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二

　　第二篇解说分合
　　
　　迄今为止，有为数不少的人谴责儒家思想、孔孟之道，而且这些人绝大部分来至于我们中国。其实是儒家思想的伟大使得我们的国家在世界历史上一直屹立不倒。借用台湾学者钱地在《儒学思想》自述当中所说:“世界许多民族或国家，因为没有高尚的文化而灭亡。中国因有孔子五常之教，而使得中国与天地更长久。”
　　这也是我们中国史与西洋史的不同。我们的周朝，十分灿烂，却不是昙花一现的希腊；我们的汉朝，十分雄伟，而不是一衰而不可复兴的罗马。可以说世界四大文明古国，惟有我们中国能如此一直屹立不倒。那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具有西洋人所没有的韧性，我们的朝代虽有兴亡，国势虽有盛衰，而我们的民族自从埃及、巴比伦之时便一直屹立于东亚，不曾死亡，而且持续发展。
　　这都是因为我们儒家思想的强大。儒家思想奉行五常（仁、义、礼、智、信），接受六德（智、信、圣、仁、义、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教育。
　　古代无论是皇帝发布诏书，还是大臣奏议朝政，总喜欢说“圣朝以孝道治天下，以德化民众”。这里先说孝，古代封建社会把孝道奉为最高意识形态准绳。如汉朝的“举孝廉”，以孝为道德标准选拔人才。但这里的所谓“以孝道治天下”，孝道当中最重要的行动并不是孝顺父母，而是要让天下有皇帝。
　　为什么这么说呢？在古代“皇帝”又称天子，顾名思义，是上天的儿子，所以天子应该孝顺上天。如果天下全是不合法的割据政权，那就意味着上天没了儿子，也就没有人来祭祀上天了，上天就会“挨饿”。所以，让上天得不到祭祀，这是最大的不孝。
　　我们都知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话。因为不结婚生儿子，列祖列宗得不到香火的祭祀，都会挨饿。所以“无后”也叫“绝祀”，意思就是“对祖先的祭祀断绝了”。在宗法社会里边，贵族对孝道的最高追求不是孝顺父母，而是“世不绝祀”，也就是世世代代都有男性继承人来祭祀祖先。如果做到了，这就是所谓“死而不朽”，意思是说，虽然每一代继承人终究不免一死，但家族永存，香火不灭。
　　“死而不朽”的涵义后来发生了转变，《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记载了这典故，故事是鲁国大夫穆叔受命访问晋国，与晋国卿范宣子一段对话，对话中范宣子言明了上述所说的“死而不朽”。而穆叔以新的“死而不朽”，或者说另一番对“死而不朽”的解释反驳范宣子的话。穆叔认为“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才是“死而不朽”。“立”我们会理解为“建立”，比如“立功”就是“建立功勋”，但古人有另外的理解，说“立”的意思应该是“不废绝”，比如尧舜，活着的时候功德无量，死了以后还能泽被万代，他们的“德”一直都没有废绝，这就是“立德”。
　　所以说当有了正统的祭天，那就有了天子，即有了皇帝，皇帝除了是上天之子，他还是天下民众的君父，所以天下的民众就要孝顺皇帝。因此就有了“在家若能尽孝，为国方能尽忠”。
　　东汉末年，董卓之乱使得关东联军聚义，董卓烧毁了洛阳的“皇室宗庙”仓惶逃亡长安。此时相当于没有了祭祀，等于没有天子，所以引发了群雄割据，诸侯逐鹿。
　　我们的政府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政府好的时候，是治或盛；政府不好的时候，是乱。治久了以后，难免有乱；乱了一阵以后，由于我们这个韧性的民族“江山代有才人出”，由于我们这礼义之邦“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所以迟早会有非常之人，挺身而出，做成非常之事：“拨乱反治”。于是，希腊、罗马于乱了以后未能再治。而我们中国每逢“天下大乱”以后，不久便“形势大好”，一治一乱，成了中国历史的轨道，虽则我们不可把这轨迹看得太呆板。但事实却也是如此。
