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5章 日军一号作战

　　日军称第四次长沙会战为“一号作战”，中国人也称“长衡会战”。会战自然是日军发起的，还在1943年秋季，当日军在太平洋战争逐步处于守势后，日军大本营即开始酝酿“通过攻占中国湘桂、粤汉铁路以及京汉铁路南段沿线各主要地区的作战”。日军中国派遣军“首先希望迅速瓦解重庆政权，早日解决日华问题，自1944年初起，曾数次向大本营提出进行打通京汉路战役的意见”。因此，经过日军大本营多番酝酿，于3月10日正式下达了“一号作战计划”，最终确定的作战目的为“击败国民党军，战略并确保湘桂、粤汉及京汉铁路南部沿线的要冲，以摧毁空军之主要基地，制止敌军空袭帝国本土以及破坏海上交通等企图，同时摧毁重庆政权继续抗战的意图”。
　　1944年4月17日夜间，日军华北方面军第12军出动10多万人，乘夜渡过黄河，向平汉铁路南段豫中发起进攻，揭开“一号作战”序幕。日军经过30多天作战，击溃40多万中国军队，占领河南全境，打通了平汉铁路。
　　在这场战役中，日军总计动员兵力约51万，其参战兵力之多、作战地域之广，打破了日军侵华以来的空前记录，据称在日本陆军作战史上亦是史无前例的。
　　重庆军委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最早于1944年2月25日获悉日军增兵抢修平汉路黄河铁桥，有打通平汉线的企图，并悉日军由长江下游向武汉、鄂西等处调动。
　　3月4日,徐永昌又获悉北平、上海各有敌机两批飞汉口。徐虽怀疑“敌或有企图”，但基本认定是日军的一种眩惑伎俩，没有予以重视。
　　3月中旬，蒋介石判断，日军必拟打通平汉线，乃指示在河南布防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后者操有实权）作好应战准备。军令部据此拟具作战指导方案下达给第一战区。
　　3月21日，徐永昌根据日军调动情况，提出要警惕日军出于防空或交通上的考虑，有打通粤汉线的企图，并认为占领衡阳对日军最为有利。
　　3月下旬，军令部收到各方情报，日军从伪满及长江下游大量调集武汉，并由平汉路由北向南结集大量兵力于豫北，判断日军有大举进犯企图。
　　这时，国军在各地所布置的谍报网站是军令部的重要军事情报来源。此外，各战区军事长官亦时有敌情报告。军令部综合各方情报，对日军动态的判断大致不差。军令部收到来自上海的敌情报告，日军拟打通“大东亚铁路线”。徐永昌判断，日军为准备将来从东南亚向中国大陆撤退，并扰害中国西南空军基地，有可能先打通粤汉线，但徐永昌推断日军兵力可能难以抽调，并认为日军打通平汉线的说法，可能是日军声北击南。实际上，日军“一号作战”攻势即将发动，平汉路日军进犯河南在即。徐永昌显然对日军的实力和野心作了过于保守的估计。他将注意力集中于日军对粤汉线的企图固然不错，但轻忽了日军首先打通平汉线的作战计划。作为军令部长，徐永昌对敌情判断的偏差,必然影响国军在平汉线的备战部署。
　　日军“一号作战”在河南打响之后不久，军令部长徐永昌认为“最堪注意仍在中战场”，断言日军对湖南“将扰犯无疑”。徐永昌对日军在中战场（湖南）的增调动态，观察比较敏锐。军令部仍判断日军在平汉线的攻势，是声北击南，其目标恐仍在粤汉线。军令部得到来自越南方面的据称是极可靠的情报，日军的战略企图是要打通平汉与粤汉两铁路。但徐永昌认为日军打通平汉铁路“殊无理由”，日军在河南的军事行动，主要在打击第一战区的国军，亦可能掩护换防或抢收小麦。是时日军在河南战场的攻势已近半月，而军令部长徐永昌对日军打通平汉路的战略意图仍然未能作出准确的判断。
