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圆还来说嫁衣——代后记
梦圆还来说嫁衣
——代后记
编辑这个行当，都说是“为他人做嫁衣”。而编辑自已，也时常想为自已做件嫁衣的。“文革”后在少儿出版社工作，写了些东西，评个职称，混个作家头衔，倒也够用。就是说，作家梦已经圆过了。但是，总觉得自已没有一件像样的嫁衣。嫁衣不是梦外梦，只为老来好心情。日记整理到1956年，随手写了几件嫁衣小样，在复旦读博士的外孙（小名叫做棒棒的）拿给老师看，老师挑了一篇，推荐给一家刊物发表了。我像是找到了那种洞明世事、练达人情的感觉，心情大好。外孙建议我集中精力写小说，他帮我整理日记。祖孙俩直忙到现在。日记加了个尾声，就算大功告成了。写日记本来是为做嫁家准备的，如果说，这2879天实录算是一部日记体的青春之歌的话，下一步，就可以拿日记当素材，写一点虚构作品了。
可是，还是觉得还缺点什么。《开网的话》里说到日记的初心有四句话，其中有一句是“塑造自我”。这个自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需要有一个总体性的梳理和认识。分析人物、理解生活、解读时代，既是做嫁衣的需要，也是完善日记作品的需要。这项工作做完了，日记本身不也能算是一部“少记”加上“老看”、有特点的、有模有样的嫁衣了吗？
陆游有诗曰：“人生如春蚕，作茧自缠裹。一朝眉羽成，钻破亦在我”。我就从作茧的求学时代说起吧。
一.小土豆的嫁衣很愤青
马克思说，农民像口袋里的土豆，他们不能代表自已，只能被代表。作为农民后代的我，小土豆的代表就是党。他唱着红歌进城了，破例进了考场。想当作家，老师发现了我，我也发现了自已。父母早亡、贫穷、多病、能力低，急于求成。表现很愤青，用对抗表达内心的无能和自卑。第一篇作品报社退稿了，转投给刊物发表了。小土豆膨胀起来，给报社写信，说人家不重视新生力量。回信被扣了顶个人主义小帽。到校医那里看病，带答不理的，对女生则嬉笑暧昧，我写小品文讽刺他。童年暗恋的女孩嫁给军官，写小说说小女子嫌贫爱富。编辑看后说：“嫁给军人，也没什么不对呀！”突有醒悟：你以为你是谁？呐喊没有用，能力强才是真的强。那些年，放弃太容易，坚持需努力。遇到困难就放弃话，小土豆还是小土豆，土豆生土豆，永远的小土豆……
党团教育催人进步。初中时，亲见美国人轰炸鸭绿江桥、同胞的肠子挂在电线上，晚上同学们钻进元宝山隧道里躲避轰炸，上面滴着水，踩着平铺的木板上，能听到下面的流水声。祖国有关爱。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我们上街庆祝。爱国的情怀，高歌猛进的时代，鼓舞着小土豆前进的脚步，交了入党申请书。历史课上有的两个结论记了一辈子：一是“人人生而平等”，二是农民起义没消灭封建制度，是因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前一个结论让我懂得了生而平等只是人格上的，事实上的不平等还存在；后一个结论，让我接受了毛主席那为拉平、取齐、缩小和消灭差别而进行的一系列运动。
二.校园的嫁衣很灿烂
小土豆上上大学了，是第三志愿录取的，毕业当老师，不高兴。想当作家，继续写，一把二胡，一迭稿纸，写着，拉着……
反右斗争惊醒了我的作家梦。丁玲的一本书主义遭批判，周扬说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核心是名利思想。我有啊，害怕了。反右对多数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震慑。大学环境给我出了三道题：
第一道题：你需要改造思想吗？
答：需要。想起了土改后四八年的备耕，老爹在种子筐上写了“福玉堂”三个字。我问是什么意思？老爹说：“过去体面人家都有个堂号，现在有地了，我也起一个堂号。”我说：“哇！你想当地主老财呀？”老爹说：“哪敢!写个好心情奔日子。”老土豆想发家致富，小土豆想出人头地，私有者走社会主义道路，必得经过改造。我手里保留着大哥在日本人办的陆军兽医军官学校学习时留下的相片底板：跨洋刀、穿马靴，戴战斗帽、叉腿站立。大土豆选择了当日本人的皇民。他是我童年的偶像。这意味着：土豆寻找个人出路，有共产党、国民党、日本人的三个选项。碰上了共产党，是我的运气，不是觉悟。
实际上，贫而又孤单的小土豆，有自我膨胀的可能。以我中心，利我者亲、逆我者愤。一旦犯错误，就从孤儿变为弃儿了。理论上，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在改造主观世界。十七岁的马克思写博士论文谈到选择职业的主要的考虑是：服务人类，完善自我。怎么来完善？当然是《共产党宣言》里讲的“两个决裂”。
在1958年3月师院开展“双反”，在向党交心的展览会上，我现身说法，迈出了政治思想共产化的第一步。打下了以改造求进步的基础。
