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第2485-2490天

　　1964年8月7日星期日雨（2485天）
　　小张因怀孕被省里调回去，午后大家集中起来给她鉴定。一个女同志，能大胆地在一个队里开展运动，真是不容易。
　　在这里接到电话通知，叫两位组长明天去开会，特别指名叫我也去。
　　
　　1964年8月8日星期一晴（2486天）
　　与两位组长一齐来到公社开会。县委黄书记也来听汇报。因为复查补课中我们的工作做得比较细，特别安排叫我们汇报。参加汇报的还有黑城子和双城子两个队。因为时间有限，没来得及让我发言，办公室叫我把补课情况写成材料。晚上打了一宵夜战。困了的时候，就到外面叫凉风吹一吹。已经立秋，夜里凉得很，天上星星晶晶亮；再坐下来写的时候，发发现一裤兜都是狗崩子（跳蚤）。连挠带忍，这份材料终于写出来了。
　　
　　1964年8月9日星期二晴（2487天）
　　材料叫王若同志看了一下，又交给韩局长看。他说，这份材料的目的是解决工作队的认识问题、方法问题，要通过材料说明一下：你们对复查补课是怎样认识的，怎样进行的？公社新来的丁书记和韩局长委婉地谈了意见，材料要重写一下。
　　给玉妹信。
　　
　　1964年8月10日星期三晴（2488天）
　　继续写材料。
　　
　　1964年8月11日星期四（2489天）
　　写材料。决定让我先回家。
　　
　　1964年8月12日星期五阴（2490天）
　　材料写出来，交王若代交。三级干部会今日报到，明日开会。材料记录如下：
　　
　　前高家生产队复查补课的初步情况、问题、做法和认识。
　　前高家生产队历来落后。1960年以来，仅生产队长就换了22人次。过去的原因就不细说了，只先提提运动前阶段暴露的两个主要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情况。
　　一
　　第一，发动群众帮助教育重点人刘国柱。刘国柱自报贫农，解放前曾在大烟馆当杂役，有当伪军嫌疑，染上流氓习气。几年来，自己冒充是“太阳牌贫雇农”，拉拢和辱骂干部，欺压贫下中农，挑拨是非；生产上消极怠工，却假装进步，历来是运动的骨干，想骑在别人头上耍威风。群众都怕他，不敢与其斗争和批评。在四个主义教育阶段，我们发动群众，在大会上对他进进行了帮助，工作组找刘进行了九次谈话，刘做了检讨，并且向贫下中农和队委会写了保证书。
　　第二个问题，是重新整顿了队委会核心领导。原来的队长谢宝树，贫农，曾因违法乱纪受过刑事处分。开除公职下放，作风不民主，私自给自己调换自留地，与刘国柱的关系密切。擅自给自已预支分红款60多元。认为地、富好领导，贫下中农不好领导，与地富关系密切（给他家带过孩子）贫下中农小组长刘海给他提过意见，他便抓住刘的缺点进行报复。副队长左广义认为谢只会出风头不干工作，“牛打江山马坐殿”。谢经过帮助不肯改正错误，坚决要求不想再干了。因此，在组织建设阶段，补先了石文学为生产队长，左广义为政治队长。队委会新的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了。我们对新队委会进行了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教育、民主集中制和民主作风、依靠贫下中农阶级路线的教育。
　　经过上述工作，我们对运动成绩的估计是：前高家的基本问题已经解决了。刘国柱的出勤情况比以前好，他多占刘福恩的两垅自留地也主动退回了。生产队的马棚要倒了，新队委会立即进行了维修。下中农赵文学说：“刘国柱从来没像现在这样当众检讨过。”刘福恩说:“这回嘛，刘国柱兴许能转变过来。”
　　生产队的正气初步树立起来了。生产组长刘臣是个上中农，工作较认真，看到青年社员铲地铲不净，批评说：“铲地不兴把苗铲了，把草留下。”刘国柱看刘臣干活抓得紧了，就对刘臣不满，说风凉话：“这是谁领着咱干活？上中农领着咱走啥道儿呀？”刘臣向政治队长要求不干了，左广义当刘国柱的面对刘臣说：“说你是上中农？不怕说你是地主富农呢，得看看你做的事对集体有利还是没利，要是有利，你就干！”
