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梧桐树（2）

　　我们读书的二仙桥小学原先是个庙宇，但和尚不知跑哪儿去了。教室有门没窗，光线很暗，在原来的神龛处挂了一块黑板；在先前和尚的打坐地，摆上桌子和板凳。教我们的老师就是吴晓春的父亲。吴老师教我们写字、算数，嘴角老有泡沫。晓春说那是“嘴屎”，大概是他继耳屎鼻屎的新名词。晓春说他爸每天都逼他练琴，不许玩，还长时间训人，也是挂满嘴屎。其实吴老师的课讲得不错，我尤喜欢上音乐课。吴老师不仅会拉小提琴，还是会用脚踏风琴的。时隔多年，老师教课的情景仍在我的眼前。这里是说，人的一生如常谚说的“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及至七老八十，唯小学老师不能忘。
　　在庙子小学，每到春天，教室的木板墙会飞出许多白蚁，搅了课堂，人就逃到外面去了。外面是一个不大的园，有一棵枇杷树。果实一年一熟采摘下来，老师只发给班上的优秀生。我得过一回，那是唱歌第一名时。三粒小枇杷，我差点连核也吞下去。枇杷树下垒着一个和尚讲禅的石台。有一回做大扫除，同学们从石台下抠出一柄铁剑来。那剑约一米长，锈迹斑斑，可能连鸡都杀不死。校园里确实有几只鸡，是一个老僧尼养下的。她可能是这儿唯一的宗教残余，就住在校内边角一间茅屋里。我去看过她，穿过树木阴森的小路，可见茅屋内总是点着一盏青油灯。那僧尼很瘦小，没有头发，脸色青灰，却也没有皱纹。她终日“哱哱”地敲木鱼，一副恬静安详、与世无争的样子。但若有人偷了鸡，她也会骂的。
　　“女和尚不杀生，但也要吃鸡蛋。”同桌女生说。
　　“不杀生？鸡蛋可孵出小鸡儿呀。”我不屑反驳。
　　同桌女生也是个小个儿，但有头发，焦黄，不是染的，是营养不良。记得开课那天，女生穿着一件蓝白色的碎花衣，略显卑微的坐在我身边。我问她叫什么，女生说她叫周家芹，因为妈妈生她在芹菜地里。我明白了，周家芹是来自铁路周边的农村户。她母亲是农民，但父亲是铁路职工，所以子女也进子弟校。这种情况在北郊货场很普遍。一般讲，工人子弟是有点轻贱农村同学的，可大家都饿得心慌，哪有心思分贵贱。何况同桌读书，一起咿哩哇啦，我才发觉好吃的都印在书里。一年级有篇《拔萝卜》的课文，这样写到：
　　拔萝卜，拔萝卜，老奶奶拉着小白兔。
　　拔呀拔，大萝卜，就是拔不起来。
　　老爷爷拉着老奶奶，拔呀拔，还是拔不起来……
　　“哪有这么大哦？”周家芹来自农村，当然知道萝卜能长多大。但是那年头，好多东西都被成年人夸张得很大了。南瓜像房子、猪比象还大、粮食可以亩产三万六千斤，地皮都撑破了。这样的神话谁敢不信，何况《人民日报》白纸黑字，连篇累牍；不信就没命了，信的也没命了，只是死法不同（饿毙或整死）。由此一来，民生从“浮夸”到浮肿，结果就无处不见饿殍了。现在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有什么意思？天灾可以防范，人祸却一意孤行。其时什么都在吃，树皮、草根、观音土。吃得植物不复生，动物断了粮。据非官方统计，三年时间仅四川一省就饿死了八百万。这个数字未必准确，但若追赎罪责，恐怕连诉讼主体、客体都没有；即使加上河南、甘肃等省的非正常死亡，不过是更大点的数字而已。
　　小孩子得以幸存，实乃因为吃得很少。当时配给每人每天2两粮，因此饿死者多为青壮年。尽管如此，学生的操行一刻也不放松。到小学二年级，我在另一篇《寒号鸟》的课文里读到有一只没毛的鸟儿，每到半夜就在树上独唱：“哆罗罗，哆罗罗，寒风冷死我，明天就做窝……”可是第二天太阳出来，那秃毛鸟儿只顾玩耍，并不造窝，结果第三天晚上给冻死了。吴老师因此教诲学生：“同学们，你们不要贪图眼前快乐，要为明天做准备。”我却不懂了，那鸟儿没羽毛，怎么飞上树去唱歌的，眼前的快乐在哪呢？饭都吃不饱，又拿什么为明天做准备？我年幼无知，这些事儿到老来也没想明白。
