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矿山画家

　　枫林煤矿矿区电影队的广东客家人乔家英从文革前的反右斗争开始，经历了三次干部下放劳动。第一次是1957年开始的干部下放劳动；乔家英从省会福东市的文化厅社教组回到了红岩，他在红岩，按地区行署的要求组建了红岩电影公司；第二次是60年红岩行署进行精简机构、下放干部；他又被下到了到了新成立的枫林矿务局；第三是文化大革命中下放干部，他又从枫林矿区的机关电影队的管理技术岗位，下放到工区的干部独立排，而后又从独立排安排到四号井工区的轮锯班，最后按劳工又根据领导的意见安排他在采煤队负责扒煤和在井下中央车场负责卡煤。别人是一步步向上走，但他这个矿山画家之称的国立美专毕业生却一次次向下走。
　　这个为矿工们在矿区的各个工区巡回放电影的年轻人叫乔家英，是广东梅县的客家人。五十年代初，乔家英是最早的东南电影技术学校干部班的第一届毕业，作为一个电影技术干部专科学校的毕业生，他掌握着全套的电影放映和维护的技术。电影在五十年代就如同现在的手机微信一样受到热烈的欢迎和喜爱。在此之前，他还是国立美专的学生，这在五十年代的南方煤矿的确是一个大知识分子。因为祖上就是开办私塾的，在大部分人连吃饭都十分困难的时候，他不仅能去读书，而且学的还是美术专业，并且还写得一手好字，读过无数的书，熟悉中国文学历史和人文地理。也是枫林矿区少有的拥有正规的大学文凭的干部之一。
　　1958年，枫林矿区开始上马建设了，成立了枫林矿务局，他作为电影技术干部，被要求参加支援矿山建设，他就此来到了枫林矿区，并在此工作了一生，并从井上干到井下。八十年代初，他退休了，是在枫林矿的四工区一排，这是当年的下放干部组成的一个独立排。这独立排中，除了排长由工人担任，其它人员大部份是干部身份的人员。
　　乔家英，当时的年龄他也就在30岁出头左右。乔家的三个孩子，都是男孩。分别叫乔大坤、乔仲坤、乔子坤。乔家英的性格是诚实和忍让、忍辱负重、与世无争的性格，但他这种与世无争的秉性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气，反而成为他一生的不幸。乔家英的一生从毕业分配在东南省文化厅搞社教开始，几乎一直都是向下走、向下落的。乔家英根本的也是唯一的不足就是在历史上抗战国共合作的年代，他正在国立美术专科学校读书，他和其它同学一样响应了老师的要求，与全体同学一道，集体填表加入过国民党。因为档案中有这样一个历史记录。这也是乔家英自己在永定县城解放后，加入工作队时向组织坦诚交待过的主要问题。
　　乔家英因为是国立美专的毕业生，懂艺术，曾被抽调到东南省文化厅工作。后来他被组织上送到福建电影干部技术学校读书，毕业之后，因为在全国要组建200个电影队，被分配在龙岩地区组建龙岩电影公司。以后组建东南省漳龙矿局，需要有电影队支援矿山建设，乔家英又从龙岩这个闽西城市来到了山区的樟林矿务局。
　　一九七一年开始组建东南省生产建设兵团，省内到处都在画毛主席的巨幅画像，他也应军管会和矿革委会的指令，在两年间共画了三次。第一次是画了一幅东南省在文革中最大的一幅《毛主席在天安门挥手检阅红卫兵》的油画像。这幅油画的规格是四米宽、六米高。在制作的时候是用九宫格放大后，一笔一笔用了几个月时间画下来的。第二次画的是模仿刘春华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第三次画的是《毛主席在九大主席台上》那幅著名的照片。从文革开始至东南省生产建设兵团的1971年到1974年八年间，乔家英画了大约二十多幅的毛泽东油画。作为一个受过国立美专专业训练的画家，象这类模仿公认的红色经典油画作品以及画彩色照片作品的工作，主要是耗废体力，倒不需要太多的所谓创作能力，但乔家英依然在非常认真的当作严肃认真的政治任务去做，甚至还叫上二儿子乔仲坤一起参与这个无报酬、还消耗很大体力精力的画画工作。如要画《毛泽东去安源》，《毛泽东在天安门上》《毛泽东在九大》等数十平方米的巨幅油画，第一步是要先搭几层棚架，用竹子或钢管，一个人要在太阳下往往要晒几个星期。通常画这种巨幅油画，必须先在大幅照片上打格子，行话叫九宫格，然后在要画的水泥墙上再依样打出比例一样，但格距更大的格子，再开始找出基本的素描线条，再开始刷漆上油画色。乔家英画出的领袖像总是比实际的照片要更好看，一是油画本身特殊的滑润和鲜艳，二是色块的层次感体积感更好，三是有线条特有的美感。在油画完成干透之后，再刷上一层光油。这个过程前面要遮一块大布，不能让人看到整个绘制的过程。特别是打初稿的时候，线条要准确。但还是有人好奇，往往钻进后台去看黑白线条画的初始的描线状态。有人向领导说，乔家英把毛泽东画得像采煤队的采煤工一样，这几乎又成为一个罪状。后来造反派中有懂点艺术的人认识这是画油画中一个程序之一，要打样稿，造反派自己也觉得这种观点站不住，显得有点外行，就没有再找麻烦。最头疼的是造反派要求每个人都给画一个小型的毛主席像，后来这个不合理的要求乔家英竟然也还是办到了，他采取木刻画的办法，用塑料纸刻出底版，然后用油料进行套色印制。乔家英的工作告一阶段后，矿上的革委会那批人，要求乔家英制作舞台背景，因为要组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乔家英又临时到宣传队画画。后来乔家英又被团部临时抽调到阶级教育展览馆负责宣传画的制作。