　　贫下中组织也起了作用。新队委会成立后，马上实行了十天连勤制度。可是连勤制度公布前，两队长就把自己的园地铲了，第二天就向社员宣布连勤制。下台干部谢宝树当时就说：“这制度是给社员订的呀？你们队长提前就把地铲了，小心脑袋！”贫下中农小组长向队长反映了群众意见，队长听取了意见，连勤制向后推迟了一天。
　　新队委会的工作积极性很高，除了整修马棚，还根据群众意见在集体的园子里栽了大葱，几个压手的活计都动员妇女出来干了。社员的出勤律比以前高得多。
　　以上实事说明，前高家贫下中农的优势已初步树立，干部问题也得到解决。经过复查验收，对前高家的运动的成绩基本满意。这个队的同志也认为，这个队基础差，搞到这个样子就差不多了。
　　二
　　当时，根据工作队6月9日电话会议的安排，准备在6月25日结束运动。到6月21日，工作队会议对运动又做了重新安排，规定从21日到28日是运动进行复查巩固阶段。就在这个时候，在6月26日，前高家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件。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
　　社员张玉（上中农成份，伪铁路警察）的儿子张宝录6月26日结婚。这正是铲地大忙的时候。落水席那天（26日）晚上，张玉为了笼络人情，把村里的头面人物刘国柱、谢宝树、刘福先、左景林（政治队长左左广义的父亲，曾当过伪屯公所的情报员）、生产队长石文学、贫中农小组长刘海等10余人请到家吃席。重点人刘国柱在席间暴露了对运动的不满，借酒闹事。他骂刘海说：“你就这么整我呀！是你不让我入会呀？你能把我贫雇农整到哪里去？他毛主席不也得讲理吗？xxx的！”工作组去阻拦时，他质问工作组，“刘海仗势整我呀！你拉拢人大会斗我呀！”刘海也和他对骂起来。刘国柱足足闹了三个多小时。
　　这件事，可以说是对前高家生产队的全面“验收”。刘国柱的思想和行为代表了一种旧思想、旧势力（被前高家群众称为“七大元帅”的人，刘国柱是其一。其他有：谢宝树、刘福先、左景林等）。上中农张玉把正反面人物都请到场，其用意是可想而知的。尽管工作组曾两次劝阻张玉：不要在大忙的时候大操大办，不要请客收礼，但张玉还是没听劝阻。刘国柱借酒闹事，使歪风邪气又抬起头来。就是说，我们对重点人的帮助还没完全达到目的。
　　这件事对我们贫下中农的觉悟水平也是一个考验。如果有觉悟，贫农小组长刘海是不应该赴席吃酒的。这件事对我们的干部也是个考验。生是队长石文学吃完了酒，他躲了出去。
　　这本来是个坏事，如果抓紧工作，解决矛盾，坏事也可能变成好事。但是，由于问题发生在运动后期，时间紧迫，情况又比较复杂，在前高家这个地方，发动群众的工作比较艰巨。所以，包队同志产生了急躁和畏难情绪，曾想到把刘国柱的问题上交处理。这就是县委社教工作会议以前的情况。
　　三
　　从县里学习以后，我们根据中央和毛主席指示精神，认真地的检查了不正确的认识，解决了三方面的问题：
　　1.认识到了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前一段运动有成绩，是合乎实际情况的，但不应有自满情绪，而不去正视仍存在的问题、解决问题。
　　2.关键在于发动群众。工作再困难、任务再艰巨，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只有这一个。如果不发动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只知伸手要办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3.增强了革命责任感。前高家这个地方，如果不靠一次大的运动，把问题加以彻底解决，以后解决就比较难了。因此，工作队新来的同志，深知任务艰巨；同时也觉得，越是困难的地方越能锻炼人。他们顶着雨、光着脚，白天劳动，晚上挨家走访，逐户逐人地进行发动，经过四天的工作，复查补课的主要问题暴露出来了，主要矛盾有两个：