第二个问题，你应该积极参加大跃进吗？是的，大跃进是斗穷的运动，为什么不？反右后，大学生只有一个选项：听党话，跟党走。八届二中全会后，大跃进是全党的中心工作，全国一盘棋，赶美超英，粮食、钢铁翻番，高校不例外——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人民群众毫不怀疑大跃进的正确性。以大跃进民歌为代表，领袖和人民之间，像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一个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另一个就说“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一个说“春风杨柳万千条，六忆神尽舜尧”；另一个就说“端起巢湖当水瓢，哪里缺水里浇”。第一个挂牌的“查牙山卫星人民公社”把别处的稻子集中到一块地上证明亩产万斤，干部造假，农民配合，终于得到“人民公社好”的赞赏。仅仅不到两个月，全国实现公社化。
在辽大，工农子弟出身的学生已占学生总数的70％以上。里面必有鲁迅笔下的阿Q、闰土、华老栓的子孙后代们，带着老国民性的热血而成为共和国的新秀才。大跃进热情比起父老乡亲毫不逊色。贫农出身的党小组长、外号大胡子的，动不动就带领全年级同学放卫星、要求在校园成立人民公社，要求提前毕业，到农村去搞教育革命。人们高呼口号，满头大汗。思想深处一定有着阿Q式的虚荣：谁放卫星谁光彩。精神胜利的本质是形式主义，摆出一个“手执钢鞭将你打”的架式来，就成当代英雄了。
年级办起了炼锗厂，开白泥矿，搞试验田、农场劳动、筑路、修水库等勤工俭学项目。最好的项目是叫大二学生编教材，尽管有些仓促，毕竟是在做学问。学会了如何围绕专题进行研究的技能。作者在大跃进中的思想收获是：劳动不再是一种谋生手段，而是一种历史使命。组织起来的人民可以干大事。大跃进除了没经验，也是形势所逼，帝国主义封锁我们，除了组织起来，空手套白狼，别无选择。可是，拿斗人的办法斗天斗地，不灵，一次批斗会可以打倒一个人，一天斗出一棵从种到收的稻子来，不可能。如果向上级证明可以做到，只有造假。
本班一位同学，假借父亲有病要求退学，遭校方拒绝并受了处分。作者参与此事的处理。社会主义一条路，只能进，不能退。
三.辽北的嫁衣很悲摧
大学里遇到的第三个问题，是做党的驯服工具对不对？答：当时觉得对，现在知道是不对的。毛主席说：“……解放个性，这也是民主对封建革命必然包括的。有人说我们忽略和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毛泽东《致秦邦宪》1944。8.31.）但庐山会议后在全党开展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更像一个以保卫三面红旗为目的的驯服工程。校长在元旦献辞里说：“要继续跃进，非反右倾不可。”
回答这个问题已经是大三了，214名学生，到昌图县农村，进行“高校文科教学新道路探索”，一个中心是改造思想，两个基本点——参加社会实践、大搞文艺创作。书记说：“我们培养的人是革命者、党的驯服工具、马列主义者，最后才是教师、文艺工作者……”
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作者总是激情满怀，青春似火。日记留下1960的辽北记忆，内容很丰富。参加对农村落后地区改造，看见三类社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坏人和与地富勾结，迫害复员军人，殴打至死。公有制实现了，却是不姓社。阶级斗争，没有不可制造，有了不可回避，不能扩大，也不能姑息。这是作者第一个收获。
搞落改、反右倾，还有一项，是按内部矛盾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参加了三场批判会。他们贿赂干部改成份，请吃饭、入社留下一头牛好拉脚。他们说：“食堂会餐像要饭”，“喝稀的，撒尿没劲儿，多费两条裤腰带。”“哪个国家穷这样？吃不饱，够受的了！”他们说的都是实话。控辩双方的交锋挺有趣，上中农老哥都服了。
经过上年八届八中全会的学习，我的思想已倒向反右倾的一边了。但到乡下一看，也有疑问：生产队煽动偷粮、两个贫农入狱六个月。小时候听父亲讲过：灾年里，饥民都去吃大户。现在去偷生产队，变相吃大户或抢产私分，对抗共产风。为“维稳”而让贫农坐牢，不公道。有担心：如果农民伸冤的话，工作组将怎样面对？一位外号大马列的同学要我挖思想，为什么害怕群众运动？我哪敢说出来！还批我写作品先提所有制，等于抓住了我思想改造的软肋，稳不住阵脚了。
