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第2261-2273天

　　1963年4月3日星期三晴（2261天）
　　几天来，直等汽车来搬家，等了三天，还不见汽车的影子，真叫人着急。晚上，读王西彦写的《在漫长的道路上》，下意识地抬头看看日历，4月3日，我今天已经27岁了；要不是这一望，我连自己的生日都忘记了呢。
　　前天，我收到玉妹和毓唐的来信。后一封信给我带来一个突然的消息：我将被调到电台去工作。电台的人事部门找老毓了解我的情况，他马上把这情况告诉了我。叫我千万别到电台文艺部去，到农村部去好。来了这样一个变动，一切计划都得重新考虑，这算不算是在精简之中的事情呢？也许是为了加强农业方面的新闻工作？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与我的愿望极为符合了，若不，得好好考虑一下才行。电台的文艺工作，事务性的工作多一些，缺乏专业深入，没有学习和创作的风气。如果属于精简之列，去电台是比较理想的。当记者，自然会产生许多新的困难，生活会比较艰苦些。只要能坚持到底，会走出自己的道路来的。
　　
　　1963年4月13日星期六小雨（2262天）
　　日记中断了许多天，在这些日子里，搬完了农场，我又回到编辑室来工作了。需要记载的是关于变动工作的事。
　　4月5号，我回到城里，第二天就到毓唐那里去了。据说电台人事科的同志那天午饭时，在宿舍门口向宿玉堂问过我的情况，问我过去是不是得过肺病，看来调动工作的事已经肯定下来了。当我把这一切情况对玉妹讲了的时候，玉妹表示到哪里都行。不论工作变动多大，我最大的渴望就是玉妹的支持，有了她的支持，我会坚持走完我的路子。
　　星期天，也就是7号，我到王大学家里去。这一次，比往常热情些。我问：“我回来后是不是能到编辑室工作？”他以策略的口气说：“不知道。”说编辑室只给10个编制，现在已经是12名了，还不算我和正在党校学习的郜文，而且，全省仍然有10万人口继续下放。
　　农场在8号就全部撤回来了。第二天，黄洪年对我们讲了话，说今年的编辑任务有增加，在人力不足的情况下，农场只好收摊。当前的工作，一是“五反”，一是继续完成精简任务。他说，只要是党的需要，就应当有兴趣，党需要的就爱，不需要的就不爱，应当向雷锋学习。我想，这是今后工作中要牢牢记住的一句话。很多革命家的道路，就是沿着党的需要的路子走过来的。许多搞文艺的，陈毅、陆定一、李六如……就是这样。自己在文艺上有造就，是为促进时代的发展进步，而如果工作本身与时代脱节，就不会有什么造就。
　　9号那天，作协文艺理论工作会议精神传达报告，当前文艺创作的方向是：表现思想，反映时代，面向农村；要求作家拿出革命责任感来，写出一些及时反映时代步伐的好作品。
　　10号我就正式上班工作了。
　　
　　1963年4月22日星期一晴（2263天）
　　这几天，社内全体人员都搬家了。新址在天光电影院对过，文艺编辑室在三楼把头。从走廊尽头望去，城里的云烟和屋顶都尽收眼底。楼外的小巷很幽静，常有一两个小孩牵着一张纸做的风筝奔跑，几位妇女晃着怀里的孩子在太阳下唠嗑儿。偶尔有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走过，故意摁着车铃，慢慢骑过去。
　　收到沛哲的信，说四姐得脑病，听说我无钱结婚，要给我几个钱。很久接不到家人的信了，孩子们的话勾起我深深的乡情。关怀的话语，叫我直想流泪。我过去没有麻烦哥哥姐姐们，今后也不能再麻烦他们了。
　　前天，我跟玉妹吵了一架。我在家里等得太久了，心里不高兴，当玉妹因为累了向我发脾气时，我也激言以对。我是不对的。是的，不能把这当作全部的生活，是我自己的心胸太不宽阔了。对自己的爱人，应当温存帮助，而不是严厉地苛求。昨天，玉妹在这里一天，帮我收拾书籍，打扫屋子。昨天商定，她四点半下班，后在工厂里学习两小时。我晚饭后去接她。我早晨起来学习，就不送她上班了。今晚收工的时候，回宿舍看见玉妹给我留的纸条，告诉我她去医大听讲座，我不必去工厂了。桌子上放了两个茶缸，浅一些，却很大方，上面是一株玫瑰花。
　　给本才和庆雄信。
　　
　　1963年5月23日星期四晴（2264天）
　　我的日记中断了一个多月。4月29日回老家去了一次，5月3日才回来。
　　目前进行五反，中断了这些天，不知从哪儿接下去才是。今后每天都要写。
　　
　　1963年5月24日星期五晴（2265天）
