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第2439-2457天

　　1964年6月22日星期三晴（2439天）
　　早饭后，后街的积极分子张滨、孙玉民和陈龙甲把入党申请书交给了老檀，对我有些触动。
　　陈明春找妇女出勤，说：“不能到远处下地，可以到房后青麻地去薅草，连看小鸡带干活还挣工分，你看这不是好事吗？”
　　张滨家里的说：“我园子里的豆荚长大了，小鸡够不着了；头几天刚出来，就叫小鸡叼了。明天就出去干活。”
　　“现在可是紧张的时候，大家都动动手，把几天地豆子都侍弄出来。”
　　“xx家的怎么不出来？”
　　“她不是有病嘛！”
　　“她怎么不生疔？”
　　听他们的对话，倒也有心情。
　　我到前高家地里去。铲地一直拉在后面。今天出勤的人最多。牲口棚子修理了，菜园子栽上了葱，劳动上实行十天连勤的奖励制度，出现了一派新气象。
　　刘臣领着干活，抓的狠了点儿，说：“是谁铲地把苗铲了把草留下来？”
　　刘国柱接过活说：“这是谁领导我们去干活，走的什么道儿！”
　　刘臣就向左队长说：“我不当组长了，人家说我们是佃富农，弄不好把人家都拐带坏了。”
　　休息的时候，左广义说：“他说你是佃富农，不怕说你是地主呢！得看你做的事对集体是有利还是有害。要是对集体有利，他故意叫你消极，那就是破坏生产！”
　　刘国柱在一旁说：“这是谁说的？是破坏生产！”
　　在宣布十天连勤奖励时，石文学和左广义把家里的地都铲完了，第二天就宣布连勤奖励开始，无故不出工的罚4分。谢宝树说：“这制度是给谁定的？你们把地铲光了，给社员订制度，要不要脑袋？”
　　刘海听了这话后，就把情况反映给了左广义，左改正过来，连勤制延长一天执行。贫下中农小组既起了监督作用，又起了协助作用。午间和午后找刘海和刘臣谈了话，鼓励他们继续前进。
　　
　　1964年6月23日星期四晴（2440天）
　　找谢宝树和刘国柱谈话。刘企图推翻对他的批判。
　　到大队去看看有无来信，没有。叫人挺失望的。
　　
　　1964年6月24日星期五晴（2441天）
　　大队今晚演电影。戴书记来了，见他在贺家屯铲地。
　　
　　1964年6月25日星期六（2442天）
　　收到张慧同志的信。
　　社教办公室的老徐同志在这里开了一个队委会。新队委会成立之后，修理了马棚，菜园子栽上了葱，地瓜打了尖，薅了芝麻地里的草。大家对他们的工作很满意。唯独下台队长谢宝树的风凉话不受听。他说地荒了是他造的孽。
　　我产生了一些乐观情绪。
　　
　　1964年6月26日星期日晴（2443天）
　　这几天净参加劳动了。要是不劳动，到地里找什么人来开会，自己会觉得不得劲；要是和他们一起劳动，他们便立即和我亲近起来，帮你接地头，说胳膊露在外面会晒爆皮的，收工的时候就撵你快回来吃饭。
　　中午开社员大会，由小组传达大队贫下中农委员会的精神，通过会议进一步树立贫下中农的优势。谢宝树在会上带着挑剔的口气说：“我那老娘们为什么不让她入会？她不也是贫下中农吗？”
　　我会后跟他解释，是因为她老婆跟四类分子的关系密切。
　　铲了一下午的地，累得很，但坚持就是胜利，到底坚持铲到晚上收工的时候。大家开玩笑说：“打了粮食你也吃不着，拿不走。图个啥？”我对这话不置可否。现在想，看革命胜利，不能看个人得到了多少，虽然我得不到什么，却是革命者应尽的义务和作为人民勤务员的职责：况且，我还拿着国家给的一份工资呢，我不是为了谋生图报酬来参加劳动的。
　　晚上，陈三甲送来赵春润的信，感到社里人的一份革命感情，心里由衷地高兴。然后到谢宝树家，跟他老婆谈谈入会的问题。不想已入睡了。回来路上，听见前面吵架。原来，张玉的小儿子今天结婚，昨天杀猪，今天是落水桌的日子，他请去四大元帅和贫下中农小组长、队骨干，这个中农看来是谁也不得罪。别人都去吃酒了，刘海后去的。刘国柱冷眼瞅了他一眼，突然殷勤地说道：“你这贫下中家组长总得请三遍四遍才来，有尿你一碗我一碗，喝！”