事实上，那是杞人忧天。反右倾之后，一边倒成了历史的惯性，上下都一致。日记里大大小小的书记，通用语言是反右倾、保卫三面红旗。老贫农的一句话更经典：“我呀，就记得两个事：干活、吃饭，干活、吃饭！你别看我没入党，我就是死，也得跟共产党走。共产党是穷人的主心骨啊！党啊，恨不能把穷人一把棒上天哪，一下子都过幸福生活。”这话是发自内心的。他们认为：即或是吃不饱，今天也比过去好。饥荒之年，天下不乱，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农民与党的心是相通的。
生活推动着紧跟三面红旗的脚步。在创作组里，作者亲眼看见了群众搞四化的积极性。公社有电灯了，有机修厂了。在帝国主义封锁、苏修卡脖子的条件下，农民用土办法办起了农机厂、化肥厂，表现了中国人在困难面前图强不屈的精神，就算是饿肚子，跃进也不停步。真切感觉到：谁想嘲笑群众挑战不可能的幼稚，没那资格！创作激情被触动，写了两个短篇。《欧林老头》，歌颂了农民在理想推动下的思想进步，公社化促进生活的社会化，以父权、夫权为中心的家庭开始起变化，或者家庭只是个爱与繁衍的梦工场，妻子不再以丈夫为职业，子女可以挣工分吃食堂,孩子送进托儿所……
作者得了浮肿病，也总是激情满怀，斗志昂扬。24岁生日日记，认为力争上游是无产阶级对待生命的态度，要多快好省地利用生命，个人的生命和党的总路线结合在一起了。四月下旬，学生到大本营集中学习、改造的时候，我进入了核心组，写材料、搞总结。组织已经在考虑我的入党问题。精神进入下乡以来最旺盛的状态，越是困难越来劲。
接下来的两件事给了我很大的刺激。第一件事，是六月初遵命带领一个五人小组去昌北采访，写歌剧。本来是一个完不成的任务，却硬充好汉接下任务。驯服工具使正常人变成了牵线木偶，牵线一断，便不知所措。出发的时候，领导嘱咐：你们可不能躲在一个地方吃好的啊！饥饿的队伍不好带，偏偏吃住问题成了热点，加上剧情处理上的不同意见。常常闹别扭。我照抄大本营的套路：改造和劳动优先，使分歧加深。小班长指挥不灵，被大本营无理由召回。
第二件事，有一次我和书记讨论作品的署名问题，我说：集体署名和个人署名都可以有。书记说：“为什么呢？党让你深入生活，党给你创作时间，劳动人民创造了伟大的生活，写出来的东西为什么就算你个人的呢？”这句话很好回答：有党的，有群众的，我的劳动有没有？抢产有理吗？《资本论》不该署马克思的名字吗？我当时不懂，心慌无智，无言以对。
这两件给了我很大的打击，一向豪情万丈的驯服工具，连个小班长都当不好，还能干什么大事？个人的作品可以随便“共产”，过去的努力竟不值一钱！个人的正常发展要求被共产了，心无所依，魂归何处？人像被掏空了一样。越是想不通，越是担心自已不够不驯服，只好“存天理，灭人欲”，什么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不当党的同路人、做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思想准等，胡说八道的话都上来了。一个人，如果丧失了人性的本真，人才很可能变为奴才。这也许是农民留在我身上的最后一块胎记吧？同学竟要拿我当改造好了的典型，往总结里写，还要我在探索新道路的话剧里担任一个角色，不知他们是拿我寻开心，还是拿我当烧烤往供桌上摆。探索结束，系里即通知我被调出工作。服而优者用看来是真格的。
今天重读这段日记，一方面感到困难时期能和农民一起度过，十分难得，内容丰富，精神可佳，反右倾是为了保护群众运动的成果，有它的正当性。另一方面，觉得这是在继续做违背科学的事情，很是不解。马克思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当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靠斗与整强推一大二公的生产关系，违背了科学。结果是：批判富裕中农很积极，下地干活却出工不出力，会上一面倒，会下一块泡，生产力搞夹生了。资本的咒笔曾画过马克思坐在《资本论》上乞讨的漫画。人们终于懂得：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共同富裕论，而不是一起贫穷论。当正义惹恼了科学的时候，就要付出代价了。1960年5月11日日记极具代表性。先写大学生热衷于增量法能点石成金，再记作者想指挥富农播种无效。就出现了一个画面：田鼠犯盗窃罪，犁铧捣毁了它的家，富农停下犁杖，蹲下去拣粮食。撒种的老贫农也奔过来，手托帽头，拾拣金黄的豆粒；以天下为已任的大学生找不到怪他们的理由，使劲踩碎土块把种子盖住。看到这篇日记，心中倍感荒凉:此时此刻，可供分配的，只有一只田鼠的家产了。人们何以掉进均贫富、等贵贱的迷津里出不来了呢？文革中竟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口号出现，比痴人说梦还荒唐。
