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

　　第一篇解说三国
　　
　　作者诗曰:
　　
　　滚滚长江逝水流，千秋黄鹤几曾留。
　　当年赤壁犹还在，去岁周郎已化丘。
　　偷渡阴平巴蜀灭，船行建业四海收。
　　是非成败无常事，荣辱悲欢未许休。
　　
　　说起三国，我想绝大部分的人都能说上个三天三夜，可是我们所知道所了解的并不一定就是历史上的三国。
　　首先说说什么是三国？所谓三国就是汉晋之间的一个小插曲。不过这么定义似乎也不太准确。因为我们所了解的三国的前半部属于东汉，后半部属于魏晋。汉的建安二十五年，就是魏的黄初元年，即魏的纪元；吴的天纪四年，则是晋的咸宁六年，即晋一统天下。
　　那么哪来的三国？自从有了陈寿的《三国志》，三国的说法似乎也就约定俗成。何况三国与魏晋确有不同，时代特征相异，统治阶级也有别。
　　对于三国这段断代史的时间确立目前至少有四种说法。
　　第一种:公元220年曹丕称帝到公元280年晋灭东吴统一天下，这段60年的历史。
　　第二种: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到公元280年晋灭东吴统一天下，这段96年的历史。
　　第三种:公元189年董卓之乱爆发到公元280年晋灭东吴统一天下，这段91年的历史。
　　第四种:公元190年关东联军起义讨伐董卓到公元280年晋灭东吴统一天下，这段90年的历史。
　　从表面上来看，第一种似乎才是真正的“三国”，但是这样一来很多人就无法登上三国这段历史的舞台。如曹操、董卓、孙坚、孙策、关羽、周瑜、鲁肃、袁绍、袁术、吕布、太史慈等。而且“董卓之乱”、“关东聚义”、“青梅煮酒”、“官渡之战”、“三顾茅庐”、“赤壁之战”、“关羽北伐”、“白衣渡江”、“败走麦城”等等津津乐道的典故都无法登上三国的历史舞台，三国也就会缺少很大一部分的精彩。能行吗？行与不行，不是你、我、他及大家说的算。没有曹操的统一北方何来曹魏？没有孙策一统江东何来东吴？凡事有因才有果。
　　那么到底怎么确立三国的起止呢？大多数史学家通常认可第三和第四种说法。如陈寅恪先生、易中天老师等都认可第四种。而《三国演义》则是采用第二种说法，以黄巾起义为三国的开端。
　　当然这一切还是得从两汉的官制与社会形态说起。不管怎样从天下纷纷扰扰，到“王濬楼船下益州”，晋灭东吴，一统天下为止，这段历史实在有太多太多不得不说的故事。
　　三国这段九十余年的断代史，可以用一个字形容，那就是“乱”，乱成一锅粥。这个时代烽火连天，战事频仍，民不聊生，饿殍遍野。恰如鲁迅先生所说“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当然“乱世出英雄”，越是沧海横流，越能显出英雄本色。因此，这又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一个充满阳刚之气、既有英雄气概又有浪漫情怀，也有铁血柔情的时代。天下纷纷扰扰，引发多少英雄豪杰，更不知多少风流人物在这个时代指点江山、策马横刀、扬帆弄武、大显身手、叱咤风云。正因为这段英雄辈出乱世，引发了无数人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笑谈。也使得各种不同版本的三国在世人心中及口中不胫而走。
　　一开始有官方修史王沈的《魏书》、鱼豢的私撰史《魏略》、官方修史韦昭的《吴书》，然而他们都未能成为正史；后来又有了蜀汉、西晋人史学家陈寿的《三国志》的出现，陈寿依据前三书及自己的所见所闻私下撰写了《三国志》一书；而后来又有习凿齿的《汉晋春秋》、袁宏的《后汉纪》及范晔的《后汉书》等。这时便展开了曹刘正统之争。
　　陈寿的《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主要表现在《三国志》帝魏而主蜀、吴（即魏国君主书称其为帝，而蜀、吴国君书称其为主，如先主、后主、吴主、三嗣主），为魏国奠基者曹操及其历代国君立“纪”，而对蜀、吴二国国君则立“传”；《魏志》对刘备、孙权称帝皆不书，而二君即位却要在蜀、吴二《志》中记明魏国年号；刘备称帝，国号汉以绍汉统，却以其地处于蜀而改称蜀国；以及对曹氏、司马氏欺君、篡弑行为，因回护而为曲笔隐词，等等。故人言《三国志》是以魏为正统、尊魏抑蜀。
