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给农民弟兄的交代

　　金县得胜公社
　　西金大队“社教”运动总结
　　（一）
　　西金大队是得胜公社七个大队中较小的一个，原有十三个生产队和一个果园队，运动中合并为十一个生产队。共有耕地5550亩，多是山地，有部分甸子地和少量水田，主要作物是苞米、花生，还经营一小块果园。自1961年按“六十条”规定，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生产率逐年提高，1964年平均亩产407斤，超过“纲要”规定的指标
　　1964年国家征购粮食任务是10万，他们在计划外，还向国超售了10万5千斤余粮。社员平均口粮标准是400斤左右，是全公社最高的。由于农业生产成本较高、花生欠收，现金（工分日值），多数是0.50元左右。
　　全大队总共322户，人口1748人，运动前贫下中农196户，中农98户，地主富28户。经清理阶级成分后，贫下中农206户，中农90户，地主富农24户，未划成分2户，扩大了贫下中农队伍。
　　四清工作队员共50人，省机关干部11人，营口市和盘锦农垦局干部33人，解放军干部8人，其中一半是青年干部（包括营口市委党校“抗大班”学员）。多数同志是第一次参加“四清”运动，在县工作团委、公社队委的正确领导下，很好地完成了运动的各项任务。
　　从运动揭发出来的问题看，这个大队存在的问题，大量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上，反映出较尖锐的两条道路斗争。如个别生产队弃农经商，有的拉拢干部、走后门，有的生产队干部和社员把粮食拿去卖议价，而不愿卖给国家。在社员中间也存在着损公肥私、热心小自由的行为。由于自私自私利思想较为深厚，干部与干部、社员与干部、社员与社员之间，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不团结的现象。
　　从整个干部队伍看，这个大队的干部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占绝大多数，问题多的干部是少数。全大队前任和现任75名干部中，贪污盗窃100-250元之间的5人、300斤粮食以上的干部3人，多数是属于一般性的贪污盗窃和多吃多占。大队支部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政治思想工作较差，阶级斗争观念薄弱，阶级路线贯彻的不够。从政治上、路线上看，党支部领导核心比较纯洁、比较健全，是一个较好的党支部。
　　运动清理了1964年的分配（即小“四清”），组织贫中农的阶级队伍、清经济，开展对敌斗争、划分阶级成份、组织建设各个阶段，认真地、深入地贯彻了党的方针政策，高举了贫下中农的旗帜，紧紧抓住阶级斗争和两道路斗争这个纲，注意团结两个百分之95％，比较充分地发动了群众，并不断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实事求是的精神，总结和检查工作，使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些成绩主要是：
　　第一，基本解决了干部经济上的四不清问题。在党的政策感召下，绝大多数干部能自觉革命，交待问题，决心悔改。运动中共清查出贪污、盗窃现金1800元，粮食4125斤，多吃多占现金1025元，粮食4048斤。经过清经济，广大干部认识到了“和平演变”的危险性，划清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界限，认识到在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下，由懒、馋、占、贪逐步走上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是一条很危险的路。正如牟窑生产队长王德臣讲的：“这次运动不仅洗了经济澡，还洗了思想澡。运动再晚来两年，很多干部会掉进资本主义的泥坑里去。”他们感谢党对他们的及时挽救。目前已退赔的赃款赃物占全部应退的75％。
　　第二，打退了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全大队共有四类分子17名。其中地主分子4名，富农分子10名（运动中摘掉帽子的4名），反革命分子2名，坏分子一名。运动前，多数反动分子气焰嚣张，拉拢腐蚀干部，不服从领导，甚至幻想变天。地主分子滕叙春，披着“医生”的外衣，钻进革命队伍，拉拢干部，篡夺了医院的领导权。反革命分子陈瑞年，在保外就医期间，听取敌台广播，破坏生产。地主分子王义玲，盼蒋、盼日，恨共产党，恨贫下中农。通过评审和说理斗争，斗臭了敌人的反动思想，使干部群众认识到阶级斗争的严重性。青年姜广源说：“过去总说阶级斗争，我就不知道阶级斗争是怎么回事；通过对反革命分子陈瑞年的斗争，使我明白了这些家伙还死不甘心。一定要提高警惕。”通过教育，地富子女也与家庭划清了界限。山嘴生产队地主分子阎传铭的儿子阎家范，主动找在他家扛过活的老贫农王忠有，问他过去受过哪些剥削，并在斗争会上，揭发他父亲仇恨新社会，散布今不如昔的反动言行。对敌斗争后，各队还普遍建立了监管小组和治保组织。
　　第三，高举贫下中农的旗帜，树立了贫下中农的阶级优势，在斗争中组织起了坚强的阶级队伍，培养贫下中农积极分子94名，占贫下中农总人数的95％。贫下中农占总户数的百分比，从原来的60％增加到67％。贫协组织建立后，贫下中农都觉得腰杆更硬了，积极参加集体劳动，更加热爱社会主义，他们说：“我们说话算数了，我们一定要保住江山，掌握住印把子。”贫协组织在运动中，发挥了组织群众、教育群众、团结对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集体经济、发展生产的作用。
