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第2604-2620天
1964年12月15日星期四晴(2604天)
分片讨论交代来意的讲话提纲。
资产阶级特殊化的思想影响,有时也会影响到贫下中农。支部书记带着要给干部补助的框框来开会,贫下中农都同意给干部补助了。早晨和队长商量不准分超产花生(可分二三斤,往年五斤),队长同意了。回去召集贫下中家开会时,又都提出要多分花生。队长有什么事情,往往叫王太喜传达,今早会计要补助也叫王殿清传达。我们的贫下中家有被利用的可能。要抓住这个特点进行教育。
空军中校李主任是工作队长之一,今天上山劳动。社员纷纷议论:这是个大官。而他上山和小女孩在一起干活,干得很猛。女青年怀疑他的铁锹好使,小青年把不好使的锹换给他,他用破锹掀土一样轻巧。小青年全服他了。工地上活跃起来。他问这位那位都是什么成分。一个女青年不回答。他问:“你为什么不说?”
那位女青年说:“我家是富农。”
“富农就不敢说了?嗯?你划清界限嘛!”
休息时,他给大家讲国际时事。
晚上向队长、党员讲运动。由黄洪年讲。尽管是四十多岁的人,(曾在邹韬奋主办的三联书店工作,后参加新四军)第一次做发动群众、第一次在农民面前演说,也是抑制不住地激动,先是坐在小油灯前做准备,有时凝思,有时危坐,冷丁想起什么,就赶紧写在本子上。喝了很多的水。
他对干部提出三点要求:立场坚定、自觉革命、克服困难搞好生产。
讨论时队长普遍说到社员难整。有意见当面不提,怕得罪人,光叫队长去得罪人,常常挨骂,不想干了。
副组长王若说:“躺倒不干是对抗运动的表现,这是吓不倒共产党的!”
1964年12月16日星期五晴(2605天)
“土换土,打二两五。”场上的工作多日结束了。劳力都下去刨冻泥。泥有两种:山泥是散的,冬天可以用来垫圈积肥;甸泥是稀的,甸泥上山,可以改良土壤。几天来没拉山泥,猪撒的尿都冻在地上了。如果是下坡顺垅打的地,他们就把地头泥挖出垫圈,夏天下雨冲下来的土就把冬天挖的坑给填平了。泥和粪循环使用,这个队生产挺有计划。
牲口普遍膘头不好,到来年春起换毛的时候,是很容易倒下的。算起来,粪拉到山上要1000多车。畜牧组的饲养人员只有起早。使牛的白天干活的时候,中午休息时间长一些,晚上回来,还可以从山上捎下一车泥来,这样,就不用另外派车上山拉土了。队长将社员的用煤在送粮时就捎带拉回来了,钱都是集体给垫的。
晚开贫下中农会,研究队长的报酬问题。群众愿给400分补助。说队长从庄稼上场时,就在场院窝棚里睡觉,在睡梦里还叫着:“打更的出去看一看哪!”西河坝要开了,他一个人跑到那里去修,给队长提一点辛苦分是应该的。自然,党的好干部是不应当要辛苦分的。政策和社员的觉悟矛盾,怎么办?请示了黄洪年。他说:“在这些重大问题上,要等待群众觉悟。谁说了算?这是个民主作风问题。”
贫下中家怕队长不干,这是运动最大的障碍。
发言问题,在全工作组会上讨论过了。
给玉妹信。
1964年12月17日星期六(2606天)
小陈病了,房东给做饭吃。
午后交代来意。我讲的一般,觉得没上次生动。
讨论救济时,姜春庆说王殿富和其家人不好好劳动。王殿富家人起来说:“你今后别养孩子,救济就给你!”我叫记工员把王家的劳动情况讲一讲,结果是他家今年出工比去年好,大家都同意给救济了。
没有民主习惯,不善于听取反面意见,讲话就压不住火气。
晚上,大队演纪录片《大寨之路》、《光辉的节日》。大寨人说:山是死的,人是活的。水将小背沟里的梯田冲垮,他们用一双肩头,一条扁担,一把镢头,将山修起来。大寨的党支部都是好党员组成的。大寨的风格,就是党领导下贫下中农的风格。那里是农民是革命化了的坚强农民。放电影的电动机坏了,等了好久,才继续上映。
工作队都在操场上,三三五五地谈工作体会。上校李主任来了,是以普通队员的身份在队里工作的。早晨起来得早。炕太窄了,他叫大家先下地,他自己给大家叠被。别人给他打了洗脸水,他很过意不去。他说:“劳动以后,工作队员吃得多了,粮票仍交1.2斤,贫下中农就会吃亏,叫贫下中农亏本,就是脱离群众。”他高个子,宽肩膀,八字脚走路,板儿板儿的,如社员所说,真像个大官的样子,但日常举止却像个老百姓。在会上向社员自我介绍时,他说:“大胖子!”