　　如秦末有楚汉争雄终归汉；东汉末有群雄割据、三国鼎立终归西晋；西晋后有五胡十六国及东晋、南北朝对立终归隋；隋末有农民起义及地方割据终归唐……中国封建史的脚步一直这样轮回的走着。
　　恰如《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或其修订人毛宗岗所言:“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分”与“纷”通。《玉篇》：“纷，乱也。《荀子•儒效篇》：“分分乎其有终始也。”始分终合，或始合终分，“纷纷”，多而离乱的样子。“分合”之词可见於《孙子•军争》：“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广韵》：“合，集也。”我们这里可以了解为治。这就等于说：“治久必乱，乱久必治。”不过这句话并不是他们先说，很早之前就有，如《六韬•盈虚》：“文王问太公曰：‘天下熙熙，一盈一虚，一治一乱，所以然者何也？其君贤不肖不等乎？其天时变化自然乎？’”最贴近此话的是朱熹对泰卦的象曰：“上居卦终，泰极必反，此亦事势之必然，治久必乱，乱久必治，天下无久而不变之理。”
　　当然这种事在西洋史里是没有的。而且这种话，西洋人说不出来。他们对于他们国家的未来，不可能有如此乐观的信心。
　　美国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史专家魏斐德先生将这个问题看作西方历史与东方历史的“区别点”。
　　中国与欧洲在早期都是从部落制进化到了城邦制，东方的春秋战国正与西方的古希腊同期。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毕达哥拉斯正在意大利南部传授几何学；孟子出生的时候，亚里士多德是一位12岁的翩翩少年。公元前360年，东方发生了第一次重要的集权式变法——商鞅变法，西方则在公元前356年出现了亚历山大帝国。汉武帝（前156—前81年）进行中央集权制度的试验时，西方的凯撒大帝（前102—前44年）也让高度集权的帝制替代了共和制。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3世纪，东西方世界分别出现了双峰并耸的、大一统的大汉王朝与罗马帝国。公元184年，汉帝国陷入内乱，之后进入了将近四百年的魏晋南北朝大乱世时期，罗马帝国也在外族的侵略下分崩瓦解。之后，东西方历史突然开始了“大分流”。中国在公元589年重新实现了统一，从此再也没有长期分裂过。而欧洲进入黑暗的中世纪，经历了漫长的封建制时期，便再也没有统一过。
　　世界近代最伟大历史学家汤因比先生在《历史研究》一书中称中国是“唯一延续至今的社会”，根据他的统计，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1个文明社会，其中，中国社会是文明特征保留得最为完整的样本。而这一成就正得自于“统一的文化”。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八个字，与宇宙论中“一张一弛”的大道理，颇能相通，站在严格的历史科学的立场来说，分与合至少是极可能的趋势：“合久会分，分久会合。”
　　至于，合久了何以不仅会分，而真的分了，以及分久了何以不仅会合，而真的合了？“人”的关系很大。位居要津的人，倘若有决心与能力，是可以挽狂澜于既倒的；倘若没有决心，又没有能力，那么，便常常把好的局面弄糟。
　　在汉朝时期，皇帝制度还很年轻。商周以来，实行的是封建制度，天子将旁系亲属及部分有功之臣分封到其他地方，建立邦国，同时也承认一些原有的地方强国，予以册封。当时天子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但实际上对邦国的具体政治管不了多少。
