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打开湖南省地图，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清晰的“湘北”概念。所谓湘北，它的地理位置大抵指今天的岳阳市范围，如果再扩大一点，那它应该还包含了益阳市的南县、沅江以及长沙城以北部分，这样的话，它也就囊括了大概百分之七十的洞庭湖水域。还一个大湘北的概念，那就是今天的岳阳市、益阳市、常德市，再加张家界市，这样的话，它就囊括了整个洞庭湖。
　　说到洞庭湖，人们通常把它分为东洞庭湖、南洞庭湖和西洞庭湖。东洞庭湖这一块水域最大，它在岳阳县域的东边，也在岳阳城的东边。南洞庭湖在岳阳市湘阴县的西边，它的大部分水域在沅江县境内。西洞庭湖在益阳市和常德市之间。湖南省境内到底有多少河流流入洞庭湖，似乎没人说清楚过，因为各人定的标准不同。清人吴敏树试图说清楚它，他曾写过《九江说》，认为共有九条河流注入洞庭湖，他是以湖边有河流口子作为标准划分的。
　　再回来说湘北，从岳阳城到长沙城有多远呢？现在，交通发达、计算工具也发达，这两地大概不到150千米。在现代交通条件下，开汽车也就是一个半小时的车程，这不能说很远吧！就是在这么一截短距离地域上，却呈现出千奇百怪的地貌，有山地、丘陵、平原；有河流、湖泊、水库、塘坝、堰港、水汊；有水田、旱地、山林、藕塘。这块地域的地势特点是东高西低，东边是山地，往西就是丘陵、平原和盆地杂处的地区，所以，这块地区的河流全部是自东向西流去，与中国绝大多数大江大河的流向截然相反，说白了，有点拧！
　　湘北有多少条河流？还真是不好说，大一点的有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浏阳河。新墙河和汨罗江自东向西直接注入洞庭湖；捞刀河和浏阳河则不同，它们是湘江的支流，先注入湘江，再和湘江一起注入洞庭湖。小一点的，新墙河北边还有新塘河，南边还有费家河、坪桥河；汨罗江的南边还有白水港、金井河。
　　就是这块复杂的地域，就是这众多的河流，它们在抗日战争时期却成了日军的死穴，成了他们的噩梦，成了埋葬他们的坟场。
　　1938年11月9日，这是一个时间临界点，日军打进了湘北的临湘。在此之前，日军的侵略魔爪是阔步前进的。大家翻开书查查，日军打通津浦路花了多少时间；从上海打到南京花了多少时间；从南京打到武汉花了多少时间；他们打下广州又花了多少时间？日军打下大半个中国也就是花了十三个月时间吧，那可是几千里路几百万平方公里地域啊！
　　1938年11月11日，岳阳沦陷。沦陷之后，这日军在岳阳就像被什么黏住了被人点了穴位一样，动弹不得。他当然是想要往南侵略的，当然是想要打通粤汉线的，从岳阳到长沙也就140几千米远，即使用脚走路，也不过是3天的里程，可是，他就是走不过去！他不是没走过，总是走一次被打回来一次，打得头破血流，打得丢盔弃甲，打得尸横遍野，一直到1944年8月，凶蛮强大的日军花费了差不多6年时间才走完这140几千米路程，付出了10万多精锐兵员，花费的资财无法计算。熟悉日军军史的人知道，这现象在日军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就是在世界军事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是进攻长沙的日军不行么？非也！是指挥进攻长沙的日军司令长官不行么？非也！四次长沙会战，日军参战部队可是顶呱呱的第11军啊！这可是一支当时世界一流的军队，陆海空三位一体，配置飞机、重炮、坦克、装甲车和生化武器，从将军到士兵，个个训练有素。