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乱世揭幕第二单元： 党锢之祸

　　东汉自和帝以后就陷入外戚与宦官交替擅权的恶性循环中。皇帝个个或年幼无知，或昏聩无能，政治腐败日甚一日。这不仅加剧了统治集团与广大百姓的矛盾，也激化了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一部分耿直的官僚与士人、太学生相结合，作为政治上的反对派，要求刷新政治，厉行改革，缓和与百姓的矛盾。他们的斗争矛头，直指擅权的外戚和宦官，对外戚尤其是对宦官的贪残横暴、腐败无能进行毫不留情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最后酿成了一幕悲情壮烈的“党锢之祸”。
　　还在和帝时期，外戚窦宪的专权就引起了官僚士人的不满。司徒袁安、司空任隗等上书直斥窦宪“劳师远征”“缴功万里”的劳民伤财之举（窦宪有专权祸政的斑斑劣迹，但不过军事上窦宪于中国历史贡献是不小的，他率军彻底歼灭了北匈奴主力）。此后，又有杜根、周章、杨震、李固等与外戚宦官进行大义凛然的斗争。
　　安帝时，朝廷派往州郡的“徇行风俗”的八位特使之一的张纲发出了“豺狼当路、安问狐狸”的呼叫，指责梁氏外戚是“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的祸国殃民的巨奸大憝。
　　桓帝、灵帝之时，宦官把持朝政，狐群狗党布满朝堂，严重阻碍了士人儒生的晋升之路。晋人葛洪《抱朴子•外篇》专论述时政得失，人事臧否。其书载曰:“桓灵之世，柄去帝室，政在奸臣，网漏防溃，风颓教沮。抑清德而扬滔媚，退履道而进多财。力竞成俗，苟得无耻。或输自售之宝，要人之书；或父兄显贵，望门而辟命”。这种状况，自然引发了清流派官僚、在野士大夫、太学生与郡国生徒的不满与反抗。“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覈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清流派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揭露抨击外戚宦官的主要基地是太学，主要手段则是“清议”。太学是当时中国最优秀儒生的荟萃之地，桓帝时已达三万人。他们集合在一起，议论政治优缺、品评朝政得失、臧否朝野人物，形成强大的舆论，称为“清议”。这种“清议”往往以极其精练概括、形象生动的文字，表达对政治问题、朝野人品的评价。如河南尹李膺，他“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驰驱，共为部党”，是士林领袖。太尉陈蕃，尚书王畅皆为刚正不阿、清名廉洁的好官，在百姓中有较高的声誉。太学生就以以下字句品评表彰他们：“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又如甘陵周福，字仲进，因为在桓帝即帝位前曾做过他的老师，即位后即擢其为尚书。而同郡的房桓，字伯武，素有威名，因品格和能力优异官至河南尹，二人形成鲜明对比。于是二人成为品评的对象：“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此类品评形成乡谚风谣，四处流传，对权宦们的声誉形成很大影响。外戚宦官中不少人劣迹斑斑，特别害怕于己不利的谣谚制造和传播，因之对清流派官僚和太学生恨之入骨，伺机加以迫害打击。
　　清流派官僚和太学生不仅以清议抨击外戚和宦官，而且他们一旦掌握一定的权力，即毫不留情地惩处犯法违制的外戚宦官。
