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八”节初次会面 二、陈晓云在边家小学

　　一、“三八”节初次会面
　　
　　1941年3月8日，农历2月初，正当农民们耕耙秧田播撒谷种的时候，春风拂面，天气晴朗暖和。在三山环抱着建岙南庙前面的一个广场上，聚着许多妇女，她们大都是剪着短发上身还穿着薄棉袍的年轻妇女。会场周边也有些穿当地装束好奇地来看热闹的农村妇女。
　　来开会的大部分是附近小学的女教师和地下党做抗日救国搞民运工作的一些女同志，陆续来这里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在那个年代，召开“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还是新鲜事，还只有少数人才知道。
　　那天陈洛宁与建岙小学女老师林彬，和古林模范小学吴春帆等老师一起也去南庙参加“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沿路小桥流水，鸟语花香，这种春光明媚的山乡风景，对久住在平原的陈洛宁感到特别新鲜美好。
　　其实陈洛宁来到鄞西梅园才一个多月，她现在在建岙小学教书。在这之前，她和她妹妹葛维风还在金华义乌和东阳抗日。那里也有山，但没有那么多山，也靠山，但距山也没有那么近。而到这里是开门见山抬头见山了。
　　在这里，我们要较为详细地介绍一下陈洛宁，因为陈洛宁是陈晓云的战友和好姐妹，在陈晓云梅园抗日战斗中，陈洛宁和陈晓云关系十分密切。
　　陈洛宁，原名葛维裘，是慈溪（现为余姚市）长石桥葛家汇村人，父亲是老同盟会会员，是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信徒，思想开明，支持女儿参加革命。陈洛宁年纪轻轻，看去不过二十三四岁，可是参加抗日和入党已经有三四年了。
　　1931年，陈洛宁考入了宁波第四中学。1936年夏，初中毕业，后考入鄞县简易师范读书。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陈洛宁参加鄞县城里救国会组织的游行。在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中她们姐妹认识了积极抗日的王永樟。
　　1939年7月，在上海失守，南京沦陷，战火烧到沿海各地的时候，陈洛宁在她的同学、当时浙江省政工队队员、中共义乌县组织部长王永樟的引导下，她和妹妹葛维风奔赴义乌，参加抗日斗争。同年8月1日，由王永樟和李乐山介绍，姐妹俩一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根据工作需要，她妹妹葛维风回鄞县茅山师范继续读书，在茅山中学发动师生抗日。
　　为了有个公开职业作掩护，陈洛宁参加了义乌县小学教师考试，以优异的成绩分配当小学教师。
　　这时义乌县国民党组织妇女会，党组织决定派陈洛宁打入妇女会，开展妇女工作，担任护士训练班教师，她在护士训练班中，积极宣传抗日救亡，组织慰问抗日战士，得到妇女群众的拥护，她的名望渐大威信很高。义乌县国民党头目企图让自己的太太当县妇女会的主任。但选举结果，陈洛宁却被选上了主任，国民党书记长太太只当了个理事。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与怀疑，认为妇女会有共产党。
　　党组织决定，陈洛宁撤出义乌，去东阳工作。
　　她在东阳县后山店小学以教书为掩护，在当地办识字班，组织妇女生产合作社，开展抗日救亡宣传。
　　不久，又因面目红了撤出东阳，调到淳安，准备赴皖南参加新四军。
　　不幸，这时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第二次反共高潮，发生了皖南事变，新四军部队一时被国民党打散。去不了新四军。党组织决定陈洛宁回家乡工作。她与要好战友，浙南永嘉藉的也是中共党员林一新一起回陈洛宁的老家慈东。不久又奉组织指示转道来到四明山抗日。