它的第3师团、第4师团、第6师团都是响当当的甲种师团，而且是极为野蛮的师团，其中，第6师团就是制造南京大屠杀的元凶。四次长沙会战，作为第11军的司令长官，冈村宁次打了第一次，阿南惟几打了第二次和第三次，横山勇打了第四次，这三个司令长官在日军将帅中可都是呱呱叫的人物而且是智慧型的人物，冈村宁次还是个中国通。他们领着日军打了6年，才把长沙打下来，才打到衡阳去。是不是日军打下了长沙，攻占了衡阳，他们就胜利了呢？非也！你只要看看长衡会战的结果就知道了，衡阳城守城的国军是方先觉的第10军，17000将士，攻城的日军有四个师团，在10万人以上，这10万日军打了47天也没能打下衡阳城，方先觉的将士战死了14000人，衡阳城的建筑物被日军炮弹炸毁了百分之七十，为了保全剩下来的3000名将士和衡阳城百分之三十的建筑物，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方先觉选择了投降，日军这才得到了一座伤痕累累的衡阳城。
　　投降不等于战败，日军在衡阳城损兵在2万人以上，伤亡人数比国军多多了。
　　中日战争爆发时，中国是大国，但不是强国，日本是小国，却是地地道道的强国，论国力，小国日本比大国中国强多了。国家的强弱自然会体现在国家机器军队上，这两个国家的军队对打，就像打擂台赛一样，他们不是一个重量级别的。有军事专家研究过，拿开武器一项，只讲单兵素质，要7个中国士兵才能勉强打赢一个日军士兵。再说武器，日军攻打长沙，无一例外，首先是飞机和大炮开路，飞机在天上扔炸弹，大炮在河对岸射炮弹，国军最牛的武器只有迫击炮。
　　无论是武器还是兵员素养，中日两国军队简直是天差地别。我们作为后人看傻了眼的地方却是弱军中方将强军日方，在岳阳到长沙这140几千米的地段上，阻隔了差不多6年之久，直到日军付出惨重代价后，他们才走过这一截地段，这就是战争史上的奇观，创造这个奇观的人正是战斗在湘北这片土地上的军民。
　　许多人探究过这个奇迹，分析过原因，讲起来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其实，如果笼统地说，还是孟夫子的话合辙：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时、地利、人和，这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三个重要因素，用这个观点来分析中日四次长沙会战，我们就会找出中国制胜的原因。
　　先看天时。四次长沙会战，有一次遇上大雨，而且连下了三四天。有一次遇上了大雪，奇冷。还有一次，日军都打到了长沙城下，天上竟然出现日全食现象，天狗吃太阳了。这些因素不但给日军行军作战带来极大的困难，也动摇了他们的军心，瓦解了他们的斗志。
　　再说地利。我们在开头说过，在洞庭湖东岸，在岳阳至长沙这一小段距离地面上，自东往西横贯十几条大小河流，还有众多的湖泊港汊塘坝，山地丘陵旱地水田杂处，湘北民众在九战区指导下，化路为田，运粮上山。化路为田就是给日军行军制造困难，日军是机械化部队，他们的重炮，他们的补给，都要依靠汽车运输，我们就把大路挖窄，留下的路不超过1米宽，机械化不就等于“肩扛手提脚走”了么？运粮上山就是坚壁清野，日军打过来了，他们找不到一粒粮食，饿死他们。阻截日军前进的办法多的是，比如放水犁田，日军的汽车不能在路上走，它们就走田里，我们得到这个教训后，就放水犁田，让水田变为泥淖，看你的汽车怎么开。
　　最后说人和。人和是战争取胜的最重要一环，在四次长沙会战中，人和是指军队和民众这两个因素。
