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62

　　62、记忆中受难的老干部们（三）
　　
　　在文革期间，我们中学两派学生早已不在学校里活动，各自双方的红卫兵们已经和本厂两大派造反派组织紧紧地掺和在一起，并且各自在工厂的生活区内都有自己的基地。在学校里，我们的门窗，我们的桌椅板凳，甚至是教室窗户上的玻璃，竟没有一个完好无损的，一些东西还被本厂的工人们拿到家里私用，正因为我们学校是工厂的，所以学校的东西也就成了大家拿，大家可以随便的去拿，不是“加拿大”，不是把家里的东西拿出来大家享用。当时是处在混乱时期，这样拿公家学校的财物是没有人管的。
　　一些时候，我们在基地里学习和活动，好像基地成了我们的学校，实际上这里是兵工厂红字号的窝点。我们在这里经常学习听中央首长的录音讲话，学习参加一些“文人”的讲演，经常和工厂的造反派们参加一些厂内外来人的批斗大会。我们红卫兵真的是“召之即来，来者能战。”
　　一天下午，在我们基地旁边的工厂办公楼里，押来山西省几个大的“走资派”，他们要在晚饭以后和本厂的走资派们，一块儿在兵工厂的俱乐部里开大会批斗。而在那工厂办公楼上、那二楼的办公室里，看管走资派小分队的成员当中，大部分都是一些在工厂没有上两三年班，新招来的农村年轻的合同工人，他们有的还和我的岁数差不多，都是一些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有敢闯的精神。他们不但认得我们，并且还和我们红卫兵混得很熟，就好像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一样。
　　由于我家里住得较远，我晚上就不能回家了，在工厂基地里居住，在工厂食堂吃饭，那些和我要好的单身工人们，知道我是学生，看见我生活上有点儿节简，他们除了会经常贴给我一些饭票以外，还会给我几张供应他们的“保健号”。这让我能够在食堂吃到“过油肉”而感到高兴。我当时就想，我是不是好像又回到了我儿童时代，朝工人们要饭票时的情景？
　　我一想起过去来就觉得可笑。想一想，当时居民们一个月才供应不到一斤肉，还要按票供应。而当时父亲被打倒时，家里正处在困境时期，家里的存款被冻结，父亲只能开到按家里每月每人八元钱的生活费，抽的烟还是一些老工人从乡下回来给的“老旱烟”，家里能否吃到肉还不知道，我现在想起来都很感谢这些工人的。
　　在那时，这些工人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正因为是这样的关系，我一个中学生就可以在这戒备森严，造反派管辖的办公楼里，可以肆无忌惮地穿梭在临时关押“走资派”的办公室里，就好像我成了那些人的领导，来这里视察工作一样，想看谁就看谁，想去哪个办公室里串门就去哪个办公室里串门，甚至于武装部放步枪和子弹箱子的办公室我也敢随便去闯，没有人会管你的。
　　不像父亲在任云南保山县（市）公安局长的时候，那时侯刚解放，特务很多，各方面管理的都很严，一位青年团的领导去监狱探监，看一个在押的犯人时，就因为没有手续，竟和卫兵吵了起来，父亲知道以后，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那个人当成坏人关到监狱里再说，几天以后，县委竟失踪了一位干部，一查才知道被关到监狱里的竟是保山县的一位青年团领导，放出来以后，父亲不得不给人家赔礼道歉。
　　我想，我要是特务的话，真要是向当年父亲在敌工科、武工队那样勇敢，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解救那些住牛棚的老干部们，因为他们可都是像父亲那样，经历过革命战争考验的老红军，老八路们。如果把他们都解脱了，还可以让他们对革命做更多的贡献，省得这些老干部们，被人拉来拉去经常遭受到坐“土飞机”的那个滋味。在当时，要是没有自己的大人亲身受过这个罪，别人真的是体验不出来的，这些天真的想法可能只有我才能想得出来。
　　晚饭后，我一个人串到二楼东面，一个临时关押干部的办公室门口。门缝中，看见有俩位小分队的成员，正在向里面那位省干部问话：
　　“你们那一年来兵工厂里视察，都是干什么来了，是不是就是伙同工厂的走资派们搞串联，推行刘少奇的那一套修正主义路线。”
　　其实，这些新参加工作，从农村来的工人们并不会知道，文革前，干部来下面视察是常有的事，我就经常和父亲，在局机关的时候下厂视察过，他们下来是为了了解工厂的生产情况，了解工人们的生活情况，还有工厂有什么困难等一系列的问题，以及工厂一年要上缴国家多少利润，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掌握第一首资料。而当时一些水平较低的人就认为，这些干部们下来不是吃吃喝喝，就是游山玩水的，要不就是文化大革命说的那样，推行刘少奇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要不，这些省委领导人、“走资派”怎么会从省里下到下面工厂里批斗呢?
