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第一颗子弹

　　第9章第一颗子弹
　　
　　
　　公元1793年即乾隆五十八年，英国政府以向乾隆皇帝补祝八十寿辰为名（乾隆皇帝生于康熙五十八年八月十三日，即1711年9月25日，其八十岁应是乾隆五十五年，即1790年），派出以马戛尔尼为首的使团来华。这是英国政府派出的第一个正式访华使团，是中英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
　　对于此次来华的目的，英王在给乾隆皇帝的国书《英王致乾隆的“表文”》里是这么说的：英国遣使前来中国，“并不想添自己的国土，自己的国土也够了；也不是为贪图买卖便宜；但为着要见识普天下各地方有多少处，各处事情物件可以彼此融通，别国的好处我们能看得着，我们的好处别国也能得着。”英国的初衷只是想“要把西方世界的物件，各国互相交易，大家都得便宜”。
　　然而，英国国王在给马戛尔尼的训令中则是这样说的：“在中国经商的英国臣民很久以来就多于其他欧洲各国。……有些国家得力于他们在中国的传教士。这些传教士，由于他们的科学的专长和艺术上的天才，常常和那里的神秘而文雅的王朝发生亲密联系。他们在传教之外，也为他们国家的利益有所尽力。但英国商人缺少这种帮助，在这个遥远的国度里，每每被人误解而得不到尊重。在这等情形下，我对于自己的远方的臣民不能不予以应有的关怀，并以一个大国君主的身份有力的要求中国皇帝对于他们的利益予以应有的保护。”
　　在马戛尔尼方面，在接受使命时，他曾写书面报告给英国外交大臣，提出“不要使北京朝廷感到意外，要先行通知特使行将到来，特别要发出声明，保证此行的目的不是强求改正过去所受的委屈，只是代表国王参加向皇帝祝贺八十大寿的庆典，并附带谈一下两国以后贸易的互利问题”，并且认为:“对付一个如此骄傲的朝廷，它对西方国家的力量与重要性无知，而坚持东方式的妄自尊大，就必须给予皇帝及其大臣以庄严华丽的印象。”
　　对于此行的目的，他还主要阐述了以下6项：
　　1、摆脱广州官吏的限制和勒索。
　　2、要求准许在靠近商品产地的口岸贸易。
　　3、废除进出口货物关税，或降低至初期贸易征税水平。
　　4、获得与葡萄牙人同等待遇，要求准许在中国某个岛屿上建立商站，并获得与葡人在澳门同样特权。
　　5、请中国皇帝颁发特别命令，通知地方官吏，禁止强迫公司代理或其他英国人负别人行为的连带责任。
　　6、不仅在各个口岸贸易，而且要废除足以妨碍购买不列颠货物的种种规条，以期很快改变对中国贸易的逆差，转而为有利于大不列颠。
　　从以上英国来华访问的目的来看，在某种意义上，此时的资本主义的英国，已经准备好了要与庞大的中国封建帝国进行显示自身力量的较量。作为惯例，外交回合是第一个步骤。简言之，其目的有两个，第一个目的是打开贸易大门，第二个目的是在清方的首都北京建立英国使馆，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
　　为了达到这两个目的，马戛尔尼可以说对中国历代尤其是当时的清政府进行了一些了解，按照清帝的旨意，到达海岸后，将访问使团换乘清方规定的船只，前往北京；他还备好了颇为丰厚的礼物，包括了当时代表大英帝国最先进的科技产品——望远镜、镀铜榴弹炮、地球仪、几支当时英国最先进的手枪和步枪、两架装饰豪华的四轮马车、一个热气球及配属驾驶员等等。马戛尔尼可以说为了这次访问是精心准备，而且花费了大约8万英镑（在当时是一笔巨款），这笔钱来自东印度公司而非英国政府（可见这些财阀急于打开更多市场，对这次访问充满了期待）。然而，马戛尔尼的这次访问却一无所获。
　　这是“天朝上国”和大英帝国的第一次正式接触。
　　马戛尔尼,英国18世纪一位贤明的政治家、皇家大臣和杰出的外交家，苏格兰人奥青雷克?马戛尔尼的后裔。1737年出生于爱尔兰的利桑诺尔，过着悠闲自得的生活。1759年毕业于都柏林的基督教会学院。之后来到伦敦成为一名非基督教的学者（伊斯兰教、印度教）。后通过查尔斯?詹母斯福克斯的哥哥使蒂芬福克斯来到荷兰为荷兰陛下效劳。1764年被英国皇家任命为驻俄国特使外交官。1769年回到英国。1792年被封为马戛尔尼伯爵。
