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3）

　　村里到处是锣鼓声，先是河东有人敲，接着河西也响起来了。在锣鼓喧天中，农村公社化了。这时镇上也热火朝天，不仅工厂、商店，学校也热情高涨地大炼钢铁，墙上贴出了“十五年赶超英美”的大幅标语。金琪那位本来当镇长的叔父金秉义，这时到了公社当书记。(在改革开放之前，柴桥因是大镇，镇政府与人民公社一直同时存在的。镇政府管居民，公社管农民。)班主任老师也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转大社了！”他眉飞色舞地大讲小社并大社(公社化)的优越性和美好前景。金琪对他讲的顺口溜也很感兴趣，尤其是对“住的是楼上楼下，用的是电灯电话，使的是洋犁子洋耙，路上的喇叭会说话，苏联有啥咱有啥”那段子，记得特别牢，他盼望着这种幸福生活早点来到。而宛玉则渴望办“大食堂”，因为肚子正饿得咕咕叫，早晨只吃了一小碗稀饭和几根咸菜，二节课上下来肚子早就饿了。她更想到有了这不化钱、饭随意吃的“大食堂”，可怜的母亲就不用天天再为钱而担忧了。
　　“妈，”她回到家里，发现开会(转大社)回来的母亲已不再愁眉苦脸，不过她还是告诉母亲，“听老师说，会很快办食堂了，吃饭不用化钱。妈，你也听到了吗？”
　　母亲点了点头道：“不知什么时候办起来，假总不会是假的吧？”
　　“妈，”她安慰母亲道，“不会假的，你放心，将来还要电灯电话哩！”
　　母亲又点起头，脸上掠过了一阵苦涩的笑。也许是想到了跟着丈夫在上海生活的那两年，电灯电话早已见过了。丈夫要不是为了眼前的这个“女儿”，就不会逃离上海，也有可能不会发生以后那么多亊了。想到这里，情不自禁地轻轻叹了口气。
　　“妈，你不用再发愁了。”女儿狐疑地看着母亲道。她已有点感觉到，母亲总有什么亊隐瞒着自己。
　　
　　不久，大食堂办起来了。沙家庄人多，河西划了三个生产队，河东也划了两个生产队。宛玉家所在的河东一队生产队食堂，就办在老财主家的大厅里。每家每户的八仙桌和长条凳，都搬来了，厅里排不下，在天井里也排了几桌。就是这样还是人多凳子不够用，有的人家就用锅子打了饭菜拿回家去吃。宛玉家也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由母亲打了饭回来吃的。母亲的脸上又有了些笑容。
　　这时，村里又来了下乡工作队，宣传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天桥。在许多墙上，还画了许多公社幸福生活和积极生产的宣传画，让人看得精神振奋。已是河西生产队（一队）队长的阿贵也宣布了要在几年之内，把河西（一队）建成共产主义的乐园。在他一声令下，河西（一队）也拆除了每家每户的灶头，在他老东家富生家的老客堂里办起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开饭时像过节一样热闹，人人肚皮吃得胀鼓鼓的。
　　可几个月后，粥越来越稀，馒头也越来越小了。这时有人向下乡工作队揭发阿贵在家偷偷吃香喝辣的。阿贵犯了“贪污罪”（嫌疑），被工作队关起来审查了。
　　“他会像我爸一样吗？”宛玉在水桥上洗着菜，头也不抬地问金琪。
　　“不知道。”金琪沉默了半天道。他捧着本书坐于那块卧石上，又过了一会感叹地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啊？”
　　“其实有许多人从食堂里偷东西回家的。”宛玉轻叹了口气道，还是没抬头。
　　“你怎么知道？”他吃惊地问道。
