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第1120-1137天
1959年7月14日星期二晴（第1120天）
下晚自习的时候，潘常静把她的日本朋友的来信给大家看了。这个朋友的父亲20年前曾在中国学习过中国话，但现在汉字却写不出多少了，只教给他几个字。所以，他用中文写了个纸条，说明他的汉语水平，后来又用英语写了一篇长信。他说，他愿意跟中国青年交朋友。中国的国际地位高了，中国的发展速度也是惊人的。他感谢中国朋友给他寄去的许多邮票。
宿玉堂说：“看来他是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不跟美国人通信嘛！”深津纯子说：“美国人也不一定都是坏的嘛！”
这件事使大家很高兴。
1959年7月15日星期三晴（第1121天）
有一种无聊的情绪。为了幻想而想到自己的某些缺欠的时候，意识里就有一种无所依旁的感觉。
我说：“咱们开个支委会吧！”老梁说：“都快吃饭了，开会？”
我们坐在坏了的水泥桶底下。我发言说：“快考试了，小赵的入团问题就在本周内解决，咱们得把意见统一一下。关于社会关系问题，得马上跟团委研究。”
老梁说：“关于他的牢骚问题，不应当分出前期后期，总之，觉悟抵，我们就要高一点要求他。”
老丁说：“小赵好对人采取一种讥笑的态度，这是什么问题？”
老于也参加了支委会，说：“我们应当全面地看问题，别光看过去。”
大家一致同意在支部大会上进行讨论。但社会关系问题得跟上级团委联系，搞清楚。
晚上，老马、老丁、老梁连续就助学金问题讲了话。罗广武享受2元助学金，却有两双皮鞋，穿灰丝绸衬衣。大约说的是王德福吧——认为假期助学金就是应当发的，为了占便宜，先报一个留校，放假时住几天，然后，拿上助学金就走了。
口气太硬了。
1959年7月16日星期四晴（第1122天）
早操的时候，我把支委会的决定跟总支组织委员汇报了，把几份材料交给他看。李桓桢也看了，他说：“专科二讨论了4个，加别班的，打回来7个，咱们也得严格一些。”
李兰英说：“我看他还行啊！”
我当了他的介绍人。又把材料全面地总结了一下。
把过去的日记翻了一下，那些随便记下来的对话，是那么有风趣。
看了杜鹏程给王汶石的信，曾几次谈了作家如何接受了党的教育。王汶石现在又去咸阳当县委书记了。读了他们的作品，又读了他们的谈话，我了解了作为一个灵魂工程师应当如何去生活。我能想象出王汶石的为人——精力充沛，热情洋溢，忠心耿耿；真正能与群众鱼水和谐，深入到生活海洋的底处，捞到了珍珠——生活的诗。
想把自己的觉悟提高到理想的高度，而又苦于不能马上达到这种人格境界，这是一个矛盾。一想到这儿，就有一种发奋求进的欲望。即使作文艺批评，也不应有心灵与语言的两重性。
1959年7月17日星期五雨（第1123天）
西边地平线上的云与天边上的云之间，开启了一道缝。阳光挡在天边云彩的后面，下面承受不了他的它的全部光辉，银亮亮的，总觉得天的一边是一片大海，很深，很远，云翳浩荡。雨后天光里的树是的鲜亮亮的，水气又在上面折射出异样的光条。
“象征派的画就是有它的特点嘛，你看这树叶儿的光、色，多么富有变化！”李长庆说。
午后开支委会，讨论赵洪利的入团问题。我做介绍人，王作昌讲了话：“光是劳动好，这是量的变化。”
刘承孝说：“牢骚和个人主义有关。”这很对。
最后，全体通过他入团。团内将增加一份力量。这是可喜的事情。
1959年7月18日星期六晴（第1124天）
今天考察汉语。早饭后，王作昌大声地发表了灼见，站在走廊的另一头都能听到他的声音：“谁说汉语名词不能重叠？树树开花行不行？战战获胜、车车满戴，都不行吗？”
我打趣地走过去说：“祝贺你，王先生，你在语言学上有新的发现！”
他一本正经地说：“不客气！”接着又向大家提出新的问题，“动词可加形嵌：不、得、了，谁能用后二字举形嵌的两个例子？”
