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第1554-1573天

　　1960年10月17日星期六晴（1554天）
　　张廷忠同志午后领我到车间去走了一遭，为写文章有些感性知识。巨大的机车停在铁轨上，一辆接一辆。车身刷上了蓝漆，像深渊老洋的颜色，机车庞大而雄伟，一副威武的气概。这是我们自己制造的机车，备感骄傲和力量。车间里的机器声震耳欲聋，吊车的飞驰，机床的旋转，气锤的撞击，銲枪的作业，这一切操作变成了一曲交响乐。细一听来，声响虽各有不同，合起来却如雷电的脚步，在高山大原之上昂然跨步，那样神奇，那样急速。这是东方巨龙的脚步声。
　　张同志指着吊车对我说：“你别看它小，能吊150吨呢！”只见它用钢索揽住了锅炉的腰，一下就吊起来，像打秋千一样，悠地一下，挪到主架上空，准备安装。下落时，它小心翼翼，有人指挥着，锅炉缓缓落在主架上了，分毫不差。工人们的严肃、认真，就是这样在工作中养成的。人掌握着机器，机器也在培育着人，人和机器结合成为一个整体。令人尊敬的工人阶级！
　　
　　1960年10月18日星期二晴（1555天）
　　今天是工厂的休息日。上午给李显亭和鲁德双写信。晚上又给吴振业同志写信，汇报了自己的思想。
　　
　　1960年10月19日星期三晴（1556天）
　　开始修改工厂史的稿子。
　　
　　1960年10月20日星期四晴（1557天）
　　《昂首而来，夹尾巴而去》这篇稿子修改出来了。
　　我想了些什么？想要学习。小说要读，工厂史要读，理论文章、毛主席著作尤其要读。但是我的心情为什么总也不舒畅呢？有什么自私和个人的欲望没有得到满足吗？好像不是。那是为什么呢？我不能团结人，容易看缺点而瞧不起人，也瞧不起自己，说来说去，我似乎有些骄傲，因此，在谈起那些充满革命热情的文章时，引不起自己的激动；读了那些充满崇高哲理的文章时，引不起我的深思。写到这里，冷静一下，自觉地想一些问题，我舒坦多了。
　　老潘在读我修改的稿子。他关心我的成长。午间吃饭的时候，他对我说：“你初当编辑，对作者的稿子，勾一勾能用的就可以了，不要把作者的原话都改动了。”但我有反感。因为他在批评我的时候，并没有看我改后的稿子。空有一腔热情不是够的，要很好地团结人，一起前进。
　　
　　1960年10月21日星期五晴（1558天）
　　《鞍山文艺》11月号的目录登出来了，上面有我写的那篇特写《革命人》。为党做了一点事情，我很高兴。
　　思想改造要继续加强。从革命的利益出发，不从爱护的观点出发，就不能全面地看问题。在《光明日报》上看见李希凡讨论《创业史》的文章，那口气比以前谦虚多了，也老练得多了，是一种商量的口气，不是一下子把对立面树起来，把话说死了。这种风格值得学习。
　　晚上在文化馆看电影《卧龙湖》，风格不太高，细节处理得较自然。写了人民的革命精神，但矛盾处理不十分的恰当，把保守派写得太嚣张了，却没有写出何以如此的依据。
　　老张昨晚给郭书记整理材料一夜没睡。这样的事情我也做过。
　　
　　1960年10月22日星期六晴（1559天）
　　上午访问了两位工人：金克治和赵文恒。金克治38岁，是机械车间的工段长，瘦瘦的身躯，窄小的脸，戴着一顶黑帽子，言语迟，但有一股倔强的力量。说话总打着横剪竖劈的手势，胸脯也随着胳膊震动着。
　　我问：“你入党宣誓的誓词是什么？”
　　他说：“忘了，反正就是坚决到底！”
　　这一句话就够。
　　赵文恒是个老工人，六十多岁，个子不高，肩膀很宽，直着身子走路，精力充沛。高高长长的眉毛，给那张乐观的面孔增加了朝气，紧缩的下颏，显示出一股生死不怕的劲儿，那眼睛看人，总像是琢磨事儿似的。
　　“小田评上劳模没有？”他问在一旁干活的徒弟。
　　“评上了。”
　　“好！小伙子活计干得好，就是思想有点不开窍。这个缺点一定得给他指出来。”
　　这是他和徒弟的这样一段对话。
