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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第2261-2273天

作品名称:少记风流老来看——盖壤文学日记3680天      作者:盖壤      发布时间:2019-04-18 09:04:27      字数:5084

  1963年4月3日星期三晴(2261天)
  几天来,直等汽车来搬家,等了三天,还不见汽车的影子,真叫人着急。晚上,读王西彦写的《在漫长的道路上》,下意识地抬头看看日历,4月3日,我今天已经27岁了;要不是这一望,我连自己的生日都忘记了呢。
  前天,我收到玉妹和毓唐的来信。后一封信给我带来一个突然的消息:我将被调到电台去工作。电台的人事部门找老毓了解我的情况,他马上把这情况告诉了我。叫我千万别到电台文艺部去,到农村部去好。来了这样一个变动,一切计划都得重新考虑,这算不算是在精简之中的事情呢?也许是为了加强农业方面的新闻工作?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与我的愿望极为符合了,若不,得好好考虑一下才行。电台的文艺工作,事务性的工作多一些,缺乏专业深入,没有学习和创作的风气。如果属于精简之列,去电台是比较理想的。当记者,自然会产生许多新的困难,生活会比较艰苦些。只要能坚持到底,会走出自己的道路来的。
  
  1963年4月13日星期六小雨(2262天)
  日记中断了许多天,在这些日子里,搬完了农场,我又回到编辑室来工作了。需要记载的是关于变动工作的事。
  4月5号,我回到城里,第二天就到毓唐那里去了。据说电台人事科的同志那天午饭时,在宿舍门口向宿玉堂问过我的情况,问我过去是不是得过肺病,看来调动工作的事已经肯定下来了。当我把这一切情况对玉妹讲了的时候,玉妹表示到哪里都行。不论工作变动多大,我最大的渴望就是玉妹的支持,有了她的支持,我会坚持走完我的路子。
  星期天,也就是7号,我到王大学家里去。这一次,比往常热情些。我问:“我回来后是不是能到编辑室工作?”他以策略的口气说:“不知道。”说编辑室只给10个编制,现在已经是12名了,还不算我和正在党校学习的郜文,而且,全省仍然有10万人口继续下放。
  农场在8号就全部撤回来了。第二天,黄洪年对我们讲了话,说今年的编辑任务有增加,在人力不足的情况下,农场只好收摊。当前的工作,一是“五反”,一是继续完成精简任务。他说,只要是党的需要,就应当有兴趣,党需要的就爱,不需要的就不爱,应当向雷锋学习。我想,这是今后工作中要牢牢记住的一句话。很多革命家的道路,就是沿着党的需要的路子走过来的。许多搞文艺的,陈毅、陆定一、李六如……就是这样。自己在文艺上有造就,是为促进时代的发展进步,而如果工作本身与时代脱节,就不会有什么造就。
  9号那天,作协文艺理论工作会议精神传达报告,当前文艺创作的方向是:表现思想,反映时代,面向农村;要求作家拿出革命责任感来,写出一些及时反映时代步伐的好作品。
  10号我就正式上班工作了。
  
  1963年4月22日星期一晴(2263天)
  这几天,社内全体人员都搬家了。新址在天光电影院对过,文艺编辑室在三楼把头。从走廊尽头望去,城里的云烟和屋顶都尽收眼底。楼外的小巷很幽静,常有一两个小孩牵着一张纸做的风筝奔跑,几位妇女晃着怀里的孩子在太阳下唠嗑儿。偶尔有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走过,故意摁着车铃,慢慢骑过去。
  收到沛哲的信,说四姐得脑病,听说我无钱结婚,要给我几个钱。很久接不到家人的信了,孩子们的话勾起我深深的乡情。关怀的话语,叫我直想流泪。我过去没有麻烦哥哥姐姐们,今后也不能再麻烦他们了。
  前天,我跟玉妹吵了一架。我在家里等得太久了,心里不高兴,当玉妹因为累了向我发脾气时,我也激言以对。我是不对的。是的,不能把这当作全部的生活,是我自己的心胸太不宽阔了。对自己的爱人,应当温存帮助,而不是严厉地苛求。昨天,玉妹在这里一天,帮我收拾书籍,打扫屋子。昨天商定,她四点半下班,后在工厂里学习两小时。我晚饭后去接她。我早晨起来学习,就不送她上班了。今晚收工的时候,回宿舍看见玉妹给我留的纸条,告诉我她去医大听讲座,我不必去工厂了。桌子上放了两个茶缸,浅一些,却很大方,上面是一株玫瑰花。
  给本才和庆雄信。
  
  1963年5月23日星期四晴(2264天)
  我的日记中断了一个多月。4月29日回老家去了一次,5月3日才回来。
  目前进行五反,中断了这些天,不知从哪儿接下去才是。今后每天都要写。
  