　　“我妈在食堂里扫地时也看到的，有的在围裙下藏几只馒头，有的藏一点米什么的。”宛玉此时抬头看了他一眼。
　　“嗯。”他感到迷惘。
　　宛玉又忧心重重地道：“我妈怕食堂会办不长，又要饿肚子。”
　　“你妈怎么会这样想的？”他此时还无法理解宛玉家的窘困，好像如今这世界上的都像他家一样，是不愁吃、不愁穿的。
　　“都怪我爸……”宛玉说不下去，一提到父亲她就会伤心，双眼已涌满起泪水，忙用衣袖擦拭了一下。想到自己竟然责怪起父亲来了，这让她感到非常的有罪。她心中多想父亲，渴望着父亲能早点平安回来。可不知父亲现在哪里？全家人都为他揪着心啊！
　　金琪默然无语，看着伤心的宛玉，不知说什么好。按学校的教育，宛玉不应该伤心，而是要与父亲划清界线。可是，对沙老师自己也恨不起来，因为无法把沙老师与宣传画上那些面目狰狞的坏人联系起来。他也想到过，也许只是搞错了，沙老师怎么会是坏人？他又多希望拥有传说中“十兄弟”所具有的本领，那就好了。如果有“千里眼”，就能看到沙老师在哪里了；如果有“顺风耳”也好，就能听一听老师在讲什么。
　　“总有一天，”他道，“会让沙老师回来的。”
　　宛玉看了他一眼，泪水突眶而出。
　　
　　戈壁滩上的狂风鬼哭狼嚎着，流沙也很快把囚车前后的路都淹没了。而且祸不单行，老掉了牙的囚车又坏了。
　　老司机再踩油门，车也不动了。老司机无奈地向黄警官报告道：“真没法开了，要汽修班派人来修了。”
　　宛玉父亲心里叫着苦。他听到黄警官骂了一声天后，告诉大家，一直坐在这没有取暖设备的车里干等，无异于等死。“我们要下去步行，农场其实也不远了。”黄警官道。
　　“对。”老司机插话道，“我们不能等，会把我们冻死的。根据我的经验，人人都能走到农场。”
　　“外面这么大风沙，走个屁！一样要被冻死的。”犯人中有人反对。此时车里的温度已降到零下好几十度，但总有人认为比外面要好得多，等在车里会更安全些。
　　“外面还有野兽！”另有人道。
　　也有人表示怀疑：“也躲起来了吧？”
　　“没时间讨论。”黄警官道，“我现在下命令，全部立即下车，由老司机在前面带路。我在最后压阵。快下，一个都不能留！”
　　宛玉父亲几乎是跟在老司机后面就下车的。一离开车，风吹得人没法站稳，走路就更艰难了。在他们没走出几步，囚车就“轰”一声被掀翻。
　　“险啊！”有人叫起来，“我们逃过了一劫！”
　　可他这时想：不见得，有几十个人坐在车上，倒也不一定翻得了。
　　队伍在稍停了一下又向前行了，他从紧跟在老司机后的位置，很快就落了下来。
　　“你也到‘收容队’来啦？”黄警官与他幽默了一下。黄警官与几个武装押送的士兵成了“收容队”。几个老弱者由武装押送的士兵扶着、甚至架着走路。
　　“哦，不好意思！”他点了点头，有生以来没有经历如此大的风，文弱的身体几次险些被刮倒，体会到了在大自然的强大力量面前，谁也不能不服！那天他们遭遇的沙尘暴可用“百年未遇”来形容，当然这只是一种形容，不是有文字记载为依据的。大家不过是凭感觉，觉得这天的风比记忆中的都大，卷起了比以前更多的沙石，让滚滚沙尘遮天蔽日。在黑暗中，狂风的呼啸更令人胆战心惊。后来还听说了，农场边缘的许多房子，在这次沙尘暴中都被覆盖上一层厚厚的黄沙，如同尘封了千万年的石窟，风沙还掩埋了不少农田。
　　当宛玉的父亲沙文海第一次被风刮倒时，黄警官一把把他拉起，可走了几步后，第二次又被刮倒了。这次黄警官把他一把拉起后，就扶着摇摇晃晃地向前行。他觉得人高马大的黄警官手是非常有力的，否则自己还会随时被狂风刮倒。他听到旁边有人在说，实在走不动了，要求武装押送的士兵放弃搀扶着前行。
