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第1494-1506天

　　1960年8月18日星期四阴（1494天）
　　吃午饭的时候，梁旭昌告诉我：“你、我、肖荣、柴加林调出工作，明天系里具体通知。”
　　这使我感到意外。但外表上，我装出一副不是特别高兴的样子。为了某种印象而掩饰自己的感情，这就是虚伪，不合人的常情。
　　午后，孙书记布置了假期的工作，做了开学后大干10天搞创作的动员。会后，李桓桢通知佟一全、柴加林和我三人到党支部去。我知道是要谈工作问题。果然，孙书记把调出工作的通知告诉我们以后，笑着问道：“能不能想通？”
　　“能！有啥想不通的！服从党的需要！”柴加林首先回答。目光从孙书记的脸上移到桌面上。
　　“佟一全、柴加林、刘玉崑、回俊才、梁旭昌留校工作，尹君、肖荣、盖如翔、于成全到省委去。不要担心你们的组织问题，无论在哪儿，都是一个党。”
　　佟一全高兴地说：“在学校靠组织更近！”
　　接着，孙书记态度严肃地对我们讲了下面的话，目光不时地在每个人的脸上停留片刻：
　　“要端正入党动机，终生做个共产主义者。我由工作单位来到学校的时候，也有些想法：想要专一专，最初叫到外国文学教研室，后来又搞支部工作。工作起来，什么都学会了。现在，还有不紧张的地方吗？第二，到工作岗位要虚心学习，老同志的经验很多，要时刻把自己当成小学生；第三，要以毛主席著作为指导思想，只要思想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就是无往而不胜的。”
　　于国范书记传达关于针织品计划供应的决定，号召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们根据学习的需要，献出节约下来的布票。
　　晚上，到校部看中中文系自编自导的话剧《地下烽火》。头两场不好，我和倪凤鸣第三场没开演就出来了。
　　
　　1960年8月19日星期五晴（1495天）
　　系党总支秘书于国凡进一步指示我们：“调出工作，首先想到党对我们的培养。随着文教事业的发展，文化机关需要一批工作人员。你们没有毕业，也只好把你们调出去工作。我们系还将抽出30人充实教师队伍。第二，不要翘尾巴，到省委去的人都要经过黄火青书记的批准。调到教研室里去的人有光钻书本的倾向了，有的闹教研室，不满足，就有情绪，工作消极，甚至与组织对立。这种人，以后还可以让他回去。首先政治上不合格，那就再当一年学生，锻炼锻炼，以后一起分配。”
　　听说我到文联工作，如果真的在那里而且是搞文艺创作的话，我很想能到农村去再锻炼一二年。
　　拿了学生科的介绍信，几个人一起，在午后到省委文化部。文化部一位浓发、清瘦的中年人接待我们，态度和蔼，让座倒水。他看了介绍信，到外面去了一趟，回来时说：“刘部长正在跟一个人谈话，请稍坐会儿。”他指着靠北墙的书橱说，“那里有杂志，随便翻看吧。”
　　我们点头，他就坐下写东西。南面桌上的电话铃响了，他立即放下笔，两脚像踏着薄冰似的走过去。
　　一个年轻干部拿着几份介绍信，在我们的旁边坐下来，有一双亲切而敏锐的眼睛，说：“学校跟你们谈过了？”
　　“没有，光叫我们到文化部接洽。”
　　他说：“我省的文教事业发展很快，各位来到这里是一批新生力量，我们是非常欢迎的。”接着，他各自把我们要去的单位介绍了一下。说我要到春风文艺出版社去工作。
　　我的感想很多。这位姓于的干部说：我们四个人将分别到三个单位去工作：电影制片厂、文学研究所、出版社。我预料到我可能到出版社工作，给别人看搞子，自己不能写。这是在头脑里一过的念头。
　　“到这里，首先是国家的需要，”这位于同志接着说，“然后是个人的志愿，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明确政治方向，要虚心向群众学习，搞创作的恐怕尤其需要这样。”
　　“政治挂帅、听党的话。”每个首长向我们提出要求的时候，总是把这放在头一条。这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啊！它的重大意义不仅在于，失掉它会犯错误给个人带来影响，若是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辜负了党的培养，那倒是更值得悲痛的。
　　拿着文化部的介绍信到出版社，人事科负责人不在家。文艺编辑室的张慧对我说：“你明天再来吧！”我问她党支部书记是谁？她不很准确地说：“大概是吴振业吧？”
　　出版社办公楼是一所古老的青砖房，据说旧社会是东三省的总督府。院子中间有一个圆形的花坛，里面长着一棵松树。就在这样一幢平常的房子里，编印出多少书籍。党的政策，毛主席的思想，把人们的智慧点亮，又把人们的意志统一起来，或许这是书的作用吧？