　　我叫他谈谈“老铁人”这个名字的来历。他说：“党和毛主席领导得好，我为什么不干？现在这些小伙子说干活累，哪有给日本人干活累？”老铁的眼睛瞪得老大，对我反问。“那时，四五个小鬼子包一个中国人，你说那些活都是谁干的？”
　　我根本回答不了他的问题。这样有理有据的谈话，使我感到愉快，像小孩子听一个有趣的故事。“那时候干活，泥沙、模型，什么都得自己张罗，现在什么料都送到你跟前，满不过是数量多一些，可现在是给谁干活？那时是给谁干活？”
　　忽然想起一宗事情，他对坐在地上抽烟的人说：“说到沙料，老张说咱用得多了，能不能想法省着点儿？得合计合计。”他转过脑袋，做出认真思谋的样子。
　　他谈到谁在党的培养下进步，谁的活儿干得好，天南地北，趣味横生。工人阶级的集体主义精神、严肃认真的态度、革命干劲，从他的话语中表现出来。这是一位招人亲近的老人。
　　《昂首而来，夹尾巴而去》这篇文章晚上讨论时通过了。这不是我个人的力量，而是有别人劳动的基础。
　　偶然地，我会感到孤独，恐怕是革命热情不够吧？明天继续跑跑材料，把《拥党竞赛》改得更理想。
　　
　　1960年10月23日星期日晴（1560天）
　　晚上，访问厂子里的合理化建议大王杨根法同志。49岁，五短身材，高鼻梁，红脸膛，眼睛和嘴巴总带着笑，额上的皱纹纹路很宽，大约总好冥思苦想的缘故吧？我们谈了两个多点儿，我20点才回来。他是个文盲，创造发明那么多，工人阶级的智慧是无穷的，我不能不为之感动，一定要把他的事迹写出来。
　　
　　1960年10月24日星期一阴（1561天）
　　天气好冷啊，风从敞开的街道吹过来，摇动着树木，干枯的叶子发出清脆的响声。
　　晚上，在文化馆看电影《粮食》。
　　心里发烦的时候，什么也不想做，理智告诉我：没有什么原因使我产生这种情绪。那么，是不是心理素质有问题呢？以后再有这种情况，我会强迫自己做一些事情。
　　修改《拥党竞赛》，因为心里有底，一定能改好。
　　
　　1960年10月25日星期二阴（1562天）
　　改稿子。
　　看《人民日报》关于青年要热爱农业的社论，愿不愿意从事农业劳动是革命不革命的分水岭。这是消灭差别的步骤。有革命理想的年青人都应当从事农业劳动。
　　因为弹簧盒的技术问题没弄清楚，又到杨根法家里去谈了一次。
　　
　　1960年10月26日星期三阴冷（1563天）
　　有些感冒了。晚上肖贲同志给我两包“使痛宁”。读了改好的《拥党竞赛》，大家提了意见，认为思想不高。
　　
　　1960年10月27日星期四阴（1564天）
　　《拥党竞赛》第二次修改。对赵文恒爱党的心情体会不深，穷思极虑写不好，进行得很慢，有点苦恼。
　　晚上讨论《在斗争中成长》《护厂》。
　　
　　1960年10月28日星期五阴（1565天）
　　一连冷了几天，今天比较暖和一些了。
　　早晨讨论《巨龙》，我的意见提得不具体，主要是看得不细。
　　上午又去访问了一下老铁人，想进一步体会他的感情。他是那样热爱党，我写得不够。
　　
　　1960年10月29日星期六晴（1566天）
　　显亭给我来信了，给了我很大的力量。他给我举了个生活缺乏节制而受到团籍处分的例子，要好好想一想，好好学习，懂得生活的意义，获得前进的力量。
　　
　　1960年10月30日星期日晴（1567天）
　　上午把《拥党竞赛》讨论了。午后到工人文化宫看《洪湖赤卫队》，晚上看《金玉姬》。
　　本来打算今天回去取棉衣，社里来了电报，让潘照坤回去，肖贲给买了车票，我就不回去了。
　　
　　1960年10月31日星期一晴（1568天）
　　上午参加两个人的座谈会，两人是王全寿和曲仁发，谈了解放后建立工会的事情。
　　潘、肖二人今天回沈。
　　海港来人找潘照坤，他们厂史的编写遇到了困难：1.如何描写英雄人物？2.工厂史应用什么体制？3.容不容许虚构？
　　不要发什么慷慨，改掉贪吃和浪费的毛病。