　　5月上旬，日军的战略企图日趋明朗。5月6日，蒋介石致电驻守湖南的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由赣北直攻株洲与衡阳之情报甚多，务希特别注意与积极构筑据点工事，限期完成，以防万一为要。”5月7日，军令部和徐永昌获悉，此次日军南犯部队，前后共准备10个师团。这一情报显然是准确的。5月14日，蒋介石再次致电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明确指示：“敌军打通平汉线以后，必继续向粤汉路进攻，企图打通南北交通，以增强其战略上之优势，务希积极准备。”同日，蒋介石还致电驻守广东的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指示日军企图打通粤汉路，其发动之期将不在远，日军将在广州大举增援，务希积极准备。5月15日，军令部第一厅着手研究日军侵犯粤汉路及湘桂路的防范方案。5月28日，蒋介石召集军事会报，研讨对湘鄂及全国军事计划，认为：“敌寇在湘北与鄂西分别进犯，共集中9个师团以上兵力，其必欲打通粤汉路，乃为预料之事，盖以兵力而论，或可达其目的，但以地理与空军及运输而论，当不能如其预计之易，吾人亦惟有针对敌之缺陷，着手抵抗，以冀补我兵力之不足也。”最高当局已初步揣测了日军“一号作战”的战略意图。
　　进入5月以来，军令部收到各方有关日军向武汉和鄂南、湘北大量调集兵力，即将进犯粤汉路的情报。军令部第二厅将各方情报整理分析后认为，自3月中旬至5月中旬，日军由长江下游上运的兵力约12万，由上游下运的兵力约五六万，两相加减，武汉方面日军增加兵力约六七万，计约3个师团。但徐永昌对日军的进攻能力仍估计不足。徐永昌在回答蒋介石“豫战之后敌人的动向如何”之咨询时，认为日军无持久进攻力，其部队亦多为杂凑。
　　实际情况是，日军自3月底4月初即已着手制订“一号作战”之湘桂战役的作战计划。日军大本营鉴于其在太平洋战场日趋不利的局面，企望通过在中国大陆的作战来鼓舞日本国民的士气。据称日军“大本营极端期待此次将成为今年最出色的作战”。为此，日军准备投入150个大队的兵力，比1938年武汉会战时的140个大队的兵力更大。这些兵员中确有很多是只经过短期训练、缺乏实战经验的新编兵团，因过去熟悉对华作战的优秀兵团大部分已被抽调赴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但日军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作了反复、周密的策划和充分的作战准备。作战方案不仅包括总体作战计划的拟订，而且具体到每一战斗的方案细则的制订,包括兵力配置，作战进度，后方兵站，警备以及气候与地理环境等，均作了周详的考虑和部署。相比之下，重庆方面虽知道日军在鄂南、湘北方面加紧调兵遣将，预料日军将要进犯粤汉路，但军令部对日军的攻势规模和作战部署没有进行充分的分析研究。蒋介石于5月中旬指示第9战区和第7战区司令长官积极准备，但只下达了一个简单的、提示性的手令，并未从其他战区抽调兵力，显然对日军即将发动的强大攻势估计不足。而负责制订作战计划的军令部亦未拟具出详细具体的应对方案。直至会战打响十余日之后，军令部才拟出一个作战指导大纲来。驻守湖南的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以为日军在前三次长沙战役接连受挫以后，一时不敢再问津长沙，再则以为日军兵力因抽调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在中国大陆力量薄弱，加之时值雨季，气候和湖南的地形不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作战，故而疏于防范。