　　永兴元年（公元153年），朱穆任冀州刺史，毅然惩处违法越制葬父的宦官赵忠，“发墓剖棺，陈尸出之，而收其家属”，这一正义之举赢得士林百姓的广泛赞誉，桓帝却在宦官的挟持下，将朱穆撤职。面对此一昏聩的惩罚，太学生愤然而起，在其领袖人物刘陶的率领下集合数千人到皇宫门前请愿。他们在上书中痛陈宦官“父兄子弟布在州郡，竞为虎狼，噬食小人”的罪行以及“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的嚣张气焰。面对数千太学生深得人心的请愿活动和义正词严的上书，桓帝只得赦免朱穆，太学生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延熹二年（159年），李膺被征召为河南尹。当时宛陵郡的豪强羊元群从北海郡被罢官回来，贪污罪行严重，四处搜刮珍宝，连郡舍厕所中的奇巧之物，也用车子拉了回家。李膺上表要审查他的罪行，因为羊元群贿赂宦官，导致李膺被判为诬告，反而被发配到左校服役。
　　之前，李膺与廷尉冯绲、大司农刘祐等同心同德，检举惩处那些奸邪得宠的人，冯绲、刘祐这时也遭诬陷被发配到左校劳作。另外，还有一个刚正不阿之士叫陈蕃，当时任太尉，可谓官居极品了，但他不思持盈保泰，仍冒死进言。他曾说：“文武兼资，臣不如李膺。”见李膺遭受冤屈，不止次地进言李膺应官复原职，但桓帝置之不理。后来，司隶校尉应奉向桓帝上书替李膺等人申诉，才使他们得到赦免。
　　延熹五年（公元162年），平羌有功的皇甫规征拜议郎，本当封侯，但因拒绝中常侍左悺、徐璜的索贿被诬陷入狱。太学生张凤等联合士大夫三百余人至皇宫门前请愿，迫使桓帝将其赦免归家，太学生的斗争再次取得胜利。
　　与太学生以“清议”抨击外戚宦官相表里，一些清流派的官吏也利用手中权力多次惩办外戚宦官及其爪牙。如杜密为北海相时，“其宦官子弟为令长有奸恶者，辄捕案之”。刘祐任扬州刺史时，举奏梁冀从弟梁旻犯罪，使其伏法。任河东太守时，对县中宦官子弟“黜其权强，平理冤结”。蔡衍为冀州刺史时，不仅拒绝宦官中常侍具瑗的请托，而且将另一宦官中常侍曹腾之弟曹鼎治赃罪。李膺、陈蕃更是清流官吏的领袖，他们对宦官的斗争特别坚决果断。
　　延熹五年（公元162年），太尉杨秉与司空周景联合上书，要求从各级官位驱除声名狼藉的宦官爪牙，得到桓帝的批准后，50多名宦官党羽从州牧郡守的位子上被赶下台。
　　延熹八年（公元165年），杨秉又参奏宦官侯览之弟、益州刺史侯参“暴虐一州”、贪赃枉法的罪行，使之畏罪自杀。他又参奏与侯参案有牵连的宦官侯览和具瑗，使一人免官，一人削囯。
　　然而依旧有宦官党侯览、曹节、王甫等，他们任用私人，败坏朝政，为祸乡里，如侯览曾夺人宅舍三百八十一所，土地一百一十八顷；其兄谋财构陷无辜，聚敛上亿的财富。
　　相对而言，此时外戚一党的窦武等人却比较清正，因此贵族李膺、太学生郭泰、贾彪等人与外戚一党联合，对宦官集团进行激烈的抨击。
　　延熹八年（165年），司隶校尉韩演奏言左倌罪恶，言其兄太仆南乡侯左称“请托州郡，聚敛为奸，宾客放纵，侵犯吏民”。桓帝立刻准奏，结果左氏兄弟都被迫自杀。韩演又奏具瑗兄具恭贪污罪，桓帝也下令征诣廷尉。具瑷只好上还东武侯印绶，自己向桓帝谢罪。桓帝下诏贬他为都乡侯，后来死在家中。接着，桓帝又下诏单超、徐璜和唐衡的袭封者，都降为乡侯；其子弟分封者，一律免爵。这就是所谓的“一除内嬖”。
　　桓帝对于宦官五侯的抑制，只是为了强化皇权，并不想清除，故而对他们稍加抑制后，大权还是交给了他们。而新被重用的宦官在上台后，也同样残暴专横，鱼肉人民。
　　延熹九年（166年），宦官赵津、侯览等党羽与张泛、徐宣等人为非作歹，他们的爪牙被安插到中央和地方的各级机构，选举不实的情况也更为严重，卖官鬻爵之风横行。并故意在大赦之前犯罪，期望以此逃脱惩罚。而官员成瑨、翟超、刘质、黄浮等不畏权贵，在大赦以后仍然按律处置了这些人。
　　南阳太守成瑨听闻岑晊才高而有大志，五经六艺，无不洞贯，故聘为功曹从事，又以张牧为中贼曹吏。当时南阳宛城有奸商张汜，仗着自己是桓帝美人的外亲，又善巧雕镂玩好之物，多用此贿赂宦官，因此也得显要高位，在野为所欲为，横祸乡里。岑晊、赵牧劝成瑨收捕张汜等。不巧碰上大赦天下，但成瑨还是杀了他们。中常侍候览唆使张氾之妻上书鸣冤。桓帝将成瑨征捕下狱致死。
