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第2590-2603天

　　1964年12月1日星期二晴（2590天）
　　上午到西沟去找姜春堂。从外表看，西沟是个很好的村子，内里可不知道怎么样。西沟情况，到现在还是个谜。地富子弟都是识字的，贫下中农聪明不过他们。贫下中农对文化的要求很迫切，我们的学校为什么不能满足他们的这种要求呢？业余学校的确是个方向。
　　午后又上山。土地已冻得很深了，挖土遇到了石头。青年们仍然在烈风里抬筐奔跑。他们还关心工作队穿的衣服太少。
　　农民对文艺作品的要求确实是从政治上来考虑的。放映队来征求意见：喜欢什么影片。他们就要有教育意义的。西沟青年要求演一个叫《把关》的剧。晚与贫农李德喜谈话时，他说这个剧挺有意义。从贫下中农的利益出发，就会得到他们的拥护。
　　
　　1964年12月2日星期五晴（2591天）
　　继续上山修梯田，和社员一起抬土。东队的贫农子弟怕我的衣服磨坏了，把肩垫给我用，还帮我绑了肩上去。在劳动中，和贫下中农的感情更亲密了。
　　劳动是艰苦的。从高处往凹沟地带抬土，斜坡有六七十度，走路像下楼梯，抬筐一下坡就悠到前面那个人的屁股上，只要抬上几筐，就喝喝带喘了。
　　酥石用镢头是挖不动的，用镐刨又太慢了，于是用钎子打进去，然后将土和石头一起撬开。两个小伙子偏偏把舌尖咬在嘴唇上，腰间用腰子扎起，一下一下，打得很准确，两人合作默契。往一边撬铁钎时，两个人互搂肩头，伸出两只手去晃动铁钎，石头突然一下跳出土来，两人一跟头跌倒在地；在大家的笑声中，爬起来再干。
　　天气冷啊，青年们许多是没穿棉裤的，鞋也破了的。他们午间在地里吃饭。饭盒用小手绢包着，两头系上绳子，跨在肩上一背；再看看扛在肩上的扁担、锹、镐，上工下工，走起路来那威武的劲头，哪里有冷的样子？这就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力军。看到青年们这样的劳动热情，是真叫人感动的。
　　王若同志和郭维斗同志回来了。
　　
　　1964年12月3日星期六晴（2592天）
　　工作组先遣队的几个人在一起开会。
　　玉妹托王若把手电、杂志、钱都捎来了。看了她那封信，挺叫人高兴。她自我批评了一下。根本问题是缺乏远大的政治理想，她觉悟到了这一点，给我也增加了信心。
　　将西沟的情况汇报了一下。那里政治上和平共处，阶级敌人活动猖狂。队里连有几个四类分子都不知道。
　　现在贫下中农关心救济问题。工作组准备把这个问题抓一下。光房子问题就研究了一下午。
　　
　　1964年12月4日星期日晴（2593天）
　　上午研究救济问题。这个问题我很打怵的，觉得都是为了个人利益在争。午后在三个队和贫下中家商量，基本把情况弄清了。凡事都不要怕麻烦。以平等的态度和贫下中家商量，不是先入为主地进行调查，问题总是会得到圆满解决的。
　　
　　1964年12月5日星期一晴（2594天）
　　玉要考夜大。我写了一个政治课的简单提纲，午后连信一齐寄回去了。
　　李巨林把《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小册子给我看了。共产党员条件很高，一颗革命的心鼓舞着我，我一定能成为一个好的战士。像我写的歌词里写的那样：顽强学习，刻苦实践。
　　
　　1964年12月6日星期二昨夜小雪（2595）
　　动能力却不劳动，现在又决定罚她的粮，经请示同意了。
　　午后把衣服洗了。
　　
　　1964年12月7日星期三晴（2596天）
　　工作队大批人员将于12号进村，今日决定上午学习，下午上山劳动。
　　主席告诉我们，处理问题无办法时，做调查去，找群众去。四队的救济问题总也定不下来，决定今晚开个贫下中农会。大家发表了很好的意见。王殿富为要得到救济，这两天故意装起穷来。大家说还是应该给他救济。还要教育。
　　“王殿富年年得救济，多咱是个头儿呢？”这是一个错误的言论。
　　
　　1964年12月8日星期四晴（2597天）