　　“你放心，只要我不死，一定会找农场去。”那人道，“若不相信我，就现在干脆把我毙了。”武装押送的士兵当然不会同意，说都要听领导的。
　　“黄警官，黄警官，你听到了吗？你下命令吧！”那人就求黄警官快下命令将其毙了。
　　他在心中感叹：“此人能想这么穿啊！我做不到，绝对做不到！”他确有强烈活下去的欲望，他不愿做一个戈壁冤魂！只有活下去，才有可能为自己洗清冤枉。何况他心中还有一片海，正像他对学生说过的，“你可以不去远方看海，但你心中一定要有这片远方的海，那你的心胸就会开广，有了一个深远的目标，就会永远激励你昂起头、挺着胸，迈向远方和希望。”
　　“黄警官，黄警官，你下命令吧！”那人还叫着。
　　“我在这，什么亊？”黄警官想装糊涂。
　　“黄警官你下命令，把我毙了吧！”那人道。
　　“这命令怎么下？”黄警官仿佛在沙文海耳边说道，也似乎在向他叹苦经。
　　“那就让他自己回去。”他悲悯地道。
　　“那他必死无疑！”黄警官道。
　　“我去劝劝他？”他又悲悯地道。
　　“不用了，有了。”黄警官转头对那人叫道：“少废话，坚持一下，农场就在前面了！”
　　这时，沙文海也以为农场真的就在尺咫之间了，精神为之一振，脚下好像也徒增了不少力气。不过，他很快意识到了这仅仅是黄警官善意的谎言。
　　“你是让我们望梅止渴？”他又失望又感激地道。
　　“有这么点意思。”黄警官道。
　　在摇摇晃晃的向前挪移中，他很快精疲力尽了。走着走着他还进入了一种迷迷糊糊仿佛在做梦的状态，他似乎看到了从地底下伸出一只只黑色的肮脏的手，要抓他已灌满沙子鞋、裤腿，要把他拽住，不让他前行。他又惊慌，又拼命挣脱着，当有一只特别巨大的手抓住他腿，要把他往地下拉时，他惊叫起来。
　　“你怎么啦？”这时黄警官问着他道，“你作恶梦啦？”
　　他好像被黄警官的问声，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叫了回来。
　　这时，他发现自己已吊在黄警官身上，借力而行着，于是不好意思地想自己走，但根本不行，他发觉要是没有黄警官的支撑，自己立即会倒下去。而且，头越来越疼痛。他想对这时也喘着气的黄警官说，不要管他了，让他自己跟在后面慢慢走。但他知道黄警官是不会同意的，黄警官是拼着命要把自己从死神手里拉回去。
　　“我怕是不行了。”他坚持了一会，终于开出口，奄奄一息地道。
　　“你是可能发高烧了。”黄警官道。
　　他又坚持了一会道：“我是真不行了。”
　　“再坚持一下，(沙尘暴)也快停了。”黄警官道。
　　“我坚持……”他怕自己快虚脱了。可这沙尘暴却说停就停了，他感到好奇怪：这场沙尘暴也果然十分准时地在傍晚时分停下来！一分钟前还飞沙走石，一下子又恢复了戈壁滩上特有的那种死气沉沉的宁静。
　　但大家却有一种死里逃生的感觉，看着西边地平线上空的红色晚霞，许多人感到了一种轻松，乃至愉悦。他也长吁了一口气。
　　“就地休息一会。”黄警官下令道，“大家把鞋中的沙子倒一下。”
　　他看着在一旁脱鞋倒沙子的黄警官，问着道：“黄警官，农场还远吗？”
　　黄警官指着南方极远处隐约有灯光闪烁的地方，告诉他道：“那就是农场。”
　　“这还有多少路啊！”他心里暗暗叫苦。但想到要不是一路上黄警官的帮助，自己早已在倒在身后的路上了，心怀感激地道，“我害苦你了，可我是个犯人……”
　　“现在先不讲这个。”但黄警官又严肃有余道，“我有职责，把你们一个不少的送到农场。”
　　他凝视着这位黄警官，仿佛又找到了当初自己拥护共产党、拥护新政权的理由，便淡淡地道：“我明白了！”
　　在休息了一会后，他也觉得头痛已好了许多。当他们重新上路时，已有了走路的力气。
　　“不少路啊，我一定要挺住！”他看了一眼远处的灯光暗暗地想。