贫下中农是不是就不批自服了呢？我曾见过书记请老农参加亩产万斤试验田的听证会，老年、青年都随声附和，说亩产万斤是可能的。他们知道这只是干部整景儿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土地离开了主人，他们会事不关已，满嘴跑火车。
我常常想：上面一会反左，一会反右，为什么总是畅行无阻？原因是：不要低估了创立新中国给人民留下的深刻教育。两次革命天翻地覆，对威权的合法性和一切为人民的治国理念从不怀疑，绝对认同。昨天的胜利，证明了今天的无敌。忆苦思甜成了扫清一切障碍的锐利武器。
同学对这种形式主义、走过场的探索有怀疑，甚至有人逃跑。书记则很有底气：“我们是有根据的”，要“在历史上起作用”。根据什么？我没查到，后来，我在《毛泽东年谱》里看到了一段记载：听说北大500名学生修铁路，100人发高烧、得浮肿病。毛主席说：“不要搞什么不断革命……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毛泽东年谱》第4卷60.12.27.）。时至年末，老人家已看到了反右倾造成了左倾回潮。现在调子有变，不久就开始了六一年的调整，我二进昌图县，当工作队反“五风”。
四.“自供岛”走出的新郎官
六0年八月下旬调入出版社。在省委文化部转关系的时候，说调人是为了加强文化战线。到单位以后，发现这里并不是那么需要人手。九月间，中央即下达机关人员精简的通知。下一年我被告知下放到机关农场劳动锻炼一年，喂马。
机关农场实际上是一个“自供岛”。困难时期，凡有能力的，党政机关、工矿企事业单位，都在办农场，以解决粮食和农副产品供应的不足。农场是官办的，种子、化肥有保证，庄稼长势确绿，成为公社土地包围下的一个绿岛。自供岛是我给起的名字，是特权的产物。机关职工吃着国家按规定供应的粮油、副食，另外通过自办农场开小灶。出版社农场产一斤粮的成本是两元多，比供应粮的成本高出十几倍。场长说，没农场，职工上楼腿打晃；有了农场，脸上放光，上楼登登的。这种特权，只有国营部门才有。有些有势力的部门，直到今天还在办，是真正和特供农场了，不用担心农药、化肥、转基因、甲醛保鲜之害了。
这让我看出差别和等级来。对机关来说，我是在下面，对农民来说，我是在上面的。级别虽小，也是特权阶层里的一员。农民为裹腹偷农场的庄稼，场长说：“再偷，给我往死里削！打死我负责！”底气从何而——特权。幸亏省委下令：不要激化矛盾，他才醒悟。农民拿豆饼换农场的玉米面，说：净吃茄子叶，哪有一点粮食？农场驻地还发生一个农民抢收，被批斗，渴卤水自杀的事。我只能感受一点悲悯。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差别和等级是取消不了的。延安时期，王实味抨击“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恐怕是不了解平均主义之害。头几年共产风已对生产力造成极大的破坏。差别是要缩小的，特权是要取消的，但要在生产高度发展，财富不断增加的基础是循序渐进地进行。毛主席一生都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站在差别上层的人们，如果不能与下层的人民同甘共苦，当人民的勤务员就是一句空话。
该说说喂马郎如何谈恋爱了，那一场苦恋所以成功，正是一个阶级消灭了，一个阶层上升了，价值观趋同的结果。
是极富时代感的恋爱、婚姻，延续了四年才稳定下来。小土豆出身的不帅哥娶了一个富家小美女。除了两个人的情投意合，从外部条件上讲，是三个趋同的结果。
第一个趋同，是经济上的。妻子童年是在地主兼资本家的环境里度过的。土改时，40垧地和地主大院被分，五反时父亲把家里的小宝、金银首饰全都献出来，交了罚金。落实政策，定为基本守法户，退回来的财物所剩无几，只好开个杂货铺，公私合营，岳父当了会计，每月工资62元，岳母每天卖冰棍，站到腿肿。都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家里十一个孩子都上过学。妻子工资49元。经济水平跟我差不多。
第二是思想政治趋同。岳父和他的子女，从未表示过对新社会的不满，他的三个大儿子两个读清华，一个读东工，还有三个子女读中专。这些孩子都享受国家全额助学金。老人常说，我的孩子都是国家培养起来的。
第三是价值观趋同。特别是妻子的二哥，日记里有他给我和妻子信，表示与剥削阶级划清思想界限，热情歌颂祖国的进步，也曾参加过社教运动，并先于我入党了。妻子与二哥的关系特别好。
由于三个趋同，六三年过春节，我一下融入了这个家庭。编辑、记者有无冕之王的称谓，职业有优越感。未婚妻没因为我是小土豆出身、辽大毕业、下放喂马而觉得有失体面。我把农场分到的和供应所得的鱼肉、白菜送上门去，全家人高兴地接纳了我，拉我一起去照了全家福。岳母还催我们去照订婚像，惹得未婚妻掉泪——妈妈这么急着撵我走呀!