　　
　　1960年8月20日星期六（1496天）
　　打电话给出版社，叫我直接到人事科去。到出版社以后，领导同志在开会。传达室的王同志叫我等一下。有个斜眼的中学生扒着门口问《文艺红旗》编辑部的地址。王同志把头一摇。这个学生大约是打听稿件的命运如何的吧？在幻想的世界里，把自己看得很高大。我何尝没有这种幻想呢？
　　人事科一位叫李慧君的同志把我带到楼上的人事科。她问了我的家庭情况和经历，我分配到文艺编辑室。李把文艺编辑室副主任王大学找来。王对我说：“你先把行李搬来吧，我在开会，以后我把情况给你讲一讲。”
　　他把我领到行政科，换了粮票。先我一个月到出版社的王德昌是辽大我上届的毕业生，热情地跟我打招呼，帮我买饭。
　　补记：春风文艺出版成立于1959年3月，是辽宁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的副牌，出书用春风社名称。编辑室主任石果，副主任王大学，诗歌编辑厉风、音乐编辑寒溪、戏剧曲艺编辑耿瑛、郜文、张慧、白摇，儿童文学编辑李兆德，小说编辑杨麦、潘照坤、王作昌，盖如翔新来，安排在小说组。共13人。春风的名字是省委宣传部长刘异云起的。
　　
　　1960年8月21日星期日晴（1497天）
　　早晨，我把行李搬到出版社来了。跟德昌住在一起。本来想把书籍都搬来，太沉了，没搬动。晩间回到出版社来，王大学告诉我，人事科已经准假，最好26日回来，列席省里第三次文代会。到办公室几次，都看见王大学在学习文件。这里的生活好像很紧张。
　　
　　1960年8月22日星期一雨（1498天）
　　顶着细雨回到学校，跟肖荣一起办了离校手续。丢失了图书馆的两本书，按价赔偿了。然后回家。
　　车上很拥挤。路过本溪，见路两旁的庄稼都倒伏了，沾着淤泥、格荛，太子河大桥被洪水沖断，现在已经换上木桥墩，河面上又架起了浮桥。筑桥工人在河两边搭起了帐篷，河边堆着木头、石料，倒塌的房子重建了炉灶，炊烟在屋子的周围缭绕。
　　火车到半夜才到达安东。细雨仍然在下，星星点点地落在沥青路面上，路灯将雨湿的马路映照得明晃晃的。
　　来到四姐家。四姐胖了，她现在是车间主任了，文化浅，对生产数字掌握有困难，但她工作得很好。梁旭昌曾对我说：“从你姐姐的经历当中，能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工人当了主人，原来给资本家做工，现在给自己做工，原来是包装工人，现在已经是国家干部了。”
　　四姐对我说：“你那个工作要非常注意思想性，出的书直接与群众见面，一旦出了坏书，就可能对社会产生坏的影响，给党的事业造成损失。”我们的共同感觉是：党多么培养我们，只有忠心耿耿、一心一意地去工作，才能报答党在我们身上花费的心血。
　　四姐家的粮食不够吃，三角菜掺了少量的全麦粉烙饼，味道很香，炸了些芸豆叶子，也准备合到面里去。党正动员全党全民抓农业，中国不富裕，加倍地工作吧！
　　
　　1960年8月23日星期二晴（1499天）
　　到街上去看看，新的建筑伫立在路两旁，原来在这一带低矮的木板房已经不见了，饭馆门前喧闹的人声现在被工地上工人的劳作声所代替，这个英雄的城市一片繁忙景象。镇江山入口处修起了中国风格的门楼，代替了日本人修建的石头门柱。
　　鸭绿江面涨高了，却仍然是那样平静。街道通向江边的地方，用草袋堵上了闸门，这是抵挡洪水留下来的。午后到家。二哥和三哥都在部队的食堂里吃饭。二嫂到山上采了些在大耳朵菜（一种野菜）打饼，我吃得很可口。
　　
　　1960年8月24日星期三半阴半晴（1500天）
　　把旧书整理了一下，没用的都卖了。十点多钟到二姐家去。自行车过浪头后，链子断了，徒步走到二姐家。
　　二姐在食堂做饭，家里没做饭。吃了一顿烤苞米，二姐把鸭蛋端上来了。她头痛、恶心。
　　回来路上，见沿江一带，新建的工厂大都竣工了。到二姨家逗留了一刻，车链修好后就回家了。
　　二哥进步了，但还没有成为自觉的工人阶级的一员，他说：“你有意见有什么用？只好向前走。”
　　二嫂又给我打了饼。
　　
　　1960年8月25日星期四晴（1501天）
　　三哥给了我50元钱，大姐给我拿了两个大鹅蛋、四个馒头，买了一双皮鞋，9尺人造丝与人造毛合纺的哔叽料。11时半上火车，晚10点才到出版社。行李搬到后面的小楼里去了，这里住的都是单身汉。
　　王德昌与姓唐的下乡去了，只有冀凤荣在家。他是从锦州农专新调到农业编辑室来工作的。
　　
　　1960年8月26日星期五晴（1502天）
　　文艺室的王大学和曲艺编辑耿瑛参加省文代会去了。诗歌编辑翟厉风同志从乡下回来，是一个瘦瘦的人，说话慢条斯理的。午后，王大学叫他把编辑室的情况向我介绍一下。