　　但是后人对于《三国志》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寿的《三国志》可以同《史记》、《汉书》等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还一直流传到今天。
　　南朝人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讲：“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国志》，文质辨洽，荀（勖）、张（华）比之（司马）迁、（班）固，非妄誉也。”这就是说，那些同期史书不是立论偏激，根据不足，就是文笔疏阔，不得要领。只有陈寿的作品达到了内容与文字表述的统一。
　　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与前三史一样，也是私人修史。他死后，尚书郎范頵上表说：“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朋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由此可见,《三国志》书成之后，就受到了当时人们的好评和称赞。陈寿叙事简略，三书很少重复，记事翔实。在材料的取舍上也十分严慎，为历代史学家所重视。史学界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视为纪传体史学名著。
　　可以说陈寿的《三国志》是一部当代史，陈寿也算见证了部分三国。陈寿生于233年，此时曹魏才建立13年，蜀汉才建立12年，东吴才建立11年，而蜀汉灭亡时陈寿已三十一岁，东吴灭亡时陈寿已四十七岁。可以说很多事是他亲身经历、耳闻目见的，比较真切，按说是有条件搜集史料的。但因为时代近，有许多史料还没有披露出来；同时，因为恩怨还没有消除，还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因此褒贬很难公允，也给材料的选用和修史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从魏、蜀、吴三书比较来看，《蜀书》仅得十五卷，较魏、吴两书更简。这大概是魏、吴两国的史料多于蜀的原故。陈寿写《三国志》时，魏国已有王沈的《魏书》，吴国也有韦昭的《吴书》可作参考，这给陈寿搜集史料提供了极大方便。而蜀汉既没有史官，也没有现成的史书可借鉴，搜集史料就非常困难。陈寿费了很大气力，连一些零篇残文也注意搜寻，《蜀书》才仅得十五卷之数。而绝非是有意贬刘。
　　《晋书》所载的“索米轻亮”的典故，并不为后世史学家所认可。关于陈寿索米一事，只有少数几位史学家如北周的柳虬、唐朝的刘知几等相信，而多数的史学家则认为这条史料不合事实，是假的。清朝的潘眉在《三国志考证》中指出：“丁仪、丁廙，官不过右刺奸掾（丞相属官，掌监察）及黄门侍郎（隶属少府，皇帝近侍），外无摧锋接刃之功，内无升堂庙胜之效，党于陈思王，冀摇冢嗣，启衅骨肉，事既不成，刑戮随之，斯实魏朝罪人，不得立传明矣。《晋书》谓索米不得不为立传，此最无识之言。”
　　至于“轻亮”一事，不好说。但《晋书》指出处确实不可信。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也指出：《晋书》谓“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被髡（kūn，剃光或剃掉部分头发与胡须的刑法，此刑始于尧舜时代的上古五刑之一，是以人格侮辱的方式对犯者所实施的惩罚，古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也，孝之始也！”所以剃光了是对犯者的一种极大羞辱。有气节者宁断头休断发。两晋南北朝时佛教盛行，故此刑被废），故寿为《亮传》，谓将略非所长。此真无识之论也。亮之不可及处，原不必以用兵见长。观寿校订《诸葛集》，表言亮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励。至今梁、益之民，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过也。又《亮传》后评曰：亮之为治也，开诚心，布公道，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恶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其颂孔明可谓独见其大矣。”由此可见，《晋书》贬陈寿之说，实为不实之词，不可尽信。
