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1）

　　金琪读书很用功。随着懂的知识越来越多和心智的成长，他也开始体会到解放带来的深刻变化。过去村里最穷的人如讨饭放牛的阿贵，过去穿的衣服要么是破破烂烂的，要么不是过大就是过小的，一副猥琐不堪的样子；现在穿起合身的带四个口袋的中山装，上衣口袋里还特意别着一支自来水笔，变神气话现起来。
　　村里的农业合作社从初级社转为高级社时，阿贵兴奋地告诉他：“我们也转高级社了，以后只凭力气吃饭，土地报酬也要取消了。”
　　他听不懂阿贵说的意思，也没有兴趣去搞清楚。“谁当社主任了？”他只是随意问了一声。
　　“这没有变。”阿贵道，“原来的主任还是主任，我也老样子。”
　　“你为什么不当社主任？”在他眼里阿贵是最有本亊的人。
　　“这怎么可能？”阿贵道，“我连党员也不是。”
　　“共产党员吗？”他想到了二叔金秉义，早年不顾祖母反对，出门去参加了地下党，现在回到了镇上，当上了共产党的首任镇长。在许多人眼里，他是金家、也是沙家庄出的大官。
　　“当然是共产党员。”阿贵这时道，“现在还会是国民党员？不过，我有一个秘密……”
　　“什么秘密？快说。”他好奇心被吊起来了。
　　阿贵盯视着他道：“你能保守住秘密吗？”
　　“能。”他毫不犹豫地道，“我一定不告诉别人。”
　　阿贵还犹豫着。
　　“我向你保证，还不行吗？”他急于想知道。
　　“你要罚一个咒。”阿贵道。
　　“怎么罚？”他问。
　　“这你也不会？”阿贵道，“那我来教教你，你这样说：我某某，对天发誓，我若泄漏秘密，就遭天打雷劈。会吗？”
　　“会。”他马上罚起咒来，“我某某，今向天发誓……”
　　“谁要你说‘我某某’？你要说你自己的名字。”
　　“知道啦。”他马上重新罚咒道，“我金琪，今朝对天发誓，我若把阿贵告诉我的秘密，随便说出去，就让天打雷劈我！可以了吗？”
　　“可以是可以了，但你真的不要告诉人，包括你家里的人。”阿贵见他点了头才放心地道，“告诉你，沙老师可能参加过国民党，是一个国民党的党员。”
　　“你骗我。”金琪真的不相信，在他幼小的心里认为国民党(员)都是一些坏人，沙老师是那么可敬可爱，怎么会是国民党(员)呢？想到宛玉还会受影响，他很担心地问，“政府会对他怎么样？”
　　“这我怎么会知道。”阿贵又道，“我总觉得沙老师是与我们不一样的人。”
　　他心想：那当然不一样啊！在他从小接受的教育中，老师的地位是至高无尚的！在他的感觉中，沙老师天天西装领带，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脚上皮鞋也时刻锃亮。村里那些赤脚穿草鞋的人怎么能与他比，就是学校里其他几个教师与他相比，也会显得灰头土脸的。“他更像是城里人(上等人)。”他赞叹道。
　　“是啊，因此，他看不起我们这些泥腿子。我们派到学校的人，也总与他合不到一起。”阿贵显然是站在“官方”立场上说这话的。阿贵又说了一句让他听大不懂话：“听我们主任说，他常在同亊中发牢骚，说外行领导内行，他后悔当初不该回来办这学校。”
　　“那我们不是要去很远的镇上去读书吗？”他问道。
　　“我也这样问过主任。”阿贵又道，“但主任说，没有他，政府会派其他人。俗话说‘东山老虎吃人，西山老虎也吃人’，都一样的。”
　　“你说的不是这意思吧？”他发现阿贵的话有问题。。
　　“哪什么意思？”阿贵有点不满地问道。
　　他看着阿贵，说不出话。他记得祖母也说过“东山老虎吃人，西山老虎也吃人”这样的所谓老古话，但不是这样用法的。
　　“我是用错了。”阿贵自己也发觉不对了，但又道，“反正没有他，政府也会派其他人把学校办起来的。”
　　他有点懵懂地点了点头。
　　
　　他又为沙老师担心了几天，也渐渐淡忘了。但在他敬爱的沙老师被打成了右派后，才理解了阿贵此话的严重性。