考完现代汉语之后，我和老梁把一年来的思想工作回顾了一下。最近，张淑贤找他谈了话，说女同学对干部都有意见。盖如翔骄傲，对人好用一种教训的口吻。她说：“上次我没有去体育活动，他就质问我：‘你为什么不来上体育？’她反问：‘你有什么感冒吗？’老盖最后笑了，说：‘我倒没什么感冒，你可别感冒了。’她对别的支委也有意见，陈本凯自以为是，李长庆嘴里不说，心里可有道道。还说董淑玉对我有意见：‘盖如翔找我谈话就说：来来，你跟我谈谈思想情况吧！我本来想多说几句，一听，就不想说了。’”
我当然不高兴听这些话，这本来是使我苦恼、又很实际的问题，微笑和谄媚是没有必然联系的，关键是怕别人说自己有些谄媚，是自己不会笑的缘故，足见我有很多顾虑。
文学能教会你怎样做人，当你真正成为一个正常的人，也许你会忘记你想从事文学创作的目的。别人提意见，我本来应当高兴，无论对已对人，都应当真实而又认真。
晚饭后，我、张峰德、小赵、丁国文、宿玉堂一起到北陵去玩。6点以后，人不多。留下一些热情的游客：谈情的、抒别的、赏景的、赋诗的……而我们几个人，却是为了把一周来的心情放松一下。从柏油路进入林荫道，再到拱形的石桥上看荷花。晚风把确绿的叶子兜一下，夕照之中，含苞欲放的荷箭隐隐在望，用一个不新奇的比喻，像娇羞的少女吧？再沿着湖畔走过去，穿过马路，走进花坛，紫的，红的，粉的，黄的，白的鲜花，争奇斗艳，大大方方的，串儿红红得深深的，而牡丹和芍药却早开过了。老宿说：“谁说这是牡丹？我们家的牡丹是独枝的，叶儿也没有这么多。”我说：“花儿凋谢了，绿叶自然就多起来，绿肥红瘦嘛……你们家的是个人主义牡丹，这里的牡丹是集体主义。”
老丁说：“这要是不来呀，可辜负了美好的自然。”
张峰德说：“我们是对生活的留恋吧？”
小赵说：“又把这伤感的情调拿出来了。”
“应当有年青人的朝气。姜子牙35岁还去学艺呢！”
“姜子牙79岁才结婚！”老宿做了补充。
大家找了许多形容词来形容花，婆娑呀，浓艳哪……
老丁说：“我们掌握的词汇太少了。”
“不对，是自然的美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了。”
“对了，你这种说法全盖了！”
新开湖的对面，正在建一座疗养院，忽然想起郁达夫当年曾住在西湖畔，他爱人后来跟教育厅长跑了。嫌郁达夫的名望低，结果——一轮明月，两袖清风。
就这样，今晚不谈进步，也不谈落后。宿玉堂却来了感慨：“在初二时，头上只有一根白头发，现在这么多啦！”
有一股要写的热情，最终又觉得无聊。
1959年7月19日星期日晴（第1125天）
把小赵的材料整理完毕。
晚自习的时候，全班动员，抄写学生自编的文学史，用的是百花出版社的稿纸。
据说，吕云霞和十四班的孙福海的关系密切，晚上到处溜，看电影一起坐到楼上。赵某（她以前的朋友，照过定婚像）要她北京去看他，她说没钱，没去。今晚她先抄完讲义，提着书包走了。丁国文说：“抄完了帮别人抄抄。”她不高兴地回来了。她和孙福海天天在一起，呆在图书馆里。她对王金苓说：“我想找个同行的，又怕他（孙）把我扔了。”
1959年7月20日星期一晴（第1126天）
今天看见高中的语文教师何国初了。他来沈阳批卷。当他谈到高中师生的亲密关系时，我对那种生活有些怀念。他原来是六班的班主任。他班的同学和他在一起照了相。我也在场。
1959年7月21日星期二阴雨（第1127天）
雨后的黄昏，四周弥漫着薄薄的雾，看不清外面的树和稻田的界限，一切浸沉在幽静的自然里，安谧地享受着雨后的滋润。
读王西彦的《论<安娜•卡列尼娜>》，一篇绝好的论文。
1959年7月22日星期三雨（第1128天）
好大的雨哟！我从图书馆出来，顶着雨往宿舍跑，衣服湿透了。晚上光着脚丫到教室里去看书。有两天晚上失眠了。
1959年7月23日星期四晴（第1129天）
最近，我和同学谈起写作的事。我心里活着的人，比生活里的人单薄些。当回忆起我一年来的思想变化，对自己严肃的生活态度很满意，我将努力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完美的人，那时，我就心怀坦荡了。我想表现我自己，但绝非只是欣赏自己，而是要把作用在意识上的党的力量给以形象地确立。这时，我是很兴奋的。
早晨起来的时候，张峰德望着窗外，见操场变成了湖。他对小赵说：“哼！做操？我们游泳去吧！”
小赵说：“你是不是颓废了？”
老张说：“我什么都不懂，因此什么也不知道！”