　　一个是贫下中农的优势尚未树立起来，群众发动的不充分，对重点人刘国柱的帮助不够彻底，是运动后期没解决好的主要问题，而且有新的发展。
　　在复查回村后的第一次支部会上，大队支委、大队长冯柏泉介绍前高家的情况时说：“重点人刘国柱和下台干部谢宝树受教育后对贫下中农有仇视态度，铲地时互相接垅头、唱双簧、打冷枪，准备进行报复。”我们根据这个线索，了解的情况是这样的：
　　铲二遍地的时候，队长叫贫下中农小组长刘海赶车积肥，刘国柱对谢宝树说：“刘海那样棒的劳动力叫他赶车，真不合理。”谢宝树说：“可不是咋的，要叫我分配活计，赶车就叫老弱劳力去赶。”刘国柱说：“你现在可是不当队长了，说的不算了。”谢宝树说：“其实，刘海想当队长没当上。”另一次铲地，有人拔麦子时，生产队做饸饹吃剩下了，谢宝树说：“剩下了拿去喂猪！”贫农关飞燕说：“唉，你怎么把大家当成猪了？”谢宝树说：“这个知识分子儿（指包队老盖），你就光知道整我！”刘国柱接过去说：“人家是沈阳下放的理论家嘛！”
　　群众认为这两人结成了同伙，是很难对付的。对这个问题，各阶层都有反映。大队长冯柏泉说：“刘国柱和谢宝树两个人和贫下中农的矛盾，你们工作组得给解决得一点痕迹也不留。这回就看你们的啦……这个队没个好！张宝兴书记（曲家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原来是昌图县副县长，在这儿都没整好。”生产队长左广义说：“这一年到头总听这两人人的疙疸话，这谁受得了！”
　　贫下中农小组长刘海说：“给刘国柱提了意见，工作组也不给他戴帽，提也白提！”贫农孙殿臣就说：“我呀，就提这一回了，人都叫我得罪了，工作组走了还不得找我的小脚啊！”刘海的母亲也说：“别人都不敢说，咱们去担那个风险干什么？得罪人犯不上。”下台干部谢宝树曾在运动中狠批过刘国柱，可下台后我们再去了解他对刘国柱的看法时，他说：“刘国柱就是心直性耿，因为嘴臭，得罪了一些人。”说明两个人正往一块靠拢。
　　刘国柱从工作组回村后，尽量表现转变得很好的样子。他的老婆（外号人称“万人迷”）今年以来从不下地，8月2日突然下地参加灭腻虫了。轮到去她家吃派饭的时候，老早就把工作组叫过去，菜还吃上几口，就撤下去又换上来一碗，关切地说工作组同志这个瘦了，那个胖了，察颜观色。
　　以上情况可以说明，干部和群众对搞好运动的信心是不足的。前高家的歪风邪气又有些抬头，贫下中农还没有真正动员起来、团结起来，一起与坏人坏事作斗争。
　　第二个问题，是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据了解，在前高家的一些人，对单干很留恋。社员刘国栋说：“合作化头一年，我们这个队打过七八百石粮食。”也有的说“社员自留地五垧五亩打粮70石，相当集体耕地72.5垧地打160石的一半”。下中农孙国发（生产组长）曾想出这么一个办法：“我看哪，现在每人园田地3分8，以后就一人给5分，今年把这块园田地收回来，明年再换另一块，年年集体都能落个好粪茬。”说明小生产者的自发倾向是很浓厚的。在复查补课当中，关于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揭发出了两件事：
　　（一）分麦茬地，变相扩大自留地。在工作组离村期间，前高家生产队将集体耕种的麦茬地分给社员种萝卜白菜，共一垧二亩，谁种谁收。这是一种损害集体利益、迁就社员自私自利思想的做法。
　　干部对外说：这些菜地是集体种的，社员则含乎其词，也说是集体种的。后来到刘福恩家打听妇女，她在无意中说：生产队把麦茬地分给社员种了。按人口平均，每人一条垅。后来，听后高家生产队的社员说，前高家生产队的做法是一斧两砍着：上级来检查，就说白菜秋后算生产队的，作价卖给社员；若没人问，到秋后就是谁种谁收。
　　（二）卖了几头集体的耕畜、幼畜，分配现金。该队生产落后，每年的分值很低，除买口粮外，三年中社员从未分过现金。干部和社员要分集体的钱，早有打算。7月下旬，他们趁工作组到县里开会机会。把生产队的牲畜大小共4匹，牵到三江口卖掉，得现金3950.00元。7月31日工作组回村，8月2日卖马的回来，第二天早晨，以政治队长左广义为首，背着工作组开了个紧急会议，午间即召开社员大会进行分配。工作组在吃派饭时，闲谈中知道了这件事，感到卖集体的家底是破坏集体经济的行为，立即找左广义谈话，态度坚决而耐心地进行了劝阻。工作组和队长之间有这样一段对话：