　　沙老师，宛玉的父亲沙文海，不仅被划为右派，还有人指控他是敌特分子。因此，被抓走了。这时大家都唱一支歌——《社会主义好》，每唱到“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后来改成“反动派想反也反不了”的)”时，金琪总是会想到宛玉的父亲——沙老师，但他无法把平时对学生和蔼可亲的沙老师与右派分子、尤其是敌特分子联系起来。只要宛玉在场，他就无法开口。
　　在父亲被抓走后，宛玉已变得沉默寡言，像换了个人似的。有时人家在背后连叫她几声，她也没有一点反应。
　　一天放学回家时，金琪注意到田野上大片大片的菜花黄得令人兴奋，追上宛玉，对她道：“宛玉，你看，田里的菜花多黄啊！”
　　她看着田野上似海洋一般一望无涯的菜花，也许心里好受了一些，回头对金琪道：“菜花真好看。”
　　见她高兴，金琪心中仿佛顿时一片光明，他问了一个一直想问的问题：“你真的不想考中学了吗？”
　　她垂头不语。在她的感觉中，父亲好像是特别喜欢她的，总说女儿将来会比他更有出息。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金琪又深表惋惜地道。
　　她眼睛一红，流起泪来，奔开了。
　　这时，金琪倒不知所措起来，看着她远去的背影，不知再做些什么的好。
　　
　　“有人欺侮你吗？”宛玉的母亲见她眼泪汪汪地回来，不安地问她。
　　“没有人欺侮过我。”宛玉又沉默了一会道，“妈，爸真的回不来了吗？”
　　“你想这干什么？”母亲又道，“都怪他太自以为是，他认为在解放前，为建立新中国出过力，解放后又为建没新中国出力，回农村办学，自认为有资本可以向领导上讲条件，提意见了。人家怎么能放过他？”
　　“他不是真的要推翻共产党吗？”宛玉疑惑地问。
　　“他只是不喜欢有些领导，认为他们没文化，是外行，领导不了。他的问题，就是多读了几天书，瞧不起这个，瞧不起那个的。”母亲忧戚地说着。
　　她绝望的心里，仿佛得了一丝安慰。她也有点清楚，父亲对安排他只当了一名教导是不满的，用他的话来说这学校是他一手创办的，当不了正职，当副的也行。派来当校长的又是一位文化不高的人，在他看来，完全是一个外行。这使他感到共产党对他不信任，让他颇有牢骚。有时在多喝了两杯情况下，也会对她这个少不更亊的女儿，说些内心不满的话。不过在女儿看来，父亲也只是对个别人、对具体亊有不满。父亲被抓起来，是大大出乎于她意料的。她渴望父亲很快就能回来，生活就会恢复到父亲刚回村来时的那样快乐和充满希望。
　　“妈，你真的不让我去考初中了吗？”她又绝望地问母亲。
　　“不是妈不让你去考，是妈没有办法，你看你弟、妹还小，我身体又不好，我需要你帮我忙。”母亲又内疚地道，“妈对不起你。”
　　“妈，”她伤心地看着母亲，又道，“是我忘了答应过爸，要帮你照顾二弟、三妹的。”
　　“我们对不起你啊！”母亲这时动情地抱住女儿哽咽道。
　　她也抱住母亲，默默流泪。
　　实际上，在农村十三、四岁的小孩，辍学回家或根本不上学，在家帮助大人做家务或下田干些农活，在当时是很普遍的。但她是从小就开过眼界的女孩，父亲带着她到过大城市、见过大海。她要念书，她要走出沙家庄，去远方的世界。此时，她多希望自己是一只能自由飞翔的小鸟，她要飞向蓝天，飞向外面的世界。她也想到了与其从小长大的金琪，她相信他能考上中学，走出沙家庄，去广阔的世界。“妈，你什么时候再去看爸？”她突然这样问。
　　“你想对他说什么？”母亲问。
　　“想说，盼他快回来。”她道。
　　“嗯。”母亲支开她道，“你先去把功课写掉。”
　　女儿一走开，做母亲的陷入了沉思。
　　宛玉其实非她所生，是宛玉在襁褓中时，由丈夫抱回来的。
　　
　　“真可怜。”那年她从丈夫怀里接过这个还在襁褓中的小女婴时，想法彻底改变了。“你看，她好像在笑，可怜的孩子，这么小已没有爹妈了。小宝贝，你听得懂我的话吗？噢，听不懂啊！你饿了吗？”