　　春秋战国时代，随着频繁的争霸战争和兼并战争，以功利实用为导向的理性行政大获发展。在法家信徒的设计下，国君对社会的管理越来越细密，管辖的地区越来越大。这时孟子提出“天下定于一”等概念，逐渐形成了一统的思想。
　　秦灭六国一统天下，秦始皇自认为“功高三皇，德迈五帝”，上古圣王三皇五帝也无法与自己相提并论，所以自称“皇帝”。皇帝不再是周天子那样的“天下共主”，而是能够管理天下一切事务的政治强权。
　　不过这时皇权政治还刚刚开始，千头万绪，皇帝还很缺乏经验，就需要臣子的帮助，所以需要宰相的大力臂助。虽然秦始皇自己也勤于政务，但其政策大部分是丞相李斯的手笔。同时，秦王嬴政登基后，改设三公九卿。三公即为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分别为辅政，监察及治军领兵。这种三公制度被中国近代第一讲史人黎东方先生称之为“三权分工”。
　　所谓“三权分工”，是丞相与太尉分治文武之事，御史大夫专管监察之事。这与美国的“三权分立”不同。
　　我们都知道秦朝是法家兴国（商鞅变法），法家御天下（法家代表李斯为相）。秦那种纯用法家制度，几乎变态的“君权至上”原则，最终是要被拚弃的。
　　秦二世（应该说赵高）的倒行逆施让大家意识到皇权肆虐的危险性，法家以外的诸子对于帝国政治的思考得到重视，而他们的观点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那就是皇权（主道）和政府（臣道）要严格地分开。
　　儒家的荀子说“主道知人，臣道知事”，墨家的墨子说“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逸于治官”，说的都是君主选能人当大臣，大臣来办具体事务的意思。杂家的《淮南子》则明说“君臣异道则治，同道则乱”，就是说君主不能去处理具体政务，否则一旦出错，权威就会受到影响；大臣当然也不能窃取君权，不然其施政的权威会更加不足。
　　而汉初的政治实践又使诸子的设想得以落实。汉高祖刘邦虽然精通军事，但对政治却颇为外行，所以将大政完全交给丞相萧何，将军权交给太尉（卢绾）周勃，监察百官交给御史大夫（周苛、周昌）赵尧。他又是布衣天子，素有游侠之风，称帝后厚待丰县、沛县的老兄弟，给他们裂土分封，建立很多侯国。因而汉初功臣集团有力量与皇权抗衡，甚至能够在吕后死后将吕氏外戚势力连根拔起。
　　于是，汉初，皇帝与三权达成默契，一派祥和之气出现。可以说，这样的体制是汉初“文景之治”的重要保障，是后人一再追思的经典“三权分工”融洽的体质。
　　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一切开始发生了变化，汉武帝权力欲和征服欲极强，嫌自己不能为所欲为，使用了一系列手段，将政治的主导权从三权手上转移到自己手上，全面插手甚至设计具体政治。
　　汉武帝以儒生、贵戚、酷吏出任三公，再逐渐蚕食三权。以中朝尚书台架空宰相；以外戚出任太尉，后来更是罢太尉置大司马，太尉不再置用；御史大夫则未有过多异动，只是曾使用酷吏为御史大夫，但并不影响其自由权利。
　　汉武帝提拔了一些地位较低的人，比如自己的玩伴或者社会下层的人才，给他们加上侍中、散骑等近侍官衔，在宫中与他们商定政策，被称之为“中朝”，然后通知宰相去办。宰相领衔的政府成了“外朝”。这样皇权就侵夺了政府权力，宰相失去了两大权柄中的决策权，只剩下政策执行权。小伙伴们本身没有地位，只能依附于汉武帝的皇权，做皇帝的奴仆，毫无独立性可言，这些人在古代一般被称为“佞幸”。