　　上午听了中央关于出版工作会议精神的传达。出版工作是重武器，是阵地战，是炮兵，强调出书要政治第一，质量第一，出版工作要在兴无灭资的战线上起自己应有的作用。中央对出版工作如此重视，加强了这方面的领导，对全体编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而领导通过五反，改进工作也有信心。
　　接到丁国文的电话，商量给崇智要复习提纲的事，明天要到辽大去一趟。
　　
　　1963年5月26日星期日晴（2266天）
　　我们三个人：我、王作昌、丁国文分别躺在三张床上，谈着各自的事情。先是我求老丁办的事。他问我：“到底是谁想考大学？”老丁固执地盯着我问，像是要我证实一下在他心中早就做出的结论。
　　“是我对象的弟弟要考。”
　　“我说的。如果你供她上大学，我会干涉的。你想，她都是二十多岁的人了，等她大学毕业，你都老了球的了，你能办这路糊涂事吗？”
　　我开心地笑着。据他说：在附中学生中间，有反革命和强奸犯跟高中生谈恋爱生了孩子的事，被勒令退学。王作昌也说，他辅导的年级学生，纪律松弛，说一些话简直是右派言论，政治质量差。我想，这是青年人如何教育的问题。少奇同志说：关键在于教育全国人民、教育我们的后代。的确是这样的。这次到辽大去主要是想了解一些情况，向王要一点材料。但由于人员变动，总支里没有我们的熟人，找材料就有困难了。
　　
　　1963年5月27日星期一晴（2267天）
　　读稿。
　　上午到省委礼堂听报告，是省直机关第二次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大会的报告。报告中讲了一些先进人物的模范事迹，特别是宣传部安波部长的事迹。1960年国家困难时期，他患二度浮肿，但不肯疗养，反而骑车到各单位去检查工作，安排别人休养。从来不要汽车。下乡生活的时候，自己不带香烟，买一只小烟袋抽烟叶。
　　我准备检查一下自己的思想。
　　
　　1963年5月31日星期五晴（2268天）
　　Y在读一位年轻作者的书稿，前几天那位作者亲自把稿件送来。我到戏剧组那屋去倒热水，回来听小说组Y编辑自言自语地说：“这小子那天来到这儿就不想走了，磨磨叽叽地非叫我帮他修改不可。我有给你改的工夫，我自己改改好不好！”稍待一会儿，发出“嗤”的一声笑，说，“那里扩军就像现在服兵役一样，这你可梗梗不了我，我搞土改时，干过不少扩军工作。”
　　我回到桌前，又听到他惊讶地“嘿”了一声，把夹在稿件中的一封信拿出来，示意叫我看。信上说：“我知道我的水平很差，万望编辑同志多加帮助。”他把稿件扔到一边，读下去，又自言自语道，“土改、扩军、互助组，一个历史时代叫他这么容易就结束了，那作家就不值钱了。”刚翻过一页，又是一封信。他生气地拿起来，只见那上面写道：“字迹潦草，一定费你的眼神了。”他发火了，把信往桌子上一拍，说：“这简直是开玩笑！”急速把一部厚稿翻下去，果然从里面掉出好几封信。他把信往桌上一放，高声说：“你还有点自尊心没有？”
　　午后开五反会，要大家根据大字报提出的问题检查自己的工作。大家坐在屋子里闲谈起来，讲耿瑛要和小柳离婚的事。他其实是去体验生活的。去法院，离婚的人都站队登记，他就和小柳旁边的人唠起来，问人家为什么离婚。临到审他的离婚案时，他拉着小柳的手，哭着说：“咱的孩子都这么大了，你怎么能舍得扔下我们走啊！”
　　午间，我买了两张饼回到宿舍。玉妹早就来到这里了，拿出自己装热水袋的棉套给我做褥垫，给我钉扣，把我的小褂拿去洗了。
　　
　　1963年6月7日星期五阴（2269天）
　　我想起一件事情:上星期天，我在一个修车点给自行车打气，气管子上的橡皮管子安的不牢靠，打两下就叫气给顶了出来，我又把它摁上。这样反复几次，又一次嗤的一声，顶了出来。我刚想去安，忽然有两个孩子手伸到我的手下，使劲把橡皮管摁到根部。我惊奇地停下来，想看看孩子的脸，但他们并不抬头，却以为我是怕他们摁不住，更用力把身子压在小手上。我看他招人喜欢的样子，赶紧用力把气打完了。我看那孩子的手发红了，从耳后看见了半张小脸，也是红扑扑的。因为过于使劲，他穿的靠色小褂紧繃在身上。眼看气打足了，我伸手一把把孩子拉起来，那孩子怪异地望着我。
　　“你是谁？”
　　“我叫小牛子。”孩子仍然探询似的看着我。
　　“谢谢你呀，小弟弟！”我一时竟找不到一句可心话。
　　孩子终于笑了，说：“这是跟雷锋叔叔学习。”
　　说完，竟有些不好意思，招呼也不打，蹦蹦跳跳地跑了。
　　
　　1963年6月8日星期六雨（2270天）