大舅哥还当着未婚妻的面向我揭老底：告诉你吧：二玉是四一年生的，属蛇，不是属马，登记户口搞错了。在妻子面前，我除了当爱人，还有个当大哥的角色。六六年有了第一个女儿，七一年又有了第二个女儿，蛇鼠同穴，牵手一生。“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特别感激妻子在我撇家舍业的年代里孤单地坚守。一扎情书，重复着爱的思念，阴晴圆缺，此情绵绵，好梦常伴。毛泽东时代，我们的幸福很简单。
五.红砖是怎样炼成的
六三年，农场解散了，我成家了。同学透露我可能被调出的消息。我有一种被边缘化的感觉：人在编里，事在编外。编辑部当时也真的没有多少事可干。我总有种事业无成的感觉。眼看到了退团的年龄，入党问题还没解决。想当作家，又没写出什么作品。如果我停下追梦的脚步，比如说去当个中学教员，家有美妻，过一种小资生活，是可以得到满足的。但心有不甘。写不出作品，除了生活积累不够，还有思想水平低，想起了毛主席的话：“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結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願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結合。”不论与公与私，都要求我必须按毛主席指引的路走下去，不能停下前进的脚步。六四年初，当组织安排我去搞社教，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觉得那不是一个负担，而是一次锻炼。六四、六五年两年日记，开年的头一句话，写的都是与工农相结合。
所以愿意到生活中去，和我一年的“自供岛”的生活有关。也和我是小土豆出身有关。每次到农村，我最怕的是社员问我挣多少钱。虽然我的工资待遇是24级的倒数老三的科员级，毕竟是国家干部了，这上层人物了，与社员几分钱工分值相比，一个是天上，一个地下。上层的干部，每个人都面临着两项选择：是当官做老爷，还是当人民的勤务员？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俯首甘为孺子牛，从立场、观点，到思想感情，都与工农大众打成一片，是知识分子必做的功课。这应该是那个年代干部下放劳动的根本原因。
因为出身农民，多年来不断参加劳动，在两年社教运动中与农民实行三同，对我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困难。穿大头鞋踩阁子，一天要走100多里地。用一只袜筒装上六六粉，小棍一敲，药粉撒在高粱叶上灭腻虫，药粉呛人喘不上气来。明知吃发霉的玉米面等于吃砒霜，但社员舍不得扔，只好跟着吃，睡凉炕、冰水洗脸，牙膏上冻，头上身上长蝨子，到最困难的时候，我也会搬出忆苦思甜的武器，为不受二茬苦给力。没有过不了的生活关。
最苦恼的还是发动群众的工作难做。心急、上火。当群众要我做什么事情，我总是一笔笔地记下来，到了开会批评和斗争的时候，我让群众出头，他们把我推到前面，本来是群众自已解放自已，却变成了工作组和重点人之间的交锋。这种情形，六一年反五风、六四年前高家社教，都发生过。不用说，小资情结，热情虽高，包打不了天下。需做耐心细致的教育工作，要经过长期磨练才行。
到得胜公社（就是薄煕来搞过农民交响乐队的那个社）西金大队宋西小队，已经是第四次在一个队里搞运动了，虽有领导的正确指导，小资人那种夸张的革命性还是有所暴露。营口市委王书记是得胜公社工作队长。他蹲点时，总是不急不慌，事情都交给群众去办，他只从旁指点一二，然后当甩手掌柜，连会议都不参加，真够老谋深算，令我羡慕不已。这个领导即或在桃园经验成为四清主导思想的时候，也还是提醒大家不要踢开当地干部，而是帮助他们引火烧身，自我革命。
有一次，我包的队社员讨论给不给队长误工补助，社员是主张给的，我想不通，领导告诉我，按社员的意见办。我的思想方法常常绝对化，非黑即白，没有任何模糊地带，与同志争执不下，“主观”的小帽就戴在头上了，多年摘不下来。阿•托尔斯泰在描写知识分子改造的苦难历程时，说过“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我们就会纯净得不能再纯净了”。看来是经验之谈。有赖于“二十三”条的颁布、工作队的正确领导，西金大队社教运动圆满收官。我在宋西社教的最得意之笔，是帮助社员修了一条防洪的丁字坝。算是为民造福的小工程。
六五年结束社教工作，回到出版社，接着又被调出搞了半年的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人物事迹展览。
到六六年文革开始，2879天日记就此封笔。原因是觉得自已思想政治上已经定型了，作家、编辑和教师、医生一样，不过是一种职业，工作总是不稳定，不想再练下去了，创作当作一种爱好可以，当作一种主业不可以。当自已做不了自已的时候，根本写不出像样的作品。多年的磨练，与工农结合，似乎有些体会了：而立之年，脑、体劳动都会干，能上能下，专业工作和群众工作都做得。虽然组织问题没有解决，在我思想上已把自已当成一个党员了，好像完成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飞跃——“我是党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不会为个人利益再去斤斤计较。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终点，就是不论职务高低，能力大小，职业偏爱，都是人民公仆，而不是人民的主人，从思想感情到生活都能打成一片，当终生如此。
