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第2468-2484天
1964年7月21日星期二晴后阴(2468天)
听了县农村工作部张部长关于下一步工作安排的报告,讨论了一天。
晚上,县里招待工作队看评剧。我利用这个时间给张慧写了信。
以前,我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要付出艰苦代价这一点,思想准备不足,以为只下来搞几次运动,就完成了。而“九评”要求我们,在时间问题上,宁可准备得长一些,不可准备短一些,要做革命一辈子的打算。我们这一代人,应当是为无产阶级革命而生,为无产阶级革命而死。我还准备写信给石果、王大学同志,把我近来的思想收获写一下。
急躁问题。这是一个认识问题,拿主观想法来代替实际。在时间上准备不足,没有革命一辈子的打算。革命和建设,都是革命青年当任不让的任务,要拿出愚公移山的精神,准备从事艰苦的革命斗争。
影响我进步的资产阶级思想有两点:图个人之强,争个人的前途;儿女情长,英雄气短。说得严重些,是贪图个人安逸,有一点庸俗的生活趣味。
1.彻底改造两个根本问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现和工农相结合。
2.入党问题,图个好印象,光荣,可以夸耀于人。63年上半年,曾觉得这一切都没大有必要,重要的是写出作品来,政治进步可以暂缓,抓业务,突破一点。
3.决心彻底改造,征求同志们意见和党支部的指导。
1964年7月22日星期五晴(2469天)
一天肚子痛。
午后听陈书记传达王良书记的讲话,要求全党同志认识中央指示精神,社教是当前头等重要的工作,全党只念一本真经,不准乱出新点子,并且按中央要求潜心检查工作质量。
1964年7月23日星期六阴后晴(2470天)
讨论一天“九评”,肚子痛了一天。
根据省委指示,原来在宝力和八面城两个公社进行的复查工作全部停下来,把人员集中到古榆、平安、曲家三个公社。古榆是地委的试点社,所以保留了下来。省委的意见是:今年冬底以前,社教工作不搞了,以做充分地准备,免得仓促上阵。
新来的同志在午饭后公布了,分到小坊大队的是21名。原在那里的工作队员站成一排,热烈欢迎。陆县长讲话的时候,叫我们互相学习,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晚上,戴书记到我们的住处。里外屋都是便炕,大家打扑克、下棋,戴书记只从旁边看,不时地支支招,随便了解情况。我和王若研究新来的同志的特性。戴书记凑到我们身边,特别嘱咐搞好团结。戴书记总给人见面三分亲的感觉。看到他露在后面灰白的头发,和因深思而皱起的眉宇,他和蔼可亲的讲话,心中自然升起了无限的尊敬。
1964年7月24日星期日晴(2471天)
少奇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有个讲话,今天由黄书记向工作队传达了。中心意思是:
1.反修已处在战略反攻时期,修正主义国内外都困难重重,我们处在主动地位。
2.修正主义集团内部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
3.有无产阶级专政,没有个好办法是不行的。根本问题是教育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办法就是马列主义核心和广大群众相结合。
中间,有毛主席、康生、小平和总理的插话,幽默的,信心百倍的……
午后讨论王良书记的报告。我谈了几点体会:
1.不要借口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忘记现实的努力,前期进村找群众很热情,后期群众找你就不耐烦了;
2.政策贯彻,说来容易做时难,一是情况复杂,二是卷到群众斗争的漩涡里以后,容易感情用事;
3.“要马列主义核心和群众结合”,一是因为党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二是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所以在任何时候,都要以群众大多数的利益为转移。
1964年7月25日星期一晴(2472天)
讨论高标准,怎样达到高标准,工作安排及划成分以后的一些问题。
午后党员都去开会了,叫我临时掌握会场。
晚给王大学和石果写信,给王若同志看了一下。我在信上说,让他们把这封信转交给党支部。王若说这不合适。
1964年7月26日星期二晴(2473天)
