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北撤

　　1945年8月15日，听到日寇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大家兴奋极了，敲锣打鼓放鞭炮，组织随军服务队，准备接收宁波。鄞县警卫中队和县大队和古林区中队以及县自卫大队一起，攻打被日伪占领的鄞江、古林、集士港、高桥、新桥、望春桥的据点和碉堡。这时日鬼子听到他们的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已无心恋战。战战兢兢地躲在碉堡中。县大队和区警卫队配合当地的自卫队，摧枯拉朽地很快就把日伪军的碉堡一个一个端掉了，抓获日伪俘掳一大批。叫当地的自卫队把日伪军筑的碉堡全都拆了，把当年日伪军从家家户户拆来的砖头、木料都让当地群众搬回家去。
　　这时三支队和鄞县县大队包括警卫中队和各区乡自卫队集中在西门口和南门，准备攻打宁波城，消灭躲在城里仍不肯投降的日伪军。
　　但没有想到打到宁波西郊西泠桥却受到了阻碍。驻浙东的日军第6军混成第91旅团，一定要向国民党32集团军投降，不肯向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投降。
　　浙东纵队的指战员，和鄞县警卫队与县大队和自卫队员们都无比气愤。看到龟缩在城里的鬼子还如此傲慢，根据广大军民的强烈要求，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决定对鬼子据守的宁波城进行强攻。
　　部队号令发出之后，三五支队大部队全都开过来了。分别开到宁波西门、南门。南门从居关山到段塘，西门从高桥到西泠桥全都驻扎着三五支队。浙东游击纵队指挥部就设在距城十里的西郊龙嘘乡新桥的周鼎记酒行，这里面河旁路，水陆交通方便。邵一萍看见何克希司令和谭启龙政委亲自在这里指挥，桌上放着两台临时电话机，几个通讯员进进出出。邵一萍的警卫中队也和鄞县自卫大队一起开过来了，准备配合主力部队一道攻城。他们中队按照陈爱安排，准备在攻城时为部队作战时运送伤员。
　　但这场战斗很不顺利，日本鬼子固守在城里，死活不肯投降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于是上级命令向各个据点进攻，但南门西门各据点鬼子守兵照样向我们还击。鄞县县大队带领区警卫中队向西城桥碉堡里鬼子开火，没有想到鬼子兵照样开机枪打我们。当场打死了一个区警卫队战士，还把遗体拖进去；待夜里还把我们被打死的战士的遗体挂在电杆上，当我们去抢夺被打死的战士遗体时竟然又开枪打我们战士，结果那个战士也身受重伤。
　　大家气得不得了，摩拳擦掌，下定决心，第二天一定要把鬼子的碉堡打下来。不想这时一个通讯员急急地骑自行车过来，悄悄告诉指挥员：不要进攻了，让自卫队民兵赶快回去，并命令部队全线撤退。
　　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毛主席去重庆谈判后，为照顾大局，命令南方的根据地还给国民党，把我们的部队全部撤到长江以北地区去。新四军浙江游击纵队三五支队也要撤到北方去了。
　　第二天邵一萍到鄞江开会，上级传达了部队北撤指示，邵一萍在鄞江叫人带信他给妻子李冬梅说，他们要到北方去了，有机会带着儿子到秦孝弄来一下。李冬梅得悉消息后，就抱着孩子到邵一萍一个表哥家蜃蛟弄的驻地去送他。李冬梅问他要去多长时间，邵一萍说大概三个月。三个月后他们就回来，下午就要走。李冬梅觉得三个月时间也不算长，眼睛一眨就过去了，没有多么在意。临走时孩子才十个月，李冬梅让他抱一下儿子，邵一萍对妻子说：“你好好抚养儿子吧，我母和家里一切都托付你了。”李冬梅对他说：“你自己在部队要好好注意身体注意安全。”邵一萍点点头就走了。
　　邵一萍跟部队北撤走后，不久国民党马上就来抓共产党员和三五支队家属，建岙的保长对李冬梅说：“你是邵中队长的妻子，目标很大，你赶快到别地方去躲一躲，不然国民党会来抓你的，叫他们抓去你会吃苦头的。你走时也不要从鄞江走，鄞江已经有国民党部队，你绕道从北面走。”这个保长是陈晓云在时培养起来的红皮白心的保长。表面看来他是国民党的保长，实际上他保护共产党。
　　李冬梅谢过了保长、告别了婆婆和建岙的亲戚的亲戚朋友只好整几件衣服抱起儿子，从辰蛟弄去宁波北门外父亲的家。
　　在回城的时候，但见沿途当年日伪军的筑的碉堡已经拆掉了，穿黄衣服的日本人和和平军也看不大到了。但是城里城外已经都是穿黑制服的国军驻扎着，一路上国军的岗哨严查共产党员和三五支队的人，过往行人发现有三五支队可疑的人和身上发现四明山当时用过的抗币的人，就立即把他们抓起来。宁波又变成了白色恐怖的国民党天下。
