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22

　　22、物品缺乏的年月
　　
　　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我们家里就已经不在机关食堂吃集体饭了，一想起我在大食堂吃饭时，我就有点生气，在当时就有很多人和我一样，对食堂的伙食很不满意。在晚上，我和小朋友们放学后一同来到食堂吃饭时，真没想到那些大师傅们，对我们小孩子们是另眼看待。晚上的饭菜，一般吃的还是些“糊糊饭”，也就是菜汤里，有几根面条。
　　在当时大食堂里，只要你交了餐证以后还是管吃的，就在我吃到第二碗时，我用筷子把碗底都翻遍了，也没看见一根面条，心里不免有点生气，我那时人小但还很有心，生气的我竟端着饭碗，直接找到了食堂办公室，见到了管理员，狠狠的告了卖饭的那些“大师傅”们一个大状。
　　在当时，好多的人们对于机关食堂的伙食还是很不满意的，对于食堂的那些样板饭菜，我简直是吃腻了，特别是我们每天吃的那些个黄豆芽呀，和早餐的豆浆等等。不过，在当时，我们这些小孩子真的不知道那是好东西。只是我们知道不像肉那样好吃，更不知道在当时，我们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所以，在当时，一些人由于营养不良，身体已经开始浮肿起来，而我小学三年级班主任老师，就是这种情况，好长时间也不能上班。看来我们机关食堂，能让我们经常吃到这些富有营养的豆浆和豆芽就满不错了。
　　比起我在四川，后来听到一位退休老师讲道；在他们农村大队食堂当时吃的尽是些红薯叶子饭菜，而且还是稀汤汤，那红薯叶子和“藤藤”老的煮出来的汤都是黑的，想想那怎么吃？那些公社社员们还要饿肚子一同去每家每户地里劳动，你想想那要走多远的路程。
　　那位老师说道；四川的情况和北方不一样，家家户户住的都很分散，也很远，去大队集体食堂吃一顿饭要跑长路不说，到地里劳动时还要搞什么“占领山头，搞战役，大兵团联合作战”，劳动完后又要跑到大食堂去吃饭，等回到自己家里已经是筋疲力尽，好多农村老百姓由于吃不上东西都······。
　　想一想在当时，我们的这些家属们真是沾了局机关的大光，食堂的伙食不管怎么样，比起农村大队食堂来说不知好了多少倍。不过，在吃食堂的日子里，小孩子们最愿意过节日，像五一节，国庆节啊！一到过节，机关的食堂吃的可好可好了。我们家属和孩子们，干部和员工们十个人一桌，吃的饭菜真是应有尽有，花样很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后来我们家属们就不让来机关食堂吃饭了，过后，我还是很想念那段时光的。
　　听说后来在清查食堂库房的时候，竟然清查出一千多斤粮食，这在当时对于吃不饱生活困难的人们来说，是不是觉得很是惊呀！这是不是食堂的大师傅们，给就餐的人们没有给够？剥削了职工们的粮食？到后来，也不知道这一千多斤粮食是怎么处理的。这不能不说食堂的管理员，是一个很会过日子的山西人，很会精打细算。
　　自从我们在家里起伙以后，正是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一些物质供应开始紧张起来，母亲对于这样的生活，开始还真的不习惯。这除了要按月购买供应的粮食外，还要去买菜，又要买煤，还要去网点领全家一年的副食证。这副食证里，包括一年供应有数的猪肉、鸡蛋、豆腐和粉条等等。数量虽然不多，一个月一个人只能供应不到一斤，这对于当时，我们这个城市生活的人们来说还是很不错的，但相比，对于当地农村生活来说是要好得多。
　　那时候，国家的物资比较缺乏，因而除了限量供应的物品之外，还可以去稀有的农贸市场，当时我们叫自由市场，以较高的价钱去购买你需要的东西。我记得好大米是一元钱一斤，比起国家供应南方人的大米来说要贵四五倍，当然了，供应的大米肯定比不了市场上的大米好吃。白面，玉米面价格就稍微低一点，我和母亲是南方人，每月多供应三到五斤的大米，那算粗粮里的数，这样下来我们家里吃的细粮好像较别人多一点，尽管是这样，我们家对于国家供应的大米还是不够吃的，因此，母亲还的经常到自由市场去买大米和一些肉食、鸡蛋，来增加我们的营养，
