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我抽烟的经历
　　今天是世界戒烟日，我想起了我的抽烟经历。
　　我抽的第一支烟是大中华牌，那是1968年在河北队。北京战友王铁鹏回京探亲归来带来好多食品，包括香烟。那年我们还住在二百米灰色砖房，晚上没事了，大家都抽烟。铁鹏拿出一包醒目的红色“中华”香烟，顺势递给我一支，我没有接过来。那时在我的印象里，老师和父母教育我们，抽烟喝酒不是好孩子，因此要做好孩子就不喝酒抽烟。可是1968年是我们到达北大荒的第一年了，大多数的男生手里都举起了香烟，一般的都是“葡萄”牌，“迎春”牌，好一点的抽“哈尔滨”。稍微差些的抽“握手”牌。极少数的男生和连的贫下中农关系密切，就抽起了他们的旱烟来。我依然守身如玉，没让香烟侵害我。
　　这时面对大中华香烟，和战友的浓浓深情的礼让，我接过并且吸了起来。第一次的第一口烟，呛得我好半天喘不过气来，惹得周围的战友都哄堂大笑。抽完烟后就感觉头晕目眩的，随后就睡觉了，而且睡的很香甜。第二天的同一时刻，又抽了一支，结果又起到了催眠作用。以后慢慢地从大中华开始就吸上瘾了。没有大中华了，就抽“哈尔滨”。
　　七零年组建连队后有一阵子，连里不许战士吸烟。后来也不管了，所以几乎所有的男生都抽烟。
　　七零年营部丁参某叫我们看尼古丁。
　　七零年冬天在我们宿舍抽自制的水烟袋。
　　实在没烟抽时，卷老职工的蛤蟆头。
　　后来就几起几落。回城上学时不抽了，重新工作又抽了，为了提神。
　　到可口可乐不抽了，那时纪律约束。
　　到了天孚又抽了，直到去埃及越抽越凶。
　　后来就不抽了。
　　
　　河北队的告别酒会
　　1973年春节后，我们即将离开二龙山农场河北队（六团二十五连），调往中国的西伯利亚——新组建的兵团六师，这是指导员诡计多端的结果。朝夕相处的战友依依惜别，留下的天津战友要为我们饯行。盛情难却，我们答应了，商量好在出发的头天晚上自行搞个告别“酒会”。
　　夜幕降临了，大地静悄悄。我们一行十多人提着北大荒酒，端着食堂的菜品，在小卖部买的罐头，带着每个人的餐具，集中在二百米宿舍的二层铺。那是机务排的宿舍，没有炕桌，把铺盖卷起来，破烂苇席上铺上几张报纸，就成了一张“餐桌”。餐桌上摆满了丰盛的菜肴：炒土豆、炒大头菜、炖粉条子等，以及各种各样的酒具（刷牙用的茶缸，吃饭用的海碗）。酱油瓶子装的白酒是连队自己酿造的六十七度“二锅头”。大家席铺而坐，面积较小，空间也小，十多人紧挨着围坐一圈，想坐着伸伸腰，活动一下腿脚都不可能。这是我们学校天津男性知青的酒会，其他连队的同窗、朋友、校友也到齐了。下乡四年半，第一次大型聚会，也是我们校友在河北队的最后一次聚会。五年了，逢年过节，天津的哥几个总要聚一聚、喝一喝。找来报纸，摊在炕席上面，打开罐头，端上大头菜，土豆丝，诱人的香味就弥散开来。有人用牙咬开北大荒酒瓶盖，替每人斟上一茶缸酒，喝个一醉方休。
　　今晚“酒会”开始了，大家共同端起了第一杯酒，为血气方刚的我们来到边疆屯垦戍边五周年干杯。几年来春季播种、秋季收获；冒酷暑铲地、间苗；顶严寒积肥、伐木，体验着“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的乐趣。我们其中许多人不是分配而自愿申请来兵团的，期间经历了很多的苦辣酸甜。想到明天我们再次分别，大家激动了，为友谊和别离干杯！
　　“先来段祝酒词吧！”“人挪活，树挪死。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我们飞出河北队，远赴建三江了。”白蛋说。
　　志华抹抹嘴，稳稳当当地说：“北大荒是广阔天地，到抚远大地走一圈也不错，给我们打前站，明年我们找你们去。”
　　“祝福你们一路平安。回头我们家乡见！”一向老实巴交的岳林慢悠悠地说。
　　“这一走啊，不知何时再能相见了，说来我这心里还挺难受的……”金国说：“哥几个，喝一个！”一仰脖，半杯白酒下肚了。他的眼圈微微有些红，他已经在当地搞上了大夫的女儿准备扎根边疆了。大家都明白他的心思。我的眼睛也不禁有些发酸。
　　酒过三巡，突然没有声响了，众人沉默。在饭盆中间的往外散发光线的几盏煤油灯映照着每个人阴沉的脸。平时爱打闹的伙伴，我们似乎谁都明白，此时无声胜有声，我们彼此间，似乎都能感受到对方心脏和脉博的跳动。