心中一直有一位偶像，就是省委文化部长安波同志，是一位焦裕禄式的好干部，生于1915。是中国现代音乐家，中国音乐学院首任院长。曾在延安鲁艺专门从事民间音乐的研究工作，建国后写过多部歌剧、话剧。我调到出版社在省委办手续时，听说他要跟几个学生见见面，不知怎么，没安排上。他是《兄妹开荒》秧歌剧作曲者之一，该剧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代表性剧作。1965年我回社时，曾受命编辑《安波文集》，已是文革前夕，宣传部对文稿的挑剔过多，文集没有出版。
这年，安波同志去世了。我的日记有两三处记过他，都是别人告诉我的。很敬佩他那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精神。他深入生活时，像个老农，拿一个小烟袋。平时在家，跑粮站、买菜，都是自已去。上下班骑自行车。自已的好房子让给别人住，困难时期主动要求降低工资。创作长诗《雷锋颂》，稿费交了党费，说“不能从英雄身上揩油”。一次他借人钢笔，不好使，他买了一支英雄牌金笔送给人家。在偏远的朝阳地区出差，得到去北京开会的通知，离火车站太远，他干脆步行八百里赶到北京。可惜英年早逝，我跟他只在会上听报告时见过几次面，“高山仰之，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六.阳光下嫁衣的色彩
十二年的日记所处历史时代，党史称作是文革前十年（不含五五、五六）的探索。帮我整理日记外孙和读过日记的青年、同学、朋友，曾就日记向我提出一些问题，正好与嫁衣的制作有关，我挑出其中最重要的四个问题，说说个人的认识。
1.如果想做嫁衣，能说出你日记所包含的社会主义文学重要的主题吗？
文革后，我再没下过乡，只能说说十二年日记接触到的关于这个问题的体会。我认为社会主义文学两个重要的主题，一个是权力，一个是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以后，这两个主题显得特别突出。
第一个主题要回答的问题是：公有制实现以后，生产资料全部归公了，掌权者是雇主？还是公仆?不光是指领导，也指所有手握职权的普通人。日记里记过生产队护青员捉了一个偷青苞米的妇女，逼奸成功就放人；大姑娘认农会主席为干姥，富农父亲成分可以划为中农：请生产队长吃一顿白面饼，公家的房子叫你白住，复员军人检举公社领导与地富勾结、横行乡里，即遭报复，殴打致死……小说《乡愁的魂》做过反映这个主题的尝试。权力问题，有内部矛盾，有敌我矛盾。总之，没有监督的权力，既可能私专，也可能腐败。
发展问题不光靠人斗人来解决，而是靠生产力的发展和财富增加来解决。公社化是当年解决发展问题的主要选项，是得到国家支持的、共同富裕的选项，其条件是：有人带头、群众自愿。得胜公社西金大队就是这样的队。但是，对不热心走公社路的就七斗八斗，效果不是太好。人的积极性不是靠斗和批就能调动起来的。不情愿做的事，逼也没用，如六0年记的几场对富裕中农的辩论会，牛不喝水强摁头，富的斗穷了，穷的更穷了。发展的要素有资金的、技术的、设备的、人才的、管理的、文化的、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放开“各尽所能”前四个字，落实“按劳取酬”的后四个字，是解放生产力的关键。日记里写堂兄会养奶牛、前高家有会养蜂的、会轧大酱的，会木匠、裁缝手艺的，还想出麦茬地包垅到户的办法，左步一堵，积极性都搞没了。农民在体制内想办法，要比工作组聪明得多，更不要说体制外可以放开发展，天高地阔。人工智能的时代，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应有新解。不给机器人报酬，算剥削吗?当50％劳动被人工智能取代的时候，如何定义剥削？
改革后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并存经济制度，会带来阶级分化和社会等级拉大。政策性资本也是资本，放开以后，《创业史》里的三大能人可能很任性，他们从未放弃靠违法一夜暴富的大跃进。拉拢、腐蚀干部使权力为自已所用，这套路他们熟得很。六0年在红石槽大队看到，富裕中农看见贫农积极分子有当队长的可能，就约好让女儿跟他认个干姊妹；在前高家，村里的棍棍为了拉拢干部，宁愿让老婆跟社长睡觉。发展跟权力之间负面影响会相互渗透和勾结，不保持清醒的话，政策性资本有变为制度性资本的可能性，成为农村的黑恶势力，独霸一方。历次宪法都写着阶级斗争还存在。致富必须守法。
2.晚辈曾经问我：党内有以八大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你为什么总跟着左倾错误跑？