  1963年5月24日星期五晴(2265天)
  上午听了中央关于出版工作会议精神的传达。出版工作是重武器,是阵地战,是炮兵,强调出书要政治第一,质量第一,出版工作要在兴无灭资的战线上起自己应有的作用。中央对出版工作如此重视,加强了这方面的领导,对全体编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而领导通过五反,改进工作也有信心。
  接到丁国文的电话,商量给崇智要复习提纲的事,明天要到辽大去一趟。
  
  1963年5月26日星期日晴(2266天)
  我们三个人:我、王作昌、丁国文分别躺在三张床上,谈着各自的事情。先是我求老丁办的事。他问我:“到底是谁想考大学?”老丁固执地盯着我问,像是要我证实一下在他心中早就做出的结论。
  “是我对象的弟弟要考。”
  “我说的。如果你供她上大学,我会干涉的。你想,她都是二十多岁的人了,等她大学毕业,你都老了球的了,你能办这路糊涂事吗?”
  我开心地笑着。据他说:在附中学生中间,有反革命和强奸犯跟高中生谈恋爱生了孩子的事,被勒令退学。王作昌也说,他辅导的年级学生,纪律松弛,说一些话简直是右派言论,政治质量差。我想,这是青年人如何教育的问题。少奇同志说:关键在于教育全国人民、教育我们的后代。的确是这样的。这次到辽大去主要是想了解一些情况,向王要一点材料。但由于人员变动,总支里没有我们的熟人,找材料就有困难了。
  
  1963年5月27日星期一晴(2267天)
  读稿。
  上午到省委礼堂听报告,是省直机关第二次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大会的报告。报告中讲了一些先进人物的模范事迹,特别是宣传部安波部长的事迹。1960年国家困难时期,他患二度浮肿,但不肯疗养,反而骑车到各单位去检查工作,安排别人休养。从来不要汽车。下乡生活的时候,自己不带香烟,买一只小烟袋抽烟叶。
  我准备检查一下自己的思想。
  
  1963年5月31日星期五晴(2268天)
  Y在读一位年轻作者的书稿,前几天那位作者亲自把稿件送来。我到戏剧组那屋去倒热水,回来听小说组Y编辑自言自语地说:“这小子那天来到这儿就不想走了,磨磨叽叽地非叫我帮他修改不可。我有给你改的工夫,我自己改改好不好!”稍待一会儿,发出“嗤”的一声笑,说,“那里扩军就像现在服兵役一样,这你可梗梗不了我,我搞土改时,干过不少扩军工作。”
  我回到桌前,又听到他惊讶地“嘿”了一声,把夹在稿件中的一封信拿出来,示意叫我看。信上说:“我知道我的水平很差,万望编辑同志多加帮助。”他把稿件扔到一边,读下去,又自言自语道,“土改、扩军、互助组,一个历史时代叫他这么容易就结束了,那作家就不值钱了。”刚翻过一页,又是一封信。他生气地拿起来,只见那上面写道:“字迹潦草,一定费你的眼神了。”他发火了,把信往桌子上一拍,说:“这简直是开玩笑!”急速把一部厚稿翻下去,果然从里面掉出好几封信。他把信往桌上一放,高声说:“你还有点自尊心没有?”
  午后开五反会,要大家根据大字报提出的问题检查自己的工作。大家坐在屋子里闲谈起来,讲耿瑛要和小柳离婚的事。他其实是去体验生活的。去法院,离婚的人都站队登记,他就和小柳旁边的人唠起来,问人家为什么离婚。临到审他的离婚案时,他拉着小柳的手,哭着说:“咱的孩子都这么大了,你怎么能舍得扔下我们走啊!”
  午间,我买了两张饼回到宿舍。玉妹早就来到这里了,拿出自己装热水袋的棉套给我做褥垫,给我钉扣,把我的小褂拿去洗了。
  
  1963年6月7日星期五阴(2269天)
  我想起一件事情:上星期天,我在一个修车点给自行车打气,气管子上的橡皮管子安的不牢靠,打两下就叫气给顶了出来,我又把它摁上。这样反复几次,又一次嗤的一声,顶了出来。我刚想去安,忽然有两个孩子手伸到我的手下,使劲把橡皮管摁到根部。我惊奇地停下来,想看看孩子的脸,但他们并不抬头,却以为我是怕他们摁不住,更用力把身子压在小手上。我看他招人喜欢的样子,赶紧用力把气打完了。我看那孩子的手发红了,从耳后看见了半张小脸,也是红扑扑的。因为过于使劲,他穿的靠色小褂紧繃在身上。眼看气打足了,我伸手一把把孩子拉起来,那孩子怪异地望着我。
  “你是谁?”
  “我叫小牛子。”孩子仍然探询似的看着我。
  “谢谢你呀,小弟弟!”我一时竟找不到一句可心话。
  孩子终于笑了,说:“这是跟雷锋叔叔学习。”
  说完,竟有些不好意思,招呼也不打,蹦蹦跳跳地跑了。
  
