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一章：报社通讯员

　　幸而我还有一个鼓励我的力量，那就是我如今在读大学一年级的妻子雪梅的力量。
　　雪梅自上次刚入学时，因气候和生活一时不适应，情绪上曾经波动一下过，之后再也没有提起过她在那里生活不习惯和苦闷的话，而是讲学习紧张上课怎么样的了，我知道她在那里的生活环境已经有点适应了。现在我期待这五年快快过去，特别是这一年早早过去，暑假期早早的来到。再过半年我亲爱的雪梅就可以到我这里来了。
　　就这样，时间在期待中逐渐过去。
　　当六三年来临的时候，总算给我带来一件愉快的事情。这一年国民经济初步好转，国家调整部分低工资职工工资，我连军龄在内到了八年，总算可以升为三级工了，加了七元五角，一个月有四十三元八角了。这真是雪中送炭呀，对我起了很大作用。我可以多寄一些钱给雪梅了，于是从那时起除了她回家的路费，开学时学杂费另外寄，每月给她二十元。雪梅说那里的生活水平较低，当时她只要每月十二三元就够吃饭了，那她就还有七八元可零用了。
　　但我自己生活仍是非常刻苦，表面上看我还有二十三元一月，但要给雪梅留起学费和下学期的学杂费，自己连吃饭带零用每个月都控制在十五元以下，一般每天只吃两角钱的菜。早晨总是一分钱的咸菜或酱瓜；中午或和晚上也只吃七分最多一角钱的菜。最省的一天只吃了六分钱菜票，早晨一分钱咸菜；中午三钱高丽菜；晚上两分钱菜汤。就是这样节约。每当回趟家和雪梅来厂里一次，往往自己一月连十二元的菜钱都没得着落，只得难为情地写申请向工会要补助。
　　我的生活是艰苦的，但我的心情是愉快的；我的物质生活是贫乏的，我的精神生活却是富足的。我精神愉快，生活充实，不仅有个大学生妻子，业余时间，我还坚持的自学和写作。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一个人生活过得愉快不愉快，不在于物质，在于思想。物质生活虽差，思想进取，心情愉快，也会感到很幸福。
　　自从上一会我利用回家之便，把半部长篇小说稿子给浙江省人民文艺出版社送去之后，一年后出版社编辑部退稿给我时，肯定了我写的稿子“题材重大，故事生动，描写比较细致，但典型人物刻画不够成功……”。我看了后想，这就是说我可以把这部小说继续写下去，在读了那封信之后，我在工厂的值班护厂外，在生活寂寞的时候又开始了重改重写我的长篇小说。
　　在这里我还有一个想法，人生的贡献可是多方面的，虽然我相信党委和现在的厂党支部书记对我入党问题不要不灰心不要丧气的鼓励，但是我感到那个区工委的组织干事说的话太伤了我的心，他太看轻人了。我现在常常在想，一个人的价值难道就只能以工资和职务来衡量的吗？以是不是一个党员来衡量的吗？我不服气，我要争气，我感到自己不仅仅是一个普通工人，一个三级电工，我还是个业余作者，我还要在文学事业上作点贡献。
　　于是我白天值班，晚上便坐在一块自制的小板凳上，伏在床铺上潜心写作。当厂里下放和调动的人叫都走了之后，集体宿舍都空了出来，留下的人两个人一个房间或一个人一间，住得宽裕起来。我也找了一间三楼朝北的幽静的房间；还向厂里借来一张有两个抽屉的小办公桌，一把单背椅和一张单人床。这一方面是为夏天雪梅来厂时做准备的，一方面平常也使自己有个幽静的居住地方，和幽雅清静的写作环境。我这个人不喜欢热闹而喜欢安静。
　　现在我一天上班回来后，就在那间幽静的小房间里看书写作，或给雪梅写信。我把桌子靠在北面的窗槛下，我坐南朝北，坐在靠窗的桌子前，抬头能看到近处的丘陵上的甘蔗林和地瓜秧，远处能眺望淡水湖的青山绿水和湖畔的垂柳农舍，风景秀丽，天空广阔，使人心旷神怡；犹如那雪梅故乡东钱湖的湖光水色，引起我思念故乡的山水。
　　侧头斜望东窗外，那里是龙眼和香樵连片的杏林村，越过杏林高低起伏的掩藏在树林深处的黑黜黜的屋脊的村庄，还能眺见飞檐红瓦的亭台楼阁的著名华侨领袖陈家庚的家乡——集美学村的秀丽风光。我觉得我住的房间好极了，适合我喜欢幽静喜欢学习喜欢写作喜欢独处的性格。这即是一间宿舍，实际上也是一间简单的书房，我在这里整整住了四年。后来雪梅两次来厂度假都在这间屋子里，这里留下了我和雪梅相处两个多月的甜蜜美好的回忆，一直住到文革时才搬到厂里去。
　　我的业余写作，不久被厂政治办公室的王雪城等人所知道。老王原是和我一块复员来到这个厂的，他是志愿兵出身，在部队当过雷达员，是雷达班长又是入党较早的党员，这时他已成了厂里政治办公室干部。