　　有时大人还带我们去自由市场的那个地方，去吃“羊杂割”，去买四五块钱一斤的熟牛肉，另外，父亲还托人经常的批发一箱箱的沙丁鱼罐头，和一箱箱的大饼干给我们吃，这些东西一般人在经济上是承受不住的。
　　在1973年的时候，城市里供应的东西仍旧比较缺乏，鸡蛋反而少了，一个人一月只供应半斤，这对于生孩子坐月子的妇女们来说，当时也只增加到了一斤，这显然是不够的，在那时我们这地方，早就没有自由市场了。在我爱人73年要生孩子的时候，我一个人拿了一个白花铁皮水桶，坐火车去了一趟父亲的河北老家，河北当时比起山西来说，要开放很多，那自由市场什么都有卖的，东西还不算很贵，我很快就买到了一桶鸡蛋，为了怕路上鸡蛋被打破，河北的亲戚找来了一些麦麸，给放在水桶里，然后一层一层放上鸡蛋，桶上再盖个东西，这下就保险多了。我坐火车一路小心，回到家中，鸡蛋竟一个也没打破，后来爱人生了孩子后，坐月子的过程中，我又陆续地到郊区买了一些鸡蛋和肉回来。
　　正好当年粮店供应的白面，也多起来，原来一个人一月只供应27斤粮食、百分之十七的白面，在爱人坐月子期间，又增加了几斤黑白面。这样，供应的玉米面和高粱面就相对的少了，这让当时的人们很高兴。但我们几乎就没有吃过供应的高粱面。高粱产量高，当时在农业学大寨期间，周边几个县好多都在种高粱。除了高粮面外，那粮店还供应的玉米面，那玉米面简直是粗的要命，吃了还消化不了，听有的人说那是药厂用玉米做了青霉素药以后，剩下的残渣磨的面，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反正那个时候，高粱面和玉米面积攒得多了，我们就拿去换了大米吃，三四斤或者五六斤换一斤大米，
　　因为经常有农村来的人，来我们家门口对换粮食。这说起来好像是说，我们新中国这一代的青年人忘了本似的，但是当时家家都是这样。在文革期间，我们也听老人们忆过苦思过甜，还唱过忆苦歌，吃过忆苦饭。记得那忆苦饭，像是用谷糠压成面做的窝头，在吃的时候，我当时真不敢多吃，只试着尝了一口，吃多了怕胃口受不了。
　　记得父亲工厂里，有一个正在改造的天津资本家，为了表示一下自己的世界观已经改造好了，他一下子竟吃下去不少的忆苦饭，结果是肠胃病发作，住了整整一个星期的医院才好。
　　所以，我在爱人坐月子的期间，生活要一定好一些才行，后来爱人月子起来后，大人和小孩都养得白胖胖的，这要感谢丈母娘的精心照顾，不能像本地一些人一样，特别是在这里的农村，妇女们坐月子期间大人们只给喝点小米粥，等到坐起月子来时，头昏的简直是站不起来。
　　在1984年我们一家三口回了趟四川，从四川坐船回来经过万县时，上岸后买了不少的橘子，以其说是买，到不如说是我们拿粮票换了不少的橘子，因为我们带了不少的全国粮票，在当时的万县老百姓，我们是可以拿粮票去换购他们的农产品的，可想而知，在1984年的时候，在当时的天府之国四川，粮食还是紧张的。
　　自从父亲到了地方以后，我的母亲在繁忙的生活当中，在给我们洗衣服的时候，不小心把父亲给她买的金戒子，竟然掉到了院子的下水道里，找不见了。后来，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她在街上排队买东西时，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又把家里一年领到的副食证全弄丢了。这让家里好像是处在更困难的时期，父亲并没有责怪母亲丢的东西，好歹是母亲没有把父亲的、国家给他特供的高级香烟证弄丢，要是弄丢的话，多少钱是买不回来的，那对于父亲抽了一辈子的香烟来说，父亲肯定是会生气的。
　　在当时，父亲转业下来时工资还是很高，他是带军衔下来的，而且听说还带有军龄补贴，再加上残废金补助，一个月下来也能开到两百元左右，这要比当时市委干部的工资要高很多，所以，母亲在弄丢了副食证以后，我们一家四口人（大妹当时在四川）的生活依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