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批斗会

　　真正促成王叔和王婶走在一起的是那次批斗会。
　　那一年我13岁，正在上小学五年级。
　　那次批斗会我记得很清楚，是1978年的夏天，一个碾麦扬场的晚上。
　　那时的农村学校，虽然刚刚打倒了“四人帮”，全国正在拨乱反正，但又抓钢治国的关键时刻；学校虽然重视了学习，但每到三夏大忙季节，仍要放假，让学生回到生产队帮忙。学校叫放忙假。说是时间为10天左右，可和以前一样，往往一放就是一个多月。我在老师的组织下，天天参加生产队劳动，干些我们小学生力所能及的活。因此，对生产队的事自然就知道得多些。
　　但对王叔和王婶的事，我还真的不太清楚。也许是我太小的原因吧，大人们的事，我不太关心；尤其是男女之间的事，就更隐秘了。
　　现在我称他们为王叔和王婶，那时可不这么称呼。那时他们还没走到一起，还不算一家人，还都有各自的家庭。
　　王叔，大名王学亮，三十五六岁，五官端正，浓眉大眼；176左右的个头，匀称的身材，常常给人一种军人般的气质。虽然常年参加劳动，风吹日晒，但衣服穿得干净、整洁、合体。
　　王婶，大名李香梅，三十三四岁，皮肤白皙，身材苗条；齐耳的短发配着那张漂亮的脸蛋，给人一种干练、成熟、娇美的感觉。看见她，不由得让人想起当时隔三差五就要放映一次的样板戏电影《龙江颂》里的主人公江水英来。
　　当时，王叔和王婶算是我们生产队的人稍子。我们那里把能人称作人稍子。王叔不但干活麻利，有巧劲，还有会做木匠活的手艺，队里凡是盖房或做木工活，大都由他牵头去干。他拿的工分也是队里最高的。王婶更是队里的一枝花，虽然已经是一个孩子的母亲，但一点没有农村妇女的邋遢和臃肿；相反的，整天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头发也梳得光滑明亮，说话干事从不拖泥带水。
　　只要是不认识的人见到他俩，总以为是县上派来的工作组干部。好几次我的外队同学见到他俩后问我：“你们队的住队干部怎么比我们队多？”我说：“和你们队一样呀，都是两个。”“我看你们队是四个。”说着他指了指正在地里干活的王叔和王婶。我笑了笑，说：“那不是住队干部，是我们队社员。”同学惊讶地说：“呀，看人家穿着，真不像咱农村人。”
　　其实，那时的王叔和王婶，并不是穿得有多好，也没有什么高档衣服可穿，最好的就是的确良衬衫或短袖。只是王叔和王婶的衣服给人的感觉是既干净又合体，也很讲究，不像其他社员那么邋里邋遢，穿在身上皱皱巴巴。
　　就是这么两个队里的人稍，突然的一天晚上，被大队揪出来开批斗大会。
　　事先我一点都不知道，晚饭后正准备去麦场里帮助大人收麦草摞垛。队长告诉我说：“去大队部院子吧，晚上要开批斗会。”
　　当时我并不知道批斗会的对象是王叔和王婶。当我来到大队部的时候，院子里已经黑压压坐满了人，一个个有说有笑，手里的针线不停地在鞋底上翻飞。
　　对于这样的大会，社员们早都见怪不怪了。反正开会也是挣工分，又不影响干私活，管他呢，你让来就来。因此，每次通知开会，来的人比平时下地干活的人还多。五个小队的社员能来都来了，我急切地在会场前寻找着批斗对象。
　　会场前放着两张桌子，大队书记和主任坐在中间，其余的几名队干部分别坐在两边。桌子前面距第一排社员两米远的空地，就是批斗会的主席台。
　　我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批斗对象的人影。
　　这时，只见大队书记梁建新对着裹有红绸子的麦克风使劲地吹了两下，又用手指头敲了敲。大声喊道：“社员同志们，请肃静，请肃静，现在开会。”
　　也许大家早已知道开会的内容，一听书记喊话，便立刻停止了吵吵。整个会场鸦雀无声，齐刷刷抬起头伸长脖子向主席台望去。
　　“现在，把二队社员王学亮和李香梅押到台前来。”随着梁书记的一声命令，四个年轻民兵分别扭着两个人的胳膊从主席台后面的大队部出来，径直走到主席台前面。由于灯光昏暗，我们几个同学都围在会场最边沿，加上社员们都伸长脖子往前看；有的竟然猫起腰，挡住了我们的视线。我们只能从大人的缝隙里，踮着脚往前看。可我怎么也看不清批斗对象的脸。虽然我听大队书记对着喇叭大声喊出了王叔和王婶的名字，可我还是不敢相信今晚批斗的对象就是他俩。他们在我心中的形象可都是城里人或者是住队干部的人稍子，怎么会被批斗呢？
　　他们到底犯了什么罪？
　　我努力地想看清他们的模样。
