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河北队趣事与怀念战友（三）

　　怀念战友1266
　　1969年夏天的二龙山，正是麦收时节，阴雨绵绵，蚊虫很多。北大荒的蚊子那叫大，飞起来“嗡嗡”作响，而且有好多是毒蚊子。那时我在食堂当炊事员。夜里值班时，左脚脖子被毒蚊子叮咬，用手挠破感染了。我开始没在意，后来就感觉发炎了，起包了，灼热疼痛，逐渐扩大，腿肿了，小腿有红线了，我躺在二层铺上动不了了。
　　肖大娘听说后颤巍巍地来看我，叮嘱我找根红头绳或者红线绳在膝盖那疙瘩系上,很快就会好的。我试了两天不见好，患处不仅胀痛加剧，摸着还热乎乎的，形成了脓肿，且阵阵地跳痛。吃了连队翟大夫给的消炎药也不管事。又过了两天就更严重了，脚脖子中间有溃烂的地方渗出脓液，发高烧、寒战、头痛等病症。翟大夫给我打消炎针，还不见好，没有办法，只得送团部医院。
　　当哈市知青、我的战友李春阳背起我来上拖拉机的时候，突然那个脓包破了，血水和脓顺着脚面一起流出，走一路，滴一路，又痛又胀，我差点晕过去。到了团部医院，大夫看了后说，需要马上住院治疗。值班的男主任医生姓苏，好象是个女人的名字：苏玉姣？很果断，让我马上进手术室。当时诊断：急性蜂窝组织炎。
　　苏大夫在脓包的周围打了麻药，然后就动手术切开排脓，进行挖割，把腐烂的肉和脓血一并去掉。尽管打了麻醉针可还是很疼。但是，我有股坚强劲，记得当时整个大腿及至全身都颤抖了，我手紧攥着手术台的两侧，没有喊一声痛，后来全身都被汗水浸湿。手术完，李春阳把我背进病房，打针，吃药，然后又把我患病的左腿抬高固定在病床的床帮上。护士在我的病床前挂上一个“特护”标记。那时，我成为医院第一号危重病人。
　　以后每天换药就跟受刑一样，要用酒精对伤口消毒，换药棉，放药布，做引流，因为不打麻醉针了，只能靠我咬牙挺过。经过一周时间的治疗，可以看见伤口渐渐长出新肉，慢慢收口了。又过了半个多月的时间，伤口愈合了，周围的新肉逐渐向中间生长，但是新肉表面长的凹凸不平，大夫用一种药天天“烧”新肉，烧了之后，结痂，脱痂之后，才平整些。无论如何，怎么也不象以前那种原始的平整模样。40多年之后的今天，我脚脖子被蚊子叮咬后的手术痕迹仍清晰可见。
　　李春阳护理（北大荒人称为“伺候”）我大约有两周。我那时不能下床走动，必须卧床休息，吃饭喝水都在病床上。开始每天换药，春阳背着我来往换药室，后来我能活动了，他搀扶我走来走去，为了减轻局部肿胀和疼痛，他经常要抬高我的患肢，还不断用热毛巾热敷患处，以促进血液循环。我现在想起来感恩不尽。
　　李春阳，我一生都不能忘记的战友，后来失去了联系。
　　数年前，在天津碰上了贾老师（落户在天津的哈市知青），我拜托他如果回哈尔滨看见李春阳，向他问好，有机会我一定要面谢他。
　　最近听战友说，春阳已经去世多时了。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长时间地沉浸在对春阳的思念之中，每想起当年我生病时他为我做出的一切，我从心里深深地感激他。我诚挚地悼念这位可爱的战友，祝福他在天堂安好。
　　黑龙江兵团，我们曾经生活战斗过的地方，那是个团结友爱的大家庭，在别人有困难时候，总有人站出来帮助一把，总有亲切的笑脸,浓浓的亲情,总有超乎亲人般的相互关爱。那种可贵的情感，令我今生今世难以忘怀。
　　1970年冬天我们排部分战友在河北队鹿圈前的合影
　　
　　在大锅里洗澡1339
　　——兼悼念老于
　　马号的老于是一个非常老实厚道的东北吉林人。我是通过大鹏认识他的。
　　1968年深秋，二龙山早就大雪封山了，那时我们刚下乡到黑龙江兵团6团。有一天傍晚，天已经黑了，我躺在宿舍的炕上，看见从外边进来了一个人，他把背着的一卷行李往炕上一扔，帽子一摘，露出了光头，随即就躺下了。他就是从9连“发配”来这里的大鹏。
　　大鹏是北京人，当年17岁，听他说，他们一伙人文革初期是北京红卫兵成员。后来在北京折腾得挺厉害，这年夏天家里人就和黑龙江兵团联系，让他们来这里下乡锻炼。他们来了七八个人，都是解放军总后勤部的干部子弟。又听说到了9连，大鹏他们也不老实，常结伙和别人打架，惹怒了当时的团领导，就把他们都分散到最艰苦最边远的连队去。