　　这几天都是上午学习，下午劳动。我们下了决心，要把王殿正的房子修起来。群众知道以后，都不大满意：“到底是搬到哪里去呀？有啥事还不得嘚咕上去呀！”
　　这个意见是会计告诉我的。我又去问王太喜，是一些什么言论？又问了侯正奎，他说住在那里可以。可是问王吉平的时候，他说是侯正奎说的住在那里不合适。修炕已动工了，土坯也运过去了，这时候才听到这些反映，而又不知道什么原因，找群众去。
　　群众说，王殿正的女人过去和葛茂兴的三叔有不正当关系。他的二垧多地，光复前十年都是租给人家的，自己在许家沟那边种香瓜卖。伪满小衙门的书记常到他家里去耍钱，于是下了决心将修的炕停下。
　　凡事情况明，决心才大。情况不明，会举棋不定，弄得很苦恼。在动工之前如果能了解清楚，便不会这样被动了。找房子这种事都办不大好，可见事情不论大小，都要认真，深入地办，才能办好。
　　
　　1964年12月9日星期五晴（2598天）
　　在征兵问题上也有两种思想的斗争。一种是对人民军队抱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将好青年送到部队里去；一种想让自己的孩子进去吃大米白面，北闯南逛，扛一个光荣大字回家。吉林部队下来了解新兵的政治情况，西沟队的刘队长把于万凤的儿子于连生的情况向他介绍了。从他小时候往井里拉屎撒尿的事儿谈起，讲到他偷队里的花生，武装部的同志把情况告诉给大队于主任，主任又将此事告诉了于万凤；于就跑到刘队长的家里，问这是谁上的情况，说：“这简直是特务，当上当不上兵先不说，得先把我们这张贼皮给脱下去！”
　　一个好青年，一个调点皮的青年，两人当兵的动机也不一样。因为反映情况两家起纠纷，调皮青年在民兵排里受到批评，先转变了，入伍时，好青年应征了，调皮青年因身体检查不合格，落选了，两人决定在各自的岗位上好好干。这是个很好的故事，叫做《应征之前》。
　　东队在困难时期，曾把毛驴下放到社员家，代饲料饲养。谁家要使驴，得先拿租钱。贫下中农是很不满的。二十四垧河滩地叫水冲去了，造成灾害，上中农乘机将人安插到队里当饲养员，将牛料吃了，想把驴下放。贫下中农起来维护，动员社员治理河滩地，看出贫下中农的革命风格，这叫《困难时期》。
　　《抵抗》的短篇写了这样一个故事：老队长的工作处处受到阻碍，叫人赶车送果子，人不去；他去开会的时候，别人把苞米分了；他不在场院的时候，别人吃果子，副队长就说：“快吃点吧，今年果子没达到包干任务，社员是一点也分不到了。”等老队长回来，副队长就说：“剥苞米为什么不叫西头的人？”（副队长住西头，苞米剥完，苞米皮谁剥的就归谁）。老队长就对看场的（过去看坟的）说：“我上山修梯田去了。”看场的说：“你上山我也不干了，场院的果子谁来都吃，我能管得了？”后来发现副队长背后有人指使，是敌人在搞“和平演变。”
　　
　　电台台长赵熙天同志今天来看我们，比刚来略显消瘦，寒风吹红了脸颊，笑声爽朗依旧。劳动休息时，大家自然而然地谈起自己的领导来。安波同志调到北京后，大家都很怀念。他患神经官能症，睡不着觉时，夜半起来唱歌，《雷锋颂》一诗的稿费全交党费了。他说：“我们不能在英雄身上揩油。”他精力很充沛，在朝阳时他接到去北京开会的通知，离车站很远，他徒步走到北京，途经800里。有一次，他用谁的笔写东西，那笔不大好使，第二天，他买了一支英雄100号送给那位同志。非重要的事情，他从不坐车。他自己到商店买粮食，把孩子送到民办小学去学习……应当做安波式的艺术家。
　　
　　2964年12月10日星期六晴（2599天）
　　晚上参加大队欢送新兵的会。青年们异常地活跃，唱的是新歌，一段讲民兵传统的相声是他们自编的，青年们讲话，都是共青团九大提出的口号。唱的歌曲纯朴、真挚，对党和毛主席的热爱是由衷的。我和老李坐在人群里，也叫群众的掌声鼓动起来，弄得我们很惊慌。老李叫我站起来应付，我只好站起来，唱起了《我是一个兵》，中间忘记的地方，由一位民兵给提了词儿。
　　在报上看到宁夏一位叫梅先禹的回族姑娘，因为唱革命歌曲受到反动阿訇的迫害，唱老秦腔却无人反对。把敌人的破坏编成小戏，也有人出来反对。敌人对文化的功能作用是很敏感的。我们就要很好运用这一武器，为阶级斗争服务。
