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第2458-2467天

　　1964年7月11日星期一晴（2458天）
　　吴家屯，主要是由于个别人提出的意见抱着不够正确的态度，互相闹意气，图报复，泄私愤，这是小私有者自由主义的表现，别人咬我一口，非得还你一拳，是个思想斗争，这样下去肯定团结不好，对革命队伍起破坏作用。贫下中农是需要教育的，因为他们不是无产阶级，也需要革命化。这样来看问题，与在前高家遇到的问题有些相似，知道了这一点，也就不会埋怨和急躁了。
　　上几天的日记，是在车上补写的。
　　
　　1964年7月12日星期二阴（2459天）
　　接到通知，工作队到县里集中和培训。
　　晩来到公社住了一宿，早6点半坐火车去县，再搭汽车来到昌图老城。这已是第三次进昌图城了。瓜果、蔬菜充满市场，商店、饭店新挂了招牌。俱乐部是新建的。上次来是六一年初，小榆树、杨树刚栽植不久，现在长到两丈多高了。街上人们的情绪活跃、乐观。晚上文化馆俱乐部的人很多，那些中学生大概是要准备考试，随身带着个小本子，念外语单词。这和61年的情形大大不同了，一派繁荣的景象。“昌图”将无愧于它的名字。县委特殊照顾省里来的同志，把旅馆让出来给我们住，县里的同志住在党校新搭起来的长铺，还有的住大车店和粮库。工作队有三四百人，把县城给挤满了。
　　在《中国青年》上看到鱼行洲同志的文章，谈到青年的幸福、理想、前途，资产阶级和我们唠的是两套嗑。他们不指望青年人挣几个钱养家，反对子女去吃苦。我想起休假时玉妹曾对我讲起这样的话：厂里的同志常问她：你爱人为什么总下乡？玉妹回答说：“他犯错误。”我是怎么回答她的呢？我说，参加社教工作是选坚强的干部去的，有人想去还去不成呢！她的看法不对：谁下乡多谁的思想就有问题。我的回答也不对：我是坚强的，下去搞革命，而不是去进行思想改造的。这不也是一种思想斗争吗？
　　在《萌芽》和其他杂志上读到作家孙犁、峻青创作经验谈一类的文章，都强调说：写不出作品，是因为思想水平低、生活积累差。这是千真万确的。深入生活，就是为了解决生活积累和思想问题。
　　
　　1964年7月13日星期三晴（2460天）
　　在书店买了一本《南方来信》，读了十几封。那里写的是美吴集团在越南南方进行的灭绝人性的侵略战争，写的是越南兄弟残遭蹂躏的血泪生活，写的是英雄儿女的斗争事迹和战胜敌人的必胜信心。只要看看美帝国主义者在那里犯下的滔天罪行，人们就会想到被压迫人民和民族是一定要反抗的，一定要革命的。谁不让革命，谁就是帝国主义的帮凶。中央叫我们有长期备战的思想，这不是凭白无故说的。
　　县委黄书记今天给我们做了报告，传达了中央的精神，中心问题是把阶级斗争搞到底，把运动搞深搞透，只有这样，才能在中国社会挖掉三根：挖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封建主义这三个根子。干部能加社教工作，是一举多得的事情，既尽了力，又改造了思想。
　　我给玉妹写了信。她本来想等我回去度过结婚一周年的，现在不行了，运动至少会延长两个月。比起下面进行的伟大的革命来，那只是牺牲个人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两者是不能比拟的。我觉得我对不起她……唉，又想到哪里去了呢？是怕她太孤单吗？是怕给她的爱太少了吗？因为我不能在家里陪她而感到愧憾吗？是有这样一些想法，但不能牺牲党的利益来迁就个人幸福。我要写信，温存地把这一切想法告诉她。
　　现在看来，自己的思想和修正主义在青年中提倡的所谓个人幸福、人道主义、个人主义不是和自己完全绝缘了，认识不高，也会掉进去，因为那不过是用更好听的词句去背离党的利益，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只要对这些不好的思想有了正确的认识，便不很可怕，倒是可以拿来经常照照镜子的。