　　日军发动湖南会战的当天，日军参谋总长东条英机向天皇上奏作战情况说：“随着我军作战准备的进展，敌方估计我将在岳州、常德、宜昌以及浙赣地区，也发动进攻，因而似图加强各个阵地，但其原有兵力分散各方，未能认真采取对策。对于我方的进攻，尚未看到敌人从其他方面集中兵力的情况。据观察，目前敌方虽担心我今后作战将发展成大规模的进攻，但对我方的作战设想尚未能做出准确判断。”
　　5月7日，军令部获悉，此次日军南犯部队，前后共准备10个师团。14日，蒋介石再次致电薛岳“务希积极准备”。薛岳在内心认为委座这是杯弓蛇影，他说：“现在是雨季，湖南地势不利于敌机械化部队作战，其次是日军在中国和太平洋地区兵力分散，海空军力量薄弱，无力南侵。”
　　5月27日，日军一线5个师团4个支队在东起崇阳、西到洞庭湖的广大战线上发起了进攻。薛岳这时候还没下令迎战日寇，他躺在功劳簿上喃喃自语：小日本，你就来吧，我还是放开大路，占领两厢，用天炉战法薅死你！
　　5月下旬，重庆军委会把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派到了桂林行营，统一指导第4、第6、第7、第9战区作战事宜。薛岳和白崇禧原就不对付，现在，白崇禧做了他的顶头上司，心里就产生了诸多抵触情绪，即使白崇禧的意见是正确的，薛岳也会顶杠，不愿意服从。
　　白崇禧打电话给薛岳说：“伯陵呀，我认为这一次应将主战场放在广西，日军兵力过大，即使在衡阳，你也搞不定他。我们把战线拉得更长，放在广西境内的黄沙河围歼日军。”
　　薛岳回答说：“我为什么要把主战场放在广西，就因为你是广西人，现在又做了桂林行营主任？”
　　“伯陵你怎么有这样的想法啊，我是在和你讨论军国大事。”
　　“我不这样说还能如何说？你想把兵力集中去保卫广西，难道没私心吗，要讨论军国大事，你去和委座讨论吧，犯不着和我说。”
　　“我是桂林行营主任，你归我管，好心和你商量，你却是这样的态度！”
　　“我知道我归你管，要不你把第9战区司令长官也拿去算了，你要在广西决战，不就是想把我挂起来吗？”
　　“伯陵你怎么这样计较手里的权柄啊？”
　　薛岳争执一番后，扔下电话大骂：“我就不去给广西看大门，不在湖南打，把部队都拉到广西——他家里去，可恶！”
　　白崇禧和薛岳的争论，最后由军委会裁决，鉴于第9战区还是主战场，薛岳的意见便占了上风，军委会最终同意仍在长沙与日军决战。
　　横山勇这一次却是大手笔，不管是杀牛还是宰鸡，他用的就是一把锋利的牛刀。1944年春，武汉地区日军第11军的主要作战部队共有8个师团又1个旅团，即第3、第13、第34、第39、第40、第58、第68、第116师团及独立混成第17旅团。为了抽出足够的兵力用于打通大陆交通线的第二阶段作战，日本大本营从华北方面军调来第27师团、战车第3联队及炮兵4个大队，从第13军调来第64师团，另外调来独立步兵第5、第7、第11、第12旅团，用以接替各师团的警备任务。由于考虑到此次作战可能伤亡较多，为能在作战进行中及时补充减员，日本大本营还为第11军成立了第1、第2、第5、第10野战补充队。同时组建武汉防卫军，任命国内防卫总司令部总参谋长佐野忠义为防卫军司令官，负责指挥第11军离开后武汉地区的警备部队。
　　3月上旬，第11军即已拟制出进攻长沙、衡阳的作战计划。上报后，中国派遣军认为不符合大本营及派遣军的战略企图。由于第11军负责作战的高级参谋坚持己见，不肯修改计划，因而派遣军将其撤换，改调关东军第1方面军负责作战的高级参谋岛贯武治为第11军高级参谋。岛贯根据派遣军的意图，于4月间重新拟制了计划，预定使用自“七七”事变以来对1个地区进攻最多的兵力-8个师团。计划以5个师团为第一线兵团，分3路沿湘江两岸南下进攻长沙、衡阳：中路2个师团，沿岳阳至衡阳铁路及其以东地区南进；东路2个师团，在平江、浏阳、萍乡、茶陵山区进行左翼迂回；西路1个师团，由南县渡过洞庭湖，在湘江以西的沅江、益阳、宁乡、湘乡南进，进行右翼迂回。进至长沙、浏阳、宁乡一线时，第二线的两个师团投入战斗；到达桂林东北地区时，再作阶段性的休整。