　　翟超任山阳太守时，请名士张俭为其东部邮都。当时，中常侍侯览家在防东，其家属残暴百姓，无法无天。张俭揭露侯览和他的母亲的罪恶，指其先后夺去他人宅第三百八十一所，田地一百一十八顷，建造宅第十六处，都有高楼池苑，楼阁高堂相连，皆以彩画丹漆装饰，规模宏伟，僭用宫室的形制，又预先修造自己的陵家，建造双阙，有石椁，陵园的房庑高达百尺，破坏他人的房屋，发掘其坟墓；劫掠善良百姓，抢夺良家女子为妻，还有其他许多罪行，请圣上将其处死。而侯览却趁机把上奏在中途截留，使其无法上报桓帝。张俭于是破坏了侯览的寿冢家宅，没收他的家财，列举其罪上报。又举报侯览在母亲活着的时候交结宾客，扰乱国法，仍然无法上达桓帝。
　　小黄门赵津在大赦前，贪污残暴，骄纵恣肆，依仗自己的主子是朝廷当权宦官，便在当地横行霸道，为所欲为。百姓慑于赵津的淫威，敢怒而不敢言，赵津也就成了全县的大祸害。太原郡太守刘瓆派遣郡吏王允（即董卓之乱时司徒王允）将赵津逮捕，问罪斩首。赵津的兄弟谄媚宦官，借以诬诉，桓帝震怒，召太守刘瓆下狱致死。
　　中常侍徐璜的侄子徐宣任下邳县令，徐宣向已故汝南太守李皓的女儿求婚，遭到拒绝。徐宣派人把姑娘抢走，用箭射死，尸体埋于县衙内。黄浮打算收治徐宣，掾史以下属吏惧怕徐璜的势力，再三劝阻，以免触犯中官。黄浮曰：“徐宣国贼，今日杀之，明日坐死，足以瞑目矣!”黄浮将徐宣一门老幼处死，并将徐宣本人弃市。徐璜大怒，向桓帝告状，山阳太守翟超、黄浮被判苦役，剃去须发，戴上脚镣和颈锁，押送右校服役。至此开启了党锢之祸。
　　陈蕃和司徒胡广、司空刘茂一同劝谏汉桓帝，请求赦免刘瓆、成瑨、翟超、黄浮等人。桓帝不悦。刘茂不敢多说。
　　陈蕃于是独自上疏说：“臣听说齐桓公修霸业，主要在修治内政，《春秋》对于鲁国微小的过错，也一定要写上去，应当先自己修养好，然后才可以要求别人。现在贼寇在外猖獗，是四肢的病痛；但内政紊乱，却是心腹的祸患。臣寝不能寐，食不能饱，实在担心陛下您越来越轻信身边奸佞，而却疏远忠言谏语，内部祸患越来越严重，外部灾难正在加深。陛下以列侯身份继承皇位，小家蓄产百万的财富，子孙尚且耻于失去先人的产业，何况陛下产兼天下，受之先帝，然而却打算松懈怠惰，自己把它看轻和忽视？即使陛下真的不爱惜自己，难道不应当顾念先帝得天下的勤苦吗？从前梁冀一门五侯，祸害遍天下，上天启发陛下您圣明的思想，把他们收捕处死，天下的舆论，是希望社会稍得平安。往事鉴戒不远，覆车的教训犹如昨日，可是陛下左右亲信，重新互相勾结。小黄门赵津、大奸商张汜等人放肆贪污暴虐，谄媚陛下左右，分别被前太原郡太守刘瓆、南阳郡太守成缙检举杀戮。虽然说赦令颁布后不应该用刑诛杀，但应当原谅他俩的本意，志在除去奸恶；对于陛下来说，怎会对此产生忿怒？然而邪恶小人的办法很多，迷惑陛下的视听，便使天威震怒，一定要加以处罚。这就已经过分了，何况更要从重处理，将他们诛杀。还有，前山阳郡太守翟超、东海国宰相黄浮秉公执法，不屈服于权贵，痛恨邪恶，犹如仇敌。翟超没收侯览的财产，黄浮依法诛杀徐宣，都遭到坐罪惩处，不能蒙受赦免和宽恕。侯览恣肆横行，没收他的财产已是幸事。徐宣所犯的罪过，死有余辜。过去，（汉初）丞相申屠嘉（太祖刘邦、惠帝刘盈、前少帝刘恭、后少帝刘弘、文帝刘恒、景帝刘启六朝元老）征召邓通当面责备，洛阳县令董宣（光武帝时官员）屈辱公主。然而，文帝出面请求从轻处理，光武帝加以重赏，并没有听说指控二人专擅，把二人处死。而今陛下左右一群宦官小臣，因为怨恨他们的党羽受到伤害，多方设法，妄加诬陷，以致遭受这样的刑罚。他们听到我的这些言辞，定会再向陛下哭泣申诉。我盼望陛下应该切断和堵塞宦官参与朝政的本源，任用尚书台和朝廷大臣，精心挑选清廉高洁的人士，斥退和废黜奸佞小人。如能这样，则上天气和，地下融洽，吉利和祥瑞的征兆，难道还需很长时间才能出现？您虽厌恶臣的话，但凡是帮人主的，都有自强的心，所以敢于冒死陈奏。”
　　汉桓帝看了他的奏章，更加恼怒，一点也没有采纳。朝廷中有不少人怨恨他。宦官也因此更加痛恨陈蕃，他选举出人才送上奏章，宦官立即借汉桓帝的名义斥责退回，他属下的长史以下许多官吏多被借故治罪，但因为陈蕃是当代名臣，还不敢加害他。
　　朝中大臣、地方官员以及民间百姓大多站在士人一边，纷纷指责宦官乱政，为非作歹，排斥忠良。结果却被纷纷免官，成瑨刘质等最终在狱中被害，岑晊、张牧等人逃亡得免。