　　1941年2月1日，陈洛宁与林一新由中共鄞奉县委介绍，来到鄞西建岙小学以教书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所以陈洛宁来到四明山才一个多月时间。因此陈洛宁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很新鲜。
　　在这次“三八”国际妇女节会上，她认识了陈晓云。
　　当时陈洛宁和建岙小学的林彬和吴春帆等几个老师在一道。
　　陈晓云在路上看见建岙小学的几个老师就与她们打招呼说：“你们也去南庙开会？”因为之前，建岙小学和沿山小学老师等梅园地区学校的老师，她们都相互认识的。
　　建岙小学的老师们说：“是啊，去南庙参加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这时陈晓云看她们中多了一个年轻女老师说：“这位老师我不认识，是刚从别地方调过来的吧？”
　　她们点点头告诉她说：“是啊，她也是慈溪人，还是你的老乡呢。”
　　陈晓云听了高兴地忙问那位不认识的胖胖的年轻女老师说：“你是慈溪那里的？”
　　陈洛宁说：“我是慈溪长石桥葛家汇人。你哪？”
　　陈晓云说：“我是三七市人，离你们长石桥也不远。”
　　陈洛宁亲切地望着陈晓云说：“啊，那是很近的。你贵姓？”
　　陈晓云说：“我姓陈，耳东陈。”
　　陈洛宁一听更高兴了：“原来还是同姓的，我也姓陈呀，我在这里有个姐姐了。”陈洛宁感到格外亲切。
　　陈晓云望望陈洛宁，这个姑娘比自己年轻好多岁，个头不高，一副圆圆的小胖脸，喜眉笑眼的，性格开朗，说话直爽，看了叫人喜欢。
　　而陈洛宁望望陈晓云，身材瘦长，脸色微黄，颧骨较高，上唇微翘，说起话来露出一排洁白细巧整齐的牙齿，显得总是微笑的样子，是一副和谒可亲的大姐姐模样，她也很喜欢她。
　　经介绍后才知道陈晓云现在是鄞西梅园乡沿山小学的校长，她已经来沿山四五年了，当小学教师也已经有七八年了，是个有经验的老教师了，陈洛宁更对她增进了敬佩之意。
　　实际上建岙和沿山只夹一座山头而已，当年都属梅园乡（现在属鄞江镇）。当时陈洛宁感到很高兴，因为她到梅园工作才一个月，还人生地不熟，在这个庆祝国际劳动妇女节的时候，她认识了陈晓云老师。她高兴地想，没有想到我来到这里，竟碰到了老乡，而且是同行，都是小学教师，她还比自己早来了四五年。她对这里的情况肯定比我熟悉得多。
　　人们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我认识这个姐姐似的老乡今后对我的工作和学习肯定会有帮助。又想着自己现在是这里地下党鄞西区委委员，不知她是不是共产党员，以后我可要到晓云姐处常去走走，如果她还没有入党，就想法把她发展到党内来，她这样出色的教师是应该吸收到党内来的。
　　这时不知谁这样说：“嘿，你们两个人说起话来朗哉朗哉一口慈溪腔长得也很像，好像两姐妹一样。”
　　听这么一说陈洛宁更乐了。这就是说大家也认同了她和陈晓云像姐妹，她感到自己和晓云姐有缘呀，她圆圆的小胖脸更笑得像一朵花。
　　陈洛宁和陈晓云虽是初次会面，可是半天开会时间，她们待在一起就已经谈得很投机了，以至开会时上面领导在讲些什么，她们都没有很好听进去。
　　走在回建岙小学的路上，吴春帆向陈洛宁谈起了陈晓云，说陈晓云在沿山小学教书很努力，平时在那里认真细心地上课，敌机一来，她就带着学生们避难，一个孩子也不让落下，非常爱护学生，学生们把她当作姐姐和妈妈一样。
　　她还为白天没法上学的贫穷孩子办起了夜班学校。使当地贫穷的农家孩子也能上学。她与群众关系搞得很好，所以当地老乡们都很喜欢她。在边家村里，甚至家庭纠纷也去找她。陈洛宁听了更是高兴得点头不已。