　　晋代魏，司马炎踵曹丕故步。而后八王之乱，引发五胡的介入，北方因此也饱受战乱之苦。自晋元以降，权臣拥兵自重，窃据要津，觊觎非望；宋、齐、梁、陈，篡弑相仍，皆以禅受为辞，祸延数世，流毒无穷。于是，自东晋时起，一些正直的史家已防患未然，在著述中对汉晋间历史进行了不同于陈寿的叙述，力求传信后世。习凿齿、袁宏、范晔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习凿齿之说容后述。与凿齿大致同时的袁宏，在其所撰《后汉纪》中有一段著名的史论。他在评论曹丕以禅受之名篡汉称帝事件时，明确指出：“汉自桓、灵，君道陵迟，朝纲虽替，虐不及民。虽宦竖乘间，窃弄权柄，然人君威尊，未有大去王室，世之忠贤，皆有宁本之心。若诛而正之，使各率职，则二祖、明、章之业，复陈乎目前，虽曰微弱，亦可辅之。时献帝幼冲，少遭凶乱，流离播越，罪不由己。故老后生，未有过也。其上者悲而思之，人怀匡复之志。故助汉者协从，背刘者众乖。此盖民未忘义，异乎秦汉之势。魏之讨乱，实因斯资，旌旗所指，则以伐罪为名，爵赏所加，则以辅顺为首。然则刘氏之德未泯，忠义之徒未尽，何言其亡也？汉苟未亡，则魏不可取。今以不可取之实，而冒揖让之名，因辅弼之功，而当代德之号，欲比德尧、舜，岂不诬哉！”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曹魏代汉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后汉纪》不结束于曹丕篡汉之年，而以“明年，刘备自立为天子”（《后汉纪•孝献皇帝纪第三十》）终篇，应当说用意弥深。清赵作羹著《季汉纪》，于《缘起》中就说：“故井络（泛指蜀地，此处指蜀汉）之开基也，袁氏于所作《汉纪》之末，直指历数之攸归。”可谓一语道破天机。
　　习、袁身后数十年，刘宋时范晔撰《后汉书》，坚持据事直书，持论平允。其对汉末重大史事的叙述，凡陈寿回护之笔，一概使之返本归真。清赵翼撰《廿二史札记》，曾专立《后汉书三国志书法不同处》一节，对二书之别加以论列，如曰：“陈寿《魏纪》书天子以公领冀州牧，蔚宗《献帝纪》则曰曹操自领冀州牧。《魏纪》，汉罢三公官，置丞相，以公为丞相，《献纪》则曰曹操自为丞相。《魏纪》，天子使郗虑策命公为魏公，加九锡，《献纪》则曰曹操自立为魏公，加九锡。《魏纪》，汉皇后伏氏坐与父完书，云帝以董承被诛怨恨公，后废黜死，兄弟皆伏法，《献纪》则曰曹操杀皇后伏氏，灭其族及其二子。《魏纪》，天子进公爵为魏王，《献纪》则曰曹操自进号魏王……至禅代之际，《魏纪》书汉帝以众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使张音奉玺绶禅位，《献纪》则曰魏王丕称天子，奉帝为山阳公。他如董承、孔融等之诛，皆书操杀。此史家正法也。”赵翼并赞曰：“范蔚宗于《三国志》方行之时，独不从其例，观《献帝纪》，犹有《春秋》遗法焉。”（《廿二史札记》卷六）袁宏《后汉纪》与范晔《后汉书》是迄今保存最完好的晋宋人史著，从中不难看出二氏尤其是范氏对《三国志》关于汉魏易代纪事的矫正。对《三国志》书法的不满，自晋宋时起，已隐然成为影响史家著述的重要因素。而习凿齿正是以一部史著的创作实践，揭橥颠覆了《三国志》书法。因此似可认为，不满于《三国志》书法，抑奸雄，黜篡弑，既取诫当时，亦贻鉴将来，方为《汉晋春秋》之所由作。