　　好胜的小伙子上当了。他原先想，屯中住着，又是老儿娶媳妇，理应捧场。刘海爽快地说：“行，你一碗我一碗！”
　　刘国柱说：“哼，脑袋挺大！”
　　“脑袋大，可不闷得慌，懂得党的政策！”
　　“你懂得个鸡巴毛！”
　　刘海喝醉了，两人对骂起来。刘海掉了一只鞋。
　　我把刘海送到家里。刘臣的老婆跑来告诉我：“快去看看，刘国柱和老婆要出事儿啦！”
　　我来到刘玉家里，问：“干什么？”刘国柱朝我叫：“老盖！你来了，刘海是仗着你的势来欺我呀！是你拉拢的人整我呀！你拍桌子批判我呀！”
　　我拤着腰站在地上。人们往外推我，说：“他喝醉了！”我说：“他这不是很清醒吗？”有人说：“你当心他打你呀！”
　　“打在我身上，就是打在贫下中农身上，打在你们心上！”
　　人们把刘国柱拉出去。四五个人拿出烟给我点着了。我把火吹灭了，冷静了一下，了解了事情的经过。我想：主要矛盾是贫下中农和坏人之间的矛盾，与张玉的矛盾是次要的。我把他稳了一下，事先本来就跟他谈过：不要大操大办，他还是办了，便只好从队上给他安排。
　　
　　1964年6月27日星期一晴（2444天）
　　昨晚的事件叫我很上火。心想，要是早点出村，我就看不到这件事了。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想法，立即打消了这个念头。早饭后去大队把情况跟王若做了汇报。李书记从旁说：“我们的贫下中农也成问题。他俩互相骂起来，说不上谁是谁非。”
　　王若说：“把张玉找来，别人家都没吃的，他娶媳妇却大操大办，像话不像话?”
　　我认为这些看法都没抓住矛盾的本质。这不是一般性质的打架斗殴，而是阶级斗争。刘国柱声声说：他入不了会是别人整他，贫下中农都能入会，为什么他不能？为什么把佃富农的成分给划个中农？总之是对他批判不满，还要翻案，怎么能说是个一般性的打架斗殴的问题？
　　上中农请客是要制止，贫下中农赴宴是要批评，但本质矛盾就是阶级斗争问题。
　　为此，我提出三点办法：
　　1.拿这件事教育贫下中农，教育刘国柱本人，使贫下中农团结起来，让这个坏小子老实守法，这可以暂时平衡局面。
　　2.把回生饭拿到会上来重新解决一下。
　　3.根据问题的严重性，是否按敌我矛盾来处理。
　　我说明了几种方案的利弊。王若不置可否，而且不很冷静地挑起毛病来。不顾别的，单把张玉请客抓住不放。这是对的，为什么不对事情处理提出正面的意见呢？我正面要求他提出主张，他只说要核对刘国柱的错误事实，还是没有正面的意见。
　　回来的时候，我对老檀说：“上一次，为讨论孙国珍、刘福先、陈明福投机倒把、损害集体、散布今不如昔言论的时候，王若就提出许多毛病，这一次，他不提正面意见，咱们经验少，水平低，有困难，没办法，指示不明确，这样的工作太难了。
　　谈了一谈，设想了一下，王若同志农村工作经验也不多，而且，吴家屯的干部问题、南天门的团结问题，俞家屯的帐目问题，都要求他去处理，杜组长又走了，自然是很难的。这样想，心里才痛快了一些。
　　午后开队委会，要求大家振作精神。晚上，把刘海、左广义、石文学找到一起。我说，昨晚发生的事情，一定要采取适当的办法处理，发生这样的事是坏事，只要大家接受教训，也会转化为好事。刘海做了检讨。左广义和石文学表示：明天张玉的喜事完后，要挨家找人出勤。
　　
　　1964年6月28日星期二晴（2445天）
　　工作组长到平安开会，我们都在曲家店 开会布置人口普查工作。工作队对运动延长而又没有明确的工作安排表示厌倦。闾家一些工作组讨论会休息的时候，唱起了《钗头凤》，文工团的一名女同志唱的是《小鸽子》。总之情绪有点不对头。
　　晚上，大家看火车进站了，都跑到出站口去迎接自己的组长。王若说：“大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这是一句话毫无来由的话，但都听得明白，不由得哈哈一笑。