　　在当年，搞阶级斗争教育活动几乎就是煤矿企业和职工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了，枫林矿区革委会也要组织开展阶级教育活动了。矿上的革命委员会决定搞一个阶级教育的展览馆，这个教育的形式就是学习和模仿中央美院和四川美院收在四川搞的大型历史博物馆《收租院》的形式。
　　枫林煤矿也组建了一个班子，由国立美专毕业、在文革中已经画了许多毛主席肖像的乔家英，矿务局中学的美术老师李金书，负责撰写解说词的陈从滨以及一个会搞雕塑的江西兵团战士，工区的保卫干事小高等七八人一起，负责进行展览馆的筹建。讲解员则由已经停课了的学校的几名师专毕业的女教员组成，其中就有陈梅芬和赵祖琴。负责撰写解说词的陈从滨后来当了煤炭工业局的财务处长，后又提拔为煤炭集团公司的总会计师，成为一个副厅级干部。退役军人江西人小高家在农村，他过去是向一个雕普萨像的师父学的雕塑技术，他说雕塑很简单，只要用糯米、黄土和棕丝三合一做材料进行雕塑，这些材料就近就能找全。矿上为提高阶级教育展览馆的建设质量，特意组织他们几人专程去了一趟四川，参观了闻名的、由中央美院和四川美院合作进行创作的大型历史博物馆《收租院》。他们觉得这趟学习很有意义，收获很大，在技术和思想认识都有了很大的提高。阶级教育展览馆经过全体人员的努力，终于如期开展。
　　在整个展览馆的建设过程中，乔子坤作为小学生，可谓得天独厚，他发现展览馆中有很多被列为批判的封资修的书集，其中的一些书集内容其实很好，比如徐特立的《我的一家》，还有《红岩》、《老共青团员》等等。但父亲不肯他将这些禁书带出来。乔子坤发现展馆有一个屋角已经垮出一个小洞，这个小洞刚好可以容纳一个小孩的身体进出。到了晚上，他就从这个小洞偷偷进入展览馆，展览馆内有灯光，乔子坤找到自己喜欢的几本书，他偷偷弄出几本。
　　乔子坤自己看完了就拿给同坐的女同学陆婉秋看，女同学陆婉秋也爱看的不得了。这批定为黑书的小说在学校中悄悄流传，终于被老师发现了。郭忠在回到福建煤炭工业局担任局长后，不计前嫌，对一批有文化、实干和有组织能力的干部进行了提拔，在被他提拔的处级干部中，有一半人是在文化革命中反对他、斗争他、想要他下台的人。
　　学校的工宣队书记叫杜昆寿，他曾经是一名普通机修厂的车工，但在一次派性的械斗中为支持郭忠被红革会的人用刀子桶伤了肚子，住了几月的院，以后提拔他被学校工宣队的队长兼书记，这个职务相当于企业的中层干部，这对杜来讲已经是天大的造化了。工宣队书记杜昆寿认为这是学校的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是资产阶级在与我们争夺接班人，他要查这批这几本书的来路。他的观点受到教政治的老师陈维钦的反对，陈老师说，这个口子开不得，这几个学生爱读书并没有大错，无非就是读的书不对而已，这几本书也不是他们写作和印刷的，他们无非就是好奇。他们也无法事先获得学校或单位通知的禁止阅读的书单目录，事实上也没有为样的正式通知，他们无非就是看了看而已。他们连初中都还没有毕业，能不能看懂还很难说，更不能说是这几个学生让读物的流毒扩大。如果说是资产阶级在与我们争夺接班人，那也说得过重了，即然是一个阶级——资产阶级与我们争夺，那争夺的就不只是我们一个学生，可能是一整批学校，甚至是一代人了。知道资产阶级的企图，而我们学校就更不能将这几个孩子推给资产阶级，让我们的学生成为他们的接班人。我们对自己学校的教育要有自信，学生在我们学校学了多年，具有一定的识别力，不能说一本书就能将他们转变了，学校要保护和教育他们，这是我们的责任。
　　陈维钦老师的观点得到大多数老师的支持，看黑书这事不了了之。显然，多亏了政治老师陈维钦的保护，否则乔子坤还会因此牵连到父母，至少也得挨一顿揍。
　　后来政治老师陈维钦调到厦门市，先后担任了组织部长、工会主席、常务副市长和人大主任等职。并在远华事件中成为厦门市委中唯一没有问题的高级干部。这是后话。
　　矿区宣传队停办后，乔家英又被矿上安排到井下中央车场翻罐笼负责卡煤，这个工作几乎是煤矿工作时间最长、而且最为消耗体力的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