　　“还行吗？”黄警官到他身边问道。
　　“嗯。”他点了点头。
　　这时，靛蓝色的深邃天空里，已闪烁起一颗颗亮晶晶的星星。他们排成了一长队，仍旧由老司机在最前面带路，大家默默前行。
　　
　　“妈，爸来信啦！”宛玉扬着手中的信。
　　“还来信干什么！”母亲停下了手里正在为小弟弟补裤的活计，泪水已止不住流出来。
　　宛玉一怔，但马上先看起信，双手不由自主地微微颤抖着。她因太激动，而忽略了母亲的痛苦。
　　“快念我听吧！”母亲带点不满地道。
　　“哦！让我仔细再看一遍。”宛玉一字不漏地又看了一遍，才读给母亲听。
　　“他说了什么时候回来吗？”母亲还未等女儿念完，就迫不及待地问。她多么希望丈夫快回家，眼看馒头越来小、粥越来稀的食堂也快撑不下去了，叫她拿什么来养活这个家啊！
　　“没说啊。”宛玉见母亲很失望，思索了一下后安慰母亲道，“妈，你放心！我算过刑期，一年多一点就到了。爸也说了，让我们不要为他担心。”
　　母亲又重重叹着气道：“也总算知道他在哪里了！青海，是清海！这青海到底是在哪的？比安徽、山东还远吗？”宛玉的母亲不了解青海，不仅是因为没念过书，更因为当时的沙家庄还属比较偏僻的地方。而青海，在上海这种大城市早已家喻户晓，因为解放后有不少上海的犯人都是被送到那里去的。青海也几乎成了上海人嘴里监牢的代名字，上海人吓小孩子也常说：“再不听话，就把你送到青海去！”小孩就吓得不敢哭闹了。
　　“妈，”宛玉道，“好像很远很远的。从地图上看，好像要到新疆、西藏那里了，等一会我再翻一翻地图。”
　　“翻不翻也一样，只要不是很近，妈都没有法子去看他了。不认路，也没有钱！”母亲烦恼地道，顿了一下吩咐道，“你写回信时告诉他，家里还都好，让他安心在那里接受政府的改造，叫他少说点话，你一定写上‘记住少说话’，说是我说的。唉，叫他多给家里来信。告诉他，小妹、小弟都很听话的。”
　　宛玉连连点着头。父亲在信中让她帮助母亲照看好弟妹，维持好这个家。她明白自己想继续念书的希望，看来已彻底落空了。不过，在当时沙家庄这样的农村，女孩子不念初中的也不在少数，有的连高小没念完就在家做亊了。只是不少人觉她书念得很好，不念下去实在是太可惜。金琪就是其中的一位，一有机会他就劝说着她一起去考中学。显然，金琪不理解她的处境和心情，他还只有一个小学生的视角和思想。
　　宛玉代表母亲给父亲写一封对她来说，已是很长的一封信。她是用练习本的纸写的，有整整一页。她读给了母亲听，母亲要她加上了几句(强调祸从口出、强调少开口说话)，她都照办了。她又以自己的名义给父亲写了一页：
　　“我恨爸爸，爸爸为什么要当右派？不当右派，我们家多幸福！现在家中，已很久很久没有笑声了。爸爸，你要听妈的话，接受政府的改造，争取早日回家。同学们还想着爸爸扎的风筝，问我什么时候回来放风筝？我也恨爸爸把我们忘了，为什么一直不写信？把我们急死了。算来我已有半年多没见到爸爸了，我恨爸爸，也想爸爸呀！我还常常梦到爸爸，有时梦见爸爸还在教书，有时梦见爸爸被五花大绑着，像过去公审那个大流氓时一样！爸爸是一位教书先生，怎么能与一个流氓一样啊？我也天天向老天爷哀求，让爸爸早日平安回家。现在知道了爸爸已被送到了大西北，我已看了地图，那里除大山就是大沙漠，大戈壁。爸爸，在那里怎么生话啊？我想去看爸爸，不过，爸爸你要耐心等待啊，路太远，我要做许多许多准备。”
　　她是真想去看父亲，但看过地图后，知道要去远如天边的大戈壁并非易亊，要许多许多的钱。她也想过让金琪陪她一块去，她相信金琪一定会答应自己的。但哪来许多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