　　下班回来，走到西华门，在马路的另一侧，看见了玉妹和席秀英手挽手走着，后面还有一群男女。过了故宫文德坊，两个人相互看见了，我笑着，玉妹也向我点头，挤眉弄眼地算是打招呼。席秀英不知她搞什么鬼，前后撒目着，到底在马路的这一侧看见了我。那群人的目光也都集中到我身上，嘁喳了一阵，大家都捣鬼似的笑了起来。玉妹过来告诉我，她们是去参加同学婚礼的。
　　从前天起，我发现玉妹的情绪不大好。昨天晚上才知道，妈妈和她吵架了，说她不顾家，只顾自己穿的好，说结婚别想从家里拿东西。那时给姐姐的，是因为家里有，说以前给玉做的衣服、裙子都得拿出来，因为这是家里给做的。母女之情，变成赤裸裸的清算。一个商人的妻子，每天都用过往的荣华向子女炫耀。照片上，是心阔体肥的两口子，父亲的眼睛透着傲蛮，母亲体态显示着优越。每到年节，旧时的象牙筷子就摆上了桌子，拿出装在盒子里的日本式的酒杯，主人惋惜地叨咕着在动乱年月不该把一副骨头麻将卖掉，若不，孩子们也可以重温一下当年门庭若市的富华景象。当饭菜摆到桌子上，主人对物质的缺乏又发了一顿牢骚，粮站不该尽给蚕豆吃，里面还生满了虫子。“这年月，真赶不上死了呢。”说着，长叹了一口气。这样的家庭，哪里会有真正的亲人之情？同样是自己的亲骨肉，待之厚薄不一，冷眼热肠分别给予不同的儿女。我能说什么呢，只能给玉更多的温暖。
　　
　　1963年9月30日星期一时晴时雨（2271天）
　　日记中断了三个多月。这中间有一件生活中的大事，就是8月3日我和玉妹的婚礼。那天是星期六晚上七点多钟，地点是出版社会议室。
　　叫我重新拿起笔来写自己历史的原因，是生命史上的一件重要事：五反运动（根据中央二月工作会议规定在城市开展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我的思想受到全面深刻地批评。问题是，骄傲自满发展到了较严重的程度，思想的本质是个人英雄主义。我比较敢于正视这种思想，挖了自己的思想根子。
　　我出身贫农家庭，但这个家庭也有不属于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现在我回忆一下，爸爸在分得土地以后，把门前的行人常走的小道堵起来，这样，小道两旁属于分到自家名下的土地就连成一片了；父亲在装种子的小木筐上亲自写下“福玉堂记”几个字，都说明父亲有自发资本主义思想。小生产者不仅自己走自发，还会把自己的子孙输送出去，为统治阶级服务。他们的后代,为了摆脱贫穷，会努力往上巴结，像我大哥那样，最终不过成了统治阶级的帮手。他们的知识分子同样也面临两条道路，以掌握的知识为资本，去达到个人的目的。这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走的道路。上大学以前，这个道理我还不明白。在那时以前，实际走的是个人主义道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走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路，毫不计较个人得失。
　　
　　1963年10月1日星期二晴（2272天）
　　国庆节，一天都坐在家里写东西。
　　早晨到食堂去打饭。那时值班的是谌艾。他坐在窗台上，背后依着一个枕头，靠在窗框上，屁股下垫了个褥垫，手里拿着一本书，时不时地抬头看看窗外。一会儿，郑桢进来了，倒背着手，迈着横八字步。
　　“我们为国庆准备的标语牌为什么不挂出去？”老郑问。
　　“没挂出去吗？啊，是昨晚下雨的关系。”
　　
　　1963年10月2日星期三晴（2273天）
　　晚上回玉娘家去了。那家里永远笼罩着一种沉闷的气氛，时不时地发生无原则的争吵，仿佛每个人的神经都用松香打过了似的，稍一摩擦，就吱嘠吱嘠响。我们走向屋里，见大姐也在家里，桌子上放着月饼和苹果，大约是她买的吧？她光着脚，踏拉着鞋，旗袍大襟上面那个扣子松了，半个衣襟耷拉着，露出里面皱皱巴巴的衬衣，头也蓬乱不堪。见我们进来，斜着眼睛望了望，垂下眼睛的时候，双手狠劲将盆里的面揉了揉，说：“你看你擀的什么皮儿，你看看，厚的厚，薄的薄，这能用吗”
　　她申斥三玉。但三玉照样擀。她发火道：“你快卖冰果去！”
　　父亲手里拿着一本语文课本，抬起头，烦躁地望着她们，拿的书垂在手上。我问他这是一本什么书？他批评说：“这是什么？又文又白，硌里硌生，这能好吗？”
　　母亲在缝纫机前抬起了眼皮，还没等二玉坐下，她就把脸转过去问：“小智的毛衣缺线，你为啥不给配呢？”
　　我们不想吃饭，就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