　　黄洪年同志回来了，带来了玉妹的信。他说，沈国经的修正主义言论将在全社大会上批判。
　　
　　1964年12月11日星期日晴（2600天）
　　听黄洪年传达省社教工作会议的报告。我们始终在认识社会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问题，而总也没料想到是这么严重。为避免农村经济的两极分化，在办了合作社之后，为什么还会出现新剥削阶级分子呢？一些人是利用了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统购统销的政策等，从中经营发财之道，最重要的是存在着阶级，因此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机关干部贪图安逸，不愿到阶级斗争的前线搞革命，这是产生右倾思想的根源。资产阶级分子利用内部矛盾向我们进攻，唯因其是内部矛盾，麻痺了我们的警惕性。陶铸同志说要把四清提高到反和平演变的高度上来认识。不论什么人的思想里的剥削资产阶级残余，都是同病相怜的。你要是思想里保存了资产阶级思想，你就不可能彻底革命。要揭露反动思想的合法外衣。
　　今年12月8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中山大学毕业生果碧莹同志下乡劳动锻炼的体会，劳动人民对她是有看法的。抬粪的时候，叫她站远点，认为她是怕脏的；一位姓张的老农说她：“谁叫你砍谷子啊？人家都是割谷子，就你一人是砍谷子，把谷粒都弄掉了。”她心里埋怨贫农不该当面批评她。一转念觉得不对，就对张说：“我什么都不懂，有什么错误你就说吧！”老贫农立即改变了对她的看法。八月十五分月饼时，房东大娘把她看成自己的大姑娘，也分给她一份月饼。像她那样，以谦恭的态度对待人家，就能跟贫下中农交朋友。
　　
　　1964年12月12日星期一晴（2601天）
　　怎样欢迎新来的同志？大家作了安排，让我和李巨林前往车站迎接。
　　我们觉得农村的事情很复杂。上秋时，队上怕各家为了往花生地里、地瓜地里放猪，劳力误工，决定让小孩放猪；有猪的人家，一口猪拿1.5元钱作为报酬。会上讨论的时候，社员都没意见。到了放猪的时候，有的人家在地瓜没起完的时候都不放，到了放果地的时候，才将猪放出来。放猪的日子少了，再叫他拿1.5元，他就有意见了。这是投机取巧者。而王会计的弟弟到了放果地的时候，猪得了瘫病，走不动，不能再来放；也没放到相当的日子，叫他拿1.5元，也是觉得吃亏。这样的户怎么办？有的说要一律对待，有的说不能让人家拿那么多……为此争论不下。
　　做农村工作，没有一个认真、顽强、耐心、不怕麻烦的精神是不行的。
　　李巨林要分配到东队去工作了。和我一起工作的，将是一位新来的少尉孙朝海同志。
　　
　　1964年12月13日星期二晴（2602天）
　　早晨我帮李巨林搬到东队去了。房东表现出恋恋不舍的样子。之后，我和李同去西沟去负责迎接新同志，赶上王若和黄洪年到公社去，说大队的其他同志要打扑克，想叫李回去，李就回去了。一辆载运工作队的汽车从公路上开过去，年青的男女露出新奇和喜悦的表情，一问，他们是去东金大队的。下一辆车又来了，一问，果然是到西金大队去的车。出版社的刘世忠（农学院毕业生）在车箱前面，哈下腰从车上伸过手来把我拉住了，他的脸让风吹得通红。
　　下车时，我冒冒失失地扛起一个行李就往大队部跑，好叫大队同志出来迎接，不想后面的人把我叫住了。
　　“你是干什么的？把行李放下！”
　　是一位穿黑大衣的人，脸孔尖瘦。我大声解释，我是工作队的，他还是坚持要我把行李放下。小刘跑过去向他做了介绍。他说：“我找黄组长！”
　　“黄组长上公社去了。”
　　解释明白了，他才让我把行李拿走。后来一打听，他是我们的副组长，所以这样严厉，是学了陶铸同志下乡的体会以后，牢牢记住不和大队干部接触这一启示才有的举动。