　　原来晓云姐还是这样了不起的一个人！陈洛宁心中暗暗喜悦，我离开了我自己的妹妹，当时心里很难过，没曾想在这里倒遇到了一个姐姐样的老乡。听了陈晓云的事迹更觉得她是个党组织的发展好苗子。
　　陈洛宁心里说：“晓云姐教书有那么多经验，又是这样一个被群众拥护的好老师，我一定要好好向她取取经。同时要帮助她加入共产党。”于是陈洛宁以后有事没事总喜往沿山边家小学跑，她找陈晓云谈抗日、谈教学、谈生活，甚至谈她与她爱人吵架时不愉快的事情，无话不说。自然她还带着自己的任务：从侧面了解和发现可以培养成为党员的积极分子，在沿山乡建立党的组织。
　　
　　二、陈晓云在边家小学
　　
　　陈晓云比陈洛宁早来鄞西好几年。当陈洛宁1938年奔赴义乌时，陈晓云经她的同学袁中行介绍，从镇海新仓小学来到了鄞西沿山小学教书。至今已在沿山小学教书四年了。
　　从来时的一般教师，到校长，陈晓云在这里已经是个小学老教师了。从来时一个人生地不熟的慈溪妹子，到如今她在这里穿家走巷，已经成了沿山乡的一个老熟人，沿山地方的人碰见她都亲切地叫她陈先生，她已经是半个沿山乡人了。
　　沿山小学就在边家村东头的祠堂里，她也就住在边家祠堂的厢房里，有事没事和别的老师一起常到沿山各村的学生家里去访问。
　　她在沿山除了关怀学生以外甚至对学生家长的夫妻吵架，家庭纠纷，也帮助他们调解和劝说。所以当地的学生家长们很喜欢她。
　　后来袁中行校长调走了，边春甫乡长就任命陈晓云为沿山小学校长。
　　因为学校人手不够，不但袁校长走了，还有一个年老的校工也走了。因年纪大了，在这敌人飞机常来轰炸的乱世年月，家人不放心，叫他回去了。这样日常管烧饭烧开水、打铃的人没有了，想再找一个这样勤劳可靠的老人难。
　　后经请示校懂边春甫先生同意，陈晓云打算再补充一个年轻的校工。陈晓云就写信去把在家乡失学的她三姑的女儿——表妹徐荜辉（徐紫英）也带了出来。
　　这个小表妹是父亲的一个表妹的女儿，父亲自己有两个妹妹，父亲的这个表妹比他自己两个妹妹小，所以陈晓云他们就叫他们三姑。因为她家就住在陈晓云的同一个村里，只隔几百步路远。虽是表亲，因为住得近，两家有事没事常来常往走得很亲热，三姑丈后来的行业也是陈晓云的父亲给推荐到宁波鼓楼前董生阳南货店去的。
　　表姑家因子女多生活比较困难，父亲从各方面照顾她家。表姑为人善良热情，家里有事总热心地主动前来帮忙，小妹妹也跟过来一起在她家玩，因此陈晓云母亲也对她像自己妹妹那样好，而陈晓云只有姐姐没有妹妹，因此把表姑家的这个比她小八岁的小表妹就把她当作了亲妹妹。
　　陈晓云小时没事也常到表姑家玩，表姑对她也很好，当时荜辉还在小学读书，陈晓云很喜欢这个从小乖巧灵俐的小表妹，帮助她温习功课，指导作业，带她出去玩，一块看社戏，给她买好吃的。后来她逃婚的时候，没处可去，就逃到表姑家里去。表姑总是同情地接待她安慰她。
　　现在表姑丈——徐荜辉父亲，在宁波鼓楼前董生阳南货店做职员，因当时宁波被日本飞机轰炸得厉害，鼓楼前也常落下炸弹，南货店时开时关，表姑丈也常常失业，荜辉家里弟妹也有三个，生活就很困难了。现在听说荜辉读了三年书就失学失业在家，荜辉已经十七八岁了，就把她叫到沿山小学来。
　　正为不能读中学又没有工作在家感到很苦闷的时候，表姐来信叫她到她教书的鄞西沿山小学去帮忙，徐荜辉感到高兴极了。于是她告诉母亲，表姐给她在鄞西教书的学校替她找了一份工作，妈妈听了很高兴，给她整了一个小背包，马上就带着她乘姚江航船到宁波，在父亲的董生阳南货店吃了中饭，然后由父母亲陪同，走到西门外航船埠头乘航船到鄞江，晓云姐亲自在鄞江航船埠头等着把她接来到沿山边家小学。
　　这样，徐荜辉白天晚上都和表姐陈晓云在一起了。干起了一面打铃、扫地、为学校几个老师烧饭的友工。同时按表姐的意见，有空让她到四年级的教室里听课，学习她没有读过的课程。就这样，一时徐荜辉成了沿山小学的一个半工半读的学生。学生们见她在打铃做杂务时就叫她徐先生，在四年级课堂上课时，四年级的同学就叫她名字。但她无所谓，只要有书好读，有事可做，有一口饭吃，她就感到很心满意足了。她非常感谢她的晓云表姐。