  1963年6月8日星期六雨(2270天)
  下班回来,走到西华门,在马路的另一侧,看见了玉妹和席秀英手挽手走着,后面还有一群男女。过了故宫文德坊,两个人相互看见了,我笑着,玉妹也向我点头,挤眉弄眼地算是打招呼。席秀英不知她搞什么鬼,前后撒目着,到底在马路的这一侧看见了我。那群人的目光也都集中到我身上,嘁喳了一阵,大家都捣鬼似的笑了起来。玉妹过来告诉我,她们是去参加同学婚礼的。
  从前天起,我发现玉妹的情绪不大好。昨天晚上才知道,妈妈和她吵架了,说她不顾家,只顾自己穿的好,说结婚别想从家里拿东西。那时给姐姐的,是因为家里有,说以前给玉做的衣服、裙子都得拿出来,因为这是家里给做的。母女之情,变成赤裸裸的清算。一个商人的妻子,每天都用过往的荣华向子女炫耀。照片上,是心阔体肥的两口子,父亲的眼睛透着傲蛮,母亲体态显示着优越。每到年节,旧时的象牙筷子就摆上了桌子,拿出装在盒子里的日本式的酒杯,主人惋惜地叨咕着在动乱年月不该把一副骨头麻将卖掉,若不,孩子们也可以重温一下当年门庭若市的富华景象。当饭菜摆到桌子上,主人对物质的缺乏又发了一顿牢骚,粮站不该尽给蚕豆吃,里面还生满了虫子。“这年月,真赶不上死了呢。”说着,长叹了一口气。这样的家庭,哪里会有真正的亲人之情?同样是自己的亲骨肉,待之厚薄不一,冷眼热肠分别给予不同的儿女。我能说什么呢,只能给玉更多的温暖。
  
  1963年9月30日星期一时晴时雨(2271天)
  日记中断了三个多月。这中间有一件生活中的大事,就是8月3日我和玉妹的婚礼。那天是星期六晚上七点多钟,地点是出版社会议室。
  叫我重新拿起笔来写自己历史的原因,是生命史上的一件重要事:五反运动(根据中央二月工作会议规定在城市开展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我的思想受到全面深刻地批评。问题是,骄傲自满发展到了较严重的程度,思想的本质是个人英雄主义。我比较敢于正视这种思想,挖了自己的思想根子。
  我出身贫农家庭,但这个家庭也有不属于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现在我回忆一下,爸爸在分得土地以后,把门前的行人常走的小道堵起来,这样,小道两旁属于分到自家名下的土地就连成一片了;父亲在装种子的小木筐上亲自写下“福玉堂记”几个字,都说明父亲有自发资本主义思想。小生产者不仅自己走自发,还会把自己的子孙输送出去,为统治阶级服务。他们的后代,为了摆脱贫穷,会努力往上巴结,像我大哥那样,最终不过成了统治阶级的帮手。他们的知识分子同样也面临两条道路,以掌握的知识为资本,去达到个人的目的。这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走的道路。上大学以前,这个道理我还不明白。在那时以前,实际走的是个人主义道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走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路,毫不计较个人得失。
  
  1963年10月1日星期二晴(2272天)
  国庆节,一天都坐在家里写东西。
  早晨到食堂去打饭。那时值班的是谌艾。他坐在窗台上,背后依着一个枕头,靠在窗框上,屁股下垫了个褥垫,手里拿着一本书,时不时地抬头看看窗外。一会儿,郑桢进来了,倒背着手,迈着横八字步。
  “我们为国庆准备的标语牌为什么不挂出去?”老郑问。
  “没挂出去吗?啊,是昨晚下雨的关系。”
  
  1963年10月2日星期三晴(2273天)
  晚上回玉娘家去了。那家里永远笼罩着一种沉闷的气氛,时不时地发生无原则的争吵,仿佛每个人的神经都用松香打过了似的,稍一摩擦,就吱嘠吱嘠响。我们走向屋里,见大姐也在家里,桌子上放着月饼和苹果,大约是她买的吧?她光着脚,踏拉着鞋,旗袍大襟上面那个扣子松了,半个衣襟耷拉着,露出里面皱皱巴巴的衬衣,头也蓬乱不堪。见我们进来,斜着眼睛望了望,垂下眼睛的时候,双手狠劲将盆里的面揉了揉,说:“你看你擀的什么皮儿,你看看,厚的厚,薄的薄,这能用吗”
  她申斥三玉。但三玉照样擀。她发火道:“你快卖冰果去!”
  父亲手里拿着一本语文课本,抬起头,烦躁地望着她们,拿的书垂在手上。我问他这是一本什么书?他批评说:“这是什么?又文又白,硌里硌生,这能好吗?”
  母亲在缝纫机前抬起了眼皮,还没等二玉坐下,她就把脸转过去问:“小智的毛衣缺线,你为啥不给配呢?”
  我们不想吃饭,就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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