　　在9连，大鹏结识了天津知青过强。过强是我在天津的邻居。听说大鹏要到25连，过强就介绍了我，所以大鹏和我也就见面熟了。他到了我们连队被分配跟马车，也就天天和马号喂马的老于打交道，不久就很熟了。马号白天把马匹都放出去了，除了打扫卫生外没什么事情可做，只有晚上需要上夜班，看护马号，拌马吃的饲料，喂夜草等。老于，人挺和气，经常邀请我们晚上到马号去玩。
　　刚到连队时我们没有地方洗澡。我们所住的宿舍仅20多平方米，进门是一米多宽四米长的通道，两侧全是二层铺，能睡20多人。如果大家都在屋里，绝大部分人必须得上床铺，否则地下站不开。加上是老房子，火墙火炕都失修，所以冬天屋里很冷，根本不能洗澡，只能偶尔用温水擦身子。经过老于介绍，我们居然晚上就到马号洗澡了。马号有个大灶台，灶台上放有一口直径一米多的大铁锅，晚上糊黄豆和煮饲料后就闲下来了。这时，我们就舀些井水把大铁锅烧开，先盛出一大桶开水，然后撤火，再往大锅里兑满凉水，温度适中就溜进锅里泡澡了，身子泡暖和了，就坐在灶台上搓，分上段、中段、下段洗。就这样一锅水，凉了再兑些热水，几个人轮流洗，洗完后将水淘干倒掉，把铁锅烧干，炒黄豆。二龙山的大豆是出口小日本的，个大粒圆，饱满金黄，嚼在嘴里满口喷香，至今回想起来还津津有味。我们边说话聊天，边吃炒大豆。在煤油灯下，三四个人足能度过一个干净轻松的夜晚。回来睡觉，躺在被窝里，别提多舒服了。这种待遇当时不是任何人都能享有的。从到了连队开始就在马号里洗澡，直到老于去世，大约有半年时间。老于是患急性肠梗阻去世了。发病时在连队，用拖拉机把他送到20里开外的团部医院时就已经穿肠没救了。
　　听到老于死的消息，我挺难过。当时我已经是排长了。连部开会时听领导们念叨，老于家的远房哥哥来料理他的后事。人被埋葬了好多天，那位“哥哥”依然不走，他找到连首长说，有人对他讲，连队有老乡曾找老于借过10块钱，让连里帮助查查。那时我们在食堂吃饭，馒头四分钱一个，一块钱能买25个馒头，够平常人吃5天的。10块钱可以买250个馒头，是老于一个多月的饭钱，可是往哪里去查呀。这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一人死了，借钱的人也没有对证。过了几天没有进展，那位“哥哥”就走了。
　　老于走了，我们没有洗澡的地方了，也没有边吃黄豆边聊天的愉快的夜晚了。
　　后来连队新盖了红砖大瓦房宿舍给我们住，有了活动空间，加上冬天有充足的燃料——上山砍木头柈子，把屋里烧得光腚都不凉，所以冬天就在宿舍里洗澡了。尽管那样，有时候我还是想起老于。
　　我们都是二龙山的匆匆过客，而老于却永远属于二龙山了。
　　当年作者与6团25连的北京战友北安县留影
　　
　　小包子193
　　夏锄时节，午饭是由连队食堂送到田间地头的。那天食堂改善伙食，为大家蒸牛肉馅的包子。
　　整个一上午，管理员很辛苦地劳作，就想叫大家吃好吃饱，落得大家满意。
　　午饭时大家凭饭票购买包子。吃四个五个的人，算一般，多的要吃十来个。
　　饭后管理员问国奇：“怎么样？今天的包子还行吗？”
　　“行嘛呀？”纯正的天津话。
　　“怎么呢？”
　　“第一口下去没咬着馅，第二口再吃，包子没了。”
　　“哈哈，哈哈！”引得大家一片笑声。
　　
　　师长来过我们连806
　　1970年夏锄后，迎来了难得的休息日。下午，有的人外出了，有的人在洗衣服，有的人躺在床铺上休息，有的人在拉风琴。我正在躺着看书。突然有人说“领导来了”。听到声音我立刻坐起来，这时就看见指导员和连长陪着一位身着军装的领导，后边跟着两个现役军人。凭直觉判断，这是一位大首长。指导员招呼大家：“师长看大家来了。”多数人没反应过来，少数人仍旧躺在床上，无动于衷。作为排长的我，急忙从二层铺上跳下来。师长亲切地和大家打招呼，这时大家已经坐在床铺上，仍有个别人躺在二层铺上，脚丫子伸出铺外，记得毛战友坐在床铺沿上和师长开了个玩笑：“师长上来坐坐。”师长笑着没有说话，环顾一下宿舍，微微皱着眉头。当时我们宿舍里很凌乱，刚刚有人洗完衣服，地面很湿，很泥泞；因为休息，大家铺盖行李都散放着，横七竖八的；吃过饭的盆罐堆放在床铺上，一片狼藉。指导员和连长面色凝重，谁也没有声响。在尴尬的场面中师首长走了。大家议论纷纷。