　　上述计划经中国派遣军批准，指示第11军集中全力进行参战部队的作战组织及准备，并将此计划转给驻上海负有配合策应任务的第13军、驻广州的第23军和第5航空军。
　　4月25日，第23军作战主任参谋高桥晃至汉口，与第11军商谈协同问题。第23军预定：6月下旬以第22师团的1个联队在北江的西岸实施作战，以策应第11军作战。从7月下旬起，以第104、第22师团、独立混成第22旅团向梧州方面作战，至9月初向柳州攻击。
　　日军第13军为牵制第3战区兵力以策应第11军作战，预定以第70师团从金华向西沿浙赣路进攻衢州地区。第5航空军预定以第1飞行团（辖6个飞行战队、2个飞行中队）协同第11军及第23军作战。其任务是：歼灭桂林以东的中、美空军，主力直接支援第11军作战，一部支援第23军作战，并警戒和阻止美空军空袭日本本土。
　　日军发动豫中会战后，军委会判断日军打通平汉路后必续向粤汉路进攻，当即令第九战区“积极准备，勿为日军所乘，以粉碎其企图”。随着日军第11军向崇阳、岳阳、华容地区的集结，军委会认为日军开始南犯的日期“当在不远”，遂于5月28日电令第9战区薛岳“准备决战”。5月29日，军委会又电令直辖各军归第9战区薛岳指挥，参加作战。5月31日，军委会电令第3、第6两战区各转用1军参加作战。
　　依据军事委员会的电令，第9战区决心在湘江东岸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浏阳河、渌水之间，在湘江西岸资水、沩水、涟水之间节节阻击、消耗日军，控制主力于两翼，在渌水、涟水北岸地区与日军决战。
　　为此，由赣北抽调第58军、第72军及新3军的第183师，请从第3战区抽调第26军，从第6战区抽调第73、第74、第79、第100军，从第4战区抽调第46军，从第7战区抽调第62军，与原在湘北长沙、衡阳及滨湖地区的第20、第37、第44、第99、第4、第10各军合力参加渌水、涟水以北地区的决战。
　　会战之前，第9战区各部所在位置为：
　　赣北方面：第1集团军以赣保第9团及新3军的新12师、第183师及第1挺进纵队（附赣保第4团），任梁家渡，市汊街跨赣江，亘松湖街、高安、奉新、东堡之线警备；第58军的新10师及赣保第3团控置樟树、清江，新11师控置分宜。
　　鄂南方面：第30集团军以第72军的第34师、鄂警第14大队、第3挺进纵队之一部及新13师，任大港、武宁、留嘴桥、九宫山、塘口、通城、麦市、九岭、保定关之线警备，以新15师控置于修水附近。
　　湘北方面：第27集团军以第4挺进纵队、第20军、第13师1个团及新20师，任黄崖市、杨林街、新墙、八仙渡、鹿角之线警备，以第133师控置长乐街附近。
　　湘西方面：第99军以第99师及第92师担任营田、湘阴、芦林潭、沅江南嘴小港、汉寿之线警备。
　　战区直辖部队：第37军一部任汨罗江警备，主力集结于瓮江铺、浯口地区；第4军集结长沙地区，并任长沙警备；第44军集结浏阳地区；暂2军集结株洲、渌口地区；第10军集结衡山、衡阳间地区。
　　一比较就发现，前几次长沙会战，日军兵力不过30-40个大队，而这次日军兵力超过100个大队，兵分三路，中路主攻的有四五个师团，两翼还有四五个师团护卫扫荡，薛岳的天炉战法显然没有足够的时空来消耗日军进攻势头。薛岳却看不明白这点，导致对敌情判断不明，加上还有些私心，大的战役策略就这么定了。
　　结果，开战20天，日军便兵临长沙城下，城外国军作战不力，城内守军士气低落，张德能又不是李玉堂，仅仅四五天时间，长沙便陷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