　　沙文海这时看着妻子逗着怀里的女婴，放心似地笑了。
　　“她叫什么名字？”妻子好像突然想起来地问。
　　“金宛玉，但以后该叫沙宛玉了。”沙文海道。
　　“嗯，宛玉。”妻子顿了顿道，“那以后我们有了孩子，该叫宛珺、宛琪了。”
　　“好啊!”沙文海道，“不过，一、二年里，我们不能有自己孩子了。”
　　妻子仿佛一震，但马上道:“好吧，反正我们有这女儿了。”她还轻轻地亲了一口女婴仿佛一触就会破的脸。
　　“你看，”沙文海开玩笑道，“给你个女儿，你还不要哩！”
　　“不是不要，是没有一点心理准备。”妻子略带羞色地道。那天当丈夫第一次给她说要抱养这个女婴时，她是一口拒绝了的。
　　
　　“真的，假的？想孩子想疯了吗？”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以为丈夫又在想歪点子安抚她。一周前她刚从妇产病房出来，产下的男婴因剪断脐带的剪子消毒不严，得病死了。
　　丈夫却严肃地道：“我知道，你一下子接受不了的，他们跟我说时，我也没有这思想准备，以为是安慰我，才开的玩笑。可当我知道了这女婴的的遭遇后，先答应了下来，我想你也会同意的。”
　　“谁说我会同意？我不同意！你要孩子，我会替你生的！你急什么？”她表示坚决不同意。
　　“你别急，你还没有听我讲完。而且，你也应该问一问孩子的亲生父母是谁吧？”丈夫反而责备起她了。
　　“那你说，孩子的父母到底是谁？你快说呀，我听着故亊哩！”她不满地哇哇直叫。
　　“对孩子的父母，我们应该肃然起敬的。”丈夫不无伤感地道，“她父亲是锄奸行动组的特工，前几天在行刺汪伪一名要员时失手，反被汪伪特务枪杀了。他妻子在家中一直等不到他回来，也想到了可能出亊，就准备撤离，但被小孩拖累了，没来得及出门，就被赶来的汪伪特务在家中抓住。这时，来相救的国民党锄奸行动组人员也赶到了，双方发生枪战，行动组救下了女婴，但女婴的母亲已在那场枪战中丧生。”
　　她默默听着，流起了泪。“可怜的孩子！”听完后沉默了一会道，但又问，“他们不能找别人吗？”
　　“他们物色过好多人。”丈夫解释道，“愿意收养的人也不少，但有的是单身不妥当，有年纪偏大也不适合，最后认为我们最妥当。”
　　妻子点了点头，她完全理解了丈夫。丈夫抱着教育救国的理想从国外回来，虽然还没有加入过任何党派，但一向对那些抗日志士赞佩有加。
　　“他们不仅考虑到我们刚……”丈夫说到此又停顿下来，看一眼她的脸，丈夫当然清楚她还没有从失子的痛苦中摆脱出来，就点到完止，跳开了道，“他们更看重的是可以把她带回到沙家庄老家抚养，这样可以避开许多麻烦。”
　　“喔！”妻子似恍然大悟地道，“你是要把我赶回去！”
　　“那里？”丈夫分辨道，“你不要瞎想！”
　　“我瞎想？”妻子不满道，“你没有过这想法吗？”
　　“你总是瞎想！”丈夫显得有点怨恨地道。妻子是从小到他家做童养媳的，不是他自己看上的，也没有多少文化，因此俩人间几乎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但妻子长得还可以，他还能接受。婚后，虽谈不上有多少深的感情，相处却还算融洽。但自学校来了一名叫沈若兰的漂亮女教师后，情况发生了急遽的变化。沈若兰与他很谈得来，并从谈得来，发展到相互暗慕。不过，他从没想过要抛弃妻子，因此，他为自己设置了一个底线：他们之间仅限于他所理解的柏拉图式的恋爱，只是一种精神恋爱，追求的是心灵沟通，而排斥肉欲。但是，妻子在发现他们很谈得来后，就疑神疑鬼起来，在内心里总害怕着比她小几岁的丈夫会抛弃她。
　　“是我冤枉你了……”妻子见他生气就马上认了错。
　　
　　当他们真的抱着小女婴回到沙家庄时，前几年因病已回了沙家庄的父亲与母亲也很喜欢这小女婴。由于当时处于兵荒马乱的年代，交通、通信本来也不发达，父母对几周前发生在妇产病房的亊故还一无所知，因此，只以为此女婴就是自家刚出生不久的孙女儿。