信给老檀志看了一下,光写缺点,不写成绩是不大好的,参加这么大的运动,哪能不着重写收获呢?少奇同志说:“只有把伟大的、高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切实的实际工作、实事求是的精神统一起来,才能成为一个好的共产党员。”我所缺乏的正是切实的、实际的工作精神。一定在这方面努力。
晚看《战火中的青春》,是一部好电影。
近两天,为写这封信弄得很苦恼。思想改造如果不下苦功夫,空有一个愿望是不行的。
1964年7月27日星期三阴(2474天)
晚开团小组会。白天讨论《贫下中农组织条例》。
1964年7月28日星期四阴(2475天)
午后,团、民兵组织发言。
为给石果、王大学同志写那封信,我反复问自己:为什么?为什么?回答是:为了真理,为了革命。思想革命可能有反复,根本问题是没能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革命是由各种原因引起的,最根本的是存在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一个穷字会逼着许多人干出大事来。对我来说,一定不能忘记过去,一是不断地追求真理,不图眼前的舒适,因为它是消磨斗志的腐蚀剂。
工作队成立了团总支,各大队成立了团支部,选我和姜殿有担任支部书记工作。
1964年7月29日星期五阴雨(2476天)
这是17天会议的最后一天。午后县委书记进行了总结,并且就工作队革命化问题提出要求。要求工作队员成为马列主义者。工作队把自己的钱拿出来,领着社员到医院看病。革命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天真。有苍蝇、蚊子,吃饭的时候,小孩会在我们旁边拉屎,要做许多细致、琐碎的工作。锻炼就是从这些小事做起的。
范书记把社教工作比做大的炼钢熔炉,应该在这座炉里百炼成钢。可是,县里一批新调来的知识青年中,在训练一个阶段以后,因为怕困难要求不干了,他们嫌30元太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熬到17级干部。看来,炼钢炉能炼出钢来,也能炼出钢渣。听说,在工作队中间,还发生了两起乱搞男女关系事件。
1964年7月30日星期六晴后雨(2477天)
早晨从昌图老城出发,人太多,坐汽车往火车站去运不过来,早早就出车了。我的一个馒头才吃了半拉,用嘴叼着上了车。两旁的庄稼像绿海一样,又是从老城的高坎从上往下望,青纱帐高一处低一处,在车旁像波浪一样涌流不息,观此情景,心中有不尽的感怀和激动。
到了昌图站,我和王若坐在小饭馆喝茶,扯起炼钢炉的事儿来。这一车一车唱着《我们走在大路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革命歌曲的社会主义革命大军,开到古榆、平安、曲家等四个公社,人们互相关照,打听着去向,个个乐观而豪迈。
我在车上把几天的日记补了一下。还在车上看到古巴发表的圣地亚哥宣言的消息,觉得革命不仅这里有,而且全世界处处有。
下车以后,人们顶着雨走出车站,见各大队的大车早已站在雨中等候。车老板怕淋湿了行李,特意用席子打了个车棚,提鞭在雨里了望。
1964年7月31日星期日晴(2478天)
昨晚从前高家回来,一进前高家的街上,就陷进泥泞中。我只好脱下鞋来,去找大队长冯柏泉。
“只要把那两个人治住就可以了,说服教育?哼!你去说吧……”他指的是刘国柱和谢宝树。
早饭后见到了刘海,他说他和被帮助的人见面还说话。看来比较平静。
大队召开支部扩大会,介绍了情况。听了一件叫人奇怪的事情:麦收以后,有的队叫社员每人拣一条垄种菜,向队里交1元钱。队长说,这可以使社员往队里的地里下粪,过年可以让土地落下个好粪底儿。
1964年8月1日星期一晴(2479天)
两位新来的同志:县里的老孙和大洼中学教导主任老宫和我一起工作。
县里的老孙说了两件事:积粪、灭虫动员;杨才有病要马车。
连日干旱,起了腻虫。今天开了灭虫大会。用广播进行动员。另外,留老宫在家里把各地灭虫害的情况检查一下。
坐在生产队的院子里,孙问左:“各家的粪队里起不起?”
“没人起。”
“每年的炕洞土(可用做粪料)队里收不收?”
“不收。”
“这你可没啥计划了。你要是把这些粪都收上来,那地还有不打粮的吗?你把这些好粪收上来,再打坯还给各家,花钱买,看样是队里吃亏,好粪都收上来了,各家就剩下猪圈粪,你说哪头合适?”
老孙把左广义说得嘻嘻笑。
开群众大会,我叫左广义负责动员。他先批判靠天等雨的思想(北风雨下来以后,腻虫就死了),然后批判费工费钱。谢宝树插嘴说:“这可不是伏腻,看那高粱叶子都亮光光的,这叫油腻!”