　　后来英国政府委任他为孟加拉总督，他辞而未去。不久，英国政府委任他为访华全权特使，斯当东爵士为副使兼秘书，率领官员兵丁役夫船员700余人，乘坐狮子号、豺狼号、印度斯坦号等五艘船只，于1792年9月26日从普利茅斯港出发，通过英吉利海峡，往西朝中国方面航行。
　　马戛尔尼使团来华，预先由英国东印度公司派人在广州通知清朝署两广总督郭世勋和粤海关监督盛住，递交了东印度公司董事长巴林给两广总督的正式信函，并要求在天津登岸，以免礼品经广州长途运输受损。郭世勋和盛住立即上奏朝廷，说英国国王“因前年大皇帝八旬万寿，未及叩祝，今遣使臣马戛尔尼进贡，由天津赴京。”乾隆皇帝闻之大喜，降旨海疆各督抚，如遇到英国贡船进口，“即委员照料护送进京”。
　　乾隆以为强大的远夷国王遣使前来，马戛尔尼进献腰刀为己祝寿，非常高兴，连续下谕，命令广东及沿途官员好好接待，优遇使者，其携来货物，"免其纳税"，供给上等充分食物，"赏给一年米石"。但是，他也强调，贡使必须实行藩国见天朝大皇帝的三跪九叩之礼。
　　马戛尔尼使团抵达天津白河口，之后换小船入大沽，受到直隶总督的欢迎。
　　马戛尔尼感到了非常不平等，清廷完全将其作为羡慕“天朝上国”的外藩蛮夷来对待。马戛尔尼上了海岸后，沿途进京的路上，清廷让在其船只（清廷规定的那艘有清方接待乘坐马戛尔尼的船只）的桅杆上竖起巨幅上写着“红夷进贡”，大谈清英关系属于此种关系，此举令马戛尔尼非常恼火，但为了完成任务，马戛尔尼强忍了。
　　英使自天津登岸后，先到北京，再至乾隆接见之地热河，礼仪的争执一直没有解决。
　　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初十日，乾隆在热河避暑山庄万树园接受马戛尔尼入觐。接见前发生了一场让史家议论纷纷、感慨万千的礼仪之争：清政府要求马戛尔尼使团行三跪九叩大礼，而马戛尔尼则要求用觐见英王的礼仪，行单腿下跪、吻手礼。
　　清廷的磕头非常繁琐，要下跪把前额磕到地上，而且还要磕9次，所谓三叩九拜。
　　双方僵持不下，最终都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结果以英国使团行单腿下跪之礼草草收场。对这样的结果，乾隆皇帝很是不快，当马戛尔尼向乾隆抛出他们此行真实的目的──派使臣常驻北京；开放宁波、舟山群岛、天津为贸易口岸……的时候，乾隆皇帝一口拒绝，他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并警告他们不要再到浙江、天津贸易，否则必遭“驱逐出洋”。在天朝上国的闭关政策面前，马戛尔尼碰了一鼻子灰，不得不离开北京，返回伦敦。后来马戛尔尼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清政府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它之所以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没有沉没，仅仅是由于一班幸运、能干而警觉的军官们的支撑，而她胜过邻船的地方，只在她的体积和外表。但是，一旦一个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那就不会再有纪律和安全了。”1840年，图穷匕首见！英国政府志在控制全球，他马戛尔尼哪有不知道的！
　　十三日，举行乾隆83岁的祝寿大典，马戛尔尼一行与缅甸国使臣和蒙古王公一起，向皇帝祝寿，全体祝寿人员根据指挥行三跪九叩礼，英使不愿，双方争执谈判，英使以谒见英王行单腿下跪的礼节，谒见中国皇帝。马戛尔尼及其随从行深鞠躬礼。
　　清廷上下对于英国的高科技工业产品根本就不感兴趣，而且还自以为是，觉得那是奇技淫巧。乾隆还说：“你们有的我们天朝都有，你那些东西虽然做工精细且昂贵，但根本没用”——可见其多么愚昧和自大，不说别的当时的枪炮可是利器，与明廷后期被人大骂的万历和天启积极主动引进西方先进科技形成了鲜明对比。而清廷上下官员不说全部，基本上绝大部分是没有一个对这些当时最先进的科技产品有感兴趣的，他们大概也就停留在觉得好玩的自鸣钟和火柴——据说当时清廷官员对马戛尔尼用手指一划就能点燃一根火柴的小物品感到惊讶和好奇。所以这些先进的科技产品如枪械、大炮、热气球、望远镜等都被乾隆放到了圆明园里当做番邦进贡物品冷藏起来，一直到后来第二次鸦片战争被英军再次发现。