　　但光靠这些社会地位不高的佞幸，声望上还不足以与外朝抗衡，于是汉武帝起用纸面上比较尊贵的外戚。汉武帝一朝太尉全是外戚，如田玢、卫青、霍去病、霍光等。汉武帝还罢太尉，始置大司马，以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功多，特加号大司马，以冠将军之号。《汉旧仪》载：“元狩六年，罢太尉，法周制置司马。时议者以为汉军有官侯、千人、司马，故加‘大’为大司马，所以别异大小司马之号”。可见汉武帝时特设大司马以代太尉之权，但“无印绶，官兼加而已”，是为加官。其地位的高低要靠所加将军的地位来体现。可见大司马不过是虚衔，只是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用来取代太尉的一种方式。大司马虽无军权，无实权，但足以充当中朝除皇帝之外的首领，易于架空相权与军权。外戚的尊贵说到底也是因为妹妹或女儿嫁给了皇帝，因为跟皇帝有亲地位才高起来，没了皇帝他们什么都不是，所以外戚也只得依附于皇权。
　　至此，由皇帝以及权力来源于皇帝的佞幸、外戚、宗室、宦官组成的皇权集团，权力凌驾于三权（政府）之上。汉武帝在几十年的皇帝生涯中虽然建立了很大的功业，但同时也穷奢极侈，穷兵黩武，压迫社会，残害人民，由此可见皇权架空三公（三权）之肆虐有多可怕。
　　两汉的大一统局面，维持了四百多年；种种机构已经磨损、腐蚀，不再管用。分的趋势，确已形成，外戚宦官之轮流把持中央，剥削地方，是病征，而不是病源。
　　病的本身，差不多已到了无药可救的阶段。打外戚、除宦官，只是治标而已，治不了本。是所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不是培元固本，滋阴补阳。
　　西汉初年之所以蓬蓬勃勃，是由于刘邦简化了法律，减轻了赋税，因袭了秦的“三权分工”的制度。
　　而在武帝以后“三权”逐渐被蚕食，皇帝也更容易为所欲为。如若皇帝无能，那么大权就容易旁落给外戚与宦官。
　　霍光在昭帝之时，任“大司马、大将军、录尚书事”。大司马是虚衔(加官)，大将军在平时没有多少兵。他掌握大权，由于替皇帝“录尚书事”。尚书原是宫内的小官，在皇帝身边管文书。霍光以宫外的大官的身份，“录”起皇帝的所有的文书事务来，这就成为丞相与太尉及御史大夫之上的、皇帝之下的第一人，也就是事实上的皇帝。
　　三权集中于一人之手，三权分工的制度，不再存在。用浅显的话来说，霍光替皇帝代阅公文，代批公文。丞相等人的奏章，虽则是写给皇帝的；事实上皇帝一概不管，都由霍光处理。
　　霍光以后的外戚如王莽、窦宪、邓骘、阎显、梁商、梁冀、窦武、何进，都于种种不同的加官与虚衔之下，大权独揽，宦官的领袖们，有时候大权独揽，有时候几个人合伙。作“集体领导”，如单超、具瑗等“五侯”，以及赵忠与张让等十二常侍(俗称“十常侍”)。
　　纵观四百余年的两汉，似乎无时无刻不被外戚笼罩。汉太祖刘邦、汉惠帝刘盈及两少帝时吕氏专权开启了两汉外戚专权的先例；文景二帝时薄、窦；武帝时田玢（母族）、卫青、霍去病、李广利等；昭、宣二帝之时霍氏；宣帝时史氏；昭帝时上官氏；元帝时许氏，可以说元帝开启的外戚、宦官、儒臣之间的争斗；元、成、哀三帝的王氏、傅氏、丁氏。
　　西汉最终也被外戚王莽篡权，到了东汉，汉光武帝鉴于王莽以三公之资篡汉，连三公也不放心，把三公的部分权力收归六部尚书台，尚书台的长官尚书令直接听命于皇帝。
　　然而其实这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到这个时候，皇权已经高度集中，皇帝简直可以为所欲为。但是乐极生悲，皇帝必须为自己施政中的错误买单，民众的愤怒会指向汉室而不是三权。另外高度集权的皇权政治对皇帝个人的依赖也太大，一旦皇帝个人不能胜任，皇权集团的其他人就有可能染指皇权。甚至于架空皇权，成为实际的“皇权”掌控人。
　　东汉的皇帝们，在和帝以后都是短命的人。寿命较长的桓帝，死时才三十六岁；灵帝死时，三十二岁；顺帝，三十岁；和帝自己，二十七岁。其余的，两位少帝，与质帝、冲帝、殇帝，都只是一些小孩子而已。
　　和、顺、桓、灵之所以短命，因为后宫的妃子太多。其他的小皇帝，有病死的，也有被毒死的，和、顺、桓、灵，留下了年轻的寡妇，以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她们所能相信的，只能是自己的父亲(国丈)，或哥哥、弟弟(国舅)。于是窦、邓、阎、何等几家外戚，便先后当权。