　　延憙九年（166年），李膺即任司隶校尉。当时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担任野王县长，贪婪残暴，无法无天，竟然杀害孕妇，他听说李膺的威严，于是畏罪逃回京师，躲在张让家的夹柱中。李膺知道后，率领吏卒拆破夹柱捉拿了张朔，将其交付洛阳县的监狱。录供完后，便将其正法。
　　张让因而向桓帝诉冤，桓帝下诏召李膺入殿，并亲自到廊上责问李膺为什么先斩后奏。李膺回答说：“昔日晋文公捉拿卫成公回到京城，《春秋》肯定他的行为。《礼记》上说‘公族犯了罪，国君即使说宽赦他，官吏也严守法律不听从’。从前孔子做鲁国的司寇七天就杀掉了少正卯。如今我到职已满十天，私心害怕因办事迟滞而造成过失，没有想到却获了办案过速的罪。臣的确知道自己的罪责，死期就要到了。特请求宽留我五天，限期灭尽大恶，回来受烹煮之刑，这是我生的本愿啊！”桓帝没有再说什么，回过头来对张让说：“这是你弟弟的罪过，司隶（指李膺）有什么过失？”便打发李膺出去。从此各个黄门、常侍都屈身敛迹不敢出声气，休假时也不敢再出宫。桓帝诧异地问是什么原因，他们都叩头流泪说：“怕李校尉。”当时，朝廷一天比一天紊乱，纲纪败坏，只有李膺独自保持风采，凭借声名自我清高。士人有被他接待的，当时叫做登龙门。他与太尉陈蕃、南阳太守王畅都受到士大夫阶层的敬重。以李膺为首的反宦官斗争激怒了当权的宦官集团。
　　同年，河内人张成（宦官的党徒）。他“善说风角，推占当赦”，故意唆使其子杀人。河南尹李膺将其逮捕不久，果然遇赦。李膺却不顾赦令，毅然将其处死。宦官借机指使张成弟子牢修上书，控告李膺等“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挟持桓帝下诏大规模逮捕党人。李膺、杜密、陈翔、陈寔、范滂等两百多人被捕入狱。
　　太尉陈蕃认为“罪名不章”，拒绝平署诏书。桓帝见诏书无法生效，干脆跳过司法程序，直接让宦官负责的北寺狱审理此案。李膺、陈寔、范滂等人慨然赴狱，受三木酷刑而不改其辞。
　　当时被捕的大多是天下名士，民间所认同的“贤人”。度辽将军皇甫规以没有名列“党人”而被捕为耻，上书“臣宜坐之”，要求桓帝连自己一块儿治罪。桓帝没有理他。
　　《后汉书•党锢列传》记述士人狱中受审情形：
　　王甫诘曰：“君为人臣，不惟忠国，而共造部党，自相褒举，评论朝廷，虚构无端，诸所谋结，并欲何为？皆以情对，不得隐饰。”滂对曰：“臣闻仲尼之言：‘见善如不及，见恶如探汤。’欲使善善同其清、恶恶同其污，谓王政之所愿闻，不悟更以为党。”甫曰：“卿更相拔举，选为唇齿，有不合者，见则排斥，其意如何？”滂乃慷慨仰天曰：“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愿埋滂于首阳山侧，上不负皇天，下不愧夷、齐。”
　　这是何等的壮怀激烈！
　　陈蕃因而上书极力劝谏说：“臣听说贤明的国君，信赖辅佐大臣；亡国之君，不愿听大臣的直话。所以商汤、周武王的成功，是因为有伊尹、吕望这样的贤臣；夏桀、商纣的昏乱，以致灭亡，是因为不得其人。由此说来，君王是首领，臣子是股肱，同体相互为用，为好为恶。臣看到前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太尉掾范滂等人刚正清白，死心塌地的为了国家。因为忠直，违反了您的意旨，横遭拷打审讯，有的被禁锢隔绝，有的或死去或流放到他们不该去的地方。堵住天下的嘴，将天下的人变成聋子瞎子，这与秦朝焚书坑儒有什么区别？从前周武王灭了商朝，在商朝忠臣的家门树立标志，为他们培修坟墓。现在您执掌大政，首先杀害贤明忠诚的大臣，对待好人为什么这样刻薄，对待坏人为什么又那样优厚？谗谄之人，花言巧语，似乎说得实在，使听的人迷惑，看的人迷糊。吉凶之见，在于识善，成败之机，决定于听言。人君，统管国家的大政，掌握四海之内的纲纪，举止进退不可违背先圣的法度和道德规矩。错话出口，就会扰乱四面八方，何况用有髡刑治无罪于狱中，杀无辜于街市呢！从前夏禹巡狩苍梧，看见街上杀人，就下车哭着说：‘万方有罪，在予一人！’所以夏禹很快就兴盛起来。另外，青州、徐州炎热干旱，五谷不收，百姓背井离乡，连粗粮也不够吃。然而宫女充满后庭，国家财富为她们花费净尽，外戚私门，贪财受贿。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俸禄与公室无关，政令出于大夫’。从前春秋之末，周朝的德泽衰微，几十年没有见到什么灾异，这是为老天爷所抛弃了。老天爷对于汉朝，还是眷念不忘，所以加意表示变异，启发陛下。铲除妖人孽种，关键在您加强自己的修养，臣居三公之位，担心自己责任重大，不敢空受俸禄，贪生保命，坐观汉朝天下兴亡。臣的建议如蒙采纳，即使杀了臣，身首异处，臣也不以为恨。”