　　这次访问显然没成功，马戛尔尼却开始了积极刺探清方的有关地理、军事、经济情报，在后来回去的路上，马戛尔尼得出了结论是，清廷不过是个对外愚昧无知而极其自大的一群人统治着，内部矛盾激烈且腐朽无比，军队更是像个叫花子，毫无战斗力，英国只需要一支舰队即可摧毁清军。
　　马戛尔尼代表英国还提出了七项要求，即：多口通商，可到宁波、珠山、天津、广东地方交易；在北京设立英国商行；在珠山附近给一小岛；拨给邻近广州的一块地方；英国货物自广东到澳门免收税或少收税；英船照其他地方税率交税；允许英国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
　　英使马戛尔尼来华的真正目的是来向中国皇帝提出扩大对华贸易要求的，所以在第一次觐见时，就急于表达这一要求。然而，第一次接见时，他只能将英王书信呈递给乾隆皇帝。第二次觐见也办不到。而接着是皇帝生日的庆典活动，在活动结束后，清廷便让使团离开热河，返回北京，并随即促其“九月初五以前启程回国”。
　　皇帝敕书虽已下达，马戛尔尼为了未完成的使命，还想做最后的努力，与和珅等进行交涉，重申英王国书之请，喋喋不休，提出了下列九项要求：第一，允许英国派员常驻北京，学习教化，照顾本国商务；第二，允许英商至浙江宁波至直隶之天津等处锭泊交易；第三，允许英商按俄罗斯成例，在京师设一商馆，收贮货物；第四，许给舟山附近一个小岛，以便英商居住，收贮货物；第五，在广州附近拨给一处地方，居住英国商人，或准令寄住澳门的英人自由出入；第六，英商于广州及澳门间运输货物，请免征税或减税；第七，请另行晓谕粤省海关，准许英商照例上税；第八，听任英人在华自由传教；第九，英商获得中国许以居留权者，不强制以纳税。
　　对于这些要求，乾隆皇帝在答复英王的复书中，逐条予以驳拒。关于第一条要求，则说“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第二条，则以宁波、天津“并未设有洋行，尔国船只到彼，亦无从销卖货物。况该处并无通事，不能谙晓尔国语言，诸多不便……所请……之处，皆不可行”。至于第三条要求，“更不可行。……天朝疆界严明，从不许外蕃人等，稍有越境掺杂”。关于第四条则说，“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若别国纷纷效尤，恳请卖给地方……岂能各应所求？此事尤不便准行”。要求第五条所请一节，亦碍难照准。第六条则说，“此时不能因尔国船只较多，征收稍有溢额，亦不便将尔上税之例，独为减少，惟应照例公平抽收，与别国一体办理”。所请第七条，向有定例，“毋庸另行晓谕”。第八条所求的传教自由，亦因“天朝自开辟以来，圣帝明王，垂教创法，四方亿兆，率由有素，不敢惑于异说，……今尔……意欲听夷人传教，尤属不可！”同时在谕旨中，再度申明“天朝特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乾隆盲目自大，对西方情形无知，坚持闭关保守的对外政策，没有批准英使的要求。在乾隆的严谕督促下，马戛尔尼一行由钦差大臣松筠陪同（实即护送）下，于五十八年九月初离京，1794年（乾隆五十九年）9月6日到达两年前始发港普利茅斯港，结束了使华之行。
　　英国带来的600多箱献给乾隆皇帝的礼物中，有许多英国有意向中国显示其科技发达、武力强盛的礼品，如当时英国最大、装备有最大口径火炮110门的“君主号”战舰模型，以及榴弹炮、迫击炮和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等。然而，乾隆皇帝却不以为然，只是将之作为海外国家进呈的一般贡品而已，而英使也只不过是万里迢迢来送贡品，以表示向大清国的恭顺的朝贡国使节而已。因此，他不仅没有看到礼品上所表现出的西方科技的巨大变化，相反却还责难英使在礼品单上自称“钦差”一词，而降旨要其改为公差，以符天朝体例。
