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九章 随夫进疆

　　穷人缺少的是面包,富人缺少的是胃口。
　　——日耳曼谚语
　　
　　李文教员不再言语了，放下手中的暖瓶，悄悄地坐在一边写材料去了。
　　鲁大炮瞪着大眼睛，表情迷惑地问道：“我刚才说到哪里了？”
　　牛万山回答道：“苏修侨民。”
　　鲁大炮用手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大声说道：
　　“对，苏修侨民。
　　最初来到新疆的苏修侨民主要是两部分人。一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逃亡的白俄败兵和难民；二是在苏修30年代驱逐富农时期不堪忍受全盘集体化的农民。
　　新疆的地方官员向这些苏侨发放了侨民证，称他们是归化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苏修急需补充在战争中造成的人口损失，宣布在中国境内的原白俄侨民均有恢复苏修国籍的权利，特别策动哈萨克、维吾尔和塔塔尔族人加入苏修国籍，并许诺每月发给布匹、津贴，还可以免费观看苏修的电影
　　1945年11月，新疆有苏侨2.5万人。到解放前夕，新疆的苏侨及其家属已经发展到6.5万户、共20余万人。
　　新疆解放后，苏修继续在中国公民中大量发放非法的苏侨证件，鼓动他们加入苏修国籍，移居到苏修去。
　　1959年，伊犁地区开展了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一些本来不是苏侨的干部为了逃避批判，想办法搞到了苏侨证，要求到苏修去。
　　如果说，苏侨是苏修在新疆地区影响深厚的社会基础，那么，新疆以及伊犁党政领导机关中苏修国籍的干部则是这个基础的核心。这是三区革命时期遗留的历史问题。当时，苏修派遣了大批联共（布）党员和干部到伊犁发动革命，其中许多人在当地成立的军政部门担任重要职务。
　　50年代初，新疆享有苏修国籍和持苏侨证的一些领导干部退出了苏修国籍。但是，大部分拥有苏修国籍的干部还是不愿意放弃苏修国籍。特别是在伊犁地区苏修国籍的干部比较多，比如伊犁直属县的许多县长、科长、部长、公安局长都是苏侨。1960年以前，伊犁地区绥定、霍城县的科、部长级以上干部中有60%以上是苏侨。伊犁州级军、政领导人中也有许多是苏侨，甚至是苏侨协会委员。州级机关和直属县市区长以上干部中苏侨占22%，还有25%的人家庭成员是苏侨。
　　苏修中亚地区的地方官员常常以邀请探亲等理由，企图从新疆向苏修输入劳动力。1956年，吉尔吉斯某集体农庄党委书记企图带走280户柯尔克孜族牧民前往苏修未遂；苏修籍的新疆政协处长铁衣甫阿吉甚至被哈萨克斯坦党中央书记日甫由夫接见并许诺高位，带走了伊宁县哈西乡462户人家。
　　第五，边境管理松懈。
　　伊犁州与苏修接壤的边界线长约1500公里，基本上是有边无界、有边无防。很多边境地区界线不清，双方的人员和牲畜根据多年放牧的习惯，经常在界线两边来回流动。
　　新疆和平解放后，中国军队长期没有在中苏边境地区驻防，处于有边无防的状态。1962年，伊犁地区只设有两个边防站和一个检查站，实际管理边防线只有300公里，留下了许多无人管理的空隙。
　　伊犁州的边境居民伴随祖国观念的混乱，国界观念也极为淡薄。一些边民出于好奇，越过国界去看看苏修究竟是什么样子。少量人员和牲畜越境的事情更是时有发生。
　　中苏关系紧张以后，我们发现苏修对边境全线进行了实地调查勘测，增设了很多边防哨所和兵力，加强巡逻，加高岗楼，从好几个地方越过边界向中方推进，还在毗邻伊犁地区的霍尔果斯边防站增设武装人员，每天晚上进行射击训练。
　　虽然新疆的边界区县也开始调查中苏边界情况，但是，面对苏修的新动向只是要求严守边界、不越不退，慎重处理一切边界纠纷和越界事件。
　　第六，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日益紧张。
　　50年代末60年代初，斯大林去世以后，赫鲁晓夫上台，苏联开始变修，中苏关系开始恶化。
　　1960年2月，苏修边防军占领了东北位于中苏界河额尔古纳河上属于内蒙古管辖的克鲁赤纳岛。4月，苏修边防人员又在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驱赶中国牧民并绑架中方人员。