　　在皇太后之下的小皇帝，倘若是亲生的，则问题比较简单；倘若是“抱来的”(由别支皇族过继而来的)，那就每每发生小皇帝略为长大以后，就被宦官挑拨利用，以政变的方式推倒当权的国丈或国舅，使得大权落入宦官之手。自章帝过世后，东汉的实际大权就一直在外戚与宦官手上转来转去。
　　中央的政治机构，由于不再有三权分工，一坏便全部都坏。地方官吏之推选孝廉，成为形式，真孝真廉的人竞争不过地方官吏的私人，地方官吏自己又每每都是宦官或外戚的私人。于是现任的及未来的官吏，从上到下，极大多数成为贪污分子。老百姓只能苟延残喘于如虎如狼的贪官污吏的统治之下。
　　东汉在经济上，本可以比西汉略好。光武帝把王莽所不曾能够解救的奴隶，逐渐地解救了。光武帝又尽量减少贵族与大官的俸禄，尽量不卷入西域各国的纠纷，军队的开销缩小，这些措施都是为了让人民可以休养生息。
　　可惜，由于政治的结构出了毛病，人民在赋税方面的负担，表面上比以前少，事实上比以前多。公开的负担少，暗中的负担多。所谓暗中负担，第一是铜钱贬值。西汉从武帝元狩五年到平帝元始元年，一共铸造了二百八十“亿万”(所谓亿万，是十万万。二百八十亿万是二千八百万万)。东汉的铜钱流通量，于王莽末年的大乱以后，经过光武帝的整理，原已比西汉少得多。但是，和帝以后的当权之人，一方面连年打西羌、打匈奴，花钱太多；一方面又在生活上穷奢极侈，不懂得什么叫做量人为出，更不懂得什么叫做“平衡国家收支”。他们贪图铸钱的方便：用少数的铜，铸多量的钱。于是越铸越多。在顺帝的时候，中央政府一年的收入在数字上是六十万万，等于是西汉两百年所铸铜钱的总数之百分之二以上。其他的暗中负担，是官吏的种种摊派、勒索，包括老百姓不敢不送上去的贿赂。又加上各地天灾人祸不断，使得东汉王朝早已腐朽。可以说汉朝的灭亡主要还是“三权分工”的制度遭到破坏，使得外戚与宦官轮番掌权，皇帝就是一个扯线木偶，任由他们摆布。
　　戚宦之争一直这么持续着，后来外戚想借用地方势力干掉宦官，结果使得两败皆亡。导致地方势力成为了新的掌权人，更是破化正统的延续，使得诸侯逐鹿。
　　后来，更是形成了魏蜀吴三足鼎立的局面。而后魏灭蜀，形成魏吴接近南北对立的局面。紧接着晋代魏，形成了晋吴接近南北对立的局面。最后晋灭吴形成的统一的局面。
　　回到合的聚点，再来看分合，会发现合与分，本身也各有缺点。刚合了不久，一切新鲜，颇有“开国景象”，在上的求才若渴，在下的互庆升平，合久了，有若干缺点就显露了。当皇帝的以为宝座稳如泰山；当官的懒得向老百姓讨好，甚至于残害剥削老百姓；没有当到官的，由于爸爸或丈人不是官而似乎永远没有机会一过做官的瘾，因此而“唯恐天下不乱”；至于一般浑浑噩噩的老百姓，过久了出汗纳粮的日子，也感觉烦，倘若又遇到什么蝗虫、大水、干旱、地震、土匪，那就颇有“反正是死，不如快活一下再说”的造反之意了。于是，大一统的局面土崩瓦解，慢慢地在地平线上冒出来若干割据一方的群雄。群雄互相比武，比到后来，就有几位尖尖儿的角色，演出在时间上或长或短的“分”的局面。
　　孟子超前的政治思想影响着中国分归合的景象。孟子云:“天下定于一”与“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等等牢不可破的“定论”。天下要安定，只有在统一于一个君主之下的时候；天上没有两个太阳，因此地上也不该有两个大王或皇帝。
　　然而有些人却不这么想，所以才有了三国魏蜀吴的鼎立。魏的说辞是我是合法接受汉朝的禅让，是汉献帝把“祭天尽孝”移交了给我，我是合法的天子；蜀的说法是你魏没有“祭天尽孝”的资格，我是汉室后裔，有义务承担汉室“祭天尽孝”的重任；吴没有魏蜀所具有资本，只能伪造上天降下祥瑞，说汉朝已与上天断绝了关系，但是上天必须有人“祭天尽孝”，既然上天降下祥瑞，认可我为上天之子，那么我只能义不容辞，当仁不让。
　　三家各说各话，谁也不让谁，这才有了三国鼎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