　　“让我们振作起来，来个一醉方休吧！”不知谁的一声大喊，获得大家赞同。
　　随着不断干杯，白酒的威力逐渐发作，有人提议，“我们咏诗作赋如何？答不上来的喝酒!”宿舍里顿时安静了下来。
　　有人道：“埋骨何须故土，五洲四海为家……”
　　有人说：“荣华富贵何足道，三峡触礁舍牺牲……”
　　有人说：“莫道征途险，烈火辩真金……”
　　紧接着：“茫茫二十载，我心常余悲，生力合沛然，大旗指所归。”
　　还有人吼道“当炮弹炸开我的胸膛，请看那颗跳动的火红的心……”
　　“酒会”随即成了赛诗会，每人表演后，都是热烈的掌声。开始是抿酒，后来是喝酒，再后来就是灌酒了。漱口杯，大海碗，半杯半杯地干，舌头、口腔都麻木了，人们还在喝，有人干脆整杯整杯地喝了。结果，这些二十岁上下的大孩子，思乡之情油然而生，思念父母、想念家乡。笑声、喊声、歌声、哭声混在一起成了悲壮的交响乐，搅得周围的其他战友们无法入睡，好在他们都理解我们。
　　在那个寒气袭人漆黑一团的春夜里，我们哥几个又唠了多久已记不清，更不知道我们是怎样返回各自的房间的。我只记得，当晚尽管我醉意深沉，可我还是彻夜未眠，回忆在河北队的四年半，难舍难离。自己内心默默地叨念：无论今后走向哪里，我都不会忘记二龙山，不会忘记河北队的人们，不会忘记这寒春深夜的最后一次荒宴！
　　（七）胜利农场的回忆
　　我是1968年10月下乡到达黑龙江省德都县二龙山农场，后来组建为黑龙江兵团一师六团。由于支援大规模开发建三江，我们成建制的调往六师二十四团（胜利农场）。
　　1973年三月我们离开二龙山，奔赴辽阔的建三江平原。那里是什么样子？我们一头雾水，一片茫然。
　　行前晚上的离别酒会使我头疼脑胀，早晨上列车后还昏昏欲睡。从二龙山到绥化，这一路都在醉梦中度过。到绥化已经是下午了。那时天还短，感觉不一会儿太阳就落山了。黑夜里火车在行进，我们向车外张望，一片漆黑。等到头脑清醒时，已经是第二天早晨了。一个昼夜没进食的肚子也呱呱直叫。经过佳木斯，再忍一个时辰就到了福利屯。
　　中午那里的人很多，到处是身穿黄棉袄的兵团战士，都是来自六团的战友。我们在站台上等候，也看见一些现役军人。凭直觉判断，六师派了不少领导来，足见对我们的重视。
　　二十四团去六团（二龙山）接人的是作训股的副股长，叫刘德山，还有军务股李参谋。当时在福利屯发了干粮，好象是馒头和大麻花。等了好长时间，才有汽车拉我们去二十四团。建三江的3月没有春的气息，依旧是寒风凛冽，站立在车上行进，感觉刺骨地冷。到了富锦的六师师部已经是晚上了。稍做休息又继续赶路，奔往二十四团。坎坷的路，漆黑的夜，寒冷的风陪伴着我们这些兵团战士向北挺进。半夜里汽车司机（后来知道姓张）因为实在太困了，不得不停下来休息打个盹。天亮的时候我们来到了二十四团的团部。周围都是丘陵，团部建在山上，不象是新组建的模样，保留着老农场的痕迹。后来听说原来是八五九农场的一个分场。中午饭在团部对面的招待所吃的。
　　大概等到下午三、四点钟，我们被装上了三十八连的爬犁，由龙副连长开拖拉机牵引。
　　我们觉得走了好久好久，天全黑下来了我们才到三十八连。看不清村落面貌，只知道连队淹没在冰水中，我们这些人分几批才能从大道送进连队去。朱副指导员趟水帮助卸行李（那时连队没有指导员）。待我们进了宿舍，安顿好行李后到食堂吃饭，已经八点多了。那晚吃的面汤和馒头，这在当时是上等伙食。
　　第二天早晨醒来一看，大吃一惊，堂堂连队一共才五栋土坯房。
　　前排一间住着徐姓和郎姓的职工，另一间是龙连长和八连调来的老王。后面是一溜三间大房子。分别是食堂和连部、女排和男排、机务排和仓库。
　　当年从六团四营二十五连调到六师的有很多战友都来三十八连了。小培去了二十三团，后来给我写了封信，说是分配到砖瓦连。回首过去几年挺感谢我的。最后署名“老部下小培”，看罢感觉很亲切也很酸楚。文光去四十连了，后来找了个杭州的知青结婚了。李胜石和孙远华也在四十连。蔡信到连队不久又调到团部了。
　　过了不久我们就编入了新连队。我们是一排一班，班长是老鲍，1972年的退伍兵，我是班副。二班长是傅士平，也是七二年的退伍兵。排长是老徐，是六六三，和刘德山等是一批。
　　二排是女排，排长宇敏洁，是个非常能干的女人，长得很精明，大大的眼睛很漂亮、端庄，哈尔滨人。机务排长姓王。