　　我担任农村小说和公社史这方面的编辑工作。这方面的来稿可用的不多。西丰何龙公社史是准备明年献礼的，听说写的不怎么好。他叫我把本社过去出版的书都看看，水平如何。有一些稿件看完后，可与他交换意见。在组稿过程中，可能发现一些有前途的作者，我们有责任扶植他们。
　　编辑工作，可以说是一个园丁的工作，他培植香花，清除毒草，需要勤恳、认真，埋头默默工作，看见一本书出版了，那就是收获。但果实是否丰满而甜美，就看你付出的代价如何了。
　　
　　1960年8月27日星期六晴（1503天）
　　列席参加省文代会，在艺术剧院听马加同志传达周扬在全国第三次文代会上的报告。
　　心里充满了乐观和激动。这个报告还在修改中，以后会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党的一切工作都是那样严肃，因为报告有指导文艺工作的纲领性质，又有重大的国际影响，思想要正确，所以需要讨论。
　　毛主席的文艺路线是很完整的，方向、道路、方法，是在几十年的文艺工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它是在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中形成的，在实践中一步一步地明确起来，成为指挥文艺大军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得力武器。
　　组织关系由省直团委转到本社。
　　晚上，董淑玉到我的住处来，我谈了几天来的感想：不了解情况，看问题容易片面，对人要热情，以一个革命者的态度对待周围的事物。
　　
　　1960年8月28日星期日晴后雨（1504天）
　　晚上把周扬同志的报告读完了。感想很多，主要有：
　　真实性问题。修正主义宣扬描写人物的复杂的内心世界，反映了资产阶级对前途的悲观和失望，是内心矛盾的、两重性格的写照。我在《欧林老头》这个短篇中把一个老贫农写得很自卑，他被自私的观念压得抬不起头来。这种对人物性格发展合理性的安排，违背了客观真实，坠入卑琐的自然主义的泥淖中。
　　《社会主义文学艺术道路》带有极大的鼓动力，是一篇战斗的文艺纲领。在对党的文艺方向、道路、方法的论述中，无一处不指明无产阶级文艺和资产阶级文艺的尖锐对立。没有这种斗争，就不可能开创社会主义的文艺道路。
　　文艺家要通过革命斗争与生产劳动来改造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是文艺家在思想领域里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标志。作家要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首先要使自己具有共产主义的思想。作家要在劳动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知道知识分子的两重性格。二元论和多元论的唯心主义哲学要彻底打垮。
　　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和发展，总结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规律，培养文艺新生力量，批判和继承古代遗产，是文艺批评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有许多工作需要做。要学习。杜鹏程的小说需要研究。这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白天给哥哥、姐姐们写了信，共三封。然后到大舅那里去。他对于自己的生活很满意，但对农村办食堂不讲实际有意见。人家分散不应当办，办了就是主观，就是不顾条件。这种观点不很正确。
　　做革命的促进派，培养自觉的责任感，做事要看是否有利于党。这样，就不会迷失方向。明天将开始一个新的、有规律的生活。早晨读大舅送我的马列主义原理，白天读毛选，晚上读当前文艺政策或搞点作品研究。加强身体锻炼，严格控制饮食，使生活朝气蓬勃。
　　
　　1960年8月29日星期一阴（1505天）
　　上午到艺术剧院听安波同志传达周总理、李富春、陈毅等几位中央领导的报告。发奋图强、节衣缩食，以尽可能高的速度把我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
　　午后参加社内的整风会，以反官僚主义为中心，给领导提意见。大家对副社长黄洪年和副总编刘丹华的意见最多。黄洪年对省委支援农业的指示只是签批了一下，并未付诸行动。民族器乐曲集作为向第三次文代会的献礼书，由安波同志带到北京去，但只有第二集，没有第一集。安波同志在北京用信件、电报和长途电话来催版，但领导认为短时间内不能出书。《列宁主义万岁》出版以后，答应给省委书记们人手一册，然后发到各单位去。行政科为了购买物品方便，给商店买了几百册拉关系，到省委书记要书的时候，还得到书店去买。