“对了,咱就得出来拿腻!”老左接过他的话头。
老孙说:“这几天,我一进村,看见咱村的房檐,这是人心齐嘛!都说一进院有三相:看院子,看锅台,看看炕。这一看呀,觉得你们都是个过日子的人家。生产队呢,畜力壮,地土好,可我就有个谜儿猜不透啊!你们咋个搞的,五十多个劳力就是挨饿呢?有人想招儿了:搬家吧!那么容易啊?一天挣两元钱的地方呢,看你还去不?破家值万贯,在哪是容易的?哪有不劳动就吃饭的地儿?房壳上掉下馅饼来?小鸡吃食还得扑拉个窝儿呢!”他停了好一会儿,转脸去问炕上的人:“你说对不对?不劳动能干活不?”逗趣的,把头伸到人家跟前去问人家,声音尖尖的,讲话越讲越快,把大家都逗乐了。最后他说:“说了个归期,还得出来拿腻!”
他讲了两种办法:一种是撒小灰,一种是用刷子刷。最后我讲了阶级斗争和运动要高标准。
1964年8月2日星期二晴(2480天)
早晨,还没起来呢,杨才母亲就到我的住处来,大声喊叫着:“躺在炕上的哪个是老盖?”我醒了,看见是位老太太,脸也没洗,裤脚满是露水,哭着脸说:“小孩病了,要马车进城,队长非要给牛车不可。”
我穿好衣服,直接到她家里去。我说:“现在是5点半,可以坐牛车到曲家。如果不行,就坐车到八面城去,或是直接坐车到八面城。医院都是八点钟开门,现在坐牛车走,一定能赶上的。”说完我就出来了。孙桂凤也跟出来,一定要用马车。老孙从那边过来,说:“你孩子是昨晚上病的,为什么不昨晚就走呢?人早晨4点钟就起来了,给你牛车,就痛快走就得了呗,为什么单要马车呢?早走早到,咋就算不开这个帐?这不是拉屎和狗别劲吗?”
她到底还是坐牛车走了。
上午就开始灭腻了。每人拿了个小口袋,我则铰了双袜套,用小棍挑着,用小棒敲口袋,让666药从口袋里漏出来,撒到有腻虫的叶子上。666粉飞到脸上,一股呛人的气味,辣得眼睛直流泪。苞米叶子把手臂拉出一道道口子,血渍汗渍和农药混在一起,火辣辣地疼。
庄稼人啊,一年到头打点粮食,可真不易。春天是旱,人们抗旱播种;夏天又是草荒,现在眼看到手的粮食,又是虫灾。农民的一生,就是跟天斗的一生。三位工作队员参加灭虫,不怕眼睛痛,跟群众一起战斗。
原来计划小学生加男女劳力,共计可出勤50多人,现在只来了23人。老孙休息时,把大家批评上了,说到时候没吃的怨干部,为啥昨天说得好好的,今天就不出勤了呢?我倒觉得,这是维护干部威信的思想,哪有在出勤人面前批评不出勤的,不管是谁,摸过来就剋,结果适得其反。
1964年8月3日星期三晴(2481天)
第一,发现队里把麦茬地分下去了。而对上级说是秋后粪和白菜统一作价;
第二,社里最近卖了几匹马,要拿出一部分钱来开支。本来是三笔帐(欠社员的、按现有工分支的、秋后估计还能挣多少分的)。只告诉我们一本帐。早晨背着工作组开了会,午间就要把钱分下去。理由是:大队答应分配50﹪。可是这三笔帐都不向上面汇报。其中开空头饷这一部分,明显看出来这是削弱集体经济的做法,因此建议他们暂不开会,暂不开支。当时左广义答应了。我们就回到住处等着向崔主任汇报(崔是县工作队长)。我看到树下有左三、刘国栋等,把坐在那里的石文学也叫过来嘱咐了几句。石文学表示不满。我说:你想不通可以保留意见,但今天午间是不能开支的。他勉强同意。汇报后到前街,就听说他们把钱已经分下去了。据说他们曾议论过。石文学说:“他们什么事儿都管,明儿个把生产也交给他们。冯国全经过树下时,左广义问老冯:老冯说可以分。左说:“分,爱咋的咋的!”结果他们就把钱分了。我们问老冯,冯说这1200元钱怎么分他是不知道的,并且说空头饷不应当开。
晚上,找刘海、关飞熊和孙国发了解情况,他们这些人是赞同队委会意见的。
关于群众方面,多数人是不愿意再提意见了,提了也不够线,等于白费。孙殿臣说:“就提这一回吧!”
