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1、2

　　作者简厉：
　　王西庆，作家，笔名：迎辉。1949年8月出生于四川宜宾市，1968年12月在山西阳泉参加工作，曾担任技术员、办公室主任，统计员、库房保管员等工作。自幼爱好诗歌文学，曾被当地报刊聘为编为记者和通讯员。2002年退休后定居北京。开始从事业余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难忘的记忆》，中篇小说《峨眉山游记》，短篇小说《公园的早晨》等数百篇文章。
　　现为河北省作家、艺术家采风学会、北京分会会员。
　　
　　难忘的记忆
　　（王西庆）
　　
　　代序
　　我与王西庆是微信群友，相识不过两年时间，西庆在群里呢称“老王”，其实他刚满70周岁，在目前老人排行中，70岁还算是“青壮年”。
　　老王从小生长在干部家庭，从小养成了勤奋好学、安守本分、坚韧不屈的性格。几十年来，以他聪明的才智，挤身于文学家行列，也顺理成章。
　　西庆老弟（我年长西庆七、八岁，故而称他老弟）自青少年时起，就好学上进，彰显超人的文学才华，特别是退休后这十来年，不甘寂寞，奋笔疾书，写下了数百篇的各类文章。这些文章大都是以回忆录的形式出现，包括家史、村史、矿史，以及在生活中、学习中、工作中、旅游中的所见所闻，统统的纪录下来，并将其中的80篇整理成册，出版了这部近三十万字的《难忘的记忆》。
　　本书以《家的记忆》开篇，其中第一篇文章《我的家史》，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他记忆中的家和他那勤奋朴实、含辛茹苦的母亲。特别令人感动的是，他的母亲因兄弟姐妹众多，十来岁便开始协助母亲操持家务、照料弟妹、下地劳动。后因家境所迫，不到二十岁的她便嫁给了一位多病且比自己大好多岁的尹姓丈夫，婚后母亲曾两次怀孕并生下了两个女娃，因早产而双双夭折。1949年腊月第三次怀孕生下了西庆。然而好景不长，没几天西庆的父亲因病去世，抛下了他们母子艰难度日。
　　父亲去世后，母亲外出打拼，挣钱养家。后经人介绍又嫁给了在部队任团级干部、比她大十几岁的王玉山，西庆也从此随继父改姓王。继父是位身经百战的老红军、老八路。曾历任营长、营教导员，军械部某军工厂军代表等职，西庆自幼与继父感情很好，因此他也在回忆录中较为详细的记录了继父的点点滴滴，包括《父亲的军装与勋章》、《父亲的日记》、《父亲的苦与乐》、《父亲的战友情怀》以及《继父的酒量》等十余篇。
　　书中还回忆了童年时代《与父亲一起看电影》、《少年时代的苦乐年华》、《过年的快乐》以及《摆书摊的乐趣》等与童年生活息息相关的文章。
　　在《青春的记忆》一章中，讲述了他初中《下乡的艰幸和快乐》和文革中《大串联的日日夜夜》、《两派群众组织的争斗》的激烈场面，以及《记忆中受难的老干部们》，而最后一章则纪录了他在阳泉煤矿的生活······
　　全书四章80篇文章没有过多华丽的辞藻，笔者以朴实娴熟的笔法，细腻地记述了大半生中那些《难忘的记忆》，通俗易懂，妙趣横生，令人记忆深刻且回味悠长。其实，西庆老弟只有初中学历，但在几十年的奋斗和学习中，学识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也为他成为一名业余作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可谓自强不息、自学成才，这一点着实难能可贵，令人钦佩！
　　想了解实情，就请你认真读一读此书，或许你会有所启发和收获。
　　
　　董宪瑞
　　2019年12月22日于北京
　　作者系：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世界华文作家联合会、世界华人音乐家协会会员。
　　
　　第一章
　　家的记忆
　　
　　引子：
　　水潭很大，足足有两个球场那么大。水清得透底，里面能看得见有很多鱼儿在游荡，水里还长有很多绿颜色的水草，周围全是岩石，天知道这些水和鱼儿是从哪里来的。