　　王若同志也没讲什么，我和老檀同志顺着铁道散步。我想，若真正贯彻中央指示，工作队应当重新集训，县委的指示也应当更明确，不要总埋怨下面的同志有厌倦情绪。我讲话总是带着气。这很不好。后来谈到入党问题，心情总是振奋和激动的。老檀同志说：
　　“我希望在两三年内听到你入党的消息。”
　　我说：“我有信心，我一定做到先在思想上入党。”
　　
　　1964年6月29日星期三晴（2446天）
　　大部分人昨晚都是囫囵个儿躺在炕上睡的，老臭虫个个像小坦克似的，刚刚熄灯，就争先恐后地开出来，爬在身上，叮你没商量，总觉得没睡好，但还是睡着了。
　　又刮起大风来。回到前高家，把人口普查工作向队长布置了一下。老左头提出入会的问题，刘海也来了。散会时，他跟在我的后面，说：“这个队不带好的。”我说：“原来你们说队长换下来，什么都会搞好，而且可以给大队打保票，现在怎么能有这样悲观的论调呢？有问题总是要解决的。”
　　他说当群众面把刘国柱拴起来就好了。我也有这种思想情绪。但我不是一般群众，得按党的政策办事。
　　
　　1964年6月30日星期四晴（2447天）
　　十多天不下雨，大豆刚开花就打蔫了，结成小纽的也干掉了；因为土干，地耥了三遍也不上土。
　　午间开会，本屯原来是团结村的，供销社发副业奖励布票，买布现在不到杨树合作社了，要到曲家店，那里的布好。刘国柱的老婆借题发挥说：“不是咱们不团结，是他们把咱们拨到外面去了。”
　　
　　1964年7月1日星期五晴（2448天）
　　开始登记户口了。边登记带重抄，手都累得麻木了，胸膛闷得要炸开来，身子怎么放都不舒服，竟忘了今天是党的生日。
　　亲爱的党，我为你工作，一直到牺牲生命。
　　
　　1964年7月2日星期六晴（2449天）
　　把全部材料、统计表都送大队，像卸去一付重担似的。
　　玉妹叫刘淑贵捎来的东西由赵忠全从开原取回。是一件线织的短袖衫，用纸包着，外面用一条粉色的线绳拴的。这个说线衣是工艺品可以出口，那个说粉线绳是别有情意的，弄得我不知咋地好。
　　在电话中听到刘淑贵说，玉妹一个多月没犯病，也比以前胖了。我很高兴，竟然没睡好觉，早晨很早就醒了。
　　
　　1964年7月3日星期日晴（2450天）
　　户口普查登记表报了上去，没有工作干，在家等了一天。
　　晚上帮助张凤鸣把马挫伤的事件处理了一下。这件事有许多贫下中农向工作队反映，说明大家的觉悟提高了。
　　
　　1964年7月4日星期一雨（2451天）
　　大家要回家，偏偏下了雨，雨停后，路很泞，我用麻绳把棉裤、棉袄捆了起来，穿着便服小褂，加上挽起的裤脚迸上许多泥，大家都说这像个盲流似的。我倒觉得这样更随便些。夜九时乘车回沈，高唱《延安颂》。
　　
　　1964年7月5日星期二晴（2452天）
　　一下回到家了，好像一步要跨进家门似的。玉妹早已起床了。心情愉快得很，连觉都不想睡。今天是星期天，午后是在社里吃的饭。
　　
　　1964年7月6日星期三晴（2453天）
　　上午来到社里，跟领导和同志们见了面。领导在开会，只和张慧简单地谈了几句。我看到一个好现象:大家不是在一起唠闲嗑，而是伏案埋头工作。
　　
　　1964年7月7日星期四晴（2454天）
　　忙了一点做饭的事情。没工作干，心里就不踏实。玉妹通过学习主席著作，主动与党员同事改善了关系。她年轻，思想是可以提高的。
　　
　　1964年7月8日星期五晴（2455天）
　　这是休假的最后一天，顶着小雨，到副食部去买了二斤黄烟。又到社里，想跟老刁和王大学谈谈。刁的岳母患肝炎病危，正处理后事，正与潘宏福谈处理丧事如何移风易俗的问题。人活着，吃鸡蛋、吃牛奶都行，死了以后，穿那么多好衣服干啥？
　　正说间，老赵同志走进来，刁问他是否有急于回社的思想，老赵说：“服从命令听指挥呗！”
　　老刁说：“光服从还是不够的，应当转变过来，是怕回来得太早。宣传部又来令了，要我们40﹪的干部都能参加两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啥这样做，就是为改造我们的主观世界。苏联出了老修，它告诉我们，那样搞社会主义是不行的，从这点意义上讲，它比十月革命还重要。”