孙和宫两位同志(这次和我们一起工作的)各找中农和刘国栋唠扯了一下。我到生产队部去等他们。炕上躺着几个小伙子。我卷了一棵烟,走到外面。黑洞洞的,天气又阴了上来。当时的心情是庄严而坚定,想到主席的教导:不管出现什么紧张情况,第一不怕,第二反对。
今天是我和玉妹结婚纪念日。过去往往把自己的生日都忘了,今天却没忘掉这个日子,因为现在的家,是玉妹和我两个人。
1964年8月4日星期四雨(2482天)
下了大雨,我们走访各家。晚上汇总情况后,觉得收获很大。工作就是做一件少一件,重要的是有信心,不屈不挠。
开支一项,石文学说是左广义同意的,他并不明朗地表示态度。我说:“为什么要这样搞突然袭击?”
今日大雨。左队长又牵着撅嘴骡子半夜到三江口去换好牲口,走的时候忘记派饭了,没办法,到石文学家吃的饭。
刘国柱尽量装出已经转变得很好的样子。老宫的行李从公社拉回来,他要帮忙扛。前天我到他家里吃饭的时候,他到我们的住处请,一碗土豆丝没吃上两口,就把另一碗换上来。吃饭间,他说老盖瘦了。她的女人一春天没有出勤,灭虫那天竟然出工了。
1964年8月5日星期五雨(2483天)
从来也没下这么大的雨,地垅沟都下平了。今天到大队去开碰头会,叫我第一个讲了前高家的情况。通过卖马一事,标明阶级斗争相当尖锐。讲的过程中,大家都很气愤。工作组决定派王义同志去把刘国柱的事作专案处理。我高兴得很。
崔主任(工作队长)说:要结合实际,把高标准问题讲深讲透。事实证明,不是没有什么东西可查,没有什么东西可补。
晚上从前高家回来,研究了那里的工作,觉得这几天的收获是不小的,特别是两位新来的同志,帮了不少忙。
1964年8月6日星期六雨(2484天)
上午,我们三个人研究午间的会怎么开法。我起草个发言稿,一方面,针对刘国柱兄弟的错误言论进行批判,一方面,通过卖马事件,说明两条道路斗争的严重性。
我们正在刘国柱家吃饭,刘海跑来说:王组长来了,还有老姜。我问:“哪个王组长?”
他说:“过去的王区委。”
我来到刘海家。见王义正在批评石文学:“你年轻人,咋学练的?四楞木头往圆眼里钻呢?做事就这么楞!我过去在这里工作时,你才是个半大小伙子,对我不喜外,我可不客气了。别人不知道你,我还不知道你?”他笑笑拍石文学的肩膀。
他把我叫出来,针对具体事情不提名地进行批评,说:“和平要通过斗争才能取得,不能祈求。昨天崔主任批评我,就得来点嘎劲。教育呀,教育呀,你教育多,咋不是个味儿?我刚来他们不是叫我王区委!石文学和老左好收拾。”
总之,觉得这人工作有朝气,可是,又觉得他有点攀交情,有点楞干。“出乱子我给你兜着!”大包大揽的。不过,他的性格叫人亲近,讨人喜欢。
午间开会,坚持找人。妇女们也顶雨来了。讲的过程中,我又激动又气愤。石文学听着不以为然,一只脚得瑟着。我斜着眼睛瞅他一下。讲到他们不要党的领导的时候,他不抖索了。而老左头长声叹气,刘国柱看刘海时眼睛横横的。
晚上,大雨仍然下着。吃饭后,我到冯大队长家。今天支委开会专门研究这个问题。老冯显得气急败坏的样子说:“今天支委会上搓我的球儿,弄不好,我也不干了个吊的!”
之后我看左广义家的灯亮着,三人便进家去做了一些工作。出来时,雨还下着,三个人光着脚往回走,脚板踏着稀泥,呱咭呱咭响。我问老孙:“你会垛墙吗?”
“会!”他在前面回答。
我说:“孙殿臣家的山墙倒了,咱们去帮他修一下。让群众知道,我们是为他们的利益工作的。”
“好!”他两位一致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