　　先说军队。第一、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是一个了不起的将军，他抗日意志坚强，视日寇为不共戴天的寇仇。他敢于抗命，当时，军委会有两套方案，第一套是保卫长沙，将日寇放在长沙以北地区歼灭；第二套方案是放弃长沙，将日寇放到衡阳以北、长沙以南歼灭。白崇禧就是这第二套方案的制定者，蒋介石选择了白案，叫白崇禧来长沙督促薛岳执行白案，薛岳却拧上了，坚决抗命，坚决要保卫长沙。他有军事头脑，什么“后退决战”，什么“天炉战术”，这些都是很实用的制敌于死地战略决策。他还一个特点就是不怕死，在和白崇禧争论要不要守长沙时，他拍着脑袋说，守不住长沙，杀我的头。第三次会战时，他将战区指挥所搬到了岳麓山，岳麓山可是战争的最前线啊！他对幕僚说：我战死了，就请罗卓英作第九战区司令长官！
　　第二，第九战区的军、师长是一群了不起的真正的将军。罗卓英身经百战，屡建殊勋，与日寇作战，“一个子弹一个敌，一寸河山一寸血”，“十荡十决”。关麟征作战勇冠三军，带出来的部队被誉为“关铁拳”，军纪严明，指挥若定。张耀明是和关麟征齐名的“关张”将军，“陕西冷娃”，他的治军风格极类关麟征，在台儿庄会战和第一次长沙会战中，他的部队打得日寇闻风丧胆。杨森爱护部众，作战勇敢。在第九战区，这样的军长师长总有几十个，他们是一个坚实的群体，也是一个团结的群体，只要薛长官一声令下，就可以赴汤蹈火奔向战场，无价钱可讲，无困难可诉，向死而生。他们对下属也是极为严格，柏辉章师长奉命守卫新墙河，他把任务分下去，然后就对部属说：若是守不住，你们就提头来见！他说完就提着枪去前线了。
　　第三，有一群视死如归的营连级校尉官，声名赫赫的史恩华营、胡春华营、王超奎营、曹克人营就是在他们的营长带领下打出来的，他们都是打到全营无一人为止，他们都战死在沙场。其实，他们原本都是可以活命的，他们选择的却是死亡。史恩华营守了三天三夜，也打了三天三夜，原本可以撤退了，覃异之师长亲自打电话给他，说不得已时可以撤退，史恩华的回答是“军人没有不得已的时候”，直到战死最后一个人。王超奎身负重伤，一个加强营打到最后只有三十来人了，他叫这三十多人突围出去，然后自己一只脚踩住步枪，另一只脚的脚趾勾动扳机枪杀了自己，战士们求他别这样，求他跟他们一起突围，他说：我的任务就是守卫在这里！曹克人营长也是可以在抵抗一阵后就能撤退的，他偏不，直到自己战死，直到阵地上没一个活着的中国军人，日军气急败坏，他们可是在曹营面前损失了成千的兵员，于是，他们找到了这个曹克人营长的尸体，将他的尸身剁得四翼八块才解气。
　　第四，有成千上万的不怕死的中国军人，称他们为勇士为死士，一点也不为过。第九战区的军队是当时中国军队的大杂烩，有中央军、川军、滇军、黔军、粤军、陕军。不管是什么军，在日寇面前，他们全是中国军!全是不怕死的勇士、死士！
　　那些抗日战争研究专家的所谓七个国军士兵才能抵挡一个日军士兵的神话，在第九战区中国士兵面前简直不堪一击，许多时候，往往不是七个中国士兵面对抗一个日军士兵，而是一个中国士兵要面对七个甚至是十几个日军士兵。第二次长沙会战，柏辉章的102师不过是六七千人的样子，第九战区把他们摆在新墙河一线，他们的当面之敌就是阿南惟几几万南进的精锐日军。日军的重炮轰一炮就会死一堆人，重炮之下，人人平等，官也好，兵也罢，愚也好，贤也罢，统统化为肉泥，灰飞烟灭。阿南惟几的手里握有320门重炮，他们进攻三天就轰了三天，102师一次次打退日军的进攻，接到撤退命令到长沙以南地区整训时，柏辉章清点人数，一个师还剩600人。他们可是黔军，我们总是嘲笑黔军是双枪兵，说他们一支步枪一杆烟枪，一作战就烟瘾发作，毫无战斗力，102师的抗战史可是打了我们的嘴巴哟。他们的的确确是黔军，接受任务时，从没想过“这是某某人要借日本人手消灭我们”这类杂念邪说，而是二话不说就奔赴了战场，而且，柏辉章下的死命令是“谁丢失了阵地谁提头来见”！