　　一天王雪城找我来到政治办公室，他对我说：“张家良，听说你在写长篇小说，这很好呀，只要不妨碍工作，我们也不反对。但你不能一天到晚沉湎在那里，还得不忘技术和工作。你既然喜欢写，何不也给厂里黑板报写些报导，给厦门日报写点稿子，写点我们厂里的好人好事。登出来也好使大家受到鼓舞，同时也能提高你的写作能力。”
　　我觉得老王的话有道理，写长篇那要写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见效的事。现在这方面想要一下子获得成功，那可不容易。何不腾出点时间和精力来先给报社写点通讯报导？既能为厂里做点贡献，也能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我来试试看。
　　不久王雪城带来一个厦门日报记者来找我，那是个三十五六岁的带气喘病的、和谒的福州人，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对我说：“张家良同志，我是厦门日报的记者，听说你在写长篇小说，这可不简单！写好到时候给我看看可以吗？你这么喜欢写，先给我们写点报导吧？”我说报导没写过，不会写？他说这不要紧，你小说都会写，写点报导还有啥难的。他简单的给你讲一讲怎么写……
　　不久我为厂里土法上马的小糖厂开始生产给厦门日报写了一篇报导，果然登出来了，还放在头版头条，题目还是用一号字体刊印的。报导下面印着我的名字，这给我以很大的鼓舞，我写的文字用黑体铅字在报纸上印出来了！从此我就常常给厦门日报写报导，成了厦门日报的通讯员。但那时写稿没有什么稿费。
　　不久广播电台的记者也来厂找我，这个记者还是江苏人。讲的一口吴语，使我感到很亲切，所以以后我也常给厦门广播电台写稿。记得在早晨的广播中，听到过好几次广播我们厂里的生产情况的稿子，后来广播电台记者还给我送来过好些日记本等纪念品。于是厦门糖厂的职工，在厦门日报上能常看到报导我们厂先进事迹和好人好事，广播电台也能经常听到我们厂里的先进事迹。而我张家良也一时也成了厦门糖厂小有名气的小“秀才”了。后来那位记者还把我推荐到厦门日报去当记者，他说他要回福州，他让我去接替他的班。与厂里都联系好了，厂里也同意，但可惜不久开始文化大革命，厦门日报停刊了，我没有去成。
　　在这同时，我盼望着日子快点过去，雪梅放暑假早点来厦门。
　　自从去年在金华与新婚的雪梅分别之后，一年来我一日一日地苦熬苦盼着，终于盼到六月底七月初可放暑假的日子了。我们相约雪梅暑假来厦门的，我在雪梅未来之前半年前就作起准备来。首先是搬迁宿舍，上面已经讲过，我当时已经单独搬了一间房间，这既是为了自己的有个写作的幽静的环境，同时也为了让雪梅来度假的。待雪梅来半月之前，我又向厂里工会借了一顶蚊帐和一条被单。
　　说来惭愧，我出来七八年，一来因工资微薄，二来又帮助雪梅读书，经济一直都很拮据，竟穷得连像样一点的蚊帐被褥都未置上。在复员大队时，部队发的一顶小蚊帐早已被收上去了。到了地方之后，刚退伍时，从厦门街头的旧货摊上买了一顶旧蚊帐，这时早已破烂不堪了。再说那是一顶单人蚊帐，就是好用现在要两个人睡也不够大了。至于被子，就是八年前入伍时家乡兵役局发的一条四斤重的小棉被，也已经很旧很薄了。亏得这些东西厂里招待所很多，那是大厂时留下来的。当时征得工会主席王能胜（当年同我们复员军人一起来厂的海军王副司令的儿子）的同意，行政科都借给了我，其他的就没有啥准备的了。
　　在那困难的年月，食堂吃不饱也吃不好，我向李永根借来一只用熟铁钣拷出来的小铁锅，从电工间废料堆中检只搪姿灯罩来当作锅盖；再检来两块砖头，要烧时，在房门口的弄堂角落里一搁，就算准备了灶头。此外就是自去年开始自己开荒种地瓜，地瓜收上来后经常吃地瓜每月从牙齿缝里省下来，积了几斤粮票和几元钱。
　　待六月底，雪梅来信告诉我学校放假的日子，我就一天一天地掰着指头计算着，等待那美好日子的来临。
　　待到我计算路上行程，她将到来的那两天，我更是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等待着。在她来的三天之前，当北来的火车路过厂面前时，我就不等到吃中饭，就去往铁路上观望，我想也许她会提前来呢。因为当时的鹰厦铁路到了夏天常常塌方，火车什么时间来常常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