　　工作组：你们打算怎样分配？
　　左队长：按现在的工分，每千分10元，分427.00元。现在起，到秋收后，每个劳力，预计每个劳力挣多少工分，扣去每个劳力领口粮占用400个工分，余下的工分，按千分20元，再分去439.00元，再按历年欠社员应得的工分钱分配50％，应分290.00元，偿还欠社员的债务125元，还大队的债务200元，总计1481.00元。
　　工作组：为什么非今天分不可？
　　左队长：三四千元钱放在生产队里，发生意外谁敢负责?
　　工作组：放到信贷社里去不好吗？
　　左队长：我们借信贷社的钱，叫他们扣了怎么办？
　　工作组：信贷社收回贷款，也有政策，按规定的比例收，不会像你们这样小气；再说，你也学习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应该怎么摆，信用社就是扣钱，你当政治队长不应当考虑吗？
　　左队长：社员这两天没吃的，放两个钱好买点吃的。再说，过去集体买车买马都是占用社员该分配的钱买的，现在牲口卖了，就得分下去。
　　工作组：我们可以进一步调查的（调查结果是：他们是占用了社员分配的钱，买了返销粮了。买车买马是占用生产大队的钱）
　　左队长：大队管财经地梁队长已经同意我们可以分50％。三门里生产队已经分了。
　　工作组：就算是答应了，也可能指的是幼畜可以分配的部分，你们把卖原有牲畜的钱也拿来分配，而且是分了三笔。你们向大队如实反映情况了没有？
　　左队长：没有。
　　工作组：三门里生产队是怎么分的，你们调查了没有？
　　左队长：没有。
　　工作组还找生产队长谈了话。两个队长口头上都答应可以等上两天，请示了以后再分。谈话后，生产队长石文学就对社员说：“工作组什么都管；再管，明儿个把生产也交给他们！”
　　当天午间，他们趁工作组向领导汇报的机会，用突然袭击的办法，把钱分下去了。在分钱的时候，有人问在屋里分还是屋外分，大有向工作组示威的意思。
　　以上复查出的两个问题，说明前高家生产队用实际行动挖了社会主义的墙脚，分了集体的家底；目无党的领导，实质是破坏集体经济，不顾国家利益。这个生产队欠信贷社的钱和国家粮库预支的购粮款、生产队大队的借款共5709.00元。在他们拿出分配、还债的1481.00元中，分给社员的钱是1156.00元。去掉卖一头幼畜按规定可分配30％的金额，其中有合理分配的金额为721.00元。对于一个生产队来说，这是巩固集体经济还是削弱集体经济，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带有方向性的大事情。另外，在卖马中，去了5个人，多领补助费10.18元，出现了新的四不清。
　　对这件事干部和群众是怎样看的呢？大队长冯柏泉抱着袖手旁观的态度。生产队分家底牵扯到是不是他批准的问题，他说：“明儿个，我啥也不管个屌的！”政治队长左文义说：“错是错了，可我们社员好几年没得到现钱了，卖的是淘汰的牲畜，分了有什么关系？”
　　贫下中农小组长刘海说：“我就知道得两个钱好了，哪知道错了！”
　　刘国栋（刘国柱之弟，贫农）说：“这分哪，大家都得到钱了，干劲保证还得足，不信你过年再看看！”
　　下台干部谢宝树曾冒支生产队60多元钱，在分配之前他散布说：“不分给我钱，我就一点活也不干！”分完钱之后，他对工作组说：“我早就看出他们分错了，这是个方向性问题，我就是要看看他们怎么干！”
　　以上反应说明，他们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面前，认识是很糊涂的。不进行复查补课怎么能行？