　　苏修还通过哈萨克语和吉尔吉斯语广播赞美苏修，诋毁中国，对新疆人民进行思想渗透。
　　新疆军区的两位少将祖农•太也夫(维吾尔族)和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塔塔尔族)煽动居民前往苏修协会领取非法苏侨证，在事件发生前起到了较大的作用。
　　祖农•太也夫(维吾尔族)和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塔塔尔族)投奔苏修的时候，带走了40多名我们的校、尉级军官。
　　第七，中国国内的问题。
　　1957年，我们开展了“反右倾”运动。大量从苏修归国的华侨被划为“右派”，使他们对社会主义中国产生了不满；1959年至1962年，全国各地包括新疆的边境地区遇到了3年自然灾害，出现了大饥荒。以上的人员中一部分人产生了投递叛国的念头
　　今年4月，苏修驻伊宁、塔城领事馆和苏修侨协会开始有计划、有预谋地向边民颁发苏侨证，以苏修的生活条件优越、吃得好等诱饵，引诱和鼓动边民去苏修落户。
　　4月22日凌晨，数10名拎着行李、拖儿带女的边民来到霍尔果斯口岸，要求乘坐国际公共汽车前往苏修。
　　苏修边界线的那一侧摆着一盘盘热气腾腾的熟肉、列巴和糖茶，散发出一阵阵香味儿，吸引着饥肠辘辘的中国边民。
　　当天口岸并没有运营车辆。这些边民无理取闹，与边防战士发生了口角。
　　不久，数千名手持苏侨证的边民拥挤在口岸，最后斗胆包天，竟然冲出了国门。
　　苏修边防军故意悄悄地放开边界，等待更多的中国边民跨过国境。他们开来了大量的汽车，接走了滞留在口岸的边民。这一行动持续了3天3夜。
　　伊宁、塔城、裕民、霍城、额敏等地的边民在苏修领事馆的煽动、哄骗和引诱下开始大规模的越境。开始，他们是分散越境，只在晚上出逃，后来发展到白天成群结队地逃跑。
　　中方坚持了‘不开枪，不动武，不与群众发生冲突’的原则，没有造成一件流血、死人的事情。
　　5月底，边民越境外逃事件发展到顶峰。
　　29日，苏修驻伊宁和塔城领事馆组织、唆使一批暴徒，攻击伊犁州人民委员会和伊犁地区党委。他们砸机关、抢档案、烧物品、打边民，终于发展成为5.29反革命暴乱。
　　31日，苏修当局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封闭了伊犁和塔城部分地区的边境。
　　伊犁军区在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领导和指示下，迅速果断地平息了暴乱，封锁了边界，制止了边民的外逃。
　　苏修也开始对新疆的外逃边民进行了安抚，试图遣返部分人员，但是遭到了中方的坚决拒绝。我们决不收留逃兵和叛徒！
　　几个月里，北疆地区共有数万边民逃到了苏修。其中的两个县里只剩下了几百人。越境的边民带走30多万头牲畜，导致40多万亩农田没有人播种。边民外逃时还带走了很多的公共财产，导致边境地区很多公社、工厂和组织瘫痪，人口锐减。
　　塔城地区在这次外逃事件中逃跑的人最多，共有4万多人，占总人口的68%。许多公社、农场及其下辖的基层组织陷入解体。
　　伊犁地区有1.6万多人越境逃跑。霍城县里只剩下了3000余人，经济损失达979万元。
　　他奶奶的，苏修真是坏透了！
　　我也说累了。李文教员，你接着给他们说吧。”
　　李文教员只好停下手中的活，清了一下嗓子，说道：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间最大的一次边民外逃事件，也是中苏边境由局部紧张转入全线激烈冲突的导火索。
　　事件发生以后，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更加恶化了。我们对新疆境内的俄罗斯族实行严密的监控，防止出现特务和敌对分子。
　　大批农牧民逃离边境地区以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抽调了大批的干部和群众赶赴这些地区，实行代耕、代管和代牧，努力减少生产损失。
　　后来，有关方面发现通过外交努力遣返外逃人员没有希望，决定在边境带新成立边境团场，三代人员留在当地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和守卫边疆。
