亲，她带来几条甜瓜都送两条给他吃。平常也常和李永根一起到他家去坐坐。
　　可是自从大厂上马，厂里把他提升为动力车间副主任后，他对我横挑鼻子坚竖挑眼，格格不入起来。说我这人好出风头啦，说我不安心工作啦等等。还在有关会议上把我的工会小组长的那么小小的一个职务也撤掉。不让我在群众中担当一点职务，而入党徵求群众意见时，车间支部书记偏偏叫他当群众代表，作为群众代表的胡方路在群众评议会上给我提了五条不够党员的意见。党内李永根本是我的老乡和战友，对我最了解，曾经还是我入党的介绍人，他不但不给我主持公道，相反还附和胡的意见，因为他看中了胡法鲁在读高中的独养女儿。因此成了胡法鲁的应声虫。在党小组讨论时一起反对我，我的入党问题这就成了老大难。
　　我什么地方得罪了胡方路呢？我扪心自问我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在工作上，技术上向来对他是恭恭敬敬的。可胡为什么对我这么反感呢？我后来细想起来只有一次我见胡上班总上带着茶杯和热水瓶，一次偶尔与李永根谈起胡师傅的生活习惯，我说：“看胡师傅有没有来上班，只要看看班里有没有他的热水瓶和茶杯就知道了。”大概是这句话后来李永根把话传到胡师傅的耳朵里去了，或者再添油加醋地在胡法鲁那里说我。以为我说他的生活作风和劳动纪律特殊化。
　　问题是新的动力车间主任兼支部书记，是个部队转业来的炮艇副艇长，不懂动力业务，对胡法鲁这个技术权威又特别的迁就和尊重，一切事情以胡的意见为意见。我想重新入党，他听从胡的意见，我想再入党这就比登泰山还难了。
　　在这件事情上我当时自己过分相信了李永根，与李曾经无话不说无事不谈。
　　需知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当时他是我的老乡和战友，以后碰到对他更亲密更有利的人时，做得到他未来的老岳父时，他就出卖了我，甚至在那里添油加醋地说我的坏话，从中挑拨利已。可知古人说的：“奉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有人还说过不应该与下列的人说话：与自己太坏的人不说；与自己太好的人不说；高兴时不说；烦恼时不说。因为高兴时会说过头的话，烦恼时会发牢骚。与自己关系坏的人说后更是显而易见。与自己太好的人说话往往毫无顾忌无话不说，而当他和你不好时他就会把这些话讲给别人听，结果你就出了脚。我与李永根曾谈起胡法鲁的茶杯和热水瓶的事情。结果正是违反了“四不说”这一原则。结果弄得现在这样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