　　马戛尔尼带来的礼品没有使乾隆从中得到新的启示，不过将之视为西洋奇器玩好在宫廷中作为摆设。那些显然是用来炫耀实力的大炮，则被拉到了圆明园，搁置在那里，知道1860年，英军火烧了圆明园时又发现和抢走了它们，而它们一直未被使用过，又被英军拉回了伦敦。
　　一方面，我们应当肯定，乾隆拒绝马戛尔尼提出的“给地”、减税、多口通商的无理要求，维护了国家主权。但是另一方面，乾隆皇帝在其谕旨中所流露出的那种陶醉于天朝上国的自我满足，进而妄自尊大，处处以天朝体制为处理对外关系行为准则的态度，置于当时世界潮流来看，是多么的落伍而迂腐啊。
　　英使马戛尔尼的访华，是中英这第一次正式交往，只是双方力量隐含较量的第一回合，表面上以英国的要求全部被乾隆皇帝驳回而失败。但清朝统治者的愚昧落后已经完全体现出来，而这也使中国在以后的历史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此次访华，使马戛尔尼和欧洲了解了中国，使他们对中国的热情转为蔑视。清朝帝国开始衰落了，而英国以及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在此之后则变得日益强大。“天朝上国”的大门没有被“如缔结条约、互相通商，为现今文明各国共有之办法”叩开，丧失了学习先进迎头赶上的时机，最终只能被西方列强的枪炮所轰开，使得中国陷入了有史以来最屈辱、最惨痛、最落后的一百多年时间当中，以至于现在，我们仍然要为国家的复兴而努力艰辛。这其中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历史已然成烟，然而，对历史的思考并不如烟，历史可以过去，对历史的拷问、思索却将永无休止。
　　
　　
　　第10章旗人与鸦片
　　
　　
　　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失败之后，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的第二年，英国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又派出了阿美士德侯爵率领的使团，再次试图解决贸易中的种种问题。“叩头”问题仍然困扰着这次访问。中国朝廷坚持把英国作为藩属国看待，把使团当作贡使。使团到达了圆明园。中国大臣们极力要求阿美士德按礼节叩头朝见。阿美士德则坚持拒绝。双方甚至到了动手拉扯的程度。大臣们终究没有成功，自然恼羞成怒。英国使团被命令立刻滚蛋。当时即有英人主张以武力强迫中国改善贸易环境。
　　一贯对中国怀有侵掠野心的英国，看到用外交手段达不到其目的，便决心付诸武力。从1840年到1860年，英国等接连两次发动对中国侵略的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和中英《天津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些不平等条约的核心内容与半个世纪前英使马戛尔尼向清廷提出的要求基本一致。1793年马戛尔尼提出，扩大英国在华的通商口岸，除广州之外，要求开放舟山、宁波、天津等处；1842年的《南京条约》第二款则规定，开放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等处为通商口岸；马戛尔尼提出要求割占珠山等地，《南京条约》第三款则规定，中国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重温中英交往之初的这段历史，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的英国对中国的领土要求和殖民野心是由来已久的，无论是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或是采取武力战胜的方法，最终都是要达到其侵略中国的目的。我们还可以从中看到，清朝封建制度的日益腐朽衰败，长期的封闭保守，造成近代中国的贫穷落后，以致处处挨打，被人宰割。当时清朝一味认为自己不需要任何英国东西，清廷上下认为英国的一切东西包括大炮和枪支是一无是处，但英国民众却离不开清朝的一样东西——茶叶，而交易时清朝又只认可白银，每年的贸易出超，导致了英国的白银几乎耗尽。为此，英国的商人急着找一个替代品，使得清朝人需要这种东西也像英国人需要茶叶那样。找来找去，结果就找到了鸦片这个罪恶的东西。