　　
　　1938年，陈晓云来到这里之后，日军已经打到上海和南京，日军飞机三天两头来宁波轰炸。敌机一飞到宁波就在宁波上空四周盘旋。宁波城里的大道头和东门口，被炸成一片废墟；才造好两年的当时市区和江东唯一的一座交通要道——灵桥，都被日军飞机炸得千疮百孔。郊区也有耕牛被炸死，民房被炸塌。陈晓云怀着对日本鬼子的强烈仇恨在上课时就大力宣传抗日救国，教孩子们大唱抗日歌曲，唱“义勇军进行曲”、“拿起你的鞭子”、“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歌曲。唱得同学们热血沸腾，斗志昂扬。在放学回家路过的村庄，还叫孩子们向当地的村民们喊抗日口号和唱抗日歌曲。唤起民众对日本法西斯的强烈仇恨，唤起他们的抗日意志。
　　因为这里是半平原和半山区地方，日本飞机飞来宁波盘旋轰炸时，圈子稍为打得大一点，也就飞到沿山上空，看见小朋友在操场上活动，敌机也要扫射和轰炸。西郊已经发生过在田头干活的人和耕牛被敌机机枪扫死的事情。因此只要警报一响，陈晓云和老师们就带着学生们背起书包赶快躲到沿山北面的岭墩小学去避难。有的小朋友年纪小，在爬山时走不动，她就和杨老师、荜辉背起几个最小的小学生一起跑，一个也不让他们落下。
　　她把百把个大小学生，和荜辉杨老师等老师一起把他们带到岭墩小学里上课。为安全起见，中午不放学，学生们没有吃的，就和岭墩小学商量煮点南瓜或蕃茹来吃。
　　有时敌机连日来宁波轰炸，没有听到解除警报，晚上就宿在岭墩小学的课堂里过夜。
　　吃了晚饭之后，征得岭墩小学校长同意，陈晓云就和同学们一起把课堂里的课桌两张并在一起，把脚垂下来搁到凳子上在课桌上睡觉。
　　跟着老师大家一起那么多人在山村学校的小食堂里吃饭宿夜，虽然吃点南瓜蕃茹，晚上睡在课桌椅上，从没有在外面过夜的小朋友们却很感兴趣。同学们说笑着在山坡上奔来奔去地玩乐着很开心。可陈晓云却感到带着100多个学生在外头宿夜，责任很大，怕万一出一点问题，不好向家长交待。为此她也一样和同学们一起，睡在两张并起来的课桌上过夜。紧紧地守护着孩子们。
　　上半夜孩子们叽叽喳喳地说了半夜闲话睡着了。深夜里，她还和荜辉、杨老师一起，在课堂外面站岗放哨，看同学们睡得怎么样，会不会掉到地上去？在睡着的学生们中间巡视。又不时看看外面，有没有野兽进来危害孩子们。自己只能调换着在课桌上睡一会。
　　睡在课桌上，那小学生的课桌又短又狭，课桌摇摇晃晃高低不平，硌着背脊是很难睡着的，再说山区晚上蚊子又多，陈晓云干脆不睡了，从山坡上找来枯枝败叶等能燃烧的杂物，就在睡觉的课堂外烧起一堆薰蚊子的烟堆，以驱赶蚊子，陈晓云和荜辉等老师又轮流起来值班，几乎通霄没睡。
　　第二天一早他们就起来到溪坑边用手洗一把脸。见敌机不来了，她们就回校。
　　如果早上又响起警报，他们还得再留在岭墩小学外面的山坡上大树下上课。
　　因为常来这里避难，这时候他们和岭墩小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陈晓云千过万谢地对岭墩小学的校长王老师说：“真是太麻烦你们了，我们一来，把你们的课堂都弄得乱七八糟的了。”
　　岭墩小学的校长王杏妍老师说：“陈校长，你也是为了学生呀，这没有什么，谁带着房子走呢？要怪就怪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怪日本鬼子飞机天天来轰炸呀。”
　　岭墩小学的王老师尽可能地在上课和住宿上帮助沿山小学的师生们。
　　第二天她们把孩子们一个不少地返回学校交给家长，家长们对她都很感激，说把孩子交给陈先生，他们很放心，比在家里还安全。
　　
　　陈晓云是个干一行爱一行，一心扑在事业上的人，来到这里，特别是她当校长以后，她决心要把沿山小学办好，把孩子们教好。
　　但她看到沿山一带十几个村庄，来沿山小学读书的学生不到100个人。觉得这里的学龄儿童和来学校上学的孩子比差很大。