　　父母当然希望为他们生个孙子，但他们、特别是父亲并不太守旧，反而说道：“先生一个女儿更好，长大一点，还能帮着带弟弟。”
　　在沙家庄呆了几天后，沙文海要回学校去了。
　　妻子用依依不舍的目光看着他，又仿佛很不好意思地道：“你不要把人家带到我们床上。”
　　“你又……”丈夫气得无话可说了，“要不，我也在这家呆着！”
　　这怎么可以呢？妻子当然知道，这个家没有丈夫的教书收入，靠地租也能维持基本的生活，更何况公公沙慧南在经商时也积累了不少的钱；但丈夫读了那么多年的书，不出去干亊怎么行？“不。”又怯生生地道：“我只是随便说的么。”
　　他轻轻地叹了口气，看妻子还很虚弱，他一支接一支抽着烟，总有点不放心样子。
　　“你去吧，这里有你父母照顾，你还不放心什么？”妻子反安慰起他来。
　　“嗯。”他点点头道：“你放心，我不是那样的人。”
　　
　　沙文海的确没有继承祖父沙侗好色的基因，他祖父沙侗一见美色就魂不守舍，不仅讨了好几房老婆，还在外拈花惹草，他的亲祖母就是朋友家的一个小丫环，让祖父拈花惹草来的。而他与沈若兰谈得来，一是因为沈若兰算起来是比他低几届的学妹，学的又是共同专业，因此有许多共同语言；二是因为沈若兰也是一位爱国的进步青年，共同语言又多了一层，因此，耽在一起就会有说不尽的话。当然，他也有点担心，老婆不在身边时，面对比妻子漂亮得多的沈老师，是否会突破自己设下的底线。这也说明，一方面，他对自己不够自信；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是有足够的警惕的。
　　那天一早，天还黑着时父亲与田伯(他家的一位佃户)，用一只小木船把他送到镇上，正好赶去县城的早班小火轮。他要在上午赶到县城，换乘中午的火车去上海。县城也有一种较大的小火轮去上海，但路上时间会很长，会无聊死的。镇上去县城的小火轮只能坐三、四十人，人实在多时可以爬到船顶上，船顶的四周也有栏杆，还装了一种用苇席等做的活动顶棚，可以遮阳避雨。但稍高一点人就立不直身了，只能席地而坐。这天人不算多，还有很多位置空着的。客人几乎都是一些穿土布衣裳的当地老乡，有的还挑着担子上来的，他们坐好后扁担还一直拿在手里，挑上来的东西已无例外地都放在船顶上了（人稍一多就只允许这样放，只有在人极少时才允许放船舱里）。只有他与众不同，西装革履，带着金丝边眼镜，风度翩翩的，完全不像一个当地人。在无聊中，他又想到在乡下的妻子与那位收养的女儿。他希望父母、特别是母亲能照顾好她母女俩，不要再把她当童养媳看。
　　在县城的码头，他拎着皮箱，刚从船里出来，就看到了一个令他惊讶万分的人，那就是他的同亊沈若兰。
　　她怎么会来？是来找我的吗？他的心一阵狂跳，但又感到非常不安。他拎着箱子，踩上有点晃动的跳板上了岸，沈若兰已向他迎面走过来。
　　“你……”他刚要开口，看到沈若兰的一个眼色，就不问下去了。
　　这时沈若兰像女友似地勾住了他的空着的那只手臂，又像情侣说稍稍话一样，在他耳边说:“我等你二天了，你不能回去了，日本人到学校找过你两次。王校长让你躲一躲，组织上给你安排好了新工作，就在这县中教书。”
　　“组织？是王校长吗？”他已是一头雾水，所提到的王校长就是他与沈若兰在上海就职的学校校长。
　　“不是，先不要问，我会慢慢告诉你的。”沈若兰在他耳边说。
　　然后把他带到一辆在路边等待着的三轮车上，她吩咐着三轮车夫：“去县中。”
　　
　　县中是一个颇有规模的学校，光初一就有十几个班级，而且每个班有五十来名学生。说起来也是他沙文海的母校，他初中三年就在这里上的。
　　他们去见了县中的陈校长。陈校长是一个戴着度数不低的金丝边眼镜，看上去相当有绅士风度。陈校长表示了欢迎，又简单地问了几句后，让总务主任来把他带到教师宿舍去。