　　这样的例子真是太多了，史恩华一个加强营500人，他们面对的是8000日军的轮番进攻。胡春华营、王超奎营、曹克人营无一不是这样，他们都是一个国军士兵要抵挡十五六个日军士兵的攻击，他们的失败和全军覆灭是必然的，但是，他们绝非是一击即垮的豆腐渣军人，而是坚强的钢铁巨人，在他们面前，倒下去的日军士兵总是比他们自己倒下去的人数多，即使流尽最后一滴血，战死最后一个人，也没谁去投降认输。
　　有一个中国士兵，他的名字叫曹锡。第一次新墙河抗战时，他们部队驻守在新墙镇西边的沙河湾，阵地上兄弟们全战死了，就剩他一人还活着，他抱着一挺重机枪和几十枚手榴弹独自守着这个阵地，打退日军一次次冲锋，日军遗尸四百余具在阵地前也没打败他，最后，他奉命安全撤走了。曹锡事后获得了很多的奖赏，被誉为“中国兵魁”。
　　我是湖南人，湖南人总是夸耀说“无湘不成军”，意思是湖南的军人最会打仗最能打仗，并且以会战中守岳麓山的73军为例来说明，其实，参与长沙会战的军队实在是难以分出伯仲，无论湘军、川军还是黔军，各自都有极为优秀的表现。湖南人又喜欢拿杨度那句名言“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来自夸，这倒是有点道理，因为湖南人在中国确实有自己的异质，一种非常独特的也是非常优秀的品质，这与湖南人的性格很有关系，所以，我们再说说民众这一层关系。
　　为什么日军花费了差不多6年时间、死伤十几万军人，耗去无数的财富，才打通岳阳到长沙这150千米地段？这个奇怪的现象为什么不是发生在河北或者山东，不是在江苏或者湖北？这就与湖南人有极大关系了。
　　第一，湖南人懂得民族存亡的大道理。日本人就是一头魔兽，而且是一头极为野蛮极为疯狂的魔兽，他闯进了我们的家园，我们怎么办？湖南人的回答很简单，那就是万众一心打伤它打烂它，直至驱逐它出境！
　　从日寇的魔掌踏进湖南的土地那一刻起，湖南人就开始了战斗，上到七八十岁的老人，下到七八岁的孩童，无一例外。
　　周仪两，一位私塾先生，日军抓住他，叫他带路，周先生怒不可遏，手执砚台砸向日军，当场被日军枪杀。
　　任霁初，岳阳县甘田港口村人。1941年，日军进军大云山时，就驻扎在他们村子。那一年，任老先生已经73岁了，他暗地里积极组织乡民为中国军队捐粮捐物，挖战壕，运伤兵，支援前线。日军在甘田惨败，联队长、大队长一类的军官都被击杀，恼羞成怒的日军便抓住任先生枪杀于山间以泄其邪愤。任先生可不是一般的乡民啊，他是前清拔贡，官至甘肃高等检察厅检察官,高等审判厅刑庭长,甘肃天水、文县知县。按说，他就是个前清遗老，属于过时的人物，就是他，当民族危亡的乌云笼罩头顶时，他就拿出了湖南人的性格：日本鬼子，我就是要搞死你！
　　丁先英，岳阳临湘丁家山人。1938年11月9日，日军杀进临湘，捉住了不满10岁的丁先英叫他带路，丁先英坚决拒绝为他们带路，口里还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当场被日军枪杀。
　　金继贤，湘阴协成乡人。1941年秋，14岁的学生金继贤，被日军掳去带路，他趁机将日军引入国军的埋伏圈，国军毙敌80余人，金继贤当场为日军枪杀。
　　易玉涛，湘阴营田镇武穆乡屠夫，人称“玉长子”。1939年，日军在营田登陆。易玉涛妻子被日军惨杀，他愤怒至极，手持屠刀，躲在门后，接连砍死3名日军，自己亦殉命，并被日军碎尸数段。
　　胡春堂夫妻，岳阳康王乡人。他们是游击队长胡春台的长兄长嫂，日军很为胡春台游击队恼火，就将胡春堂夫妻捉了去，好酒好肉招待，叫他们说出游击队的藏身之地，胡春堂拒绝日军要求，日军就将他们夫妻装进麻袋，用刺刀捅死，抛进洞庭湖，尸骨无存。