　　罂粟原产小亚细亚、印度和伊朗。罂粟是罂粟科的二年生草本植物。全株粉绿色，叶长椭圆形，抱茎而生；夏季开花，单生枝头，大型而艳丽，有红、紫、白色，向上开放。花早落，结球形蒴果，内有细小而众多种子。种子有毒，可制鸦片。
　　鸦片，罂粟（PapaverSomniferum)未成熟蒴果经割伤果皮后，渗出之白色乳汁干燥凝固而得。含鸦片生物碱约25种。罂粟形状不一，呈园球形、扁饼形、砖块或不规则形，呈棕色或黑色，俗称阿芙蓉或福寿膏。
　　英国向中国扩大商品输出，面对的是以农民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自足自给的自然经济，洋呢、洋布销路很差。他们只好用大量的白银换取中国的丝、茶。因此，在早期的中英贸易中，英国一直处于入超的地位。英国侵略者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最后找到了鸦片这样一种特殊商品。鸦片是用罂粟未成熟果实里面的浆汁制成的。可以做药材，有提神、镇痛的作用，但它又是一种毒品。经常吸食，就会上瘾，慢慢体力衰退，意志消沉，骨瘦如柴，成为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废物。
　　鸦片很早就传到了中国，但一直到18世纪中叶之前，中国人对于鸦片基本是用于医药品——可以用来缓解疼痛和治疗痢疾导致的腹泻。马戛尔尼此次访问无果，白白费了东印度公司提供的8万英镑花费，导致东印度公司不满，但东印度公司一直到19世纪20年代之前，一直控制着鸦片出口规模，主要原因是鸦片价格高（带来单价高利润）只有大地主和富有的旗人才能消费得起——那些整天无所事事的旗人阔少靠着祖先留下的巨额财富整天享乐，于是就出现了吸食鸦片玩乐这种高代价的消遣方式，而跟这些旗人阔少来往较多的汉人大地主也有样学样，于是就沿着社会阶梯向下传播，但当时的鸦片价格高、中小地主是消费不起的，所以传播受到一定限制，而且当时东印度公司也是垄断公司，贸易垄断带来利润也很不错，所以没有降价的驱动力。而到了19世纪20年代以后，英国蒸汽机用于棉纱工业，此举导致大量棉纺织产品流入市场，而当时清朝不需要这些产品，这些产品大量流入了英国的势力范围，尤其是人口众多的印度，而印度商人和印度人为了消费这些东西必须要有更多现金，这就导致了印度种植更多鸦片出口，增加鸦片贸易量获得总利润，所以鸦片价格有了一定的下降，但其价格仍然是一般中小地主难以承受的，这些中小地主往往是求人办事的时候买来当做礼品供给管事的官员或者有背景的旗人；同时由于此后贸易自由化，导致了垄断贸易的取消，而清廷方面可是一直官方垄断对英贸易，导致了矛盾加大；此后鸦片贸易激增，而清廷的白银急剧外流。长此以往，必然导致后来的鸦片战争。
　　几千年来，中原人没有吸烟和吸食毒品的文化，为何清末会有吸食鸦片的狂潮呢？这是因为大清子民精神生活单调、压抑苦闷，而满人吸烟传统的传播则是另一个重要因素。
　　满族人习惯吸旱烟(又称晒烟)，抽烟历史久远。早在明末清初，满族人不分男女老幼，就连未婚的大姑娘，也吸旱烟。故有谣谚唱和“关东有三怪，窗户纸糊在外，养活孩子吊起来，十七八岁大姑娘叼个大烟袋。”
　　敬烟是满族人一项重要礼节。满族人尊敬老人，招待宾客都有敬烟之举。满族人儿媳在公婆面前端庄恭谨，每日早、午、晚三顿饭后各装烟一次，双手奉递，并要给点着，待公婆吸上烟后才能离去。儿媳妇外出，临走时给公婆也要装袋烟，并说声“请阿玛(爸爸)、额娘(妈妈)看家”，然后才离去。家中来了客人，所有儿媳妇都得扎上围裙，站在婆母面前，婆母坐在炕上吩咐：“大媳妇装烟喀!”“二媳妇倒茶喀!”“三媳妇做饭喀!”每喊一声，媳妇都得答应一声“喳”，才能行动。即使老媳妇，在长辈面前，哪怕十五、六岁的孩子，也要对他毕恭毕敬。家中来客皆请到南炕坐着，以示尊重。首先是主人向客人敬烟，次献茶水，然后将酒斟在杯中，用盘托着，由主人向客人敬酒，由长及幼。