于东波说：“你把达达主义拿出来了。”
老张说：“你老实点儿，小赵！你再这样我就不选你当干部了！”
张峰德常常采取这种胡闹的态度，表现自己是强有力的、不孤独的。听说他今年暑假要去长春，他母亲在那里。“我母亲在哪儿，我就跟她到哪儿！”他说。
午后体育活动时候，到北陵去散步。姑娘们照了相。我和张宏毅到花坛里去玩。园丁站在花丛里，透来温和的有趣的目光。脸膛黑里透红，额上刻了几条深深的皱纹，袒着胸。我问他那些花都叫什么名字，才知道西番莲就是大丽花，分为几种：光辉、粉桃，还有一种叫金鸡，花朵是红艳艳的。芙蓉花原来是一株小树—它的叶子跟槐树叶子差不多，形状比槐叶小多了，花朵是一束粉红的绒球。花坛的中间是五色草。又打听到了几种花名：红灯、醉蝶、蝴蝶梅……
91959年7月24日星期五晴（第1130天）
落日被黑烟罩着，形成卵黄一样的颜色，天上已见金星高挂了。
大家都埋头地复习功课。
1959年7月25日星期六晴（第1131天）
我凝神地望着窗外，树影隐入了淡淡的晚烟。落霞把这晚烟染成了桃红。汽车从缜密的树叶下面驰过，叶隙间瞬息又封闭上了。小赵问我：“你不看电影？”我没回答。他笑嘻嘻地盯着我说：“梗着脖想什么？”
我在想一个做人的道路。
王金苓在写信，哼着《山间铃响马帮来》电影里的插曲。本来是一支好听的曲子，当她用悠缓的颤声唱出来的时候，就变得十分哀伤了。一阵阵格格地笑声从楼外传过来，她立即站起来，跑到阳台上，凭着栏杆瞰望，然后叹了一口气，说：“唉哟，这些小青年的呀 ……”
我问她：“你要转学吗？”
她说：“嗯，说不上能不能批准。”
“我看转学对你没啥好处。”
“谁说不是的，我没办法呀！自从孩子送到我爱人那里，把他累坏了。他的身体比我还坏，生活稍不规律，马上就犯病，可灵验哪。我转学后，星期天还能帮婆母干些零活，要不是，我干脆就不能念了。”
“你去看电影吧，看，把你给愁坏了。”
“我不去。自搭从清河劳动回来，我就没看过电影。”
教室里没有灯，她回宿舍去了。
回到本题上来吧。我想怎样做人呢？原来在《解放军文艺》上看到了张天翼与青年作家的谈话。他说：作家的灵魂要干净。要写人得先会做人，就是说，我们还不会做人。
必须从个性的圈子里打滚儿的状态中跳出来，塑造一个新的个性。看来，我写的这些东西是有用的。
午后到校部学生科去看何华楠的档案材料（她到退团年龄了）。尹君在看他们班超令团员的材料。看我进去，急忙把写有名字的档案袋翻过去。管柜橱的人把钥匙拿走了，他等了一阵，我退出来。
之后老滕布置了个人鉴定的工作。是的，我应当把我的进步很好总结一下。
1957年7月26日星期日晴（第1132天）
一阵暴躁的赶车声从楼外传来。我从楼上往下看，见一辆马车装满了沙子，一头青马被赶车人打得直摇脖子，车夫仍然大怒不止，把鞭杆子倒过来，那粗大的木杆打在马头上、脖子上、肚子上。车夫一边打一边骂：“我该喂你还是喂你，该揍你还是揍你。”后来他又低声哄着马拉车，让车辕向右转，后耳板顶在杨树上了。那马全身的肌肉痉挛着，始终不肯向前走。
前面的另一辆车返回来，把后面这辆车的马缰绳拴在前辆车的车承上，勒上了马牙子，再用一条绳子把马腿勒上，免得它向左走；然后，两挂车一起赶，后挂车的马被前面的车拉得张着大嘴，一使劲，车就拉出来了。马车夫仰起脸，纵情地大笑。
晚上过组织生生活。大家谈了谈一年来的思想收获。老丁因为自己还有个人主义思想，怀疑自己进步的真实性。我想，我也有他这种情形。
会后老丁把教材科要讲义费的通知念了。说我在这两学期曾欠过钱。我说：“怎么搞的？我还没有穷到连讲义费都缴不起的程度呀！”
罗广武说：“讲义我不要行不行？”
郭铢说：“教材科总来这一招：讲义发到你的手里，然后再讲价钱，你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
1959年7月27日星期一晴（第1133天）
早晨我和小赵、贾继英在历史系楼前的花坛边打拳。空气凉润，晨光里的树叶也十分新鲜。小赵说：“我们有了空气浴了，这是三浴之一。”
我的鉴定昨天已写出来了。看了一天小说。在花园的庇荫下，有许多复习功课的学生。