　　后来大家都不发言，掌握会场的刘丹华很不自在地活动着身子。他点名说：“陈芳歧，你们农业编辑室讲一讲吧，不是都准备了吗？”
　　陈芳歧在座位上挪动了一下，眼皮撂了一撂，又盯着手上的小本子。我撇见他的本子上密密麻麻写了不少字，看来准备得很充分，但是，他客客气气地说：“我们几个同志研究了一下，还没大想好，有些内容上次已经讲过了。”“有多少讲多少。”刘副总编敦促着，投去等待的目光。
　　陈同志发言了，说他本人对“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理解得不够。地方出版社应当面向农村，但我省工业占着重要地位，怎样贯彻这个指示？对党既照顾到人民的长远利益、又照顾到人民的眼前利益理解不深，使有些事情不能马上做完。
　　陈同志说完，会场又沉默下来。刘副总编把头转向总支书记吴振业：“你讲讲吧！”
　　“大家说说吧，意见还没提完呢！”吴书记和蔼的目光从大家的脸上掠过。
　　在这里，大家对领导都直呼其名，和我在学校的情况不一样，是不是不够尊重呢？
　　“让我说说吧！”吴振业弹了弹烟灰，慢条斯里地发言了，“目前整风，我们还没有普遍动起来。大家说，每次运动都给领导提意见，领导能改吗？我们正在改。出版科提出出书时间问题，最多不能超过一个月，最短七天就出来，这是以前不能想的事情。工人提出向时间要钢，农民提出向时间要粮，我们怎么办？向时间要书！政治编辑室还拟定了抗灾自救的出版计划……”
　　银行来人动员储蓄，吴书记号召说：“我们要学会过日子。有一个人穿了件夹克去安东，嫌热，从安东回来的时候，夹克没有随身带回来，而是打包邮回来，十足的娇气……大家要积极参加储蓄，不要以为今天存了明天取回对国家用处不大，你看见坐电车的吗？每站都有上有下，车上总是保持一定的人数……”
　　晚上，文教编辑室一位姓刁的同志来我们编辑室倒水喝，我做了自我介绍之后，他看了看表，随便坐在凳子上，说：“好啊！这里的工作很好，我是爱上编辑工作了。”
　　“工作一时还插不上手。”我有点难为情的样子。
　　“你过去没做这件工作吧？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我原来是在省委宣传部宣讲团工作的，调到这里来也是苦恼了好长一段时间，工作已经五年了，现在还在学习。多观察，多问。”他拿起茶杯，呷了一口水，太热，急忙放下。
　　“在这里工作好像不如在学校紧张。”跟这人谈话是这样随便，我毫不顾虑的谈了这几天的想法。
　　“不。”他每说一句话，头都做出一个相应的动作，活跃而爽朗的样子。“这里是机关，比学校的生活更丰富、斗争更尖锐了。出版工作能让你见见大世面，上至省级领导，下至平民百姓。盖楼房固然不易，编辑工作能把楼房的宏图修饰得更美。”
　　我说：“这里的人为什么不那么热情？”
　　“不要看这些次要的表面现象。最主要的是：你爱不爱这项事业？对它有没有兴趣？”接着他谈了出版工作的重要性。“每年上缴一百万的利润，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国家的重要企业；从宣传意义上讲，它对党的事业起着不可少的作用。从出版性质上来讲，它又是国家的权力机关。”“楼房高不高，人有多少，工资多少，都不用想它，向老同志—你们这里的郜文同志很好—学习，钻进去！”
　　“钻业务应当从哪些方面入手？”
　　“第一，要学习党的出版方针政策，三服务：为政治、为社会主义建设、为群众服务；三化：群众化、通俗化、地方化；三性：正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其次，主要是对修正主义批判的学习……”
　　到11点才结束这次谈话。他忙着编一部教材，家住北陵。因为晚了，他在宿舍里睡了一夜，明天，他可能又带着充沛的精力参加支援农业的运肥劳动。
　　我爱编辑工作，我爱出版事业！
　　
　　1960年8月30日星期二晴（1506天）
　　上午听了安波同志在省第一次文代会上的报告：“我们要有勇气登上高峰，因为我们是出现登上世界屋脊的英雄时代，我们有方向、有道路、有方法、有志气！”
　　午后把厉风介绍的本社出版的几篇有问题的小说读了一下。能初步地发现一些问题，但尚停留在感性阶段，比较模糊。钻劲、耐心、认真，都没达到使自己满意。要努力。
　　刁同志给我指出的方向是正确的。他是个党员，只有照他指出的那样去做，才能当好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