　　烟是满族人结婚的一种高档礼品。满族人结婚，在新郎、新娘拜完天地仪式之后，新娘要向公婆及其他长辈敬烟，受烟者给新娘不同数额的赏烟钱。现在结婚时，女方送亲客一进门，就敬烟、糖，送上茶水进行招待。婚日午宴每桌也摆上烟、酒、糖、茶水任客人选用。在宾客喝三巡之后，新郎、新娘在主持人陪同下，逐桌向客人敬烟敬酒，以表答谢。
　　英殖民主义者丧失人性，又探得旗人陋俗和大地主跟在旗人后面亦步亦趋之中国国情，不惜毒害中国人民，向中国倾销鸦片。
　　早在雍正朝，新涌现的困厄则集中在这种鬼魅之花的果实上，也就是鸦片吸食的泛滥。
　　英殖民主义者把在印度、孟加拉生产的鸦片源源不绝地运入中国，而且有增无减。康熙年间，鸦片输入每年200箱左右，嘉庆年间每年增至4000多箱，此后增加更为疯狂。嘉庆五年（1800）年输入4570箱，道光十八年（1838）40200箱。
　　如果说服用五石散是还仅仅属于士大夫阶层的精神自戗，那么后来的吸食鸦片则完全发展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全社会集体性迷狂。和服用五石散一样，它最初也是由上层社会兴起的，上行下效，最终成了全民族的祸害。
　　由于中国长期处于特权社会，而瘾品往往又从特权社会开始流行，因此，与世界上很多民族不同，中国人总是会将瘾品与地位、财富，甚至是“福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的毒品，特别是鸦片的流行就有了双重动力，一是麻醉，二是卖弄显摆，孰不知这实在是一种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卖弄。而麻醉和卖弄显摆，都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
　　皇族旗人、大官富商，有钱有势的中国上等阶层都是喜欢被麻醉的，他们总想享尽一切人间福乐，总爱追求一切感官刺激，他们自然是所有麻醉品的最先使用者、成瘾者；而受苦受难的底层大众则往往生活失意，困苦无依，更需要消解愁闷。况且，鸦片在最初进入市场的时候，还被其贩卖者刻意包装成了能治百病的“仙药”。他们因鸦片而迷恋昏茫，把吸食鸦片当做享受人造乐园的幸福。承英国人以毒品杀人的好意，把印度的大烟尽量销到中国来，以致一些中国人多得了人变鬼的好福气，享了人造痴迷的幸福。
　　清朝政府于雍正七年（1729年）第一次明令禁烟。但是这次禁烟只是对贩卖鸦片及私开烟馆者进行处罚，却没有对进口鸦片和吸食鸦片者作任何禁止。并且，此次禁烟因为大多贩烟者都没有得到真正的惩罚而使其意义仅仅存于“第一个禁烟令”。嘉庆十八年（1813年），满清政府颁布《严禁侍卫官员太监买食鸦片并严查鸦片烟贩事上谕》，第一次严禁吸食鸦片。道光十九年（1839年），清政府颁布《钦定严禁鸦片章程》，禁种、禁贩、禁吸并举，并大大加强了刑罚强度。然而，政府查禁的力度仿佛永远落后于鸦片烟流行的速度与广度。事实上，到了1839年，也就是鸦片战争爆发前夕，鸦片烟的来源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英国人的对华走私，当时中国境内每年也有了14500吨的鸦片产量。换句话说，已经开始了由完全依赖进口，向自产、自销、自吸的转型。贵州、云南、四川都已成为鸦片种植地，甚至渐渐成为四川税收的主要来源。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满清政府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试图根除境内种植鸦片时，靠鸦片致富的四川地区竟然反对。四川官员以加重税赋推行这一政令，导致耕地价格暴跌。暴民捣毁了四家税课司，官员派兵镇压。1911年国民革命成功，四川百姓欢欣无比，以为民国建立后会核准种植鸦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