　　放学后，同学们沿着铁路往家走。在阴霾的天空下，大地一片萧瑟。我们走过低矮的茅屋，走进荒芜的田间，刨薯根、剥树皮、捞田螺，就像现在收藏家“捡漏”那样。正当我们吃时，就有几个农村子弟围过来，对我们齐声叫喊：“贼娃子、偷粮食，吃了都要断肠子……”农民小孩朝我们扔土块、用长竹竿扫腿。晓春给扫到了，坐地大哭。绪勇揪住对方领头的一个猛打，打掉了他的门牙。其他人跑散了，有的把鞋都跑掉了。事发当晚，十几个农民围住工棚区，手举锄头扁担，高声呐喊：“赔鞋来！赔牙来！”那阵仗来势好凶，大有“揭竿而起”之势。绪勇的父亲，一个当兵出身的搬运工，不得已将儿子当众追打。绪勇拼命反抗，但斗不过父亲，终被绳子捆在树上，用皮带抽得鬼哭狼嚎。随后，赔偿了农民兄弟三块钱，外加两双旧鞋，了事。
　　事后，绪勇自诩他老爸早先当过侦察兵，是会擒拿格斗的拳师。绪勇还说他父亲当年曾经掐死了一个匪连长，并徒手挣断铁链子，在淇水河里憋了三天三夜。这些鬼话让伙伴们很神往，于是我们开始对练武功。绪勇的父亲就在旁边看，也教了孩子们几招。我们在拳师的也就是拳脚相交，打得鼻青脸肿，在地上滚来滚去，衣服脏的像叫花子；回家后，再被父母一顿臭骂和暴揍。那会儿习武，还没有上升到“国粹”的高度。我们在对打中，还自己发明了“饿狗扑食、鸡飞蛋打”等武术专有名词。这前一词是说，谁把谁压在身下了；后一句大概是说，谁把谁的卵子打痛了。
　　相比之下，吴晓春从不参与打架。他家有许多图书，我常去吴家看书，“水浒、西游、封神榜”都翻得稀烂，其中《古希腊神话》插图精美，《鞑但民间故事》令我爱不释手。中外图书翻阅下来，始知我们的英雄不问出处、多带匪气，各路神仙都高高在上，且不食人间烟火；而外来的诸神多有来历，也谈情说爱，甚至生儿育女、偷鸡摸狗。这里没有“比较文学”的意思，不过是说小孩子读书也喜欢有生活依据，并非硬要卖弄童趣的假作天真。当然国产图书也有好的，譬如连环画《李陵碑》里，说到杨老令公眼见儿子为国捐躯，不禁“老泪纵横……”这是我第一次深明事理的词儿，使我后来看见电视里的小姐们流泪，就怎么也想不出一个更好的形容词来。至于历来吹得天高的《红楼梦》可是没有读，书中讲的都是“公子搞小姐”的鸟事，实在与小孩无关，何况那时我连雀儿毛都没有长出来。
　　绪勇是不爱看什么书的，他更乐道的是爬火车偷吃的。北郊货场里有个调度中心，机车编组时，有一种没有车头的“溜车”靠惯性滑行，速度比较慢。绪勇顺着跑就爬上去。车箱里有什么可吃的，便弄破包装抠出食物来——反正总觉得是给“大家庭”的还债物资，不偷白不吃。当然行窃一旦被发现，那可是国际影响、牢狱之灾。有一回，绪勇偷了一瓶酒和几十颗枣，邀约同伴去荒坟里分享。我们把酒喝了，枣吃得一个不剩。人小不胜酒力，都瘫在地上，绪勇说：“我们来拜把子。”晓春掏出纸笔，各自写上名字，点火烧了。三人围做一圈，跪拜的次第是：绪勇、我、晓春（我们同龄，按月份排序。）那情景貌似“桃园三结义”，其实墓地发昏热，更谈不上金兰之交，一起打天下了。天近黄昏时，当了“老大”的绪勇觉得该做点什么。他提议大家来挖一座坟，说不定里边有金银财宝。
　　“要是挖出来个鬼来，怎么办？”我嘀咕。
　　“我倒担心，坟主会骂的。”晓春忧心忡忡。
　　“锤子的主呀！都是些荒坟。”老大不由分说，自去家中取来父亲的军用小铲，伙同兄弟干起来。我们选了一座大坟开挖，那应是葬于明清的古坟，倒了的墓碑上刻有“举人”字样。当时哪管这些，绪勇奋力扬铲、我使劲扳砖、晓春运土。我们直干到下半夜，才见到棺材。黑咕隆咚，我划燃火柴，但见棺内就一副枯骨，哪有什么金银财宝。绪勇操起铁铲一阵乱捣，枯骨成了碎片。捣乱中，突然窜出一条大蛇，其身肥硕、鳞光闪烁，却不怎么活动。绪勇打死了它，晓春捡来枯枝升起一堆小火。我们烤食蛇肉，经久不见油荤的年代，那滋味实在美极了。