　　
　　1964年7月14日星期四晴（2461天）
　　在《文汇报》上读了科学工作者彭加木同志自我改造的过程，又在《萌芽》上读了关于他的一篇特写。他得了恶性肿瘤，面临死亡毫不惊慌，仍然到边疆进行科学考察。柯老在给他的信中指出：他用无产阶级大无畏精神，英勇顽强，不仅到边疆去开辟科学事业，而且战胜了疾病。彭总是说：我的身体是属于党的，要求医生告诉得的是什么病，因为他还要向组织汇报情况。读后很使我感动。今后要加强学习。
　　从讨论黄书记的报告中看出，大家克服了松劲情绪，又觉得任务很重，又有了些畏惧。昨天大家订了学习制度，说了遵守纪律。可是，午后讨论的时候却迟到了。因为天热，出去吃冰果了。得改正。
　　
　　1964年7月15日星期五晴（2462天）
　　省委工作队早晨起来就开了会，由副队长刘明同志讲了几天来的学习情况。经过对中央指示的学习，工作队克服了急躁情绪、厌倦情绪、埋怨情绪和畏难情绪，并批评了几种思想：骄傲自满、夜郎自大，一定要服从地方党委的领导，不犯组织错误，工作关系和同志关系上，要执行民主集中制，号召同志们将革命进行到底。
　　戴书记叫各单位的带队同志召集本单位的人开了个会，出版社的五个人在旅社前面的小湖边开了会，我检查了急躁情绪，说话不注意同志关系的一些事情（主要是跟杜国荣和王若的关系）。
　　赵忠全同志谈了他对政治的认识。过去说他不关心政治，“周总理路过印度时我担心他是否安全，怎么说不关心政治?现在处处做的是政治工作，觉得本事不大，必得做，做完就提高了。”
　　刘淑贵分配到种子场，她不高兴，并直接向书记请求，大家劝她服从分配，这也是锻炼。
　　读了“九评”，那里提到革命接班人的六点要求。我都记下了，一定要达到要求。有了正确认识，就是坚定、坚持。
　　
　　1964年7月16日星期六阴雨（2463天）
　　学习县委发的划分阶级的几个文件。后来大家提了几个问题。我说，像张勃范家的成分问题，人们都不知道，也较难说清楚。高云峰说，那是群众没发动起来，搞不清楚，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你的设想在这方面可能是个例外，不信你去照量照量。”我说。王若说：“你不要拿感情代替实际。”我说：“谁也不能拿设想去打睹。”
　　后来一想，这是不理智和不稳重的，要改正过来。
　　在书店买了《大风歌》，是写大跃进和知识分子改造的。要好好学习。
　　
　　1964年7月17日星期日阴（2464天）
　　从讨论怎样划分成份的问题中，我得到了一点启示：不管多么复杂和多么困难的工作，只要认真对待，都是可以做好的。
　　读了陆文夫同志给《文艺报》编辑部的信中也得到了一点启示：要有自强不息的精神，敢于给自己出难题，在艺术问题上不学别人的脚步，也不走自己走过的脚步。有人说，作品里写机器会枯燥，他写的《介绍》回答了这个问题。别人说在技术中写不出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他则写了《葛师傅》来回答。
　　到底落后的地方能不能学到好思想？我想，能，一定能，这次回去一定解决这个问题。
　　晚看《北大荒人》，它的情节和《雁飞塞北》差不多，都写在开发雁岛问题上两种思想的斗争，都有群众运动激动人心的场面，都有怎样过“大酱缸”的难题。可见，他们所根据的原始材料都是一个，然而在人物创造和主题挖掘上，却各有千秋。小说比电影更为深厚，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思想水平的高低对作品的作用了。
　　我们这个组的队员大多是年轻人，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各个能争善斗——什么是主要劳动？家里有当教员的算不算主要劳动？王永福跟别人争论：劳不劳动是划分地主和富农的主要标准，家里有当教员的，也算有劳动，这家就算是富农吗？”他岔开两指，眉头挤在一起，眉梢跳起来，头发也煽动着说：“我就是这么理解的！”