　　平心而论，《三国志》是一部伟大的史著。他之所以能成为正史并不是简单的正统之争的胜败。有人说陈寿的《三国志》尊曹仰刘，这不需反驳。而且正因为陈寿的《三国志》帝魏而主蜀、吴，纪魏而传蜀、吴的特殊手法，而更加体现了陈寿的难能可贵。陈寿虽然有“尊曹仰刘”之嫌，但他却将《三国志》分魏蜀吴三书而治。如实地记录了三国鼎立的局势，表明了他们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地位是相同的。因此陈寿有“良史”之称。诸多历史名人将其比之司马迁与班固。苏洵《嘉祐集》：“史之难其人久矣。魏、晋、宋、齐、梁、隋间，观其文则亦固当然也。所可怪者，唐三百年，文章非三代两汉当无敌，史之才宜有如丘明、迁，固辈，而卒无一人可与范晔、陈寿比肩。”当然陈寿的《三国志》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在汉魏晋政权交替上也曾有笔出“回护”的现象。
　　其实我们不难想象《汉晋春秋》、《后汉纪》、《后汉书》等尊刘仰曹的原因。因为他们的作者习凿齿、袁宏、范晔都是江南政权的官员。后世尽管有北宋《资治通鉴》同样以曹魏为正统，和陈寿观点一致，但到南宋后学者又对陈寿的多有批判在这个问题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三国志》说过一些公道话：“以理而论，（陈）寿之谬万万无词；以势而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盖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于当代之论者也；寿则身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于当代哉！此犹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汉、南唐亦近于蜀，故北宋诸儒皆有避而不伪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此皆当论其世，未可以一格绳也。”看来，从东晋习凿齿以来掀起的正统之争，无不具有现实的目的和为当代政权服务的用心，知人论世，知世论史是至关要紧的，没有永恒不变的正伪标的。
　　东晋及南朝出现“变三国之体统”，以季汉承后汉，“定邪正之途，明顺逆之理”。指的是《汉晋春秋》黜《三国志》之帝魏，以刘备所建立之季汉（蜀汉）绍汉统，而以魏、吴为僭国。换句话说，就是以蜀汉为正统，与后汉一脉相承，不承认所谓“三国鼎立”。刘知几认为，这是“定邪正之途，明顺逆之理”。笔者以为，这也正是《汉晋春秋》虽早已亡佚，而犹备受后世关注的最重要原因。
　　关于正统之说，饶宗颐先生所著《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论述甚详，可资鉴览。以我观之，正统之说从孕育、萌芽到确定，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上古史事，以口口相传，少有文字记载，但著名者如蚩尤、共工，虽并为一方首领，乃至“伯有九州”，无愧雄杰，而皆因败辱，不仅不得序于帝王之列，反而成为邪恶的化身。其时传史者的潜意识中，已隐然有正统观念在。因此可以说，正统之说孕育于上古史话。而向来谓《春秋》之作，始肇其端。如宋欧阳修《原正统论》云：“正统之说，肇于谁乎？始于《春秋》之作也。”饶先生就此申论曰：“治史之务，原本《春秋》，以事系年，主宾胪分，而正闰之论遂起。欧公谓‘正统之说始于《春秋》之作’，是矣。正统之确定，为编年之先务，故正统之义与编年之书息息相关，其故即在此也。”（《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通论》）但作为编年体史书的《春秋》，只是实现了正统观念由潜意识向有意识的转化而已，作为史学概念的正统一词，其问世则迟至两汉之时。西汉诸儒讲经，既推邹衍五德终始之说，同时亦借鉴历法上之正闰概念，强调汉王朝的正统地位，并以汉承周，指秦为闰位，在木火之间，霸而不王，于是有正闰之论兴。而正闰不过是正统概念诞生前的一种喻义。