　　第四，纯洁了干部队伍，建立了以党支部为核心的各级领导班子。运动中，对各级组织都进行了改选和调整，充实了新生力量。全大队共选出58名干部，其中连先连任的31名，新选的27名，配备了一名青年的副大队长，9名生产队副队长。有20个青年接班人。58名干部中，贫下中农成份的干部占53名。新任干部立场坚定，办事公道，劳动好，受群众拥护。
　　第五，运动重新教育了人，群众和干部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主义觉悟和阶级觉悟普遍提高，新风尚得到发扬。少年儿童也组织起来了，早晨、晚上都进行军事操练，主动监视坏人。青年人的变化尤其显著，助人为乐，大办好事，给军属、五保户挑水、扫院子、种自留地。常利用休息时间给生产队托坯、垫圈、运粪、植树，不计报酬。还积极钻研生产技术，成为生产上一只突击力量。各队都成立了文化室。晚上青年集中到这里，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大唱革命歌曲。妇女中间也出现了勤俭持家、团结互助，邻里和睦、移风移俗的新风尚。运动以来，婚丧嫁娶、烧周年、办满月，大操大办的旧习俗不见了，驱鬼弄神的迷信活动停止了，赌博之风也消失，打架斗殴的现象减少了。自家有好粪投给生产队。往年，各生产队从剥花生到种花生，花生种被社员连吃带拿，损失很大，今年，大家都不多吃多拿。生产队长刘仁财说：“咱们生产队今年至少可以节省花生种400-500斤。”干部参加劳动已成风气，上半年平均参加劳动80天，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一倍。
　　第六，生产劳动热情高涨。去冬今春备耕工作都在春节前完成了。今年旱象严重，各队打破了槐树开花才种花生的老习惯，提前半月播种，苞米也比去年提前半月耕种，争取了时间，顶住了干旱，如无重大灾害，丰收已成定局。老农说：“今年庄稼长得又齐又好，是入社以来头一遭。”
　　现在，各生产队正按照以粮为纲、多种经营的方针，根据各队的特点制订五年规划，提出治山治水、植树造林、养猪积肥等各种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奋斗。
　　（二）
　　经过摸索，我们体会到，运动要搞深搞透，应当注意以下几项工作：
　　一，把党的政策交给群众，充分发动群众，是运动搞好的首要条件。
　　运动开始前，群众有“三怕”，一怕干部打击报复，二怕整完干部整社员，三怕提出的问题不给解决-打不着狐狸反惹一身骚。干部也有“六怕”，怕丢脸、怕群众糊上来、怕挨整、怕退赔、怕戴帽子、怕坐牢，顾虑重重，心神不宁。工作组必须反复讲解“双十条”“一纲五要点”（指阶级斗争、四清和生产），表决心。群众说：“你们的话说到我们心里去了！”相信工作队不是只打家伙走过场，是来解决问题的，开始积极反映情况。李后队贫农李大义，工作组进村后就没睡好觉。听了工作组的讲解，他说：“贫下中农这朵花这回也该红一红了。”他们主动串连，反映问题。
　　群众发动起来发后，他们又认为干部不可信任，“生姜改不了辣气，整完了，干部还是干部，社员还是社员。”干部对自身的问题也抱着拖、躺的态度，也有个别人抱着泄私愤，乘机整干部态度，还是要讲清运动的性质和目的。“二十三条”下发后，明确了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干部虽然有毛病，也还是95％以内的，心里感到踏实，揭发问题也大胆了，发言率达90％以上。在一个时期，形成了干部、群众、工作组三结合帮助干部的好风气，连家属也动员起来了。李前副队长王殿义，全家六口人都学了“二十三条”，动员他交待问题。儿子对他说：“你开会不发言能了事吗？讲完了，贫下中农不会跟你过不去的。”她爱人说：“你有什么问题赶快交待，过后全家好好劳动帮你退赔。一年不够两年，总有退够的那一天。不正当的钱的咱不能要。”王殿义主动交待了他给队里倒卖牲口贪污200元的问题，给四不清干部带了个好头。
　　二、严重问题在于教育农民。阶级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是发动和教育群众、自觉革命的根本办法，也是唯一办法，不断教育，不断改造，逐步使农民成为自觉的革命者。
　　阶级教育可以通过回忆对比，忆苦思甜的方法进行，对老年人，可以做到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对青年人，可以让他们懂得什么是剥削，增强革命斗志。这项工作一进村就开始进行了。贫下中农批评生产队长王德臣说：“俺们都是要饭的苦孩子，你当了干部，就贪污卖地瓜的钱，这不是又走上了剥削穷人的老路上去了吗？”还有的说：“从小你就挎筐拄拐棍，地主的狗咬了你妈的腿。解放后你盖上了新房，有了老婆孩子，干这种事，这不是忘本吗？”干部受到了教育，主动交待了问题。
　　公社召开三级干部会，通过各种形式，如办展览会，用图表和实物，大讲血泪仇、翻身史，把人吃人旧社会展现在群众面前，老贫农说：“这些画要好好收起来，叫后代永远不要忘本。”青年人认识到，只有不忘过去的苦，才能永远革命。“三史”教育深入人心，出现了儿子劝父亲、妻子劝丈夫，儿媳劝公公、母亲劝子女的动人局面。