　　
　　1960年11月1日星期二晴（1569天）
　　最后读完了《草原烽火》。它的最后部分写得不好。巴图吉拉嘎热和乌云其其格逃到山里以后，对他们获得自由的描写，脱离革命和斗争的形势，成为单纯个人的幸福和快乐，这不是真正奴隶解放的道路。作者也许为了这个目的才这样写的，因为作品里叙述了许多奴隶通过种种方式使自己摆脱被奴役的命运，巴特要求佛爷保护，讲戈壁滩有金银财富的故事，最后，民族和阶级的压迫把他逼上革命的道路，触发燃遍蒙古草原的革命烈火。
　　晚上，在文化馆看朝鲜影片《团结之歌》，情节处理很简单，先从家庭生活方面展开故事。顺必要结婚，永吉要治病，资本家为了帮助日本鬼子开发东北，对工人增加工时，解雇有病的工人，最后说明不斗争就不能生活。就这样，通过工人利益与资本家冲突，达到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目的。罢工领导者不是从正面来展开的，因而他们的思想展示得不充分。
　　上午给四姐、本才、二哥他们写了信。午后，王堃玉领我们到海港去玩，看了公安展览会，又到公园去看菊展。
　　
　　1960年11月2日星期三晴（1570天）
　　晚上到文化馆的读报、杂志，有种自豪感——外国人的眼里，中国是伟大的。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说，他因有中国这样的伟大国家而自豪，这个国家站在反帝的立场，“宁可站着在光荣的斗争中死，不原当亡国奴跪着生。”他对铁托的叛变给予揭露，帝国主义灭亡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在《世界文学》上登着苏丹诗人的诗和日本文学家歌颂中国的散文。那些文字使我看到了伟大祖国对世界的影响。作为祖国的儿子我感到骄傲。
　　旅大市正在进行普选。在选举的时间里，一些年青人到文化馆里来看小人书。一个矮矮的中年人走进来，严肃地说：“请在青年宿舍里住的，快回去参加选举！你们也不想想，放弃了选举权利，能对得起为国牺牲的先烈吗？”
　　青年们都出去了。我也跟着出去，到剧场去看《党的女儿》。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1960年11月3日星期四晴（1571天）
　　上午小蒋领我到车间去访问几个人。一个姓杜的青年说话风一般快，总想一下子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似的，却什么也说不好。蒋洪发是个老工人，穿着工作服，白帆布手套上沾满了油渍。跟我握手的时候，急忙把手套摘下来，谈到第一台机车出厂的时候，十分自豪。午后又去访问郭茂才，是机械车间主任。很容易接近。
　　读报纸关于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的通讯后，认识提高了不少。培养自己仔细的观察力，磨练自己的情感，促使自己热爱新事物。没有不经过培养就成长起来的幼苗。
　　晚上，打算到文化馆去看《青云曲》，票已经买了。小蒋走过来，拿着两张剧票在我面前晃了一下，说：“走，看评剧去！”
　　“什么评剧？”
　　“忘了！”
　　我犹豫了一下。他照我的肩膀撞了一下，说：“走吧，这是招待票呀！”
　　我去了。原来是机床厂演出的《洪湖赤卫队》，是旅大评剧团演的。好得很！任何一出好戏，都要符合辩证法，观后令人信服。
　　
　　1960年11月4日星期五晴（1572天）
　　早晨到杨发明家里去。他还没有下班呢，我在路上遇见了他。我让他谈谈第一辆机车试制过程中党是如何领导的。他说刘厂长曾经叫他多制作一个胎型预备着；具体的情形，他不大清楚，说是当时的车间主任安立贵能知道。于是我到西岗去找安立贵。