黄洪年对本队工作指示:贫下中农同意给队长补助(实际是怕不补助队长不干)此非重大问题,可以按贫下中农的意见办,这是谁说了算的问题,不能越过群众的觉悟水平办事。我很同意这个意见。可我原先想,明知不对,就该管一下。
1964年12月18日星期日晴(2607天)
陈素芹和孙朝海两人都病了。陈病重一些,扁桃腺炎,一天没吃东西。我很着急,去看她的时候,直说怎么办?怎么办?岂不知这样会使她更加着急。打针怕痛,吃羚翘解毒丸怕苦,我想她是很娇气的。晚上,东队小何要给她请医生,她的脸都气紫了,我对小何说:”她还挺犟的呢。”午后,别队的工作队同志老苏和王伯贵来看她时,她哭了,他俩问我:她是不是想家了?回来时我问孙朝海,老孙说,她主要是怕别人说她怕艰苦,病不给自己争脸,着急。看来我的工作做得不细,他的分析是对的。
昨晚,王伯贵曾谈起他在营口培训、进行四查的情况(四查是: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查经济四不清),组织部长做报告时讲:四查就像种天花疫苗似的,不种天花,早晚会生麻子。“我们参加革命这么多年,觉得各种风浪都经得过,这次也查得我满头大汗。”她说。“省里去的才几个人,在陌生人面前查自己的身世,可是不容易的,查完之后,使你觉得没有什么不能放弃,觉得做什么都是可以的。”
文艺对于农民的教育作用,两点启示:
《沙漠追匪记》里班长受了伤,自己不吭声,等战士受了伤的时候,他就抬着战士走。在讲到给李队长400工分补助李队长觉得达不到要求时,侯正奎讲起这个例子。我说:“班长是不是也要工分呢?李队长是模范,真的模范不应当为了工分工作。”先进的榜样对农民是有教育作用的。
公社在欢送新兵的会上,一位新结婚两年的青年教师到台上讲话(毗邻宋西小队的魏家大队教师):“部队是个大熔炉,要做雷锋式的战士!”在送新兵上车时,公社广播站播送了《十送红军》的歌曲,那悲切苍凉的调子,加上缓缓行进的队伍、带着席棚的马车,抽抽泣泣的哭声,使送别变了味。这是什么歌曲?有人问道:“有人牺牲了吗?”韩世忠说:“我听了那怂歌,就像新兵一去不回来了似的!”而那慷慨寄语的女教师,举着揩泪的手绢,追着汽车,跑去老远,哭鼻子,有点像《毁灭》。公社文教助理明知这支歌禁唱的,却连换一张别的唱片都没有,继续反反复复地播送这个曲《十送红军》。
文艺对生活的正作用和反作用不是很明显的吗?
午后上山劳动,梯田修成了,将浮土压在上面,又从坡下抬上来一些泥。三个青年抬两个抬筐,这也是新鲜事儿。
1964年12月19日星期一晴(2608天)
收玉妹信。
王凤秋喜欢儿子的时候,能把他举到天上去;不高兴时,撩起劈柴柈子就打,他一方面教育儿子要学好,另一方面用腐化的生活感染他的儿子。
工作队长、营口市委书记王始更指示我们:烧炕用的草要自己上山去打。烧队上的草,有的是牲口饲草,就是牲口吃的草节约给我们烧了,社员就分不到了。如果我们把一冬的烧草都准备充足了,群众看我们做长期打算,就会更信得过我们。
午后我和老李上山去搂柴火,群众说我们:你们想在这里过日子了?山上的草本来很少,又都叫社员搂过了的,在路上看见树枝儿、草棍儿都觉得是很珍贵的,急忙哈腰拣起来。挑草的筐叫枝篓子,挑起来并不重,但道远无轻载,搂草时冒了一身汗,傍晚往回挑时,摘下帽子,从头发里往外冒热气。社员看见了,说:“啊呀,你们就剩不吃饭了,吃饭还给钱。”
这是自力更生的精神,是处处为群众利益着想的行动。
上大山时累得喝喝带喘。小时候曾做过这活,这回做,倒重温了劳动的愉快,特别十几年以后做这件事,又是在参加了工作以后做这件事,的确是很有意义的。