　　后来，师长到女生宿舍巡视，除了室内卫生比我们好些，屋里也挺凌乱的。
　　我们是普通连队，地处比较偏远僻静的山下，不比团部周围的值勤连队受重视，一般人不会多理睬我们。这次是师长到跃进水库视察，站在水库大坝上，看见远处有个连队，于是临时动议，要看看。就这样，在我们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我们连的真实面目完全呈现给师团首长了。
　　到了初冬，一师在师部孙吴召开了“农业学大寨”会议，领导专门给我们指导员下了“请帖”。在那次会议上，我们连队被师领导狠很地批了一顿。
　　转过年来，跃进水库的大坝已经修好了，来参观的人也多了。有一次兵团副司令员颜文斌在视察大坝时发现了我们连队，要过来看看，被有关领导挡驾了，否则不知又会发生什么情景。
　　师长在不该出现的时间，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场合，看到了不想看到的真实场景。知青的情绪很现地实反映出来了。连长指导员就该被批评，只知道知青是壮劳力，从来就没关心过我们的生活。但愿师长的这次大驾光临，能对改善我们知青的生活有点好处。
　　
　　当年的保卫股长963
　　原二龙山农场的保卫股长姓王，是一位既威严又慈祥的领导。
　　那是1969年的春末夏初，他带人到我们河北队逮捕了强奸犯张忠。
　　张忠是老解放团的战士，是解放战争中被俘的国民党军人，辽沈战役后被押解到二龙山开荒建场。张忠是云南人，文革前才找到老婆。老婆是团里有名的“小辣椒”。“小辣椒”曾结过婚，不知什么原因离婚了，带着个女儿嫁给张忠。文革期间张忠图谋不轨，利用“小辣椒”不在家的时候，多次奸污其养女。那时小姑娘不到15岁。“小辣椒”发现后，亲自找到生产队长检举此事。这下就把张忠揪出来了，联系他的旧军人历史，被定为坏分子。因为文革时没有了公检法机构，所以在连队里就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直到1969年兵团建制正式成立前，由原农场保卫股逮捕了张忠，并送进监狱。罪名是强奸犯。
　　逮捕张忠的就是王股长。他带着一行人，坐着解放牌吉普车来到连队，那天上午在我们的大食堂召开全连大会，宣布对张忠的逮捕令，随后当场铐上“犯人”，坐上吉普车去场部了。
　　王股长身材魁梧高大，表情一脸威严，正气凛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转眼到了当年的冬天，在二龙山屯的小酒馆里我又遇到过王股长。
　　兵团组建后，一次我去团部办事，在二龙山屯等我们的马车回连队。二龙山屯那个地方只有一个小商店，一个旅店和一个小饭馆（事隔40年后我听说二龙山屯属于我们六团管辖）。逛完了商店就进饭馆看看。那时大约下午3点钟，太阳已经西斜。饭馆里有几个人，其中一个小桌子前坐着王股长，正热情地和旁人唠嗑。桌上一壶老酒，一个小碟儿，一双筷子，好像在等待上菜。我看见小黑板上的菜谱写着“摊黄菜”“烩三仙”“溜肥肠”等。屋内弥漫着刺鼻的旱烟和炒菜的混合气味，一会儿一位服务员端上一碟肠子之类的菜肴送到王股长面前。王股长端起酒杯“吱”一口酒，然后“叭”一口菜，自饮自酌，好不悠闲。我真羡慕他。
　　我们的马车一直没有回来，所以我就在商店、旅店和饭馆溜达。一直到王股长吃完，喝好，骑上自行车奔四营方向走去。当时王股长应该算是我们农场的高级干部，但是在我眼里他是很平常的凡人。
　　1970年夏天，我们连组队去营部参加四营的篮球比赛。第二天比赛完了，“闭幕式”上，政治干事北京女知青喻林宣布由副教导员讲话。等他上台，我一看，才知道王副教就是当年保卫股的王股长。王副教非常慈祥和气，讲了许多鼓励我们的话，尤其表扬我们25连的作风好，纪律性强，说得我们大家心里都暖乎乎的，所以我至今对他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