八大路线的代表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根本没有毛泽东之外的所谓正确路线代表。八大报告里反对个人崇拜、不提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自已提出来的，有国内外形势的总体考虑。党内正确意见是有的，但不能代表全党的路线。党史肯定了在十年探索中的正确认识，是以毛泽东为主导的，党的纪律根本不允许中央领导集体之外还有个所谓正确路线。如果有，早就不用摸着石头过河了。高中日记里有“八大”的记载。党的决议是党的统一意志，学生只有好好学习，不允许讨论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哪来的选边站？
当然，正确意见，关乎群众的切身利益，总是深藏在民众之中。例如反右，日记就有对“阳谋”反感的记载。大学生劳动过多，多数同学有意见，上大学干什么来了？对大跃进，我觉是小资狂热病。这些意见，起初被指为糊涂认识。经过一番学习，务虚、辩论，认识就和文件的精神一致了。
只有人民的正确意见，才能纠正上面的错误。公社化以后，个别基层干部借共产风去抢产，感谢农民的瞒产私分，向批判错了的资产阶级法权赔礼道歉，教育干部不要图虚名而招实祸。第二次郑州会议提出以反共产风为核心的十四句话，都是采纳了群众的意见。六一年颁布“高教60条”，规定了学生以学为主，教师以教为主，等于全部接受了头几年同学们提出的正确意见。
学生总要回答为谁读书、为谁服务的问题。校园里也流行过整人文化，日记涉及这方面的人和事很多，想做嫁衣，随手可得。
3.晚辈提出，思想改造是必要的，但像你那样，对自已的改造是不是搞得太狠了？什么原因？
反右后，对大学生的思想改造，几乎是一门主课，学校的党团领导总是拿“小心当右派”来扫除教育大跃进的障碍。庐山会议后，左到把人性的生存、温饱、发展正常的要求也当作个人主义来批判,使思想改造变成宗教式的救赎。把高教改革的探索搞到形式主义的斜路上去了。毛主席在修改社教“前十条”写过一段导语
——《人正确思想是人哪里来的？》，其中说：“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但左倾的思想的灌输，把对普通民众的冷暧饥苦感觉搞麻木了。青年人理想、信仰、忠诚、奉献，人为地拔高了。越往高处拔，离地面越远、地气越稀薄，左到对人民的疾苦没了感觉，变成《药》里夏瑜式的人物，这是我困难时期日记很少记吃饭、穿衣，挨饿吃苦的原因。
关于人的思想修养。孟子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那套话；俄国小说《怎么办》写过一个革命家拉赫梅托夫，为锻炼自已的革命意志，在钉子上睡觉，都是些脱离实践需要的修炼。是民主主义的和个人主义的，像是在说：跟我走，我来救你们了，恩赐于人。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是党领导下群众自已解放自已的主义，不靠救世主。那种为信仰而去炼狱和自刑的做法，群众搞不懂，没感觉。我所以那样做，一个与自已不服输的个性有关；再一个，是自已做人做事一向认真，党要求做到的，我必须做到，既不想糊弄组织，也不会糊弄自已。群众说饿我不叫苦的表现，很可能被看成是假积极和唱高调，而我，却是真信真做真投入，因而就更加悲剧了。
在辽北的最后一个月，虐心魂，表虔诚，也是为解除内心痛苦的失态之举。毕竟，人性的力量很顽强，时过境迁，也就恢复了常态。脱离实际的高格调、用于律已，倒也没啥，用以待人，会造成关系紧张。总之，像是校长发给我一张进入天国的门票，到门口一看，门票上没有马克思的印章。人一下子从天上落到地上。检验一个人的觉悟高低，不在于他的高大全，而在于他不论身在何处，都能确切地感受到群众的甘苦冷暖，并立足于自已的岗位，为解决工作和身边人的实际问题做扎实工作，而不是总是想着堵枪眼。
辽北记忆，至少有两点应当记取，一是做人做事要实事求是。明知歌剧搞不成，就不要接受，照抄大本营左的做法，强推生活监管和改造优先，只能把人心搞散了。第二点，为人民服务，要从关心群众切身利益做起。在红石大队，见房东家婆媳不和、好计小利。一开始，我关心的是她开会迟到、不发言，烧了生产队拨给学生烧炕用的柴火；她愁芥菜疙瘩吃光了，没米下锅；儿媳探亲没路费，公公杀狗卖皮凑钱。她要向我借点粮票、给孩子要一张报纸包书皮。这点小事，我应该能办到，但我拒绝了。她的苦楚被我的教条隔离了。
1978年，我第二次进五七干校。粮食入仓后，干校黄铺了。出版社几个学员返城，路过沟帮子，见镇上有卖花生的，问我能不能买点，我说可以。当时统购任务尚未完成，有民兵上车，要没收。我下车交涉，陪上笑脸说：“我是带队的支部副书记。这些干部离家半年了，给孩子买点零食带回去，是我批准的。我没买，但我有责任。看这样行不行：花生别没收，罚我的款。”结果没罚款，放行了。这件事，依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来点评，是不是更得人心？至少可以说是积了点阴德。
不久，当击鼓传花似的阶级斗争最后一棒落到我头上了，造反派头头和干校连长的前科让我成了“三种人”嫌疑，空降到出版社的外来领导要揪出版社的坏人。社内的几位老同志列举了几件小事，说“小盖（当时我属小字辈）这人比较讲政策，没有胡来”。为我洗涮了造反派头头的清名，没有一张揭发我的大字报。