　　这样的例子在湘北实在是不胜枚举，政府在每县组织游击队，大的几千人，小的几百人，临湘王翦波的游击队总共击杀五千名日军，这很惊人吧！临湘县的蒋味庭，捐出全部资产，动员全家13人参加临湘游击队，打击日寇。在民间，还有无数民众自发组织的游击小队，还有无数个人抗战的独行侠。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表彰全国43位民间抗日英雄，岳阳就占了7位，几近六分之一。
　　第二，民众支援军队抗战。有资料显示，湖南人民先后有百余万人参加了侦察队、救护队、交通队、宣传队和慰问队，疏散人口、粮食、牲畜，抢运军用物资，救护伤员，侦察敌情，担任向导，构筑工事等，有力地保障了正面战场的作战。同时，湖南民众还承担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牺牲。战争期间，全省共伤亡262万多人，其中死亡92万余人，重伤170余万人，毁房94万多栋，毁粮4000多万担，损失耕牛64万多头。此外，湖南还每年供给壮丁26万多人(居全国第2)、军粮7001000万担、军布300万匹、军棉70000担。8年中实征实募壮丁210多万人。
　　第三，民众万分痛恨汉奸。我们从史料、影视剧、小说中看到，在日本沦陷区，一般都有很多的汉奸和皇协军，日军每与中国军队作战时，总是押着皇协军走在前头，总有戴着歪帽子的汉奸充当日军军官的翻译。在湖南就看不到这现象，四次长沙会战，就没有皇协军给日军助战，也没有几个随军翻译，即使有，基本也是外省的，只有岳阳城有一队皇协军，其兵员也极可能是日军入侵时从外省带过来的。湖南民众以给日本人办事为奇耻大辱，谁要是给日本人办事了，就一定会被悄没声地弄死。
　　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军入侵长沙，他们来到金井影珠山下的开物学校，抓住了3名小学生。日寇拿出汪精卫的照片问他们是否认识，学生们说：“这是汉奸汪精卫。”日寇打他们的嘴巴，要他们承认是领袖，向他敬礼。3名学生宁死不屈，最后被残忍杀害。
　　最后说一点湘北的几个县政府。
　　大家知道，抗日是一件很大的事情，要和军队配合起来一起抗日，光有民众的热情和自发行为是远远不够的，政府必须参与进来组织和实施这件事。湘北的临湘县、岳阳县、平江县、湘阴县（包括今汨罗）就做得很好。他们以一切服从抗战为宗旨。向国军部队输运大量兵士，并保证国军军粮供应。尽量免征战时城乡人民的很多税费，号召全民参与抗战，带领民众破坏交通，阻截日军。1942年7月16日，国民政府军委会以临湘县县长王翦波和岳阳县县长黎自格在几次长沙会战中，领导民众积极协助部队作战，“守土有功”，各颁发光华甲种二等奖章一枚。
　　很多人写过四次长沙会战的文章和文学作品，我也想写一部小说，基本上遵从以史实作为骨架、以故事作为血肉的原则，再虚构一些细节和人物对话，再现当年轰轰烈烈的长沙会战。关于书名，我想了好多个，比如“激战新墙河”、“鏖战新墙河”、“长沙会战”“血腥洞庭湖”“洞庭惊涛”等等，都感到不妥，最后选定“咆啸的河山”作为书名，湘北就是洞庭湖地区，这里有山有水，山岭西倾，河水西流，都流进了洞庭湖，无论是我国军民还是敌国军士，他们的血都洒在这片土地上，有的直接从江河港溪流进了洞庭湖。我希望我的小说能够祭奠那些不屈的勇士们的亡灵，能够抽打死在这块土地上的日军将士的阴魂，让他们警醒过来，不要再充当天皇的炮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