　　坐在这水塘岩石边上钓鱼，蓝天的白云倒影在清凌凌的水面上，我们就好像，好像是置身来到了大海边，心情非常舒畅。没多大功夫，苏联专家和厂里陪同来的领导们钓上来不少的鱼儿，有大有小的，和买的鱼不一样，父亲钓的鱼儿最大，还是一条美丽的大红鲤鱼……。
　　
　　1、我的家史
　　
　　我1949年8月出生在四川宜宾市，是地道的宜宾人，我先后有两个父亲，一个是亲父亲，姓尹，叫尹伯仲。他在1940年的时候，就在宜宾当时的民国政府任职，担任过许多要职，一直到1949年12月宜宾和平解放，后来，他在1952年因病在家中去世。
　　第二个父亲就是继父，叫王玉山，一个1937年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老红军、老八路。我的两个父亲虽然他们有着不同的经历，但他们在我的心目中却都占有很大的位置。
　　听亲戚们说，我的亲父原籍是重庆铜梁县人，不知何故就来到了宜宾。他曾经在宜宾的水道巷、集义街、府城皇庙附近居住，在当时宜宾的县政府工作过十多年，
　　1949年12月，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以后，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古城，在一夜之间就被解放军和平解放，父亲也好像是一夜之间，就成了新政府的官员。但是，随着旧政府的改组，新政权的建立，政府有一些人被留用到了新的政权里，而父亲当时岁数大，身体有病，新政府就没有被留用，解放后一直在家中休息。
　　在解放前，父亲在民国政府工作期间，家里的经济状况是很好的，他先后娶了三位妻子，一位是一个姓彭的大户人家的四女儿，并且有个儿子，但是，儿子在后来长到几岁的时候，因为生病，家里为此花去了很多的钱，也没能够治好儿子的病情，不久就夭折了。因此，母亲因儿子的去世，生了重病，也不久便去世。后来，父亲又在城里找了第二位妻子，因脾气性格不合，没有过成。大概是在1947年的时候，父亲经人介绍，才认识了我的母亲，当时母亲才十八岁左右，可那时我的父亲快五十岁了。
　　在母亲的家里，也就是我的外婆家，孩子们很多。当时在宜宾南岸乡下农村居住，家里一贫如洗。但父亲的家里相比条件要好得多，又是在政府部门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外婆的家里，不知收到父亲多少的钱财，最终外婆的家里才同意了女儿的这门婚事。
　　在我幼小的记忆中，父亲像是一个文雅的“秀才”，瘦高个子，穿着长袖衫袍，戴着一副眼镜。据亲戚们回忆；父亲家里当时很富有，家里财产是很多的。解放以后，我们家就在宜宾东门口水道巷居住，这里离岷江边不远，父亲还经常抱我在江边散步，或在家门口晒太阳，一直等着母亲从外面打工回来。当时宜宾已经解放，在大街小巷上，家家户户都挂满了五星红旗，来庆祝宜宾的和平解放，庆祝新时代的到来。
　　宜宾解放给这座千年古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也带来了新的生命，到处是一片欢天喜地的新气象。母亲也经常参加解放军工作队举办的各种活动，像搞宣传活动啊！参加文化学习班学习啊！等等。在当时，母亲竟会看出版的各种报刊杂志。在文化班里，母亲还学会唱很多新中国时期的歌曲，到家后还教不满一两岁的我唱歌。
　　在政府组织的抗美援朝动员大会上，母亲还积极响应上面的号召，她和其他有志青年一样，积极地投入到了支援抗美援朝行动中去，并积极带头报名，要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不过，正是在当时有了我，一个小孩子的牵连，她才没有去成朝鲜。在几十年以后，我已经长大成人，母亲还曾经抱怨我，说是我拖了她的后腿。
　　母亲家里姓郭，是一个大的家庭，解放前很穷。很早就听人说，我外公上两代人在距离宜宾十几里的“凉将沟”村居住，后来由于人口不断的增多，土地不断地减少，他们后来就迁徙到有一江之隔的宜宾南岸农村定居下来。我的外婆是后嫁到郭家的，先前外公和头一个老婆，已经有了一个男孩子，后来外公头一个老婆因病去世后，他又找了一个女人，这就是我的外婆。