　　创为“正统”一词，还应归功于后汉班固。班固受明帝命撰《汉书》，为“光扬大汉”，惩司马相如《封禅》靡而不典、扬雄《美新》典而不实，而作《典引篇》，“述叙汉德”。以为“冠德卓踪者，莫崇乎陶唐（读yáotáng指尧帝）。陶唐舍胤（子孙后代）而禅有虞（舜帝），虞亦命夏后（大禹），稷（农神、农祖，帝喾嫡长子姬弃，尧帝之异母兄，周之祖）、契（火神，尧时主管火正，尧帝之异母弟，商之祖）熙载，越成汤武。股肱既周，天乃归功元首，将授汉刘。俾其承三季之荒末”，“是以高、光二圣，辰居其域，时至气动，乃龙见渊跃。”就是说，汉刘远继尧运，近承周末，“盖以膺当天之正统，受克让之归运，蓄炎上之烈精，蕴孔佐之弘陈云尔。”（《后汉书•班彪传附子固传》）“正统”概念遂由此产生，班固本人亦成为自觉地以正统观念指导纪传体史书编纂的始作俑者。而后来问世的《三国志》与《汉晋春秋》，因为在汉晋之际历史的叙述上为后世正统论提供了对比的样本，不期然为论者所乐道。
　　大致说来，后世对《三国志》的訾议，第一条就是其以正统予魏，为窃弄威权、觊觎非望的曹操立帝纪，使篡汉自立的曹丕反得禅受之美名，以致谬种流传，遗毒难尽。当然，不平之鸣主要为蜀汉而发，于吴则不然。刘知几《史通》的批评具有代表性，其《探赜篇》在评述前人著作时云：“隋内史李德林著论，称陈寿蜀人，其撰《国志》，党蜀而抑魏。刊之国史，以为格言。案曹公之创王业也，贼杀母后，幽逼主上，罪百田常，祸千王莽。文帝临戎不武，为国好奢，忍害贤良，疏忌骨肉。而寿评皆依违其事，无所措言。刘主地居汉宗，仗顺而起，夷险不挠，终始无瑕。方诸帝王，可比少康、光武；譬以侯伯，宜辈秦缪、楚庄。而寿评抑其所长，攻其所短。是则以魏为正朔之国，典午攸承；蜀乃僭伪之君，中朝所嫉。故曲称曹美，而虚说刘非，安有背曹而向刘、疏魏而亲蜀也？夫无其文而有其说，不亦凭虚亡是者耶？”接着便下了“习凿齿之撰《汉晋春秋》，以魏为伪国者，此盖定邪正之途，明顺逆之理耳”的赞语。将《汉晋春秋》与《三国志》对比说事，恰好揭示了二书关于正统斯在的对立。
　　无论怎么样，正统之说始终都是所处立场决定的。但由始至终正史还是魏为正统的。只有魏晋南北朝，未有蜀（吴）晋南北朝。宋以前《三国志》并不是正史，只有《三国志》中的《魏书》被视为正史。正统观念并不影响史实的记载，影响的不过是人心。真正影响人们心中的三国得不同形象还不是史书。
　　由于东晋、南朝宋的三书《汉晋春秋》、《后汉纪》、《后汉书》出于政治目的尊刘仰曹，导致了民间尊刘仰曹的开始。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之中，三国这段时期不过是极短的一段断代史。但人物多，事件多，头绪纷繁，错综复杂，治这段历史的人往往治丝益棼，串置散钱，能够综而贯之，然后考其得失，论其精要，以为后世之鉴，殊非易事。偏偏这段历史又很热闹，又很有趣，吸引了后世众多的读者。这就形成一种现象：欲知根底，便深读历史；可是往往深读而仍不明究竟，甚至是愈读而问题愈多。
　　陈寿的《三国志》，分魏蜀吴三书而治，实是不得已的办法。正因为分而治之，每层割裂，人物与事件不能综贯；甚至同一事件，在不同的《志》中说法不同，读者取舍难定。读陈寿书，如不辅以裴松之《三国志注》或《后汉书》、《晋书》等其他史料，往往使人糊涂。此本是史书常见之事，不独《三国志》为然。
　　由于三国历史，尤增人困惑者，也因此使得《三国演义》如此盛行，如此深入民心。《三国演义》真真假假，大大影响了人们心中三国史，造成了读者印象中三国史的假假真真。小说紊乱了历史，以此为最。加上各地戏剧舞台上搬演三国故事最多，亦复掺假。历史之有演义，非只《三国》一部。而《三国演义》最为深入人心，说明三国史之吸引人。三国史之吸引人，非从《三国演义》成书开始，应该追溯到讲史之“说三分”。
　　“说三分”是民间的口水文学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就是我们所说的民间“评书”。起初专门说讲三国故事摭而说之。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在《东坡志林》中，载有“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南宋诗人陆游有诗曰:“夕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听蔡中郎”。蔡中郎指得便是被董卓奉为上宾的高级谋士蔡邕，不过这并非“三分”之主题故事政治与战争，而衍化成了赵五娘琵琶记的爱情专题。从陆游此诗，可见当时说书听书的盛况，也显露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矛盾，当然，陆游轻轻的一笔“身后是非谁管得”，如今发展到了伊于胡底的种种怪现象，甚至于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历史被糟践到了不成样子，远非陆游当年所能想象。