晚上鉴定。然后支委会讨论了下届支委会组成人选。准备让张宏毅当班长。
1959年7月28日星期二晴（第1134天）
整天都是搞期末鉴定。张焕廷的自我鉴定用自我问答的方式。问：“假如现在仍然是劳动半天、上课半天，你会有什么反应呢？”我的回答是：“不会比过去情绪更好。”问：“如果国家分配我到艰苦的地方去工作，我会毫无怨言吗？”
答：“不会的。当客观符合主观的时候，我的进步会更快一些。”然后大家给他提意见。他对张峰德的意见是：“我觉得，张峰德对人不是很开朗的。内心想的和外表做的不一样。”
1959年7月29日星期三雨（第1135天）
第一组的鉴定搞到最后。支委会决定给剩下的三个人鉴定。
老梁做了检查。从态度上看，是毫无顾虑的，随意谈去。老马说：“你的检查有领导派头。”我就其工作作风主观、不虚心、要求自己不严格等提了意见。我看老梁好以小恩小惠的方式联系群众。上次在支委会上，我们给他提意见时，他说我和老丁两个人在整他。老丁提了这个意见后，老于发言了：“在清河水库上，我看支委之间互相用石子乱打，今天听说支委间常顶牛，才知道这是支委会间矛盾的表面化。”
张焕廷说：“老梁和老丁之间互相打闹，那情况不像是闹着玩。”
会场的气氛显得很紧张。罗广武说：“我有这样一个感觉：老梁在代表支委会批评一些人的时候，有个人成分。”李耀才激动地举起手来，说：“那天鉴定，本来是给安凤烈提意见的。李长庆提出反驳我的观点。老梁只听一方面的声音，用组织手段和政治压力说：‘你想给你以前的鉴定翻案！明天讨论你的问题！’后来我问他：‘明天的会怎么开？’他说：‘这个你别管，我们决定！’作为一个共青团员，我很难过……”
栾文彦掌握会场，看到这种情形，有些紧张，说：“咱们是给老梁提意见，你们争论的问题，不是以老梁为对立面的，所以今天不讨论！”
“为什么不讨论？”小马激动起来了，说：“这难道不能说明梁旭昌思想作风的主观片面吗？为什么要往明天转移呢？”
到23点才散会。散会后，支委们看到群众对支委会的团结问题有误解，感到了不安，决定明天开支委会把问题澄清一下。
1959年7月30日星期四时阴时晴（第1136天）
今天给金大凯和魏元奎作鉴定。支委会会后认为，有必要说明一下，各组给他们鉴定，不是斗争和批判，而是帮助他们认识问题，使大家受教育。
我第一次看见魏元奎能这样严肃地对待自己的过去。语气里带着苦味。后来他哭了，断断续续地说不下去话。下课的时候，支委都到他跟前去安慰他。他用手搓着眼睛，抽泣着说：“你说我怎么能不难过？”
接着金大凯鉴定。他给自己戴了许多空洞的帽子，形面上学机械唯物论之类，然后又说对工人阶级的干劲有充分的体会，矛盾百出。
晚上经过充分讨论，选出新的支委会和新的班会。丁国文抽到年级里去工作了，张宏毅任班长兼支部副书记。这是一位热情、洒脱的人。他曾对我说：“方法是次要的，哪个干部在干革命之先就有一套方法？”
1959年7月31日星期五阴后晴（第1137）
我、陈本凯、李长庆在一起研究，把支部鉴定意见填上去。老梁去开会了。他让我们给他买面包，因为站排太长，每人只许买一个，我们就没给他买。后来他自己去买，面包已经没有了。他回来时把窗一关，说：“我去开会，你们连个面包都不能给买，怕我不给钱哪？两毛钱我还花起了。”
我的火车票是让李长庆给捎的。我曾去问倪凤鸣，看他多咱走。他慌慌张张地写纸条，好像忘记要拿什么东西，写了又画掉。我说：“我说什么也得下午走。”
他决意不肯跟我一起走。把我拉到楼后面，谈了一些情况：“把我整完了，昨天晚上批判我到3点钟才完。”
“为什么？”
“有人揭发我，说我有四次吃饭没给钱。这哪有的事吆！后来大家来火了，我吓坏了，我说：‘我不仅干四次，而且有更多次！’支部说我不诚实，大家说我腐化，就给我算细账，说我有资产阶级恋爱观。”
我帮他认识了一下。他不拘小节，犯这个错误是可能的。都怨我以前对他的帮助不够。
午后大家收拾行李。于东波、张峰德帮助赵洪利打行李，十分亲热。我只一个人收拾书籍。当时我就有一个想法：如何能使自己与同志有一种更亲密的关系多好，这是感受生活所必须的品德。这是我在下学期必须做到的事情。高尔基说过：人类不止一次地证明了，人类想做什么，他就能做什么。我是否可以证明一下这句话的正确性呢？