　　外婆进门后又连续生了五个孩子，分别是三男两女，母亲为老三，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和弟弟。所以，他们的日子生活过得非常艰辛。后来，由于战乱，上面的哥哥，相继长大后抓了壮丁，母亲就成了家中唯一的劳力。
　　母亲十来岁时，不仅要帮助大人下地干农活，还要照看好弟弟妹妹。听母亲说；有一次，弟弟在井边玩耍，突然掉倒了井里，当弟弟在井水中奋力挣扎、在他闪出水面的一瞬间，母亲眼疾手快，在井边紧紧地抓住了弟弟的手，硬是把弟弟从水中拖了上来，这样，母亲的弟弟才幸免于难。
　　母亲眼疾手快是出了名的，在后来解放后，国家举行的讲卫生除四害的爱国卫生运动中，母亲曾亲自用手在家里捉住过许多的大小老鼠，她还去帮助别的家户去捉老鼠，因此，她成了居民区除四害的模范，曾得到过上面的表扬和物资奖励。
　　当母亲带着又哭又闹，浑身湿透衣服的弟弟回到家里后，母亲还是免不了要受到大人们的一顿责骂。在母亲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她和农村其他女孩子一样，背着几十斤重的甘蔗，甚至是上百斤，坐渡船过金沙江，到城里大街小巷里去叫卖，卖了的一点钱回来换点大米。到晚上全家人就靠这点儿米来熬粥吃饭，维持当时的基本生活。
　　母亲在几十年以后，当回到宜宾探亲时，她都要去看望儿时卖甘蔗的小姊妹们。那些当年的小姊妹们看到母亲后，一说起旧社会的苦来，都偷偷地掉着眼泪，述说着今天的甜蜜生活。母亲还来到南岸金沙江边，看到有一些人还在用木头架子，沉重地背着甘蔗向江边码头走去。不过，但那时已不用过江到城里去叫卖了，而是把整捆的甘蔗从地里直接背到不很远的码头上去，堆的多了，然后等船来了再搬运到船上，送到糖厂去榨糖。
　　母亲一看到那些背甘蔗的妇女们，不知道是心疼她们，还是可怜她们，或许是想到了她的童年生活。她不顾自己的腰痛和年迈，她还要好性地亲自向前去试一试，看一看自己还能不能背的动，甚至是帮助人家背一截甘蔗。
　　我，看着母亲背着那沉重的甘蔗，她走路还是当年那娴熟的动作，不免为母亲担心，她那曾经伤过的腰能不能承受住那么重的压力。
　　都过去好多年了，宜宾市区尽管在建设中有所变化，但仍有着密密麻麻那么多的小街道。母亲从外地回来后，经过了几十年，她还都能清楚地说出宜宾大街小巷的名称，在当时，我听了还很是惊讶，不得不佩服母亲的记性。
　　
　　2、我的母亲
　　
　　母亲在十来岁时就跟着本村的小姊妹们，一块儿背着几十斤重的甘蔗坐船过江，光着脚板在宜宾城里大街小巷去叫卖，遇到刮风下雨也不例外。
　　那时母亲年岁很小，生活是很辛苦的。她们家里，和当时全国的劳动人民一样，都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的苦处，是我们现代人想不到的。
　　听母亲说；在抗战的那一年，有一次，她正在背着沉重的甘蔗坐渡船过江到城里去卖时，突然，城里刺耳的防空警报声响起来，船上的人们都知道，那是日本人的飞机又要来轰炸宜宾，当时，满船上过江的人们顿时一下子都紧张起来，船上也不时引来人们阵阵的骚动。那些人们多么希望让渡船快点靠岸，尽快地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时间在一秒秒的过去，渡船也在一秒秒的在江上行驶着。可以想象到，在当时人们怀着紧张的心情看着，注视着重庆方向的天空，生怕日寇的飞机马上就要飞过来。
　　那些老百姓们，一个个吓得头上都冒出了汗水，紧张的程度都能拿秒针来计算，渡船终于安全地靠到城对岸。当船上放下木踏扳以后，人们就像是疯了似的，都争先恐后的踩着踏板往岸上涌去，老百姓们乱得前后拥挤着，有背背篓的、有担甘水桶的，还有背甘蔗蔬菜的。他们在拥挤的过程中，不免有些东西被挤掉到了江里。那时母亲才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哪能和这些大人们抗衡啊！
　　她就在背着甘蔗就要下船的时候，不知道是脚一家伙踩空了，还是后面拥挤的人们挤了一下，她的一只脚在第一时间竟没有踩在踏板上，一下子连人带甘蔗就掉到了刺骨的江水里。在慌乱之中，人们又怕日本人的飞机马上飞过来轰炸，当时有谁还能顾及这些？