　　桓帝不满陈蕃说话直切，于是借口陈蕃辟举选用人才不当，罢免了他太尉一职，改以光禄勋周景为太尉。并罢免了司空刘茂，改以光禄勋宣酆为司空。
　　同年十二月，桓帝窦皇后的父亲槐里侯窦武为城门校尉，同情士人，于次年，永康元年（公元167年）和尚书霍谞等上书求情。《后汉书•窦武传》载有此疏谏曰：“臣闻明主不讳讥刺之言，以探幽暗之实；忠臣不恤谏争之患，以畅万端之事。是以君臣并熙，名奋百世。臣幸得遭盛明之世，逢文武之化，岂敢怀禄逃罪，不竭其诚！陛下初从藩国，爱登圣祚，天下逸豫，谓当中兴。自即位以来，未闻善政。同时，负责审理此案的宦官王甫等人也为党人的言辞所感动，取消了对他们的酷刑。梁、孙、寇、邓虽或诛灭，而常侍黄门续为祸虐，欺罔陛下，竞行谲诈，自造制度，妄爵非人，朝政日衰，奸臣日强。伏寻西京放恣王氏，佞臣执政，终丧天下。今不虑前事之失，复循覆车之轨，臣恐二世之难，必将复及，赵高之变，不朝则夕近者奸臣牢修，造设党议，遂收前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御史中丞陈翔、太尉掾范滂等逮考，连及数百人，旷年拘录，事无效验。臣惟膺等建忠抗节，志经王室，此诚陛下稷、契、伊、吕之佐，而虚为奸臣贼子之所诬枉，天下寒心，海内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时见理出，以厌人鬼喁喁之心。臣闻古之明君，必须贤佐，以成政道。今台阁近臣，尚书令陈蕃，仆射胡广，尚书朱寓、荀绲、刘祐、魏朗、刘矩、尹勋等，皆国之贞士，朝之良佐。尚书郎张陵、妫皓、苑康、杨乔、边韶、戴恢等，文质彬彬，明达国典。内外之职，群才并列。而陛下委任近习，专树饕餮，外典州郡，内干心膂。宜以次贬黜，案罪纠罚，抑夺宦官欺国之封，案其无状诬罔之罪，信任忠良，平决臧否，使邪正毁誉，各得其所，宝爱天官，唯善是授。如此，咎征可消，天应可待。间者有嘉禾、芝草、黄龙之见。夫瑞生必于嘉士，福至实由善人，在德为瑞，无德为灾。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称庆。”
　　窦武不但痛述直言桓帝“即位以来，未闻善政”，还批评他“委任近习，专树饕餮，外典州郡，内干心膂”（委任于身边奸之徒，专门树立饕餮贪残的坏人，使他们在外任州郡大官，在朝廷内充当心腹），着实有一点老泰山教训女婿的气派。窦武提到的梁、孙、寇、邓指梁冀、孙寿夫妇和寇荣、邓万世三家外戚。其实，窦后并不受桓帝的宠爱，她能被立为皇后是因为家世显赫（窦融的后代），又有陈蕃等一班老臣力争力保。窦武升官封侯，也是例行故事，并不代表桓帝有多爱他敬他。不过，在后汉朝的外戚中，窦武确是比较贤明的一个，史称他清身疾恶，礼赂不通，居家生活十分清苦，得到赏赐就散给太学诸生或是赈济贫民。因此，窦武在朝在野声望很高，很有影响力。窦武一面上疏谏争，一面请求上还城门校尉和槐里侯的印绶。但是桓帝却不许。
　　恰逢李膺等人在狱中故意供出宦官子弟。宦官等害怕牵连到自己身上，向桓帝进言，说天时到了大赦天下的时候了。于是同年六月庚申日，改元永康，大赦天下。党人等获得释放，但放归田里，终身罢黜，史称“第一次党锢之祸”。
　　第一次“党锢之祸”虽以宦官的胜利而告终，但党人作为正义的化身却获得广泛的社会同情，名声如日中天。当范滂获释离开京师南归时，汝南、南阳的士大夫有数千辆车相迎，其盛况犹如迎接一位凯旋的英雄。“海内希风之流”更是“共相标榜”，有名的“党人”都被冠以美名排定了座次。