　　副连长姓龙，号称龙麻子，其实只有几个浅浅的麻子。很好的一个人，是1958年转业的官兵。副指导员朱，上海人，带眼镜，身体不好，有哮喘病。有个统计叫庄冠华，肯学习，善于钻研，尤其对哲学方面有自己独道见解。王建红是卫生员，原名叫王仓燕，北京人，待人特热情。女司务长姓吕，佳木斯人。文书小不点，女的，也是佳木斯人。电话接线员是北京人，姓金名风娟。整个连部都是女将。
　　还有机务排，小孟负责，当地老职工子弟。学校老师李曦。
　　十一连副指导员王杰，佳木斯人，我们是好朋友。他妻子叫董领双，北京人，时任指导员。王杰有先天性心脏病，他到北京结婚时路过天津来看我，我请他吃饭，看电影，雨中在滨江道游览。后来听说王杰有一次出差在火车上突发心脏病，抢救不及时而去世。我很想念他。
　　来连队不久就去八连晒黄豆种子。
　　春播时用小棍儿插坑，然后种黄豆。称之为小棍儿精神。
　　业余时间脱坯，每人都有定额。编草帘子。新盖一栋房子，干打垒。
　　1973年夏天，去东安镇乌苏里江边卸煤。那叫痛快：干活痛快，吃饭痛快，睡觉痛快。干活痛快，是指集中时间干六小时，实际不到，也就四个多小时。这四小时，从甲板上装煤都是半麻袋，大约七八十斤，少装多跑，看着不多，实际时间一长照样有坚持不下来的。我有过麦场扛麻袋的经历，这是小菜儿，和大家一样干，别人不干，我继续干，别人躺下都起不来了，我还能干。在这里我是普通一兵，不要指挥管理别人，当然我有精力和能力干得更多更好，在营首长连长眼里我很出色哩。吃饭痛快，是说干六小时后下工吃饭，然后睡觉休息，醒来先吃饭，饭后上工。那里吃得胜似过年，白面馒头天天吃，但是，能吃到炸鱼，这在当时简直是太好了，还有大米粥，而且随便吃，不计量，免费。食堂的炊事员二十四小时工作制，保证随时有饭吃。那鱼是从乌苏里江上打上来的鲜活的江鱼，还有大马哈鱼呢。睡觉痛快，俗称吃饱实困。下工后就得洗澡，洗去浑身上下的黑煤渣滓，然后吃饭。饭后自然就睡觉，倒下即着了，直到起床哨声吹响，有人睡得都起不来了。
　　白天黑夜连轴转，也就两三天时间，几艘轮船的几千上万吨煤就卸在了岸上。
　　当年连队又盖了两栋土坯房子。秋后连队开办政治夜校，我讲第一课“劳动创造了人”。
　　冬天兴修水利，挖渠，每人每天一立方米土方，冒风雪，啃冻馒头充饥。
　　我高烧不退，是因为智齿发炎，在团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
　　1973年冬天去八连伐木。二十九连有个姓刘的天津知青，曾因为打架斗殴被批判，后调到我们班，晚上精神会餐，讲鬼故事，吓得他起来开电灯。
　　陈龙扣，上海知青，在连里小有名气，当时调皮捣蛋出名。
　　1974年初批林批孔开始，那时四营已经组建，借用八连的一间房子，调我去做政治干事，协助副教导员工作。副教导员是刘环峰主持工作，当时五十岁上下，河北省蠡县人，参加过解放战争，也过了鸭绿江，1958年转业时是少尉军衔，他大儿子叫刘新月，他们家住团部。副营长是刘德山。有个统计陈广义，佳木斯知青。还有机务周参谋，农业张参谋（曾任八连副连长，绰号十八个半）。书记是娄淑琴。
　　后来，和教导员顶风冒雪去二十九连、十一连、八连、三十七连、三十八连、三十九连、四十连辅导各个连队，受到各连队好评。二十九连黄指导员和伍副连长有矛盾，教导员带我去解决。
　　1974年春天搬到八连新建的宿舍，我和教导员住在一起。
　　我一直积极靠拢党组织，组织也重点培养我。有一次，在营部刘教导跟我说回三十八连填表。顶风冒雪，等到了连队，是参加党员学习。后来听说，在我去三十八连的路上，教导员接到团组织股电话，说我政审有问题，电话又打到三十八连，结果改变了计划，填表变成了组织大家学习。
　　营部就一部电话，一到晚上，小陈要统计各连生产进度，我要了解各连抓革命的情况，电话不够用的。
　　在四营部做政治工作而不是党员，很麻烦。八连石指导员经常给我出难题。教导员让我看杜亚桐档案，石指就不让看。还有几次，石指导员以我是非党员说事。
　　入党无望，我对刘教导员说，让我回连队吧，别给您添麻烦，他不同意。
　　后来他征求我意见，推荐我上大学，去天津体育学院。我不愿意学体育，才报考了天津第一机械工业学校。
　　那年秋天我离开了二十四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