　　中唐史学家刘知袭在《史通》中说，诸葛亮未死的故事已“得之于行路，传之于众口”，可见这个时期三国故事已广泛流传于民间。晚唐李商隐的《骄儿涛》中有“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的诗句，说明至迟在晚唐时三国故事已妇孺皆知。宋代通过艺人的表演说唱，三国故事更为流行，并且已经表现出“尊刘贬曹”的鲜明倾向。金元时代三国故事被大量地搬上舞台，院本和杂剧中有许多三国故事剧。据《录鬼簿》和《太和正音谱》记载，仅元杂剧中就有近三十种演述三国故事的作品。《辍耕录》中记载的金院本有《襄阳会》、《大刘备》、《骂吕布》和《赤壁鏖兵》等。元英宗至治年间（1321—1323）出现新安虞氏所刊的《全相三国志平话》，这是今存最早的，也是唯一一部以三国故事为题材的平话。
　　该书是民间传说中三国故事的写定本，约八万字，分上中下三卷，每卷都分上下两栏，上栏图相，下栏正文。全书以司马仲相断狱故事为人话，正话从刘关张桃园结义开始，结束于诸葛亮病死。从平话的内容和结构看，已粗具《三国演义》的规模。但整体描写粗枝大叶，文词鄙陋不通，故事情节离奇，多不符合正史记载，人名地名也多谬误，似乎还是未经文人润色的民间艺人作品。从上述的记载和残留的作品看，从晚唐到元末，在民间流行的三国故事愈来愈丰富，这为《三国演义》的创作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然而《三国演义》亦真亦假，根本不能当作历史来采用。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桃园结义”、“怒鞭督邮”、“曹公刺董”、“陈宫弃官”、“十八路关东联军”、“温酒斩华雄”、“三英战吕布”、“王司徒巧施连环计”、“关羽诛文丑”、“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郭嘉遗计定辽东”、“诸葛亮火烧新野”、“长坂坡七进七出”、“单刀赴会”、“诸葛亮智激周瑜”、“蒋干盗书”、“草船借箭”、“借东风”、“三气周瑜”、“空城计”、“六出祁山”等等都未见于史书。
　　因此也使得三国这段历史出现可多种说法，多种形象，多种意见。也使得每个历史人物有了多张面孔。有各地戏剧与各类影视的“戏剧形象”；有如《全相三国志平话》及《三国演义》等“文学形象”；还有《三国志》及《后汉书》等“历史形象”。
　　除了有三种形象外，还有三种读法，因为读出来的历史始终都会掺杂个人思想或者说个人意见。站在修史人或古人的立场上看，就如钱穆先生所言这叫“历史意见”；站在当代的立场看，就如钱穆先生所言这叫“时代意见”；而站在自己的立场来看，那就叫“个人意见”。作为一个今人我们还是不应该站在个人的立场看待，应该站在历史和当代的立场去区别看待历史。这样我们才能看得更透彻。当然任何一个时代都逃不过这三个意见。毕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再辉煌的事件和人物，都可能只留下一些模糊的印象，任人评说。张昇的词说：“多少六朝兴废事，尽入渔樵闲话。”其实“尽入渔樵闲话”的，又岂止是“六朝兴废事”？那是可以包括一切历史的。正所谓“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这段历史也是我国封建历史上一次重大的转型，当时我国的封建历史正从贵族地主阶级走向士族地主阶级。而这个时代来临离不开一个人的揭幕，也是他开启了三国这个时代，甚至于更远的时代——魏晋南北朝整个士族地主时代。接下来，我们尽量还原真正的历史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