　　生产队派了一辆手推车来给大家推行李。我们的解放军同志坚持自己背行李，后来劝他们把行李放上车，他们又坚持要自己推行李。生产队的小伙子固执地要自己推车，我们只好就小道过河到达目的地。大道那边，两个推车的小伙子在冰上打起转转来，车要误在那里了。也是解放军同志跑在前面帮助推车，等我们赶到那里，车已上了岸。
　　把西沟的同志送到驻地。那里的解放军同志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这样的好同志我身边也有一位，他姓孙，是个少尉，名叫孙朝海；另一位是营口纺织厂的女工陈素芹同志。吃饭的时候，她盘不上腿。我说：“下乡什么都锻炼，盘腿也是基本功。”她说：“那我也得锻炼锻炼！”她赶紧把腿盘上，坐了不大一会儿，腿就麻了。
　　晚上，我将本队的社员住处画了个平面图，向他们介绍了基本情况，两同志仔细地听了；然后我和他们一起，将小陈送到东队两位女同志的住处去。
　　今后运动将会有新的开端了。搞好团结，刻苦锻炼。
　　
　　1962年12月14日星期三晴（2603天）
　　由黄洪年传达金县社教工作团团长王良（省委副书记）三点指示，号召工作队要坚持三同，必要时可以睡凉炕。进村后，工作队抓三件工作：生产、分配、生活。工作队要旗帜鲜明，高举革命的旗帜。
　　按王良书记的要求检查我们的工作，在三同方面，前进队是有很多问题的。使用罩灯，新买的炕席，吃海蛎子、花生豆……还买苹果吃。贫下中农的革命要求，是由他们的经济、政治地位决定的，我们不以他们的生活水准来考虑问题，就很难了解他们的革命感情。要体验这种革命感情，就得学习贫下中农的生活方式，坚决不动摇，贯彻党的指示不能打折扣。原先几位同志还想买个小尿罐，免得晚上起夜到外面上厕所太冷。老罗同志说：“原先说‘三同’的意义，只是在办公桌前和坐在沙发上学的，这次下来，把思想问题都暴露出来了。”宣传部老郭同志说：“我总以为给新来的同志多想，照顾得周到一些，实际上是让他们脱离了群众，没能使他们通过工作取信于民，这不是为工作着想。”
　　一位东队的社员见工作组的屋子墙上糊报纸，很亮，就说：“啊呀！这屋子弄得像新房子似的。”
　　如何对待基层干部，营口市委书记王始更（得胜公社工作队队长）讲了这样的意见：“叫干部和工作队站在一个立场上，叫他们也发动群众，引火烧身。”并说在党委开会，右倾已基本反过了，现在是怎样解决革命化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说法和王良书记的说法不一致。王良书记说的是：现在的干部，有的是躺倒的，不躺倒也是实际上不干的，还有进行破坏的……怎么说他们能跟我们站在一个立场上呢？怎么让他们“发动群众”呢？反右倾是否反完了，王良书记在报告中说：在运动中还要继续反。讨论中对这点，我提出了自己的意见，黄洪年同志说不应当那样理解。我有点想不通。
　　工作组党团支部建立起来了，陈锦堂同志任团支部书记，我任副书记。这是党给我的重任，应虚心学习，做好工作。还宣布宋西队的工作以我为主。
　　晚与孙朝海、陈素芹把工作研究了一下。
　　1.抓“三同”。明日将灯、借来的炕桌送回去；
　　2.抓扎根串连。使工作队和贫下中农在感情上亲密起来，做到无话不谈。在五天内，他二人最重要的任务是熟悉各家各户，近期完成七个劳动日；
　　3.抓分配。开一个大会，之前先开一个贫下中农会（不叫干部参加，并在会上研究干部的工分补助问题。
　　4.请队委会研究一下生产。
　　工作安排到月底。更好地发挥他两人的作用。
　　两位女同志（本队小陈、东队何思兰，营业员）住在河边的韩世忠家，每天晚上由社员送去。东队包队负责人叫宋哲恩（营口某农场党委副书记）说：“你们俩得合计不让人送也能回去。”
　　“我们也没让你们送啊！”陈素芹说，嘴不让份儿。
　　要提醒我自己，不要处处显得自己很能行的样子，多让人家发表意见，开展工作。就三个人，不发挥他们的作用怎么能行？孙同志是党员，在政治上，更应当向他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