　　这时，他俩已经被反扭着胳膊面向社员们站定了。我依然看不清他们的脸。他们的头被强按着，腰也因反扭得劲过大而弯得很低。可挂在他们脖子上的批斗牌却醒目地映在我的眼帘。“流氓犯王学亮”、“破鞋李香梅”的黑墨大字，像针尖一样地猛刺着我的心。我猛然想到了公审大会上审判犯人的情景，而此时的他们，多像被审判的犯人。我不由得一阵颤栗。
　　“现在，我宣布批斗大会开始。”梁书记又对着话筒喊，“首先，请大队革委会主任张建忠同志宣布流氓犯王学亮和破鞋李秀梅的罪状。”
　　坐在旁边的革委会主任张建忠站了起来，拿起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对着昏黄的灯光先清了清嗓子，然后大说宣布道：“我宣布流氓犯王学亮和破鞋李秀梅的罪状。”他干咳了几声，继续念，“第一，流氓犯王学亮，凭借自己会木工活，长期利用晚上时间，搞资本主义，制作各种柜子、风箱、板凳，到处变卖，用及其疯狂的手段挖社会主义墙角。第二，流氓犯王学亮，为了达到其丑恶目的，多次以给同队女社员李香梅家制作柜子为由，深夜潜入其家，与之发生男女关系。”
　　“简直是造谣污蔑。”被反扭着手的王叔挣扎着大喊一声。
　　会场上一阵骚动。
　　梁书记立刻站起来制止：“大家安静，大家安静，请张主任把话说完。”
　　张主任又干咳了两声，继续念：“第三，破鞋李香梅，不守妇道，不顾廉耻，长期以来与王学亮关系暧昧，极不正常。尤其是昨天晚上，将王学亮留宿过夜……”这下，会场上顿时吵闹起来，有人竟大声嚷了起来：“张主任，你咋知道人家留宿了？你看见了？”
　　张建忠主任的脸一下涨得通红，吱唔半天没说话。在一旁的梁书记忙站起来，大声道：“大家先不要说话，让梁主任念完。”
　　张主任又拿起稿子念了起来：“他们二人这种极其恶劣的行为，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是资产阶级腐朽恶习的新抬头，严重破坏了农业学大寨的大好形势，破坏了三夏大忙的大好形势。如果这种事不打击，这种人不批判，我们社会主义的大好形势就会被破坏，我们就有可能回到旧社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社员们，这样我们会答应吗？”
　　张主任见台下应声的人寥寥无几，显得很尴尬，随之又大声问道：“我们会答应吗？”“不答应！”回答的虽然没有刚才声大，但必定有一半以上的人做了回应。
　　张主任坐定后，梁书记站了起来，大声说：“社员同志们，今晚这个批斗会是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可是，刚才张主任宣读这两个人罪状的时候，下面竟有人在起哄，说怪话，还有人质问张主任。”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那么，就让我来请人回答这个问题。”会场上又一次安静下来。人们都在等待着这个问题的答案。“现在请李香梅的男人王石头上台。”说完，梁书记把头扭向左边的人群。
　　只见一个三十七八岁的男人从人群中站起来，弯腰驼背地向主席台走来。刚一走到主席台，他就气呼呼地大声说：“事情到了这地步，我也不怕大家笑话。这两个不要脸的家伙，在一起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大家知道，我工作在外很少回家，对他们的事也听到一些风声，但一直不太相信。直到昨天晚上我半夜回来，看这不要脸的男人就在我家，说是在给我家干活，可都半夜了干啥活。两个孤男寡女在一起能干啥好事？”他朝王叔和王婶看了看，继续说，“既然媳妇都不知羞耻，我还有啥可遮掩的。这两个不要脸的家伙就是我报告大队的。我强烈要求对这两个狗男女绳之以法，进行批斗。”说完，他气呼呼地朝台下走去。会场上开始起哄了，一双双嘲笑的目光看着他，让他感到脊背发凉，浑身不自在。他知道自己的媳妇怒火中烧，可已经到这地步了，仇视就仇视吧，谁让她给自己戴绿帽子。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静静地站在人群边沿，眼前的一切让我惊呆了。不都是一个队的吗？不都是每天在一起劳动生活、有说有笑的吗？怎么说翻脸就翻脸，说批斗就批斗？再说王叔和王婶，平日里这么干练的两个人稍子，怎么会是流氓犯和破鞋呢？难道人的表面和内心是完全不同的吗？
　　我的内心在激烈的斗争，一个接一个的问题不时地闪现在脑海里，以至于大队梁书记说的什么话，讲的什么政治形势，对王叔和王婶的处理结果，我一句也没听进去。直到人们呼啦一声都站起来，乱哄哄朝外走时，我才随着人流回到了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