　　她算算沿山十几个村加起来，起码有1000多户人家，就算三家有一个上学的孩子，也应该有300多个孩子呀。
　　可现在100个学生还不到，可知还有一半以上的学龄儿童没来上学。
　　可她走来过去看看戴着小草帽、赤膊露体背脊晒得黑黝黝在野外看牛的、割柴的、挑野菜的、在水稻田的田塍边拾田螺抓黄鳝的孩子不少，原来这些学龄儿童都在田野里奔走劳动呢！
　　其实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情况大都如此，当年每个较大的村庄都有小学，但能进学校读书的孩子，一般都是家境较好人家的孩子，也就是种十几亩至几十亩田的种田人家的孩子，和住在村里父亲出门做生意人家的孩子。
　　至于自己只种几亩田的贫苦农民家的孩子上学读书是很少的；至于一分田都没有做长工人家的孩子，连三餐粥都吃不饱，自然都不用说读书了。这种贫穷人家只有极少数特别有远见的父母，才肯节衣缩食地让孩子去读两年书让孩子开开眼的。
　　而女孩子，特别是乡村女孩子，本来就没有读书的习惯，要动员她们上学那就更难了。在她们学会走路开始，母亲就要叫她们照顾弟妹，喂鸡喂鸭，到野外挑荠菜马兰拔乌头葱等杂活，更不让她们上学了。
　　陈晓云见此情形很着急，她和老师们一户一户地去向还没上学的学龄儿童家动员：问他们家孩子七八岁、十岁了，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了为什么不让孩子去上学？是不是因为学费问题？沿山小学在开明绅士边乡长领导下，学费都是没有收的，只是收十几元买书的书杂费而已，要是真正连学杂费一时也拿不出，根据学生家里的实际困难情况，学校可以酌情给予补贴的。
　　贫农人家孩子的父母说，不单是学费或杂费问题，学杂费一时也拿不出。而主要是孩子要在田头帮家里干活。看牛、割草都得要孩子们帮忙。孩子去学校读书了，家里的牛谁来看？小零小碎的活儿谁来做？
　　长工人家的孩子妈说：“我家烧饭和吃菜全靠孩子在野外割柴拾田螺挑野菜弄来的，那有功夫让他去上学！”
　　一个贫困孩子的母亲说：“一只手只能柯一只蟹，一只手想柯两只蟹一只也柯不牢。”
　　陈晓云感到这是个实际问题，她出身在商人家庭，家里也没有什么农活，所以到七八岁就到村里正谊小学去上学。后来读到初小，是父亲不让她读了，那是父亲封建思想在作怪，认为女儿多读书没有用。
　　可是如今在这里，小小年纪的男女孩子，该上学的年龄也不上学，除了认为女孩读书没有用旧思想外，对大多数男孩子来说还是在家要干活的问题。穷人家孩子的父母为生活他们只考虑眼前，至于长大后对孩子有什么影响，他们就顾不上了。
　　这可以说是当时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也是当时社会的一种恶性循还，有钱人家的孩子，从小读书，学文化、学技术，长大了当官做阿大（经理），依旧能做个吃穿不愁有地位的人。而无钱人家的孩子从小不读书不识字，长大后仍只能做长工打忙工，像他们的父母一样，仍旧是个穷人，仍是一个被压迫、被岐视、被统治的人。
　　以后若抗战胜利革命成功这种情况会不会改变呢？可能也没有那么快。这要等到国家实行义务教育才能办到，但那不知还要过多长时间了？
　　陈晓云给孩子的家长们说：“我们眼光要放远一点，等你们的孩子长大了社会发展了，一个人有文化和没有文化就不一样了。你们要想让孩子长大有出息，就要让他从小学文化，求知识。不学文化不识字，还像你们爹妈一样做个亮眼瞎子。到了宁波城里东门口买点东西，还问人家‘源康’在哪里，‘楼茂记’在哪里。孩子们读了书长大了能识字看报，能打算盘算账，除了种田还能上城进工厂、做生意，用处大得很呢。”
　　这些贫困孩子的父母们说：“陈先生，你说的这些道理我们也懂，可是眼前家里孩子一走，就没有干活的帮手了，耕田的牛叫谁来看？家里的小弟小妹叫谁来管？田里地里的活忙不过来叫谁来帮？我们只能管眼前，管不得以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