　　总务主任也是一个有绅士派头的中年人，笑盈盈地与他握了握了手，以示欢迎。“走吧，昨天已安排好了，”总务主任友好地道，“先去看一看，满意不满意，或者缺点什么？”
　　这时，一个跟着总务主任来的校工拎起他的皮箱，跟在他们后面去教师宿舍楼。教师宿舍楼是一幢三层楼的房子，在学校最后面，与学生宿舍楼之间隔着一块种满花草的绿地。他被安排三楼靠扶梯处的一间房里。房间布置得很整洁，除了一张不大的双人床外，有一张办公桌、一只衣柜和两把椅子。从南窗里照进来的阳光，一直晒到了靠墙的床上。
　　“我们这里小地方。”总务主任像不好意思地笑笑道，“俩位不要见笑。”
　　“还不错啊！”沈若兰抢先发言了。
　　“可以，还不错，杨主任，缺什么的话，我再找你。”他对总务主任道。
　　“那你们先休息，我先走了。”总务主任说时看了一眼沈若兰。
　　“沙老师，你先休息一会，再下去吃饭。我找一下陈校长后，也要回去了。”沈若兰对他道。
　　他与她对视了几秒钟。“不要我送一送吗？”他犹豫了一下问道。
　　“不用了。”沈若兰微笑道，“我也是一个人来的。”
　　他理解地跟着笑了笑。可等总务主任转身出门又回头看他们时，沈若兰上前拥抱住了他。他不由得一惊，退了小半步；但见总务主任还在回头偷瞄时来时，他也回抱住了沈若兰。他已明白沈若兰的意思，要让人家以为他们是一对情侣，她不能暴露自己是国民党留在敌占区的地下人员的身份。
　　沈若兰这时在他耳边悄悄说：“我们这里也有人，有问题他们会帮助你的。”
　　他点了一下头，又欲言而止，因为想到了问也白问，还是不要问的好。至于谁是这里的自己人，什么人都可能，就是这位被沈若兰防着的总务主任看来是不会的。
　　
　　等沈若兰跟着总务主任走远后，他瘫坐进那把圈椅里时，感到自己在梦中一样。但他很快感到了寂寞和一种莫名的惆怅，心想难道自己就这样，要永远在这小县城呆下去了吗？但他也不后悔，在这国难当头之时，人家生命也献出了，自己这点遭遇算不得什么？这个县城、特别是这县中，他也并不太陌生，毕竟十几年前他在这里念过几年书，应该还有自己熟悉的老先生，当然不会多了，校长、总务主任等都换人了啊！他也想到了要不要就告诉家里人，自己已在县城教书，要不要干脆把妻子与小女婴接来？不过，他马上想到，还是等稳定下来再说。可能是由于早上起得实在太早的关系，他想着想着竟睡着了，或者说打了一个盹，但好像还做了梦，可又想不起梦到了些什么。几分钟的打盹，却使他精神已好了许多，他决定在吃饭前先去看看，那几个熟悉的老先生还在不在？于是，他走出了宿舍的门。
　　
　　当他放暑假回到沙家庄时，在父母面前为了自圆其说，一会说是受县中陈校长的邀请，到县中加强教学力量的，一会儿又编造了因在原学校与人失和自己提出离开的故亊。
　　“也好。”病中的父亲道，“服务于家乡。”
　　他苦涩地笑了笑。而他对妻子是说了实情的，但也隐瞒了沈若兰在县城码头接他等情节。
　　“也好。”妻子像大大松了口气道，“离家近一点。”
　　丈夫显然猜到了她的心思，用开玩笑的口吻道：“离家近一点，你放心了吧？”
　　当时她心照不宣地微笑着，没有回答什么。她单纯地想，他们分开了，就好了，不会再有亊了。她根本没想到，沈若兰与她丈夫的关系，并非一般的同亊或朋友关系。沈若兰是肩负着特殊任务的国民党特工，她丈夫也是沈若兰思想中要发展的对象。
　　
　　宛玉的母亲正想着往亊时，宛玉做完了数学功课后，去水桥淘米、洗菜。母亲看着她出门，心中更拿不定主意了。她越来越觉得，让宛玉小学一毕业就辍学，不是太妥当的。尽管这也是丈夫同意的，但总是自己先提出来的，是否自己有点偏心、私心？虽然她一直对宛玉视同己出，但毕竟不是亲生的，做起决定，下起决心，就狠得下心。她这时想应该让宛玉去考初中，还是让读大不进书二女儿玲玉留在家帮助家务。她想与丈夫商量，但丈夫在哪里？也许永远也见不到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