　　李冬梅看到这些情况想到丈夫的处境，很是为邵一萍担心。但愿他们快快离开宁波，如果他们现在还没有走，肯定会叫国民党抓去的。不知道德康他们已经走了没有？他们走的路上也肯定会有国军拦截，但愿他们能平安到达北方一路上不要碰到国军才好。但是她感到为他担心也没有用，这只有靠他们的领导，靠他自己机警了。
　　她回家后，把儿子交给母亲，生活上全要告靠自己了。自己只得再到布厂去做工，靠自己赚来的微薄工资养孩子。同时还带点钱去给婆婆，婆婆年纪大了，不会再做保姆了。她仍住在建岙表弟家，平常靠亲戚帮助一点过生活。
　　
　　在李冬梅离开建岙后又过了半个月，到1945年9月底，邵一萍带着警卫队和县委机关的同志们跟着浙东游击纵队大部队奉命北上。国民军“浙保”得悉他们要转移，在奉化江口用一个团的兵力拦击他们，企图把他们就地消灭。浙东纵队奋起还击，把“浙保”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还缴获了他们许多武器和物资。于是他们从江口出发。
　　大军经过一灶两灶村庄，然后在三北的古窑铺下海，乘帆船北上。
　　北撤途中邵一萍被任命为浙东纵队的特务连连长。
　　1945年10月份到达江苏涟水，浙东游击纵队改变为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邵一萍调到一纵队司令部任副官。在那里他碰到了当时在四明山战斗的好多战友，其中有从横河小李家来的李健民，他在纵队给政委谭启龙当秘书。李健民在四明山时是鲁迅学院的教导主任兼大队长，经常到县委来开会，邵一萍当时在县委当警卫中队长，他们经常碰面，所以很熟悉。他们谈起彼此的家庭，邵一萍说，他在家乡有个妻子是纺织女工现在北撤了只好让她自己带着个孩子，自掬自撑地生活了。李健民说，我还有两个孩子呢，自己走了也只好扔给妻子了。妻子是个小学教员，是个地下党员，要不是有那两个孩子也跟我们一道来了。但孩子太小，一个三岁，一个才一岁。没有办法，只得留在家乡搞地下工作了。临行她还到古窑浦来送我。为了革命这是没有办法的
　　没有想到五年后，他们在杭州碰到时，李健民告诉他，他的妻子在1947年被敌人杀害了。邵一萍为老战友非常难过。没有想到后来他转业到宁波市当公安局长后，竟抓到了杀害李健民妻子的大特务叶良益，总算为冯和兰烈士和老战友报了点仇，这是后话。
　　部队北撤后，一路上都有国军阻拦，一路行军一路打仗。在路上已经牺牲了好些战友。
　　1946年8月份，他在纵队任副官的时候，一次押运弹药，因酷暑烈日气温太高，弹药自爆；邵一萍脑袋受了严重震荡，震破耳膜，失聪致残。战友们送他到后方医院休养。至1947年2月份伤愈出院。当时部队定给他为二级残废，让他在野战医院好好休养。可是伤还未痊愈，他却坚决要求重上前线，以顽强的意志拖着病体和同志们一起参加战斗。到1947年12月，组织上调邵一萍到一纵队教导团任管理主任。因伤势复发，组织上又叫他回医院休养；但邵一萍不愿休养，坚决要求参加战斗，领导只好得应他的要求。1948年1月份，纵队把他调至纵队卫生队治疗四队当副队长，让他边工作边治病。至1948年3月调到一纵队任归管处行政股副股长于8月份任股长。
　　在北方五年中，他和战友们先后参加了泰安战役、鲁南战役、孟良固战役、莱芜战役、鲁西南突围、豫东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上海战役。在这许多战役的战斗中，邵一萍的许多战友们、北撤去的四明山浙东纵队的指战员们有很多就长眠在北方了。邵一萍侥幸没有牺牲，但负了重伤，几次住院才好转来。后来被评为二级残废军人。可他总是伤没有好又去战斗了。
　　1949年4月，我军渡过长江解放上海后，邵一萍调20军补训营担任副营长，负责训练新兵。
　　回到江南，来到了上海，许多江苏浙江藉的战友们都请假回家去看看。他离家五年了，也很想回宁波去看看妻子李冬梅和儿子，看看母亲。但一方面训练新兵忙，一方面“近家情更怯”，又不敢回宁波去看。因为自己出去整整五年，连一分钱也没寄去过。仅仅去过两封信，也不知道这两封信有没有收到。她们母子两日子是怎么过的，真不敢想象，所以犹豫着不敢去。
　　这个时期部队处在野战军大规模作战时期，打到上海后，部队在战争空隙时间，先后经过整顿、查整、土改、律纪等号召。通过学习和实际锻炼，使他的觉悟有了更大的提高。用他自己的话说：更加明确了为谁革命，为谁打仗的道理。树立了革命人生观。严格地受到组织纪律的锻炼。他由一个当年四明山的游击战士，已成长为一个人民解放军的基层指挥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