　　这些人通常被称作士人，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士大夫。
　　他们品德高尚，时称君子，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外号：
　　三君指窦武、刘淑、陈蕃三人，为“一世之所宗”，即值得世上人学习的榜样。
　　八俊指李膺、荀昱、杜密、王畅、刘佑、魏朗、赵典、朱寓八人，为“人之英”，即人中英杰。
　　八顾指郭泰（即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八人，为“能以德行引人者”，即道德可以为他人榜样的。
　　八及指张俭、岑晊、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八人，为“能导人追宗者”，即可以引导其他人学习三君等榜样的。
　　八厨指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毋班、秦周、蕃向、王章八人，为“能以财救人者”，即不惜家财，救助有难者的。
　　当时人以这些人为君子，朝中大臣自公卿以下，都畏惧被他们指责贬损，皆登门拜访他们。
　　然而这只是第一次，党锢还没有就此结束。
　　永康元年（168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汉桓帝在德阳前殿去世，时年仅三十六岁。由于，桓帝无子继位，窦妙与其父窦武等商议，最终选择了解渎亭侯刘宏（汉章帝刘炟的玄孙、河间孝王刘开的曾孙）继承大统。窦妙派侍御史、守光禄大夫刘儵、奉车都尉曹节等人前往河间国迎接刘宏登基。
　　建元元年（168年），汉灵帝即位，窦皇后被尊为皇太后。窦武因身为皇太后父亲而被任命为大将军，陈蕃再度被任命为太尉，两人与司徒胡广一起掌握朝政。
　　（当初，汉桓帝想立宠爱的田贵人为皇后，陈蕃认为田氏出身卑微，窦氏是良家大族，争立窦氏很坚决，汉桓帝不得已而立窦氏为皇后。所以窦太后执掌朝政后，重用陈蕃。）
　　窦武自从辅政后，便常有翦除宦官之意，陈蕃也素有此心，他们在朝堂会议时，陈蕃悄悄地对窦武说：“中常侍曹节、王甫等，在先帝时就操弄国家权柄，把天下搞得乌烟瘴气，百姓纷扰，罪祸就是他们。现在不诛杀曹节等人，以后就难办。”窦武非常同意他的想法，陈蕃大喜，用手推开座席而起。窦武于是招引亲信尹勋为尚书令，刘瑜为侍中，冯述为屯骑校尉；又征召被废黜的名士李膺、刘猛、太仆杜密、朱寓等，齐集朝廷，邀请越巂太守荀翌为从事中郎，征召颍川陈寔为掾属，共同商定计策。天下士人闻风没有不振奋的。民间大多认为，贤人在朝，太平盛世快要来了。
　　窦武这样将大批士人，引入朝堂为官，似乎对宦官展示咄咄逼人之势。宦官自然不甘坐等惩罚，于是以中常侍曹节、王甫为首，勾结灵帝乳母赵娆，献媚太后，将其掌控，伺机反扑。窦太后多次在他们怂恿下乱下命令。
　　陈蕃、窦武等人认为宦官这样干涉朝政，终无了局，于是私下商议。正逢五月日食，陈蕃再说窦武：“从前萧望之被一石显所害，近来李膺、杜密诸公祸害及于妻室儿女，何况今天石显有数十人呢！我已八十高龄的老人，想助将军除害，现在可以借日食为由，斥退罢黜宦官，以抵天变。又赵夫人和女尚书，从早到晚乱太后，应当赶快除掉她们。希望将军好好考虑啊！”窦武于是告诉太后说：“老规矩，黄门、常侍，但当供事宫中，守门户，掌管宫中钱物而已。现在竟使他们参与政事，任要职，到处有他们的子弟，专干贪污横暴的事。天下纷扰，就是这个缘故。应当全部诛杀，扫清朝廷。”太后说：“汉以来的老规矩，世代相传，只应当诛杀有罪恶的，难道可以全部废掉吗？”当时中常侍管霸有才略，专制宫中事。窦武先请诛杀管霸及中常侍苏康等，处死之后，窦武再次请诛杀曹节等，太后犹豫不忍，因此事情久拖未决。
　　不久，又出现太白金星经房宿，由上将星入太微垣的天象，当时的人认为这是不祥之兆，象征奸佞在皇帝身旁，大将军有灾难。窦武等人准备动手除去宦官曹节、王甫一党。
　　八月，窦武指使尚书令尹勋等弹劾并逮捕黄门令魏彪，为进一步弹劾宦官罗列罪名。