　　第二天上学，我和女生说起掘坟吃蛇的乐事，家芹听了很不高兴：“农民本来就比工人穷，你们还挖人祖坟，害得后人不能捡金。”她说的捡金，即指把尸骨捡进坛子，可保佑后世发家。我保证再不干那坏事了，所以认错，是因为这个农村女生，常会带点花生胡豆来上课，当然也给我吃点。这可是很要命的事儿。那阵子，我们班有30几个学生，偶有缺课的，一打听说是饿死了，或者逃荒去了。
　　我去她过家。农村女生住在铁路边的一间大草房里，有她的哥姐五六个，家芹是幺女。我去的时候，家芹母亲伸出枯槁的手，拉住我问父亲干啥的，母亲还在吗？我一边答话，一边到处看：硕大的灶台布满灰尘、蛛网，一家人都躺坐在干谷草里。他们满脸菜色，都肿得发亮。我没见周家的父亲，家芹说她爸去年就死了。女生把我领到一个木板床前，揭起草席，下面藏有一些干缩的红苕和芋头。我立刻吃起来，陈年老食嚼得牙疼。家芹说这些吃食，都是去年秋天保存的，今年可是没有了。我问她：“你哥姐不会偷吗？”女生转眼看着家人，摇摇头没说话。
　　周家芹不爱说话，也很胆小。有一回，绪勇把一只螳螂放在女孩头上，骇得她一动不动，渐渐要哭。我拿下虫子在地上踩得稀烂，绪勇照旧打出我的鼻血。女同学用纸给我揩鼻血，我挡开了，飞快地跑出教室。当晚，我梦见了女生，靠自己很近，都能闻到她头发里有皂角子的气味。醒来后，我有一种很舒适的感觉，就是那种酥懒的朦胧意识。从此，只要远远看见蓝白色的碎花衣，我就止不住心跳。我觉得她比别的女生更好看，好看在哪儿我也说不清。也许是她两眼大而无神，但眉毛黢黑细长，就像用毛笔画上去似的。这女生从不傻笑，偶有说话语气也很轻微。我对她似有一种异性间的亲密感，越发的深邃了。
　　有那么一天，我丢了父亲让我理发的五毛钱（比今天的50元都大。）巨款没了，我不敢回家。家芹让我躲进她家屋后的竹林里。到晚上，女孩拿来一个生红苕。我啃着红薯，感觉很紧张；倒不是害怕我父亲会找来，而是与一个女生独处，我还是头一回。当时月色朦胧，我俩挨得很近，又闻到她头上皂角味。我突然抓住她的手，她一哆嗦并没有抽回。我们相视无语，然后都笑了。所谓“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大抵如斯。其时我也就八九岁，可能有点早熟。也许是受吃虫子的影响，毕竟昆虫较之人的寿命，实在太短促了。
　　后来于无人处，我发现胯下的“小鸟”常会无缘无故地发直。我担心身体出毛病了，惴惴地问绪勇，他嚷道：“锤子的病，你去听听，那些搬运工怎么唱的。”为证伪卵子有病，我又去倾听了一回劳动号子。场景还是那样，工人转车卸货，沉重的货物压在滚筒上，缓慢移动。他们汗流浃背、前拉后撬，还是一人领唱，众人齐吼——
　　哎呀妈一根筋吔，绷起来呀！
　　前边有个坡儿，爬上去嘛。
　　坡上长着草哟，黑油油的；
　　哎呀妈一根棒吔，翘起来呀！
　　坡下有个洞儿，杵进去嘛。
　　洞儿水很深哟，湿臜臜的……
　　转车卸货，伴唱劳作，一如既往。这回听来我感觉是一首真正的歌了，也始知自己的雀儿没毛病，只是羽翼未丰，就想先飞。现在倡导儿童的性教育，可那会儿我就是听惯了劳动号子，懵懂着生命的愉悦和困惑。据说，爱因斯坦儿时得一指南针，后来当了科学家；李白小时见一老妪磨杵，励志成了一代诗仙。我们呢，挨饿、吃虫、打架、扒火车，有点野，但并不蠢。我把“卵事”说给吴晓春，他听了说：“求莫名堂。”
　　1966年夏，一场群众运动开始了。事发当晚，我正爬在梧桐树上。透过苍翠的阔叶，我看见天空黑压压的一大片。那可不是什么好鸟，它们白天倒悬于屋檐或洞穴，总在天麻子黑出动，是一种川蜀人称“檐耗儿”的鬼东西。此物在中华大地闹得乌烟瘴气又叱咤风云，但是对当时的我们来说，形同一场儿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