　　
　　1964年7月18日星期一晴（2465天）
　　关于如何划成份，是件很复杂的工作。今天讨论了一个上午，大家就怎样计算劳动的剩余价值的问题争论起来。老程（县里新到我们组的组员）的意见，是一个雇工创造的全部价值中，除去付给雇工的一部分价值外，还应当扣除生产资料所创造的价值，如一副牛犋可顶六个劳力，剩下的才是剩余价值。王若基本同意老程的意见，至于是否一副牛犋换六个工，倒可以另外考虑，他的理由是，人不与生产资料结合，是不能创造价值的，并且反复说明马克思的观点，人赤手空拳不能创造价值，这样就自然得出结论：雇工创造的价值中，包括生产资料“创造”的一部分价值。财富不是人创造的，只能说是人和工具结合创造的。
　　我反对以上意见。生产资料能创造价值，是怎么也说不通的。这样算的结果，不是地主剥削农民，而是农民剥削地主了。小姜说：“我的意见是‘老形的孩子——上学’！叫做形而上学。我认为雇工剩余价值，是雇工所得报酬扣除后剩余下来的价值。其余部分如何要计算，只能扣除包括种子等一部分成本。”老程说：“反正背着抱着大嫂都是个娘们！”
　　午后讨论得更热烈，大家都站起来指着鼻子争论。
　　午后听了陈书记的报告，有一个问题：牛犋换人工是不是剥削，答案是：是，是剥削。上述争论的结果已明确了。
　　陈书记反复说明阶级斗争的长期性，需要一百年或几百年。因为有人说：生产资料的占有既然是划分阶级的标准，解放后，都归国有或集体所有了，划阶级还有何意义？这就是不懂阶级斗争。
　　我想，我们这一代人，应当是为无产阶级革命而生，为无产阶级革命而死，这是不在客观规律面前无可奈何，而是利用这个规律，促进革命。
　　接玉妹来信，她说支持我，个人服从集体，懂得这个前提，感情问题就好处理了。应回信告诉好提高思想，生活得有意义。
　　
　　1964年7月19日星期二晴（2466天）
　　黄书记前天主持大会时，有一个补充发言，说昌图县土改成份时，绝大多数成分划分是正确的，同志们不要感到压力太大，重要的是把漏划的找出来。大家反映，这句话与中央的全面划成分的精神不相符。、对陈书记发言中提到的许多例子——新生反革命、贪污犯的思想界限，农民的两面性，每个干部的两本帐问题……总的看来,陈书记的报告对帮助大家认识阶级斗争的严重性有帮助。举一个例子：高粱地里看似很平静，但只要有人在地里屙了一泡屎，就会有了群苍蝇聚拢过来。另一方面，对认识大好形势树立必胜信心，则觉得不足。
　　上午，戴书记召集各工作组长开会，叫大家再讨论划成分的意义，并客气地说：“不知是不是符合各组的情况。”戴书记的这个提议很有针对性。
　　
　　1964年7月20日星期三阴（2467天）
　　快立秋了，天气还凉爽。今天上午利用两个小时，把划分成分的讨论收收口。关于上、中、下中农的主要标准是什么，以生产资料占有？还是以剥削多少？还是以生活状况来定？有的中农租种大量的土地，虽受别人剥削，可是占有很多生产资料，生活水平也很富裕，遇到这种情形，就很难划定。群众问你怎么回答？我说，我们是代表党下去工作的，不能随便发表主观看法，现在把意见统一下来很困难，一是情况我们摸得不很准，文件里没有提到的东西县里也难回答。最后，呛呛两个钟头，还是毫无结果。王若同志却在这时候给家里写起信来，我把几个问题记录下来，但是很生气。我把他请假回家和总说胳膊瘦得戴不住表、以后要打虫子的话联系起来，觉得这个同志没有坚持高标准。但想想自己，有一次开会睡觉了，也没有高标准要求自己。毛主席说：对于落后的人，应当采取热情帮助的态度，不应当采取歧视的态度。对照起来，自己的想法和情绪是不对头的。自然，意见应当通过适当的方式提出来，因此而影响情绪是不好的，况且他不至于成了落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