　　而此时若想惩处跋扈的中常侍曹节和长乐食监王甫。就需要先抓获长乐尚书郑飒（太后长乐宫官员），想以郑飒为缺口倒出曹、王的罪责。
　　九月辛亥日（九月初七），窦武轮到休假日，出宫回家。而尹勋秘密写给窦武的奏章不慎被人发现。原因是当时汉灵帝没有亲政，奏章是交由窦后也就是长乐宫处理的。典中书者发现了窦武等人参奏郑飒的文书，里面牵扯了许多长乐宫的属官，于是就将这件事告诉了负责长乐宫保卫工作的长乐五官史朱瑀。朱瑀得知消息，偷看了他的奏章，大怒曰：“中官放纵者，自可诛耳。我曹何罪，而当尽见族灭！”突生一计，大呼：“陈蕃、窦武奏白太后废帝，为大逆！”此乃宦者得志，无所惮畏，并起第宅，拟则宫室。于是当夜召集长乐从官史共普、张亮、中黄门王尊、长乐谒者腾是等十七人，喢血共盟诛杀窦武等，并与曹节、王甫等人结成联盟，联合行动。
　　宦官们与皇帝的乳母赵娆一起，蒙骗年幼的灵帝，格杀亲近士人的宦官山冰等，抢夺印、玺、符、节，胁迫尚书假传诏令，劫持了汉灵帝和窦后。以诏书的名义宣布窦武、陈蕃等人谋反，将参与事件的人全部处死。
　　年过八旬的陈蕃闻讯，率太尉府僚及太学生数十人拔刀剑冲入承明门，振臂高喊：“大将军忠诚卫国，宦官造反叛乱，怎么说窦氏不守臣道呢？”王甫当时从宫里出来，正好听到了他的话，就斥责陈蕃说：“先帝刚刚去世，陵墓还未修成，窦武有什么功劳，而兄弟父子一门三人封侯？另外，他弄走很多宫女，饮酒作乐，一月之内，搜括财富以亿计。大臣如此，这是臣道吗？你是国家的栋梁，徇私枉法，结成朋党，还到哪里捉贼子？”于是命令逮捕陈蕃。陈蕃拔剑大声喝叱王甫，王甫的兵士不敢靠近他。于是增兵包围陈蕃等人几十层，捉了陈蕃关进宦官掌管的北寺狱中。宦官的随从骑士对陈蕃又踢又踩，骂陈蕃：“死老鬼，你还能裁减我们的人员，剥夺我们的额外收入吗？”当天就杀害了他，把他的家属流放到比景，宗族、门生、旧部属都免职禁锢。
　　窦武驰入步兵营起兵对抗。护匈奴中郎将张奂此前率军出征，此刻刚回到京师，尚未了解局势，宦官等人假传诏令骗过了他。张奂误以为窦氏叛乱，遂与少府周靖率五营士与王甫所率领的千余虎贲军、羽林军一起进攻窦武。窦武被重重围困，无奈自杀；他的宗亲宾客姻属及侍中刘瑜、屯骑校尉冯述等人皆被族灭；虎贲中郎将刘淑、尚书魏朗等也被诬陷而被迫自杀；窦太后被软禁在南宫云台，李膺等再次被罢官，并禁锢终生。
　　议郎巴肃参与了窦武的计划，但宦官不知道，只是将他禁锢而已。巴肃认为“为人臣者，有谋不敢隐，有罪不逃刑，既不隐其谋矣，又敢逃其刑乎！”，自己投县官官衙就案，县官要解印与他一起逃亡（只怕演义中曹公刺董失败后遇陈宫之事就是借用此），他不同意，被害。
　　陈蕃的友人朱震弃官痛哭，收葬了陈蕃的尸体，并将他的儿子陈逸藏到甘陵，被人告发。朱震全家被捕，都受到酷刑，然而朱震誓死不肯说出陈逸的行踪，陈逸得以幸免。
　　窦武的府掾胡腾收葬了他的尸体，为他发丧，也被禁锢终生。窦武的孙子窦辅，才二岁，被胡腾收留并冒认为自己的儿子。胡腾与令史张敞一起将他藏匿在零陵，窦辅也得以幸免。
　　由于这次政变发生在九月辛亥日，故史称“九月辛亥政变”。
　　张奂因“平叛”的功劳被宦官们提拔为大司农，封侯。张奂因深恨自己被曹节等欺骗，害死国家忠良，铸成大错，坚决拒绝不肯受印。并在不久后趁天象变化而上书灵帝，要求为窦武、陈蕃等人平反，迎回窦太后，并推荐李膺等出任三公。灵帝认为他说得有理，但宦官们纷纷进谗言，改变了灵帝的想法，反而追究张奂的责任，张奂自赴廷尉，被拘留数日，罚俸三月。最终也被罢官回家，禁锢终生。
　　郎官谢弼上书也为窦武、陈蕃等人鸣冤，要求迎回窦太后，却被宦官贬职杀害。
　　宦官等见窦武、陈蕃、李膺、杜密等名望仍在，不肯罢休。于是在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十月，侯览指使人诬告张俭谋反，曹节上奏拘捕所有牵连其中的党人。年仅十四岁的汉灵帝被他们欺骗，因而大兴大狱，追查士人一党。