　　安的身材矮墩墩的，黑脸膛，尖下颏，能看见刚刚刮过的胡茬子，讲话是眼睛向前，盯得人不大舒服。对党的领导问题他谈得不多。后来大谈他是怎样得糖尿病的。
　　“我以前胖啊，有160斤。其实这病早就得了，到57年才发现我得了糖尿病。”
　　我问：“怎么叫糖尿呢？”
　　“医生不告诉我。后来一个掌鞋的告诉我：吃多少，拉多少。我害了怕了，马上回医院去，在电车上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后来会诊，真的是糖尿病，一天就让我吃二两粮，给半斤肉，六个鸡子。那时这些东西随便买，现在一个月才能吃上18个鸡子。”
　　他对我不大信任。问我宣传部长叫什么名字，厂史办公室谁负责，我自然是对答如流了。
　　午后，厂史办公室的小李子领我跑材料。我到锅炉车间主任苏力红家。他干二班，这时正在家睡觉。我们叫醒他，他呜呜噜噜地说：“那些事早忘了，车间里一千多人，谁记得那些事儿？”
　　我热情地说：“苏主任，好好想一下吧！”
　　“你立马就要啊？”
　　“是啊，明天我就动笔写了，不写党的领导，怎么教育人？”
　　“我有个小本，晚上九点你到车间，我给你翻翻。”
　　晚上我到车间去了。八点半，正是二班工人吃晚饭的时候。办公室里有个红光满面的胖老头在吃饭，不住地眨巴眨巴眼睛，很有趣的样子，眼角和下巴都蓄有肉折儿，光头，样子很像赫鲁晓夫。他对我说，他的眼睛有病。有一次，吊车司机病了，他急得团团转……
　　苏主任来了，胖胖的身子，把椅子装得满满的。
　　“都忘了。”他说，“你需要什么时候的事儿？”
　　“59年10月以后的……”
　　他终于找出了几条。我心想：能把这个本子弄到手吗？就说：“咱俩商议一下：能不能把你的本子借给我看看？”
　　“我都跟你说了嘛！”
　　“厂史写得越具体越好。”
　　“你明天晚上来吧！”
　　“明天白天我就打算动笔写了呀！”
　　“等和张书记商量一下再说。”
　　晚10点钟回到住处。
　　
　　1960年11月5日星期六晴（1573天）
　　晚在厂俱乐部看《老兵新传》。一个有革命理想的人，在任何时候都是乐观的。他能以自己的热情感染别人。因为他相信：他的信仰一定能在奋斗中获得成功！
　　读了《“毛选”》四卷。“革命”这个光辉字眼，已经成为我一切行动的首先考虑。
　　昨天锅炉车间苏主任答应在10点钟在车间里等我。我先走了一步，跟车间里的张书记说好，可以把他的小本给我看看。10点钟苏主任没去，我到他家里找他。他母亲在炕上缝被，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又去做活，用早已预备好的话对我说：“吃完早饭他就出去了，谁知道他到哪儿？等他回来我跟他说一声好不好？”
　　我知道苏主任就在里屋睡觉，第二次又去了。老太太这回是在门口理白菜，撩起眼皮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去拣了一个白菜叶，扔进理好的白菜堆上，说：“晌午吃了饭又走了，谁知道他上哪儿去了？晚上你到车间去找他吧！”
　　我把张庭忠找来了，他打电话给某二部吕书记，说明要小本子的事。晚上我到车间，车间干部都在开会，研究粮食定量的问题。苏主任主动出来，捂着头，不大高兴地说：“你想干什么？”
　　“写党的领导，本子……”
　　“一个破本，有什么？丢了还得登记呢？我的头痛毁了，一天也没着家，领白菜、领鸡食，站排一站就是一天！”
　　这个本子用处不一定大，但我觉得这样做是应该的。这个工作有困难，但是也能锻炼人。
　　晚上，我让老潘给我提意见，他说我言行中有些自以为是的苗头，肖贲同志说我有些夸夸其谈，我向她索取《小胡德和九爷爷》的投稿有些不谦虚。
　　要谦虚、要大胆、要热情、要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