　　群众教育，最主要的是让农民认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社员自私自利思想比较严重。1961年以后，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走后门之风盛行起来，损害了集体经济。运动后期，通过摆事实、梳辫子，讲大课的方法，自我教育、互相教育。本地在日本统治时期，抓劳工、税捐、扛大活的很多。1962年投机倒把没人管，队里生产下降。他们在对比中，看到过去扛活多，现在社员多；过去税捐多，现在福利多；过去穿破衣多，现在穿新衣多，过去文盲多，现在学生多等二十个多与少，算帐算出了觉悟，贫农姜国胜说：“过去我家房无一间，地无一垅，只好到外面开荒，不要说养猪，连根鸡毛都没看见。解放后，政府帮我盖了五间新房，又养肥猪，又养母猪，鸡鸭成群。”贫农孟兆治说：“过去我17岁前都没穿过棉裤，现在当上干部，戴上了手表，买布连平纹的都不爱要。”中农薛缘荣说：“我过去在娘家，吃糠咽菜，过年有荞面饺子就不错了。现在过的年像年，节像节了。”经过群众性的回忆对比，看清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认清资本主义是条死路，从而更加热爱集体经济。回头再看个人对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摆得对不对，把不关心集体、损失浪费的问题编成辫子，返回群众中进行讨论，让大家知道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订了生产队经营管理制度，以巩固思想建设的成果。
　　为了对干部民兵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还举办了抗美援越的展览。整个大队目前不论男女老少，抢困难、让方便，顾全的大局的风气已经形成。
　　三、组织干部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促进思想革命化，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让青年一代真正成为革命的接班人。
　　运动前，这个大队的青年阶级观点模糊，不安心农业生产，计较个人得失。有的说：“入团挣分吃饭，不入团也挣分吃饭，多挣几分是真格的。”组织他们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使他们看到了前进的方向。牟窑队青年牟传武说：“看到张思德那种一切为人民、不怕困难的风格，明白了人应当怎样活着才有意义。白求恩五十多岁了，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我才30多岁，能不好好干革命吗？”青年会计谈到学习心得时说“运动开始我的抱着骑毛驴看唱本-走着瞧的态度。经过学习，知道为个人打算是轻如鸿毛，敢于交待问题，是站到人民方面来，就是重于泰山”。
　　为了进一步引导他们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我们办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展览，号召大家向榜样学习。宋东生产队社员说：“过去认为文化水平低，生产忙，钻不进去。后来知道为革命而学，做到三不倒（工作忙挤不倒，文化低难不倒，有成绩夸不倒），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来学习，就学进去了。”
　　除了有组织地进行学习，工作组还抓住工作中的每个时机，带着问题学。青年生产中遇到困难，就组织学习《愚公移山》。牟窑生产队往山上运粪，坡度大，路途远，受了愚公精神的鼓舞，混身上劲，不一会就完成了任务。
　　四，一手抓运动，一手抓生产。运动的终极目的是为了调动群众的革命和生产的两个积极性。我们召集各小队干部总结了1994年生产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三准备五措施：即思想准备、动员群众讨论如何搞好今年的农业生产。二是组织准备，大队建立生产委员会，小队成立生产领导小组，从上到下生产有人管，配好四大硬手。第三是物质准备，即绳铧犂套、车马农具，检查种子的质量。五项措施是：积肥、买化肥，平均每亩地25堆肥，粪肥量比去年多30％；二是抓早播，为战胜干旱，抓住墒情，提前早播，三是抓合理密植。去年苞米株距2.8-3尺，今年2.6-2.7尺，花生4-5寸，两粒播。四是抓铲鋿，两铲两鋿，个别三铲三鋿。五是选好良种，花生大豆做到粒选，浸种达80％，到农垦局换良种。
　　以上措施加群众干劲，今年庄稼长势很好，已经丰收在望。
　　（三）
　　我们的工作还有不少缺点。
　　一、对运动性质认识不清。“二十条”下达前，对基层干部的问题估计严重了些，清工分过头，打击面宽了些，后来进行纠正，费了很大的周折。
　　二、工作中吃透两头不够，在处理退赔问题上，六0年以前的多吃多占也要求退赔。牟窑生产队选贫农骨干时，把一贯自私、落后的老党员当依靠对象，群众意见大，后经投票选举，才得以纠正。
　　三、群众、干部、工作组三结合做得不够好。有时只在少数积极分子中间活动，群众说“工作组净长一面耳朵。”出现工分清过头，积极分子选错了的情况。工作组应当一进村就实行“三结合”，一些缺点是可以避免的。
　　四、对党的政策理解不够，有时以感情代替政策，干部交代问题反复无常时，曾出现罚跪、骂人的现象。
　　五、工作方法上，没有学会弹钢琴，常顾此失彼。在清经济阶段，只忙于干部洗澡放包袱，忽视了清政治、划成分的工作，有些被动。
　　得胜公社西金大队工作组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