　　事实求是地说，三代人员为稳定新疆的局势和防止苏修的渗透、破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扩容使新疆的人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49年之前，汉族人口只占新疆总人口的4%。今年已经占到了40%。
　　我们对地方的群众开展了思想教育，宣讲‘一个党——中国共产党，一个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条道路——社会主义’，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爱国主义教育，宣传祖国伟大和做中国人的光荣。
　　连长，我讲完了。”
　　鲁大炮咧着大嘴巴，笑着说道：“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说出话来一套一套的。好啦，你们回去休息吧。明天早晨听到军号以后，立即起床，参加早练。”
　　就是在这种历史大背景之下，牛万山和马玉民作为填补人员的空缺，幸运地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兵团战士。
　　兵团的工作和生活是艰苦的。
　　牛万山和马玉民住在简陋的地窝子里。
　　马玉民和其他职工在亘古的戈壁荒原上开荒种地，挥汗如雨。中午为了节省时间，他们不回营地休息，经常就着冰雪啃干馒头。秋天，他们收获了小麦、玉米和蔬菜。
　　牛万山的炊事员工作基本上是在室内，相对比较安逸一点。他热情地为职工们蒸馒头、炒大锅菜。职工们都随着少数民族亲切地称呼他为牛姑舅。
　　兵团的工作和生活是火热的。
　　牛万山、马玉民和来自五湖四海的职工一起工作和学习，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逐步从自由散漫的无业游民成为了作风严谨、纪律严密的兵团战士。
　　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善，职工们盖起了越来越多整齐的土坯房，彻底搬出了阴暗、潮湿的地窝子。
　　越来越多的已婚职工把妻子和儿女从内地接过来安家。
　　越来越多的未婚职工开始恋爱、成家，随后生儿育女。
　　3营营部不仅有了明亮的医务室，而且还开办了托儿所和学校。
　　1963年的秋天，牛万山和马玉民商量了一会儿，决定向连长鲁大炮请探亲假，打算回甘肃老家去接妻子儿女。
　　鲁大炮爽快地给他们批了假，嘱咐道：“以后让你们的老婆多生几个娃娃，动员她们争当英雄母亲！”
　　牛万山和马玉民很快回到了甘肃临夏，然后分头行动。
　　牛万山回到尕阴屲的家中，向巩腊梅讲述了新疆和兵团的大好形势，劝说她们母女一起到新疆去。
　　当时，巩腊梅正在干事业的风头上。她不仅担任着尕阴屲生产小队的队长，而且在林桂珍的培养下准备加入党组织，况且她还照看着父母双亡的哈麦基和阿依舍。
　　为了找到一大片种庄稼的平地，为了让孩子们拥有良好的成长环境，也为了寻求美好的生活光景，巩腊梅经过几天的认真思考，最后毅然决定跟随丈夫到新疆去。
　　他们没有经济能力把哈麦基和阿依舍一起带到新疆去。其他亲戚的境况也十分窘迫，无法抚养两个孩子。巩腊梅就把他们送到了临夏县的孤儿院，托付给那里的工作人员。
　　阿西娅一再请求工作人员：“你们要对这两个尕娃好一点，他们这么小就没有父母了。”
　　工作人员笑着说道：“你放心吧。这里的尕娃都没有父母亲。”
　　哈麦基和阿依舍的眼睛里泪水涟涟。
　　巩腊梅流着眼泪离开了孤儿院，回到家中收拾好衣物和干粮，便踏上了前往新疆的旅途。
　　当他们背着行李离开尕阴屲的时候，亲朋好友和得到过巩腊梅帮助过的乡亲们提着馍馍、锅盔和水果来给他们送行。
　　在乡亲们的思想意识当中，新疆是远在天边的蛮野荒凉之地，是流放犯人的监狱，必定充满了难言的苦寒和辛酸。他们这次与巩腊梅的区别就是今生今世的生死之别了。
　　乡亲们一声声的安慰和祝福，让巩腊梅、牛万山和小海彻的心头暖呼呼的。
　　当牛万山、巩腊梅和牛木兰翻过了好几道山坡，依然能够清楚地听到团长爷爷牛占海的女儿尕索菲和牛银山的媳妇买艳的悲伤的哭泣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