　　李膺、杜密、翟超、刘儒、荀翌、范滂、虞放等百余人，被下狱处死。在各地陆续被逮捕、杀死、流徙、囚禁的士人达到六、七百名。汝南督邮吴导奉诏前往逮捕范滂，到了范滂的家乡，竟趴在驿舍的床上大哭，范滂听说后说：“一定是因为我（才会这样）。”便要自前往监狱。汝南县令郭揖听说后解掉印绶，跟范滂一起逃跑。范滂说：我死了祸事就结束了，怎么敢连累您呢？“范滂与母亲诀别，范母对范滂说：“儿今日能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遂与李膺、杜密等百馀人被执，庾死。
　　此前曾得罪宦官的张俭四处流亡，在路途上，看见人家就前往投宿（“望门投止”），每户人家即便知道会引来杀身之祸也愿意收留他，张俭在众人的帮助下，得以逃亡塞外。因为收留他而被追究灭门的，前后有数十家之多宗族亲戚都被杀害，郡县因此残破不堪。此为第二次党锢之祸。
　　然而这一切还没有结束，熹平元年（公元172年），窦太后死去，宦官借口有人在朱雀门书写反对他们的文字，再次大捕党人。凡与宦官有隙的士人、太学生尽被拘捕，数目多达千人。
　　熹平五年（176年）闰五月，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鸣冤，要求解除禁锢，触犯宦官忌讳。宦官再次献谗，导致灵帝不但没有听从，反而收捕并处死曹鸾。接着，灵帝又下诏书，凡是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中任官的，一律罢免，禁锢终身，并牵连五族。党锢的范围扩大，波及更多的无辜者。
　　虽然“党锢之祸”本质上是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激化的一种形式，但是，面对宦官专权造成的官场腐朽，政治黑暗，一些有见识的士大夫敢于挺身而出，扬清激浊，不仅是对本阶级根本利益的一种自我挽救，也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呼声，因而带有一定的正义性，应给予肯定。《后汉书》中所说的“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
　　不过最后侯览、王甫等也没落得个好下场。
　　熹平元年（172年），有关官署检举奏报侯览专权骄奢，下诏收回他的印绶，侯览被迫自杀，阿谀依附他的人都被免去官职。
　　光和二年（179年），杨彪得到了黄门令王甫之前唆使宾客勒索敲诈郡国的财物共计七千余万的证据，并把此事告知司隶校尉阳球。阳球早就对王甫恨之入骨，于是迅速把此事上奏灵帝，并逮捕诛杀了王甫及其党羽。大家都因此欢呼雀跃、拍手称快。
　　而后何进部曲及袁氏部曲杀尽余下为祸的宦官。
　　党锢之祸，士人失败的原因至少有四。
　　其一皇权暗弱，故而士人的计划得不到皇权的支持；
　　其二宦官谗媚君侧且势力庞大，据柳春藩的统计，东汉宦官为侯者有37人，食邑则达171200户，平均每个宦官侯约食邑4630户，比功臣侯平均食邑户数还要高的多。事实表明宦官势力远超官僚机构。依朱穆奏宦官“权侵海内，宠贵无极，子弟亲戚，并荷荣任，故放滥骄溢，莫能禁御”。“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
　　其三士人缺乏少一个当机贵断，雄才大略的领导人；
　　其四一味将宦官评为破坏东汉政权的唯一罪魁祸首，有失公允。
　　其五士人威胁到皇权。士人皆好养太学生和门客，而他们连在一起就开始制造舆论，当然这些舆论大部分属实，但他们连在一起势力也不小，在民间的影响也不小，甚至于每每有武官自愿参合进来。古代的皇权皆不喜欢自己的臣子结成朋党，即使只是国本之争，不是营私。但在皇帝眼中都已是营私，也是威胁，甚至皇帝会觉得这种威胁大过宦官专权或干政。士人说话往往过于直接，不顾及皇帝颜面，导致触怒皇权。宦官却常伴君侧，了解皇上的秉性，知道怎么顺着皇上，怎么让皇上开心。这一点上士人便输了。
　　然而两次党锢之祸后，清正的官员不是被害就是被禁锢，宦官更加为所欲为，残害百姓，因而激起民变，终于酿成黄巾之乱。士大夫、豪强离心，于是黄巾之乱以后群雄并起，东汉也最终走向了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