　　母亲落水后，她凭着顽强的求生愿望，在江水里挣扎着。在这紧急情况下，有一个好心的人，眼疾手快地跳入冰冷的江水中，才把母亲从水中救上岸来。
　　多少年后，母亲每次给我们提起这个事来时，还是恋恋不忘这个人，母亲很感谢这位救了她的好心人，从而，教育我们子女们要堂堂正正的去做人，要有爱心，要肯帮助别人。
　　母亲被救上岸后，这时日寇的飞机已飞临宜宾上空，飞机呼啸着在宜宾上空穿梭着，投下了无数的炸弹和燃烧弹。只看见金沙江和岷江上炸起了一团团的水柱，一些刚上岸的人们，东西也顾不上拿了，都争先恐后地藏在岸边的大石头下面，有的高喊着向城里跑去，有的则乱作一团。当时，城里头也是被炸得火光四起，人们哭喊的声音高高地响起。敌机终于轰炸完飞走了，老百姓们才开始了救火，抢救伤员。听母亲说，那次大轰炸，宜宾炸死了不少的人，房子也烧了不少，有些人藏在下水道也没有幸免。
　　据史料记载，损失最大的是1941年8月11日的6次轰炸；上午9时，侵入宜宾空袭的日军飞机共27架，投弹100多枚，炸死100多人，炸伤了1000多人，烧毁房屋20多间，炸毁房屋150多间。就在这一天，撕心裂肺的刺耳警报声“呜呜呜”地狂鸣长达12个小时之久。
　　在宜宾多次轰炸中，除了炸死炸伤很多人外，还炸毁房屋389间，炸毁飞机1架、炸伤4架，炸毁木船3艘等等。大轰炸给宜宾人民带来的不仅仅是恐惧和伤痛，有的人在轰炸后甚至精神上受到强烈刺激而失常。
　　黄炎培先生在《宜宾空警》中，为我们记下了当时宜宾人民蒙受的巨大灾难：
　　“孤城三面临江麇，金岷二江左右之。其西孔道通凉夷，如臼受杵囊纳椎。白日天半鸣怪鸱，刑天舞戚争逃威。生命十万缘一丝，我来三宿昼三出。乱山如梦冥行急，儿愁脱履妇散发。万众无声蚁移垤，民劳曾不闻欷虚。前方健儿血满渠，人欲爱国谁不如。”
　　日本飞机的野蛮轰炸不仅没有摧毁家乡人民的抗敌意志，反而使家乡人民更加看清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凶残本性，男女老少，不分贵贱，不论阶级，同仇敌忾，誓死保卫家园，人们都恨透了日本鬼子的飞机，恨透了他们在四川、在宜宾等地的大轰炸、恨透了他们侵略中国的罪行，这是全中国的人民世世代代都不会忘记的。
　　因生活的所迫，大人们包办婚姻，母亲嫁给了比她大二十多岁的父亲，在我出生之前，母亲就因早产，生有两个姐姐，都因当时医疗条件不行没有成活。我出生时因我是第三个孩子，所以大人们小名叫我三娃。没几天，宜宾就和平解放了。后来，父亲因岁数大，新的政府机关没有被聘用，所以父亲一直在家里休息，精心地照顾着我。父亲由于没有工作，也就失去生活来源，所以母亲年轻出去还能找点事干，维持家里的生活。
　　1951年，母亲又生了个妹妹，因家里生活更加困难，父亲又有病，四个月后就把妹妹送给了别人。后来经人介绍，母亲在宜宾驻军中，去给解放军的一个高级干部家中当保姆。由于她干得很好，那位解放军干部后来被调到重庆以后，母亲也就跟随着去了重庆，每个月往宜宾家里寄钱。
　　1952年底，父亲已病重在身，经常咳嗽，咳血，当时把家里一切值钱的东西都卖了，也没有能治好他的病情，没过多久父亲就去世了。我隐约记得，当时家里来了很多人，不知是干什么的，长大回想起来，才知这些人曾经和父亲是同事，也有一些是亲戚朋友们，他们都是来看父亲最后一眼的。
　　长大后，我在亲戚家里整理父亲的遗物中，看到了一些老相片，其中有一张，是姑姑全家八口人的全家福相片，现在不知她们到了何处。从相片上看，姑姑大约有四十多岁，像是个知识分子，穿着旗袍，在她的右面不要问，站着的是姑夫，高高的个子穿着一身军装，像是个军人，但没有戴帽子，前排站着有六个孩子，其中有一个才几个月大，在右边高椅子上坐着，在相片的左面是个胖胖的女孩子，大约有十二岁左右，穿的有毛衣和裙子。相片后面是这样写着的：
　　“伯仲兄，这是我全家近照，妹，‘荥’敬赠。民国三十七年。”
　　这张相片我已保存了几十年了，也不知道这些亲人们现在哪里，是否还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