　　当我推开办公室门进去的一瞬间，我惊奇的差一点叫了起来，那个、那个上身穿着灰色雪花人字呢衣装的人，不正是省委某某同志吗？前年夏天还来父亲的工厂里视察过，我曾经见到过他。
　　就在我推门的时候，突然那个人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眼睛里流露出好像也是在哪里见过我一样。但在此刻，我不敢正眼看他，我真的是不敢正眼看他，看来他确实是看我面熟，还许是真的认识我。不过，在这里，我觉得还是谁也不认得为好，以便造反派对他对我来说，会遭来不必要的麻烦。
　　我对他第一次见面还是记忆犹新的；
　　说来时间也算是不很长，那还是在前年的1965年夏天，那一年我放了暑假，有事没事我就往父亲的办公室里跑，因为我家就在厂办公室的后一排房子居住，距离不是很远。来到办公室后我不是看看各种报纸，就是摆弄父亲墙上挂着民兵训练时的“三八”步枪，有时还能听到一些来办公室的工人或干部向父亲汇报工作。父亲出去有事时，我就爱打开父亲办公桌子上没有锁住的抽屉，偷偷地拿出里面步枪子弹来玩耍，或找出一大叠《参考消息》报纸来翻看。
　　刚开始的时候，父亲总是把《参考消息》报纸看完后放进抽屉里去，避免我小孩子看，这到让我产生了好奇心，有时在他出去以后，忘记了锁住抽屉，我就打开抽屉随便地把报纸拿出来，在看的过程中，时间一长，终于被父亲知道了，而后他就不再说我什么。
　　看着我一天天的长大，父亲知道我们中学里也在上政治课，应该能看得懂报上的内容，特别是能够分清里面刊登的正反方面的东西。在当时看《参考消息》，一些够得上级别的干部才能看的到，除了那些送报纸的人偷偷看，一般人是看不到的。那报纸上，刊登有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的东西，刊登着国内外的动态，刊登着外国友人来华观感。特别是我最爱看的内容是，国内外的科技动态和军事方面的东西，在那时我就早早地知道国外军事上的成就，比如说苏联和美国发射的人造卫星，美国人和苏联人搞的核扩军备赛，通过报纸都可以看得到，反映出来。
　　当时美国和苏联已经有了先进的洲际弹道导弹这一类型的先进武器。在同一年龄段的孩子当中，我懂得的东西要比其他孩子要多，知识更丰富一些，当时，我还非常爱看《参考消息》上广泛刊登的，法国和我国建交的情况，西方国家是如何的评价中国和法国之间的关系的。
　　在父亲的办公桌上，还摆放着人民日报、省报、市报，这一类的报纸，一次，我还看到了阳泉的报纸上刊登有，记者采访父亲学习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的事迹。
　　就在一天上午，我正在父亲工厂的办公室里看报纸，一会儿，厂办公室张秘书来到了我们这个屋子，告诉父亲说，局办打来电话说省委有几位干部，今天上午要来工厂里视察，让厂里准备一下。
　　约摸十点左右，从厂外主马路的坡上开下来三辆小车，停在了工厂前排房办公室的门口，为首的一个人长得很魁梧，先从小车下来，接着其他车里也下来几位领导，父亲和工厂的几位领导早已过去迎接、握手。
　　我悄悄地走出父亲办公室，在路边的桃树下近距离的观看他们，那个为首的，穿着白衬衣，长得很粗壮，不知道是谁，另外有两个领导我是很熟的，一个是重工局领导，因为他经常的来工厂视察，又是父亲的老乡，抗战时，都是在“二野”。所以父亲和他非常的熟，有时还到家里让母亲给做上几道菜，喝点儿“竹叶青”汾酒，相互叙说着过去抗战时的事情。另一位头上有点“突顶”的领导，我也是再熟悉不过了，他就是阳泉市里搞工业的副市长，曾经和父亲在工业局时，在一块儿工作过，他们就是以前社会上传说中的“三座大山”、和父亲一样的大山叔叔。
　　他们在父亲的带领下，视察了工厂的每一个车间，每一个角落，了解了一些情况，因为工厂当时小，规模不大，前后没有用两个小时就视察完了，快中午了，我一直在办公室看着报纸，等待着父亲回来，一会儿我就从窗户里看见了这伙人，从排房后面工厂车间里走出来，他们一边走着，一边和父亲笑着说着话，也许是他们在谈论苏联专家撤走以后，工厂未来的蓝图，谈论着工厂未来的自动化生产，谈轮着车间里的烟尘和废水排放问题。不能因为苏联专家撤走以后，就影响到工厂的未来，国家的电气化。
　　快到中午，那些人连父亲办公室也没有进来，直接就走到调过头的小车旁边。这时，我看到这些省领导和市局领导们就要走了，父亲向前和他们一一的握手，向这些省委领导告别，一直目送小车开上了坡，上了主马路，然后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你还没走?”父亲看见我还没有走，就问我。
　　我说“等你吃饭呢！”然后我又说：
　　“前面那个身材魁梧的人是谁？”父亲就说：
　　“那就是山西省委某某同志，他们大热天的下来视察连水也没有喝一口，真是够辛苦了，快中午连饭也不吃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