　　我们的做法是，先针对干部的思想问题，开了两次党支部扩大会，提出了三个问题让大家讨论：1.要不要听党的话和按党的方针政策办事？2.这样来分集体的家底合理不合理？3.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走资本主义道路？经过讨论，大队干部和生产队干部都做了检讨。支部书记李景生在会上表示：坚决打退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不光做检讨，还要挖根子，支部要做出决议，要把不合理的分配收上来，否则，不足以教育干部、教育群众。会议效果较好。小房身生产队长李广德（支部委员）说：“这次会议真够劲，连我都受到不少教育。”
　　支部会议之后，我们又专门组织前高家生产队队委会全体成员学习了有关政策，对照政策，结合卖马分钱的问题，检查和提高认识。
　　学习了《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60条）第48条关于党政干部三在纪律八项注意，两个队长检查说：卖马分钱不请示，工作组劝阻不听，这是不服从党的领导、不认真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也没有如实地反映情况，这个错误是严重的……
　　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贫农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草案）》（1964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制定）基本任务一项，干部认识到，他们的错误是没有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没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削弱了集体经济，为资本主义复辟开了口子。会计张渤范检查了自己没有坚持会计管理制度，“方向不明，思想模糊”。
　　学习“六十条”第五十三条中关于生产队监察员的工作，监督员、贫下中农小组长刘海说：“我没能起到监督员的作用，在这次错误中当了随从者。”
　　这种对照政策、检查思想、提高认识的效果较好，接着又开了社员大会，进行座谈讨论，以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用分菜地，分牲畜款的实例，在全大队的范围里进行讨论，向干部和群众进行两条道路斗争的教育，以坚定群众的社会主义方向和觉悟。
　　四
　　以上是前高家生产队复查初期摸到的情况。我们认为，要做好复查补课工作，关键在解决工作队的思想认识问题，认识解决了，方法也就容易找到了。我们是按照领导关于“深入实际，逐户逐人进行发动”指示开展工作的。复查补课工作可以用这样几个字来概括：访（访问根子和干部）、摸（各阶层的思想情况）、看（听其言观其行）、分析（把活的思想集中起来加以分析、采取措施）、发动（充分地发群众），而且要边查边补，进行细致地思想工作。
　　我们体会到，在前高家这个地方，尽管在前阶段下了很大的功夫，解决了不少问题，但根据中央的标准，挖掉三根的要求来看，差距还是很大的。特别是时间紧，生产大忙的季节开展的社教运动，有些问题解决得不够深透，在适当的土壤和气候下会出现新的问题，也是合乎规律的，并不奇怪。解决这些问题，的确不容易，但是，只要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办，在矛盾面前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拿出愚公移山的精神来复查和补课，充分把群众发动起来，在困难面前是会有信心、有办法的。
　　工作组的同志都认真地学习了“九评”中这样一段话：“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
　　我们已在前高家生产队加派了力量，斗争还在深入中。
　　小坊大队工作组
　　1964.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