玉妹说,我写信给刁永祥登到黑板报上了,组织上能看到同志的每一点进步,我要努力。
1964年12月20日星期二晴(2609天)
运动深入,开始封帐了。孙朝海的胆子小些,午后划拉草去了。
给玉妹信。
1964年12月21日星期三晴(2610天)
小队计划9000斤余粮全部留做饲料。计算一下,在一年中每天可用饲料3斤,每驴一斤,现在活重,牛加料最多才吃到2斤。这笔粮用得不大合适。而贫下中农说非这样不可。我在队委会上研究了一番,贫下中农的意见和我的意见不一致。王吉平在会质问我:“那么公社对小队留饲料粮到底有没有规定?”我内心愤然。但冷静下来,应当用事实说服群众。一次不行就多进行几次,即使碰了钉子也要有耐性。主席说,一条是群众需要,一条是群众志愿,别忘记这两条。现在贫下中农与党的政策、社会主义思想相违背的地方有三点:①干部报酬,群众同意给些不合理的报酬;②号召把超产花生卖给国家,队长已答应了,贫下中农讨论时却要要求分了;③9000斤余粮都留做饲料不合适,贫下中农也主张这种意见。
1964年12月22日星期四晴(2611天)
早晨霜很大。孙朝海去搂草。我原以为这种活他干不大好,结果他弄得比我还多,挑草担也像个行家里手的样子。同志相处,要有个了解的过程,特别应当注意的是虚心学习。
旅大结核防治所来向王太喜要钱,由队长和工作组长出面进行交涉。个人的事情,在党的领导下,再也不是小家的哀怨了,是贫下中农的事情,就由党来办。
晚开团小组会。几位女同志谈她们和群众接触时遇到的情况,问你结婚没,夸你是多好的姑娘。东队的小何说自己是26岁了,对象在哪儿工作的,都是没那档子事儿的。西沟的徐素香对擦粉儿的女人很不满,说姜春堂家里就两口子,被子还弄得很脏,比她那条毯子还黑。她们去挑水时,一大帮孩子围上来看。她们脸红了,还是孩子上来帮她们把水桶从井里提上来。
1964年12月23日星期五晴(2612天)
开了一天的小队包队会,传达营口市委书王始更的指示。王书记对工作组住队部,组长不去蹲点提出批评。黄洪年做了检讨。西沟58岁的老头拿毛主席的年龄打比方。许多年近半百的老者跟社员一起劳动。他不愿用流水洗脸,宁可不洗。别人不吃的小米粥,他拿来喝。从山上干活回来,群众想到煮绿豆粥喝了去火,结果不是我们关心群众,而是群众关心我们。
东金大队的工作组做了两件事轰动了全金县:一个半傻的老女人,家里穷得很,从来没人去吃饭,工作组女同志去做饭,没有碗就用瓢,把老人家炕上地上的东西都整理了一遍。另一件,工作组拿钱给无房的人家盖了瓦房。
三同,就是和贫下中农的利益结合起来。群众说你们这样做不是熬坏了吗?除了群众利益,党没有另外的利益。
1964年12月24日星期四晴(2613天)
早晨4点钟就起来,和社员一起刨冻泥。
从搞好今年的分配,从小四清入手,将工作开展起来。
收德昌同志信。作为党员,除了党的利益,不应当再有什么个人利益了。我应当做到这一点。
1964年12月25日星期日晴(2614天)
“三同”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场革命。早晨三点起来,是鸡叫头遍的时候,外面只有一点月光,一出门就听见吆牛声。青年人的吹哨声在清晨的月光里越发显得尖锐。
当前的形势是,四不清干部和工作队两方面争夺贫下中农。葛延华的老婆和破落队长的老婆都说过这样的一些类似的话:“工作队能总在这工作吗?工作组走了以后,干部还不是干部?”“工作组上午跟我们抬根子(指小陈),下午怎么不来了?来了好好累累她!”队长对房东说:“你不是贫下中农吗?得多负点责任啊,将来选你当队长!”