　　接着，他谈起贯彻党的政策的重要性。“实际生活要复杂得很，最重要的是要领会政策的实质。”他说。
　　末了，他把我叫到小会客室里，打听了一下王若在底下的情况。我说他在底下表现是挺好的，只是感情用事和急躁些。有的时候，说表链越来越松了，人越来越瘦了。看来不够过得硬。这种情绪我也有。
　　会客室来了作者，刁把我领到走廊，给我指出了方向，提了几点要求：
　　1.认识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性，做长远打算；
　　2.要有原则，不要主观主义，多商量；
　　3.把《论共产党员修养》拿着，任何时候都要拿它作尺子。
　　关于我的入党问题，支部曾经做过研究，据说支部的心情时比我们还急的，重要问题是改造自己。在入党问题上，他告诉我：要对党忠诚，要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不要在一些事情面前显得挺幼稚。
　　共青团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了，毛主席亲自出席了会议，胡耀邦同志作了政治报告，对团员的要求更高了。党对青年的成长问题这样重视，我一定要努力，不怕困难和挫折，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下午就乘车回公社。下车后，发现我的雨伞丢在车站上了，结果说错了一句话——刘淑贵说，怨她叫我帮公社拿录音机了。我心情不好，说：“你怎能这样想？怎么这样愚蠢？”拿这话伤害同志是完全不对的。
　　到站后，连夜赶回住处。
　　
　　1964年7月9日星期六阴（2456天）
　　王若同志下车后就被留下在公社开会，今天回来，召开九名组员会议。中央会议精神主要有三点：
　　1.阶级斗争；
　　2.反修防修，培养革命接班人；
　　3.长期备战问题。
　　然后大家谈了心情。有的说，已经干到这个地步了，当然要坚持到底，有的说：家里领导都叫我做长期打算，我一定照办。我想，青年革命化，参加阶级斗争是整个历史时期的事情，如果不好好改造，修正主义的根子可能就扎在我们身上。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是两种根本对立的思想，平常行事，可能没那么明显的界线，这样做就是无产阶级思想，那样做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关键问题，是自己在任何事情面前，都能站在党的利益上来考虑问题，立场坚定，方向明确。
　　这两天，准备在三门里和吴家屯两个队检查一下运动的情况，给下一步工作提供依据。
　　
　　1964年7月10日星期日晴（2457天）
　　昨天，工作研究完了以后，老檀问王若：“了解完了，上哪里碰情况？”王若说：“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老檀有些恼怒，说：“我不是不知道吗？我要是知道，还问你干什么？你不是管这件事的吗？怎么叫明知故问？”
　　我解释了一下，说以团结为重。
　　早晨在吴家屯吃的饭。人不熟，吃饭时的感觉就是不一样。本来是老檀负责，俩小张都说问题不好了解，有问题也难解决。我伸嘴支招，而且把人家分了工。后来一想，我又犯了主观的毛病，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建议，不可越俎代庖。负责精神并不表现在啥事都自己来做，应当谦虚，发挥大家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