看来并非洪桐县里没好人。其实，我不过是受过《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启蒙教育。别总想自已出息，出息的目的是为多做好事。爱人民，首先是爱自已的岗位、爱父母、爱家人、爱邻里、爱身边的同事、朋友，然后才是那些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民大众。我不把干校当成干部受苦的地方，倒像半拉子大学生又去读了两回硕士班。我把这些体会，都编进一本叫做《讲故事爱人民》的书里去，告诉孩子从不小就知道什么叫爱人民。明白这点道理，叫我悟了半辈子。值得为此写篇小说。
4.有读者问：你的日记有一个尾声，中间跳过了文革，进入了改革开放后的十三年。跨跃了改革前和改革后的两个历史时期。对“两个不能否定”你是怎么看的？
从做嫁衣的角度看，前后衔接，是把日记本身也当作一件嫁衣来制作完成的。这样，看法就很简单了，两个不能否定，前者是因，后者是果；前者是积累，后者成就；前者是探索，后者是创新；前头的挺起了肩膀，后头的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创造了历史。
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改革前和改革后两个时期不同的指导思想。左的错误，特别是文革的错误，为什么在文革前十年里得不到纠正阻止呢？党史是这样说的：“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的影响，以及如何肃清中国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留下的影响，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的一类现象滋生起来。”这段总结说得很对。我认为，个人崇拜是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政治影响下创作的一部历史剧。剧本里有三个主要人物：受拜者、拜者和领拜者。
陕西是大秦帝国发祥之地，汉唐帝王都在那里建都。封建影响深厚。当陕北抗日根据地第一次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时候，农民发现大救星降临了，如同升起一轮红太阳。农民迷信明君胜于信自已，他们用民歌表达了对领袖的热爱。
作者就长城里的一块砖。大庆、大寨、核弹，都是这一时期出现的。“我们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一时期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时期党的工作主导方面。”（《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但是，封建的影响也寄生在结合之中。当时，装在口袋里的所谓“土豆”人口有五亿，他们已被毛主席所领导的两次革命从口袋里解放出来，而成为组织起来的公社社员。包括作者这样一些刚刚进城的土豆在内，受拜者一个号令就可以动员六亿人，这是多么巨大的民族凝聚力！现在只能一起总结，而不能抱怨，更不能泼赃水。历史就是历史，无法人为地去左右。改革开放，回归了实事求是。两千年的睡狮再一次醒悟，中国人民在党旗和五星红旗的照耀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民族复兴之路上阔步崛起了。
恩格斯说：“一个聪明的民族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的东西比平时要多得多。”“两个不能否定”是符合实际的英明论断。
七.最大的作家的鲁迅，最小的作家是盖壤
1999年10月，中国现代文学馆大厅陈列了一对三米高的巨型青花艺术花瓶，上面有二十世纪海内外5000多位华人作家的签名，作者签名列在G打头的第一名。签名者有毛泽东、鲁迅……我想，那里面，最大的作家是鲁迅，最小的作家就是盖壤了。小的原因别无可考，小在出身卑贱上是肯定的。小土豆穿上了大串，登上了世纪作家的封神榜，可不可以说，是时代的造就，使穷孩子挑战了不可能？
与花瓶陈列的同时，组织者还出版了《中国作家3000言》一书，是花瓶签名作家格言式的寄语。我的格言是：“命运对于人来说，从生命的开始就不公道。问题是你自已要知道努力，去争取生活的公道。”一百多万字的日记，浓缩下来，就是这36个字的心里话。别听那些所谓精英阶层、低端人口的胡说八道，小土豆新嫁衣的题目应当是：有志者事竟成。那是中华民族魂的精华所在，懂得了这一点，就懂得了“人民万岁”，也就懂得了《国际歌》——“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2019.6.30-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