1964年12月26日星期一晴(2615天)
东队的小何子在鸡叫的时候就做梦,告诉自己:“你就睡,现在才11点!”刚寻思完了,外面李巨林发长声地招呼:“小何子——”于是赶紧起来,连脸都来不及洗,赶紧去吃饭。
午后传达肖书记的指示:领导关心工作队员的身体健康,要保证八小时睡眠。实际这是不可能的。我觉得,一方面参加劳动,一方面要处理大量的工作,怎么保证?最根本的,是要有忘我的精神。工作总是做一件少一件,关键在做,而不是这难那也难。
冬至都过了,这里的天气还是这样暖。老孙说不干活,总也不戴棉帽子。
晚上将春节前的工作研究了一下。孙和陈都发表了很好的意见。
1962年12月27日星期二晴(2616天)
生产队长李致君这两天心情烦躁。他将门西集体堆土堆粪的地方垒上石墙准备种园子了,别人也学他的样儿,把粪场土场全种了园子。经我动员,他还是不肯拆墙,想园里堆草的地方腾出来堆粪堆土,午间又过近一步动员,才带着不满的情绪把墙拆了。
李队长还给贫下中农出难题。富农的母猪该不该买?他问侯正奎,侯说家底他不知道,队长说不知道为什么不打听?
早晨出工给两分。队长说:“今后不出工就扣两分,反正和工作队研究了。”
我去抬土时,他说:“老盖有病啊?谁来换换?”王殿珠(中农)透支,让不让他把钱拿家去了?李队长说我说的:老中农家底厚,不能补助。他想拿我的话叫人相信他不让王殿珠领粮是正确的。
斗争的形势越来复杂,需要精神一下。
1984年12月28日星期三晴(2617天)
早晨刨冻泥,劳动一天。黎明的蓝天晶莹得很。启明星升上来,月牙儿像一把小鎌刀似的,现在,上半月晚上干活,下半夜是早晨干活,因为有月亮。
晚上将几天整理的工分帐公布出去了,我讲了一下小四清(清帐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的意义,李队长说:“大家讨论讨论,给干部补助是为了吃饭,也不是为了发财,记工员对开会记得不清楚,说我在外面待了76天,我不承认。去开会,都是上面召集的,你听不听党的话?”
我说:“不能对拿掉不合理的补助有抵触情绪。记开会的时间你不同意,你还可以回答一下:承认哪一些?开会多少天?责任要弄清……”
队长打着工作组的旗号对社员说:“工作组在这里,你今后再不好好劳动,就得到会上说说。”可是,还表现出关心工作队,说:“老盖有病,大清早还跟我们一样干活,你们得寻思寻思。”
1964年12月29日星期四阴(2618天)
姜春庆为自己没得到救济在山上跟队长吵起来。这种事如果不通过贫下中家讨论,就会变成坏事。晚上召集全体贫下中农开会。事先讲了一下贫下中农对这件事应有的态度。姜春庆开始就气哼哼地问:“我提一个问题:救济是看人?是看事?”我说:“什么叫看人?什么叫看事?你能不能把话讲明白些?”他说:“我就是这么问一问。这件事我也不明白。”我说:“因为你问得不明确,不好回答,等你明确了,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我再回答。”他的烟斗本来没抽完,我说完了这句话,他使劲往鞋底上狠狠磕。
大家发了言以后,姜春庆说:“政府救济能把所有人的问题都解决了吗?第一次得了救济,第二次就不能再救济了。我以为王殿富就是依靠国家救济。就拿我丈人来说,两人穿一条裤子,怎么不能想办法救济?”
大家说王殿富劳动态度比过去大有转变,过去三天两头赶海螫,给个人挑石头,一午间挑过12担。现在天天出工。王殿正在会上说:“我就是不满意我姑爷儿,你替我撐那个口袋干什么?得了救济也不光荣……我破窰里睡觉,连条裤子都没有……别人家的布票很多。”
葛德兴发言说:“我问你,没有白面能不能过年?”大家惊异地问:“怎么不能过年?”他说:“王殿正为什么拿布票换我的白面?”姜春庆说:“那是我换的。”葛德兴说:“什么你换的?换了八斤,有你丈人五斤。”
姜春庆火了,气急败坏地说:“什么也别说了,就是我们爷们得罪人太多了!”
最后,姜春庆说,要少数服从多数,通过了对王殿富的补助。
1964年12月30日星期五晴(2619天)
清仓以后,公布了粮食帐。队里将900斤粮食拿去换粪,只用了300斤,余下的600斤拿去卖了。用稻子做饲料,再用稻子换了苞米和粮票进来。粮票去向有文章。李队长说,粮食换粪是为了集体,没有瞒着国家和社员。老贫农侯正奎说:“庄稼人喜欢个粪啊!”
1964年12月31日星期四晴(2620天)
连着劳动两天。
收玉妹信,情绪不好。
在贫下中农会上揭发不少李队长的剥削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